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现代诗歌先驱者艾米莉·迪金森一生中创造了大量表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自然风光的诗歌，这些诗歌描述了诗人投身自然，从中探索个人与自然关系，寻求思想与精神力量的体验。其自然诗歌主要创作于19世纪美国社会变革之时，诗人笔下的美洲新大陆不仅是神赐予美利坚民族的乐土，更是他们获得精神独立的依托。这种与自然强烈的情感联系唤起了美利坚民族对美洲新大陆的自豪感与认同感，强化了民族情感，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

[关键词]自然诗歌;超验主义;民族精神

[基金项目]2017年湖南省教育厅课题资助项目“艾米莉·迪金森诗歌意象系统及其原型意象研究”（17C0684）;湖南省社科基金外语联合项目：“鲍勃·迪伦诗歌意象与音乐表现手法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17WLH17）

[作者简介]黄超楠（1980—），女（苗族），湖南邵阳人，博士，湖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1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9324（2020）45-0-04[收稿日期] 2020-06-05

一、引言

被誉为美国意象派诗歌先驱的艾米莉·迪金森一生中创造了主题丰富的诗歌作品，其诗集问世以来，吸引了众多读者。自20世纪艾尔弗雷德·卡津的《美国行进》和哈罗德·布卢姆的《西方正典》这两部学术著作将迪金森诗歌纳入西方文学规范，确定其经典地位后，西方迪金森诗歌已历经数代人研究，著述丰硕。2008年戴普曼的《试着与爱米莉·迪金森一起思考》推动了迪金森后现代性研究的转向，中国迪金森诗歌研究起步晚，研究多聚焦于诗作主题、艺术风格以及创作影响探源，而关于诗人自然主题诗歌则集中讨论了诗人的自然观、诗学策略以及自然意象等方面。20世纪后半叶，当生态观念成为世界性话题时，人们也开始重新解释迪金森对自然的表达。毫无疑问，自然对迪金森是重要的，诗人在与自然的交流中形成了一种与自然相契、与神性相符的诗性人格，同时她与19世纪快速发展的社会之间联系依然紧密，她的作品既描绘和再现了美国本土自然之美，又融入了对时代精神的关注与回应，与同一时期的艺术家一样，迪金森通过对美国自然的书写展现美国民族特征与精神，抒发民族认同和情感。民族身份和精神的建构与强化对在19世纪努力摆脱欧洲影响，寻求独立发展的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结合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思想与文化发展动向和时代精神风貌，我们可以看到迪金森自然诗既是对欧洲宗教传统的批判与反思，又呼应了当时美国社会发展之需要，着力塑造着美国地域特征，凝聚民族意識。从这方面看，迪金森并非如以往批评界所描述的那样，完全与世隔绝，沉溺在个人精神世界中，尽管她远离人群，醉心创作但拒绝发表，然而她的诗歌却从未与这个国家和时代的发展相背离。她既有对传统的批判与坚持，也有对革新的热情与勇气;既有形而上的思考，也有与现实、国家、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追求。

二、自然：精神的慰藉

18世纪末欧洲浪漫主义的蓬勃发展催生了美国超验主义思潮，兴起于19世纪30年代新英格兰地区的超验主义可以说是美国自独立以来经历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运动。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则长期浸淫于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思想之中，迪金森隐居新英格兰乡野，如同身体力行融入瓦尔登湖畔中的超验主义诗人梭罗一般，以观察者和诗人身份亲近自然，探寻自然。在这场主观心灵探索自然风景的过程中，自然从供诗人观赏描述的纯粹客体逐渐成为提供心灵和精神寄托与启迪的审美对象。梭罗在自然中追寻神圣的道德力量，关注自然对人的道德陶冶，而迪金森则实践着超验主义所提倡的在自然中通过知觉与上帝交流，获得神的启示，她的自然诗歌创作除了歌颂和赞美自然的生命力和活力外，也展现了自然内在精神价值。从“万物有灵”观念出发，迪金森认为，自然中蕴藏着一种可贵的精神与意志，“引导人们敬畏宇宙的秩序、皈依自然的和谐、寻求灵魂的安宁”（程虹，2014）。自然带给人心灵的慰藉与精神力量，让迪金森从基督教僵硬刻板且让人生疑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在传统宗教信念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消极等待救赎走向反思和积极追寻之路。

迪金森的家庭信奉加尔文教，而她本人却并不笃信宗教，在给阿比亚的信中诗人明确提出她对宗教的怀疑态度，指出自己是家里“叛逆的那一个”，即便如此，迪金森自幼便熟知教义，熟读圣经，在她给希金森的一封信中就将《圣经》列为自己读过的最优秀选集之首，并在给兄的信中她说“父亲读圣经—我则将之视为一种安慰”。诗人从教义和《圣经》中获得许多第一手的想法，这也是她对自然、生命、永恒等问题进行观察和思考的起点。在圣经神学的框架里，上帝创造了万物，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绝对主宰，通过自然中的万物来揭示自身的存在;人与生俱有原罪，人需依赖于上帝的选定，成为“圣人”，方能进入天国。对于这些信念，迪金森怀疑其真实性而摇摆不定，诗人以诗歌为媒介，展开与“上帝”的对话，或对上帝的至高无上进行理性思考，或表达感情上对上帝的怀抱、生命永生的渴望和希冀。

在迪金森的笔下自然充满原始的生命力与活力，以丰富的色彩呈现在她的诗中，日出和日落是“金色燃烧紫色熄灭”，春天里“三月的鞋子”是紫色，歌唱的鸟儿腹中藏有卷卷“银色的曲调”，色彩缤纷的自然充满灵性。同时，自然也是“最温和的母亲”，自然的博爱与神圣之光滋养着一切生灵，哪怕最微小的蟋蟀，最无价值的小花，都获得了自然无限的爱和关怀。对自然的强烈感触，让诗人也因绚烂秋季的到来，别上了一枚胸针，成为自然中的一员，与自然的亲近促成内心精神的升华，也是外在自然转变成人内在的风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心境”（徐珂，2014）。这是一场诗人内心与自然的交融，在自然中诗人主观想象力与外界万物交流，自然既为诗人提供及了创作的源泉，又成为她心灵的归属与慰藉。

毫无疑问，迪金森有着清教徒观察自然的特定的思维模式，同时也深受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诗人以细腻生动，极富象征与隐喻的手法呈现上帝与自然的关系，上帝与人的关系，“上帝”隐现于天地万物中，自然中的一草一木无不体现着上帝的意志和神圣，通过聆听与观察自然，人能与上帝进行最直接的交流。与爱默生笔下的“上帝”略有不同的是，迪金森对自然中“上帝”的体验源自对自然执着的热爱和对俗世宗教的怀疑与反叛。如在诗歌“有些人安息日去教堂”中上帝以牧师形象出现在自然中，当人们穿着盛装前往教堂，向上帝表达忠诚和崇拜以获得死后进入天堂时，“我”并不愿意抛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迎合教会的规定。坚信有着“翅膀”的自己只需要在果园里做礼拜，小鸟是这场礼拜的唱诗班，而上帝为其布道，与神同在的“我”，无须等到死后，就已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了。再如，在诗歌“篱笆那边”和“上帝允许虔诚的天使”中，上帝似邻居家慈祥的长者，在黄昏时呼唤天使回家，在庭院里种植树莓，顽皮的“我”明知会被责骂，也大胆地越过篱笆前去采摘。因为在“我”的眼中上帝也曾是一位调皮，好奇的男孩。在和谐的自然环境中，上帝不再是威严又可怖的审判者和惩罚者形象，而是艾默斯特小镇上的一位居民，身着灰袍，温和而仁爱，出现在人们黄昏归家之时，出现在“我”家隔壁草地之上。在诗人如聊家常般的语气中，人神之间关系亲密，一位温和、富有人情味上帝的出现“让整个新英格兰都不寂寞”。在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反思以及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迪金森对自然，对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无疑诗人从神性的角度来展现自然的精神价值，自然给予人和谐、秩序、平静以及心灵的归属让诗人恢复了对信仰和上帝的接纳。自此，诗人通过诗化自然、神化自然，将人的心灵与自然结合起来，强调个人直觉、体验感受渗透着神性光辉的自然和无处不在的上帝。

當然，自然意象的运用在此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面对内战，诗人拒绝表明立场，究竟正义和胜利属于内战的哪一方，她更多地关注战争造成的悲惨和痛苦，通过研究内战爆发后诗人的诗歌还是来往信件，可以肯定的是她关心如何战争带来的创伤。1864年，为筹集善款，迪金森发表了三首诗歌：《金色燃烧，紫色熄灭》《花—嗯—如果有的话》和《这是鸟儿回来的日子》，这三首诗歌的发表并不是鼓励人们在南北对抗中付出更多牺牲。相反，诗人给那些体会到战争残酷与悲伤的人一些安慰，在迪金森看来战争让普通人承受痛苦，而这也必须成为民族叙事的一部分。迪金森尝试将美利坚民族正遭受的痛苦与个人难以言说的痛苦融合在一起，Daniel Manheim指出在《巨大的希望破灭了》一诗中迪金森借用朗费罗“船”的意象，试图融合国家创伤与个人的苦难，并对两者做了判定，因为无法分享，个人的痛苦会倍加，而国家的创伤则更持久，因为它包含无数，不可逾越的个人创伤（Agnieszka，2009）。

战后的美国社会，除了遭受战争的暴力和破坏，南北之间的分裂与矛盾并未消失，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彻底摆脱殖民地身份，如何消除战争带来的创伤，如何应对国家分裂的危机。迪金森诗歌创作与当时的“和解（reconciliation）”主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爱—生命的先驱》到《太阳出来之后》诗人着力于如何调和“一个分裂的国家”的问题，诗人似乎对爱默生提出的“以权利与爱为原则革新国家”做出了回应，在她看来，战争给个体带来的伤害和苦痛应得到补偿和安抚，而真正要解决国家分裂危机，人们应该联合起来，让苦难成为民族团结的基石，而不是分裂的原因。战争让迪金森的诗歌创作有了新的方向，诗人从个体的痛苦抒发喻义民族的苦难与悲痛，而这样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无疑增强了统一、和谐美利坚民族形成的可能性，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战后的美国，正如丹尼尔（2013）指出的那样，战争使诗人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美国诗人，一个与人类有联系的人。

四、结语

迪金森不仅以生动、细腻的笔调再现了美国自然的神韵，更赋予自然一种强烈的精神力量，这也正是诗人内心的精神体验与外界的自然景物融为一体的体现与证明。自然不仅是人心灵与精神寄托的对象，在另一方面，诗人以自然的神性之光和无限生命力寄托、肯定和赞美生活在这片地域上的民族的生命力和活力，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作为美国南北战争亲历者，迪金森敏感地把握到美利坚民族捍卫民族身份与独立的时代追求，对国家自然风光活力与生命力的呈现唤起了人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自豪与热爱，诗意的自然成为强化了美利坚民族的地域文化认同以及促进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媒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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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pirits of Emily Dickinson's Natural Poems

HUANG Chao-n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Hunan 425100， China）

Abstract： Emily Dickinson， the pioneer of modern American poetry，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poems expressing the natural scenery of New Engl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Her natural poems were mainly created in the middle of 19th century when the American society was undergoing tremendous changes. The American continent she described in her poetry was not only the Promised Lan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also the land maintaining their spiritual independence. This strong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nature aroused the American nation's sense of pride and identity for the new continent， strengthened the national emotion and the unity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nature-themed poetry; transcendentalism; national spi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