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与技术主义的对立最早是在电影领域，有学者表示如果卢米埃尔为电影艺术确立了写实主义的传统，那么梅里埃为电影确立的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技术主义传统。写实主义与技术主义的差别在于写实主义强调对真实生活的原样再现，尽可能真实全面地体现事件细节。技术主义注重技术的重要作用，把技术放在首要位置，强调从内容到形式技术加工的必要性，使观众产生真实生活的幻觉。写实主义倾向的是以真实的镜头，真实的情感感染受众，技术主义倾向于通过“视觉奇观”吸引受众的目光。写实主义与技术主义的争论最根本的目的是探讨在科学纪录片中到底是注重纪实属性，尽可能不去使用虚拟现实手段来破坏纪录片的真实性特征，还是坚持技术至上的原则，通过数字技术造成的“视觉奇观”以获得观众的关注与喜欢。

一、创作原则：重内容还是重技术

在现代的影视批评中，经常有人发出质疑影片制作技术的水平是否成为判断整部影片最重要的标准？技术至上的观念在影视艺术文化中时常出现，技术至上派别强调影片的奇观效应，将视觉艺术效果的最大化看作是影片创作的最重要原则。

在探讨科学纪录片的创作原则到底是重内容还是重技术之前，必须理清楚内容与技术并不是一个完全割裂的关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单纯的只从内容出发不考虑技术，也不能只考虑技术，不考虑内容，而是谁在科学纪录片中起到一个优先性导向的问题。无论是技术至上论还是技术决定论，都必须要承认，技术在影视艺术中的重要作用，如何解决技术与内容的关系是一个永恒议题。

科学纪录片作为影视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循传统文艺理论原则，“艺术作品由内容和形式兩方面构成，内容是主要方面，形式是次要方面，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1]在科学纪录片中，虽然要看重技术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主次，通过数字技术制造的是美感还是快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人们对于影视艺术的愉悦感来源于视觉、听觉的直观享受，技术手段所制造的影视画面，直接刺激受众的视觉神经，使人在视觉上得到充分满足。上文中提到受众对于科学纪录片的需求，分为理性需求、感官需求和情感需求三种。受众的理性需求应该是处于首要位置，这与其基本功能是传递科学知识有关，其次才是感官需求和情感需求，同样科学纪录片与科幻片在影视艺术中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与作用。因此从内容和形式来讲，内容绝对是占据主导性地位，而数字技术手段是对科学纪录片所传递的内容进行辅助说明，让科学纪录片更加的生动与形象。在观看一部科学纪录片时，如果受众只是视觉器官参与到影片中来，头脑与思维并没同步，只是单纯地感受到视觉的震撼，在影片结束后，并没有得到一定的知识性的收获，那么这部科学纪录片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因为它不具有科学传播的功能和作用。

因此在谈论科学纪录片到底是重内容还是重技术这个问题上，可以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内容始终是优先于技术的，技术起到的是辅助性作用。这也是科学纪录片与科幻片的一个重要区别，科学纪录片始终要把传播科学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即使是像《与恐龙同行》这样的几乎完全用数字技术制作出来的影片，片中的虚拟恐龙也是要根据历史原形而来，里面恐龙灭绝的原因、恐龙的习性、外形特征等基础知识类问题不能虚构，而是要根据科学家和考古学家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创作，科学纪录片始终不能违背其科学精神，不能忘记自己的功能和价值，因此，在开篇之初本文便已经明确表明要将数字技术作为影视制作的一种工具来进行研究。

二、真实再现：真实还是虚构

数字技术下“真实再现”是真实还是虚构，是纪录片学界一直在热议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它体现着纪录片观念的区别与差异。许多纪录片学者认为：“取自原始状态的素材和故事比表演出来的东西更优美更真实。”[2]他们将真实看作是纪录片的第一生命，强调纪录片所拍摄的对象和选取的素材必须源自现实生活，且必须处于一种客观的状态，不允许有任何扮演或者虚构的成分存在，并指出现在的纪录片采用的虚拟现实技术已经违背了纪录片真实的本质。除非是对客观事物拍摄后不经过任何处理和剪辑，只要有人为因素的干预，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真实，因为不同的创作者对于同一事物的理解也会有一定意义上的偏差。

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也是一组值得辨析的概念。现实主义所倡导的“真实论”符合科学纪录片这种影视艺术文化的现状，它倡导创作主体尽可能按照生活的原型来反映生活，又要尽量摆脱现实生活的自然主义实录，创造的影像真实是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现实主义在追求与现实生活相似性的同时，认为纯粹的复制与描摹是毫无意义的流水账，艺术必须是高于生活的。在呈现与生活的相似性背后，要融入主体的创作与再创造。

真实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它指科学纪录片表现的对象必须是来源于客观存在的现实生活，同时纪录片所传递的观念也必须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真实;另一种则是主观意义上的真实，是指人为意识所感知客观世界，并对此做出判断。从艺术角度来讲，纪录片采用数字技术还原历史场景正是为了营造一种逼真感。

针对科学纪录片的表现手法，西方纪录片学界指出科学并不是一种既定结论，要把科学看作成一个动态过程，科学纪录片的叙述增加了影片的趣味性，同时提出了“假说-演绎”这类的科学研究思维方法。科学是一门探索性学科，科学研究也是一个不断提出新问题去“证伪”的过程。

真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定义真实，或是我们能在多大限度内，容许哪种可能性的虚构。尤其是在科学纪录片中，我们如何看待对历史场景的经典复现？我们又是如何看待科学纪录片中对于未来的想象？

无论是持有传统观念的纪录片学者，还是持有新观念的纪录片学者，两个所表达的观点都没有错误，因为两者思考的角度不同，一种是站在纪录片伦理角度去看待数字技术在纪录片中的使用，一种则更多的以市场及受众角度来看纪录片的发展。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纪录片艺术与数字技术是互补互动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是大势所趋，符合社会的整体语境，更符合广大受众的审美需求。

三、技术理性：数字技术应用的边界

从苏格拉底开始，古希腊哲学中便出现了“理性”的概念，这种理性的思维随着社会的变革不断的变化与发展，逐渐延续到技术层面上来，技术现象开始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进入到哲学思考的领域。技术理性最初是源于工具理性的概念，马克思·韦伯将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种，他指出“工具理性是人的理性中的一种，主张发挥手段的有用性，改造的对象是自然和外部世界。”[3]马尔库塞将工具理性的概念融入到技术理性中来，他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麻痹了人的行为意识，从而引发了技术的异化。在社会语境中探讨技术，一定要辨析技术决定论与技术理性的不同的概念范畴。

在科学纪录片领域，技术决定论过于片面与绝对，不适用于以纪实影像为主的影视艺术形式。就技术层面而言，数字技术在电影和在纪录片的制作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应用层面上，数字技术必須与纪录片的纪实特征、本体属性、影像风格与特点这些方面相结合，以此来区别纪录片与电影的不同，因此数字技术不能在科学纪录片里没有任何限制的使用，而是要明确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与工具，要遵循科学纪录片的基本特点与功能。

数字技术制作的虚拟场景，虽然有着极佳的画面质感，但是科学纪录片与科幻片不同，不能仅给观众纯粹的感官享受，更不能让数字特效太过于喧宾夺主，过多的强化视觉震撼与形式美感，导致观众不能准确地捕捉到影片所传达的内涵与价值。数字技术是为科学纪录片服务的，技术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影片说明科学原理，描述出那些不能肉眼可见的客观事物，对过去的经典复现，对未来的合理想象。科学纪录片不能偏离其反应真实生活，传递科学精神的特性，要继续坚持其固有的纪实风格。数字技术在科学纪录片中的使用并不能替代传统的纪实手法，而是对其进行合理地扩展和补充，镜头拍摄的纪实影像仍然是科学纪录片的主体，数字技术模拟的画面虽然也成为影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定要符合科学纪录片的整体风格。数字技术并不是科学纪录片中唯一的表现形式，而是与实时拍摄的纪实影像、相关历史资料结合，共同完成科学纪录片的叙事和表意功能。

科学纪录片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应该遵循动态平衡原则，“动态平衡原则是指在纪录片数字特效的创作过程中，创作者根据纪录片的样态特点和作品实际情况来决定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数字特效，并且平衡由此产生的特效画面与实拍画面的比例。”[4]数字技术在纪录片创作领域的应用比例在不断地增加，在提升影片的表现力与观赏性的同时，科学纪录片不能过多的依赖与强调数字技术，一味地迎合观众的视觉感官刺激，而偏离科学纪录片的科学传播本质，物极必反最终造成观众对于科学纪录片可信程度的质疑。

参考文献

[1]江逐浪《电视艺术技术论》，北京：北京广播学院，2003年，第74页。

[2]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502页。

[3]李珍《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研究》，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8年，第15页。

[4]陈飞《论数字特效在纪录片创作中的运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2008年，第39页。

作者简介：李娇（1992-）女，满族，辽宁锦州，硕士研究生，工作单位：四川传媒学院（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