摘  要：在大众传媒发达、电视节目类型多样的今天，文化类读书节目《朗读者》《见字如面》从一众大热综艺中脱颖而出，抢夺了人们的视线。《朗读者》与《见字如面》此类节目的“火爆”，得益于其亲和的形式、清新的内容、深厚的情感，用朗读的方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情感需求紧密相连，引发大众对文学、情感以及人生的深度思考。它们既满足了大众对优质电视节目的期待，也为其他综艺节目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文化类电视节目;大众传媒;成功要素;朗读者;见字如面

在各类电视节目充斥屏幕的当下，《朗读者》与《见字如面》以亲和的形式、清新的内容、深厚的情感，用朗读的方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情感需求紧密相连，引发大众对文学、情感以及人生的深度思考。它们突破传统电视节目的单一形式，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实现了文化与情感的融合与创新，满足了大众对优质电视节目的期待，也为其他综艺节目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朗读者》与《见字如面》成功要素分析

（一）新颖的节目形式

董卿曾说：“文字背后是情感的承载，而朗读就是用最美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情感、传递爱。”《朗读者》《见字如面》这两档节目正是通过朗读的形式，将原本僵化在纸上没有生命的文字变得生动起来。朗读嘉宾在朗读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经历，融入自身情感，以引发听者的共鸣。《朗读者》总结出一套新的节目模式即“访谈+朗读+轻解析”[1]，由此可见，朗读并不是节目的单一呈现形式。它还配合访谈与解析的环节，使听者在充分体会嘉宾情感的同时，获得对文本背后内涵的认知。《见字如面》同样由“访谈、解析、朗读”三个环节串联而成，但与《朗读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设置的访谈环节，是对于专家学者的访谈，专注于探究文本的背景、观点。后者的访谈则分为两种：一是对朗读嘉宾的访谈，重在寻找嘉宾与文本之间的联系，挖掘他们与节目主题相关的过往经历及人生故事;二是对专家学者或作者的访谈，旨在对作品本身进行简要评论或阐释。二者有着共同的目的，即促进情感的传达，使观众获得更为深刻的情感体验。

（二）高而不冷的文化格调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2]只有当文化走下“神坛”，不再高高在上，才能真正为观众所接受。《见字如面》《朗读者》两档节目，旨在展现静态文字背后的价值，使观众感受文字背后所蘊含的情感力量，实现以文化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的传导作用。这两档节目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相对小众却具有文化品位的题材，着眼于书信朗读的偏门领域，摆脱文化类节目的刻板、无聊的“文化残余”束缚，以一种平易近人的形式，从各式各样的文化类电视节目脱颖而出。

（三）情感比技巧更为重要

审美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深沉的情感评判。列夫·托尔斯泰曾指出：“写作的主弦之一便是感受到诗意跟感受不到诗意之间的对照。”对诗意的感受就是人在审美中的情感体验活动。情感体验作为个体生命最直接的体验，在人类审美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朗读者》《见字如面》两档节目显示出这样一种观点：朗读的首要目的，不再是传达文本的内容，而是以“读文”的形式，将情感作为一种生命感受、灵魂亲历去表达，带领读者触摸文字背后蕴含的情感与温度，在朗读声中寻求情感的共鸣。中央电视台给予《朗读者》的节目定位是“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突出了“情感”在此档节目中的重要地位。在嘉宾的选择上，《朗读者》与《见字如面》存在着差异。《朗读者》的嘉宾配置由素人、名人以及明星组成，它将目光头向社会各个领域，寻找发生在各类人身上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感动;《见字如面》则采取了全明星阵容，由明星朗读书信，用书信打开历史节点，带领观众走进那些依然鲜活的时代场景、人生故事。

在文本的选择上，《朗读者》选取的文本必定与朗读嘉宾的人生经历有所关联，精挑细选出最能够表达朗读者故事的文本，使嘉宾结合自身生活体验，寓情于文，借文抒怀，传达出一种经过审美加工和创造后的情感;而《见字如面》选取的文本与《朗读者》之间可以没有必然的联系，《朗读者》即情感的传达者，他们与观众一样，从信件中汲取情感的力量。二者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都弱化技巧的作用，重视情感的传达，使朗读不再是“我会读”，而是“我要读”。

（四）读者对优质文化产品的需求

如今，我们处于泛娱乐化时代，电视大众文化脱离了理想精神的维度，荧屏长时间被一些同质化的节目霸占，文化读书类电视节目的生存空间被挤压[3]。巴赫金一再阐释的“狂欢文化”以一种中国特有的形式在荧屏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观众不再追求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转而追求在电视节目中获得的十足娱乐享受。马克思说过“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在人类亟需文化滋养的当下，《朗读者》《见字如面》作为一股清流，注入吵闹的洪流中，以清新隽永的风格、文化人的面貌让大家耳目一新。这两档节目一改真人秀节目的喧闹，以一种慢节奏的方式，让人在静谧祥和的氛围中充实自我精神世界。

《朗读者》总导演刘欣表示：“当人们物质生活日渐富足、精神生活也被娱乐填满时，自然会产生新的需求——对自我、对世界产生疑问，寻求答案。这样的困惑， 娱乐类综艺无法给出解药，就要靠文化节目来满足这样的需求。”这两档节目就应运而生，满足大众充实精神生活的需求，满足大众对优质文化节目的期待。

二、由《朗读者》与《见字如面》引发的思考

《朗读者》与《见字如面》的火爆现象带给电视行业诸多惊喜，与此同时，影视工作者如何打造高层次、多元化的电视文化精品？互联网时代下的文化类电视节目应当如何重塑生命力？这些问题引发了众多电视工作者的思考。

（一）精准的节目定位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弗洛姆曾指出：“如果只使人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但没有满足那些人类的特殊的需要和技能，人的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精神层面的空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多家电视台都曾先后创办文化读书类节目，例如《读书时代》《子午书简》等，但都因为收视率低迷而停播，文化类电视节目仿佛进入了寒冬。原因可想而知，奔波一天后的人们渴望的是一个能够满足自身感性要求的嬉戏空间，略显严肃的文化读书类节目显然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鲁迅说过：“看客的取舍，是没办法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用”。任何文化艺术作品只有通过受众的接受欣赏才能发挥其社会功用。所以，一档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寓教于乐，于嘈杂中抚慰人心的电视节目就显得尤为重要。《朗读者》《见字如面》虽突出情感在朗读中的作用，但从本质上来看它们同属文化类节目，旨在使人们在观看节目的同时，接受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朗读前的访谈环节，通过讲述嘉宾与作品之间的故事，加深观众对作品的认知，使朗读有了情感的加持却又不至于完全被情感所淹没。与《朗读者》相比，《见字如面》就更加遵循了“文化类电视节目”这一定位。节目中所选取的信件，涵盖了从春秋时代到现代的诸多历史阶段，在转场访谈中，专家们也对所读信件做了较为详细的背景与内容介绍，让观众在获得听觉享受的同时，也能从中获取相关知识。这两档节目将表达情感与传播文化视为己任，使文化类读书节目焕发生机。《朗读者》与《见字如面》最打动人心的是其真诚与质朴，处于这样一个焦虑急速的时代中，它们脱离快餐式娱乐节目的束缚，立足于宏大的空间维度，在回望湍急的时间长河的同时，又能在细微之处直击人心。

（二）能够唤起共鸣的主持人与嘉宾团队

一档好的电视节目，不仅需要新颖的策划与优秀的节目质量，更少不了一个能够把控全场、灵活应变的主持人。对于一档电视节目来说，主持人就是节目的灵魂、成型的标志、风格的体现。而董卿，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主持人。每年春晚舞台上的她知性沉稳、落落大方;《中华诗词大会》中的她，出口成章，与台上饱读诗书的选手们站在一起也毫不逊色;在《朗读者》节目的访谈环节中，董卿总能与嘉宾们侃侃而谈。此外，董卿本人也是一位具有一定话题性的主持人，“董卿口红色号”“董卿陈数”“董卿气质”“董卿朗读者”等一些与董卿相关的人或事屡次登上微博热搜。无论是《朗读者》还是《见字如面》，主持人都有着自己的主持方式与独特魅力。他们成为节目的品牌核心[4]，在主持过程中适当融进个人的主观感受，“平视”观众，使信息传递真正有了对象感与交流感。

对于朗读节目来说，朗读主体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朗读嘉宾的选择上，《见字如面》与《朗读者》也都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见字如面》采用全明星的阵容，节目开播之前就赢得了诸多关注，比起同类型的节目，《见字如面》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而《朗读者》则大胆采用“明星、名人、素人”的嘉宾形式，使各个领域的人们都能在感同身受中获得情感的共鸣。当年过九旬的许渊冲老人朗诵林徽因的《别丢掉》时，他的泪水真正诠释了“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这句话的含义。当成都金堂的山花夫妇周小林、殷洁公开家庭文集的时候，让屏幕前的观众对“爱情”这个词语又多了几分不同以往的见解。当麦家读出写给儿子的一封信，读到“地球很大，我们太小了，但我们不甘于小，我们要超过地球”时，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父母的拳拳爱子之心，看到了独自承担心酸苦楚的一位父亲对儿子最深切的期待与祝福。令人印象深刻的嘉宾们数不胜数，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面的观众都能从不同嘉宾的讲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从中获得不同的感悟。

（三）不忽视年轻人的需求，不局限受众群体

在如今的社会中，年轻人俨然已经成了文化传播的主要受众体与传播体，他们是乐于接受新事物的一代，也是容易被舆论所左右的一代。当大屏小屏都被快节奏、无营养的娱乐节目充满，年轻群体已经无法从电视节目中汲取养分，逐渐在娱乐中迷失。所以，荧屏上亟需一档能够对年轻人群体起积极引导作用的高质量的电视节目。董卿提到《朗读者》时曾说，真正让她出乎意料的是新媒体的热度与年轻受众的喜爱。如今的年轻人与以往不同，更加文明开放的社会氛围、大众传媒的普及与发展等，这些就决定了他们绝对不会没有独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判断。作为文化传播者，要做的绝不是忽视年轻受众群体的需求，自以为是地将他们喜欢的节目类型化，而是相信他们的审美判断，打造精品节目，引发年轻群体的关注。年轻人对电子产品的熟练运用，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的活跃身影，以及他们自身所具有的创造力与活力，使得文化类电视节目走出屏幕，走进人群，焕发出真正的生命活力。“没有低估年轻人”这是《朗读者》火爆的重要因素。

（四）多平台联动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文化传播媒介是现代社会文化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纽带与桥梁。《朗读者》开播前，董卿就因为在《中华诗词大会》上的精彩表现，为人们所称赞，有着“由董卿首次担任制片人”光环加身的《朗读者》，从开播前就获得了大众密切的关注。《朗读者》较其他文化类电视节目而言，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此外，在节目开播前由王俊凯、王凯等当红明星拍摄宣传片、微博知名大V宣传助力，也为《朗读者》节目的热度添了一把火。不负众望，《朗读者》在开播之后话题与关注度居高不下。节目播出期间，以微博、微信、知乎为代表的新媒体社交平台是节目方宣传造势的主要阵地。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对节目进行宣传的文章有10万+阅读量的累计超300篇，可谓是“刷爆”朋友圈。同时，朗读者官方微博进行宣传，相关媒体如央视新闻等带“朗读者”“董卿”等话题词条助力转发，明星大V也加入其中，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一波“朗读者热”。据相关数据显示，《朗读者》首期节目播出后的一周时间内，微博榜单持续上榜三小时，连续两小时总榜第一，其影响力与关注度可见一斑。

《朗读者》《见字如面》两档节目在播出方式上采用了“网台联动”模式，前者在CCTV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综艺频道黄金时间联合播出，爱奇艺、腾讯视频客户端同步更新，音频版节目也在喜马拉雅FM上进行投放;后者先在腾讯视频客户端上线，接着在黑龙江卫视及湖北卫视播出，最终节目以合集的形式在腾讯视频上线，并将每封信的朗诵音频在网易云音乐APP以电台节目的形式发布。播出平台的多样化满足了不同群体的需求，如对电子产品不甚精通的人群会选择收看电视;而在校学生等年轻群体则更偏向于通过网络客户端进行收看。突破传播平台的限制，更加有效地提升了节目的传播效果。

三、结语

如今，媒体无处不在，它是社会文化建构的重要力量之一，甚至起到引导社会风向的作用。作为媒体文化的一部分，综艺节目不能只满足于博得观众一笑，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娱乐的调味品，更要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扛起文化传承的重担，创造出具有文化独创性的“精品”。

参考文献：

[1]董卿.从两页策划到一个爆款 董卿讲述《朗读者》幕后故事[J].广电时评，2017（8）：11-17.

[2]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5.

[3]牛光夏，吕雪童.不喧哗，自有声——评电视节目《朗读者》《见字如面》[J].中国文艺评论，2017（12）：86-90.

[4]钟永平.《朗读者》：电视文化类节目的新突破——兼谈《见字如面》现象[J].中國广播电视学刊，2017（4）：46-48.

作者简介：王玥，安徽农业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