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曾繁仁先生始終将美学研究的目光投诸于热烙烙的生活土壤上，始终致力于将美学研究与解决当今迫切的社会热点问题、人生问题紧密联系。同时，他善于在中西美学的互参、互证的比较中，探究适合中国美学理论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并努力激活中国传统美学的内在潜质，使中国传统美学的瑰宝不仅为世界认识，同时也为当代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关键词：曾繁仁;美学研究;特点

曾繁仁先生作为当代著名美学家，自有其独特的研究视域、不同凡响的理论建树，以及独到的研究特点。曾先生美学研究领域和建树突出表现在“文艺美学”“生态美学”“美育”三个方面，而其美学研究特点，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曾先生是当代最具有社会责任担当和社会良知的美学家。他始终将美学研究的目光投诸于热烙烙的生活土壤上，始终致力于美学研究与解决当今迫切的社会热点问题、人生问题紧密联系，而不是一味蹈空凌虚、沉缅于空洞理论的演绎中。第二，曾先生学贯中西，善于在中西美学的互参、互证的比较中，站在世界美学的历史高度，探究适合中国美学理论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而且注意吸收中国传统美学的精华，丰富世界美学宝库，将中国传统美学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美学。

一

曾繁仁先生是大陆较早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并卓有成就的美学家。他之所以将研究目光盯在文艺美学领域，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粉碎“四人帮”，必得将文学、美学从极“左”思潮中解放出来，正本清源，还文学艺术自身的审美品性与审美规律。正如曾先生指出的那样，“随着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学术领域出现了明显地由‘外向‘内转向的趋势”[1]3。曾先生及时适应时代的要求，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积极推动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由侧重社会政治的外部研究转向侧重艺术与形式的内部研究。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确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文艺作品的经济效益日显重要，“出现了以追求感官刺激为目标，甚至是反映颓废糜烂生活的文艺”[1]25。加之，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电脑的普及，新兴的文化产业中出现了一些快餐文学、地摊文学等不健康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严重毒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精神灵魂。正是在这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面前，曾繁仁先生果敢地将美学研究方向深入文艺美学领域，“从审美的创造与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性与审美性、娱乐性与陶冶性的有机统一等问题的任务，使得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在适应时代与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提高作品的美学品位”[1]26。当然，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也有其美学自身运行的内在规律及机制，是美学理论本身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瓶颈必然寻求突破的产物。国际上，“由对美的思辨的本质思考转到对艺术作为精神家园作用的探索”[1]27，国内“由对美的抽象哲学思考转到对文学艺术的更为实际的研究，然后再深入理论的更深层面，探讨美与艺术所蕴涵的深厚人文精神”。但曾繁仁先生选择文艺美学这一学科，并将“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研究主攻方向[1]27，而且“以现象学方法作为文艺美学的研究方法”，带领其学术团队在这一领域不懈地耕耘，取得不菲的成果，致使“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获批为教育部首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其中不能不与曾繁仁先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学者的道德良知密切相关。

曾繁仁先生的生态美学研究同样立足于时代与社会的需要。曾繁仁先生是国内最早投入生态美学研究并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专家之一。他早在2010年就出版了《生态美学导论》一书，该书“融汇中西，以西方生态存在论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理论为两个基本支点初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生态美学理论体系”[2]82。生态美学的诞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因为，我国的生态状况已经到了危险境地：环境污染严重;荒漠化和水资源极度匮乏;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枯竭。国家由此提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口号。正如曾繁仁先生在书中指出：这是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理论的新发展，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中国之梦。就整个世界而言，“人类必须改变惯有的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社会、思维与生存模式。如果不加改变，人类的前途命运就必然受到严重威胁，生态灾难将危及人类的生存”[2]1。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72年国际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由此，人类社会跨越了工业文明时代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

其实，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虽然产生于工业文明时代，但也透露出生态文明观点的萌芽。马克思强调人的人化，人在自身的人化过程中，必然追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而日渐逼近大美的境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合规律性正强调人不能随心所欲地违背自然规律，而要顺乎自然的发展;合目的性就是承认生态平衡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由此，人类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追求中，感受到美的自然意蕴，领悟到美的自由品质，而这一切又正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必然产物。虽然它还停留在人类中心论的认识论美学阶段，以主客二分的观点看待自然，但却是生态存在论生态生命论的前奏。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畅神说、虚静说，西方的移情说，无不触及物我两忘、以物观物的审美境界，让人品味到美的自由大化的本质意蕴。曾繁仁先生指出：生态美学不是一个新的美学学科而是美学学科在当前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发展、新视角、新延伸和新立场，是一种包含生态纬度的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这种包含生态维度的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就文化变革而言，诚如曾繁仁先生在《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一书中所说，它包括这样一些内容：第一，人对自然的部分复魅，与工业革命时代人对自然的祛魅相对;第二，人与自然的共生，是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第三，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与环保优先，是对于只顾发展的经济模式的否定;第四，确立适度消费的生活原则，否定无度消费的生活原则;第五，确立绿色的有机城市建设原则，否定灰色的无机非生命城市建设原则。总之，“人类必须由传统的只顾发展的经济模式过渡到可持续发展，由传统的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过渡到人与自然的共生，由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过渡到生态整体观，由传统的‘人化自然的审美观过渡到人在自然世界中美好生存的生态审美观”[2]1。这样的总结是颇为详尽而又十分科学的。曾先生还深刻洞悉到生态文明时代必然引起美学变革，在西方是由艺术美学到环境美学，而在中国则是由实践美学到生态美学并揭示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不仅为全新的生态存在论哲学，还应包括中国古代的“气本论生态生命观”。由此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环境美学”哲学论上的偏颇。曾繁仁先生就是这样深刻地论述了中国生态美学产生的必然性及科学性。

曾繁仁先生的美育研究也是这样在中西美育史的梳理中，融合中西美育理论的精华，构建科学的美育理论大厦。曾繁仁先生在《现代美育理论》一书中，就分设两编，分别介绍现代西方美育与现代中国美育。曾繁仁先生在书中高度评价了现代美育理论之父席勒的划时代价值。席勒从美育的独特视角批判了他所在的时代。这种批判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审美批判的先河。特别是他又空前尖锐地批判了所谓现代性所导致的人性分裂和艺术低俗的弊端。由此，该书认为康德不仅是德国古典美学发展的桥梁，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德国古典美学，某种程度上突破德国古典美学的思辩性、抽象性，努力将美学研究带入现实生活，开启了现代美学突破主客二分思维方式，走向主体间性之路，这确为不刊之论。

曾繁仁先生还具体将中国古代“中和论美育观”与西方历史上占主体地位的“和谐论”美育观加以比较，指出中国古代“中和论美育观”的哲学背景发端于先秦时期“天人合一”理论，而西方的“和谐论”美育观则是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反映。西方古代美学的概念是“和谐”，这种“和谐”是指外在形式的对称、统一，同中国的“中和”包含天与人、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统一内涵截然不同。曾繁仁先生在《现代美育理论》书中说道：“中国古代的‘中和之美的内涵是反映了人自身的‘性与‘情、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宏观的协调关系，以‘天人合一作为其文化背景、哲学根据与美学理想。而希腊古代的‘和谐之美则局限于微观的个体自身，以具体物质形式的对称、比例、秩序为其特征，以毕达哥拉斯作为世界本原的‘数作为其哲学根据。”[2]90这种二元对立思想往往造成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的自我价值的失落及存在状况的恶化，从而使西方有识之士试图从中国古代的“中和论”美学思想及美育观中寻找拯救人类的良方。这也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对世界美学思想、美育观的重要贡献。

当然，曾繁仁先生的美学研究成就是多方面的，其美学研究的特点也并非以上两点，如学术的前瞻性、理论的深邃性、论证的严密性、说理的透辟性等。这里仅挂一漏万，谈一点自己的浅见，就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1]曾繁仁.文艺美学的生态拓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2]曾繁仁.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671.

[4]曾繁仁.现代美育理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5]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2.

[6]瑟帕玛.环境之美[M].武小西，张宜，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7]张庆熊，周林东，徐英瑾.二十世纪英美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8]朱狄.当代西方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95.

作者简介：吴家荣，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