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大年

“意象”由“物象”“意”（“象”与依附在“物象”上的情感）两个方面构成，是诗人传达情感的重要载体。由于“象”所承载的“意”不同，故而同一“象”在不同的诗中出现，其实是不同的“意象”。从这个角度讲，意象的核心在“意”而不是“象”，“象”只是诗歌画面中的构成部分，依附其上的“意”才是领会诗人所传之情的关键。那么一个“象”为什么会承载此“意”而非彼“意”？一个“象”为什么会有多个“意”？为什么一个“象”在一首诗中会同时承载几个“意”？我们常讲知人论世，那么“意象”是否也存在“世”（时代性特征）的问题？本文拟对诗词中常见的“雁”意象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理清“雁”意象变迁的轨迹，以期有助于理解意象的相关问题。

大雁是古代诗人钟情的一种鸟，它的倒影频频落在古典诗歌长河的河面上。不同的诗人给雁这个“象”赋予了不同的“意”，故而“雁”意象承载了多种不同的情感。详细梳理之后，发现出现在诗词中的雁主要可分为这些类型：传书雁、漂泊雁、边塞雁、悲秋雁、爱国北雁、遗民南雁。其中用“雁”意象传达爱国之情的写法，诗人提炼出的“爱国北雁”和“遗民南雁”，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拟对此作相对深入的探讨。

传书雁

雁作为信使，在诗词中用法较广，典出《后汉书·苏武传》。古人称书信为“雁足”“雁帛”“雁书”等，并且和“鱼书”并举，说音信断绝，就说雁逝鱼沉或雁杳鱼沉。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古人认为：水四通八达，鱼可以无所不至；雁飞翔于天空，活动又极富规律可循，来去有固定时间——春分以后自南向北，秋分以后自北向南；鱼和雁就成了古人想象中最优秀的邮递员。信可以传达讯息，负载情感，雁自然成了送信传情的工具，诗人往往借用雁或直书、或暗示，来抒发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以及思念之情：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杜甫《天末怀李白》）

“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沈如筠《闺怨》）

“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李清照《念奴娇》）

雁之所以为信使，与苏武的故事密不可分。有出处、有典故是“象”得“意”的一条路径，“物”因人而含情，“象”因“事”而获“意”，如鲲鹏之于庄子，香草美人之于屈原，菊之于陶渊明。前人、故事建立了“象”与“意”的联系，这种联系为后人沿用，在沿用中得以强化，就形成了意象。后人的沿用本身是对前人建立的“象”与“意”联系的认可，“象”与“意”的联系又是建立在对“象”特点的充分把握之上的。雁成为信使，与它能在交通不便的时代自由、远距离飞翔有关，更与它迁徙时南北往返、时间固定、有规律可循相关。在古人的世界里，雁有“信”的思想品德，书信值得托付。正如古人称鸡为“五德之禽”，其一便是“守夜不失时，天明报晓，是信德”。可见，雁成为信使，既源于《后汉书·苏武传》，还源自雁飞翔、守信的特征。

漂泊雁

雁作为候鸟，一年之中，南北往返，迁徙不定，四处漂泊。人们就将雁和流浪游子联系起来。唐代称流动的民户为“雁户”，如“洛苑鱼书至，江村雁户归”（刘禹锡《洛中送崔司业》）。古代社会，人们或去边塞戍守，或赴都城赶考，或为官流转，或游贾四方，或因战争离乱，主动或被动地生出许多游子。诗人便借雁来表达游子不知归宿、无所凭依的孤獨寂寞与悲凉无奈。

借雁写自己的漂泊之苦，如：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白居易《自河南经乱》）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高适《别董大》）

借雁写别人，多见于送别诗，以雁营造凄凉氛围，写被送者的孤苦，借以表达送人者的恋恋不舍之情与不得不分的浓重悲凉。如：

“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李颀《送魏万之京》）

“荒城背流水，远雁入寒云。”（郎士元《送别钱起》）

“人随鸿雁少，江共蒹葭远。”（韩愈《送湖南李正字归》）

“去雁远冲云梦雪，离人独上洞庭船。”（李频《湖口送友人》）

写人生如寄的生命感悟，

如苏轼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游子漂泊的羁旅孤苦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情感体验，而苏轼将鸿雁的抒写提升到生命层面。这里的人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故乡的游子，更是以宇宙为逆旅，漂泊于天地时空的生命游子。面对宇宙的无穷与人生的短暂，宇宙的永恒与人生的偶然，在飞鸿雪泥的隐喻中，苏东坡抒发出对人生浓浓的悲凉之情。在《卜算子》中他写道“缥缈孤鸿影”“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不仅是他傲岸、自甘寂寞的独立人格的体现，更是他深沉浓烈的生命孤独体验的叹喟。

为了强化情感的浓度，诗人又选择孤雁去写，孤雁是漂泊的失群之鸟。如：

“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李商隐《春雨》）

“乡心正无限，一雁度南楼。”（赵嘏《寒塘》）

“碧云日暮无书寄，寥落烟中一雁寒。”（范成大《鹧鸪天》）

借大雁传达孤独感依然建立在雁的特点之上。一年之中，雁南北往返，迁徙不定，四处漂泊。安土重迁的古人在雁的迁徙漂泊中，联系到人在流寓四方的漂泊中的孤独与凄凉，进而上升到生命的孤独感，抒发人生如寄的感伤之情，这是一种更加深沉的生命体验。如果说，传书雁的意象是建立在大雁飞翔与守信的特点之上的话，那么漂泊雁强化的是大雁迁徙的特点。更多时候，诗人之所以选择孤雁，是因为雁是一种极有组织性的鸟，飞行时呈“一”字或“人”字，被称为“雁阵”，失群之后，孤单就被强化，所以大雁的“孤”是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失群的。可见，意象不同的“意”是源于“象”不同的特点，“象”的多个特点，是一个“象”有多个“意”的根源。比如月意象，月距离地面很高、月色皎洁的特点，被赋予人格高洁的“意”；月阴晴圆缺的变化现象，被联系上人间的悲欢离合；月光照亮广阔的大地，既有他乡，也有故乡，月承载了思乡之情，还被分为故乡月和他乡月；月亘古不变的特点，被古人分成“古时月”和“今月”，对照着人世沧桑变化。

边塞雁

边塞题材的诗词，通过大雁刻画边塞风光：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

“破讷沙头雁正飞，鹈泉上战初归。”（李益《度破讷沙》）

“如今年老无筋力，犹倚营门数雁行。”（令狐楚《少年行》）

“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温庭筠《苏武庙》）

“猎马千群雁几双，燕然山下碧油幢。”（张仲素《塞下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范仲淹《渔家傲》）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边塞，大多指的是与北地少数民族政权对抗的地方。雁向北迁徙时，地域较广，最远可达西伯利亚，选用雁，就能体现出北地边塞的地域特征。雁在此处成了一个富有边塞地域特征的动物，古人有“塞雁”“胡雁”之说。其次，雁飞行高度较高，选用雁就能在诗词之中营建出一个广阔辽远的空间，凸显“天苍苍，野茫茫”的异域风光，同时大空间、大画面有利于抒发边塞诗歌保家卫国的豪迈之情。雁作为抒豪情的壮美意象，是雁意象在中国文学中最早的用法，始见于《诗经·小雅·鸿雁》中的“鸿雁于飞，肃肃其羽”。《毛诗序》说“《鸿雁》，美宣王也”，是将其看作是一个壮美意象的。

当然，边塞题材中有一类通过写边塞环境的恶劣、生活的艰辛，传达边地将士思家思亲的悲凉之情。这与使用大雁营建出的广阔辽远空间并不矛盾。抒悲凉之情的诗作，所营建的空间越大，越能构成对个体孤独生命的挤压，悲凉的情感也就越深沉，这是诗人惯用的手法，如：“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万里悲秋常作客”“暮霭沉沉楚天阔”。边塞诗中选择雁意象，核心是对大雁迁徙，能北至西伯利亚，具有地域特征的把握，也出于大雁飞行高度高，便于呈现开阔空间的考虑。

悲秋雁

用雁以明时令，写秋景，有时抒悲秋情怀，也是诗人常常采用的写法，如：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李商隐《霜月》）

“早雁忽为双，惊秋风水窗。”（李益《水宿闻雁》）

将“悲秋雁”单独列出，还可以区别诗词中的“燕”意象。大雁与燕子都是候鸟，而诗人更多地将燕子和春季联接，用燕以明时令，写春景，写春来万物富于生机的喜悦，写春去美好时光消逝的怅然。写春景用燕而不用雁，主要源于燕子体型小，富有灵动之气，又与人类生活的距离较近。相对而言，大雁却有一对沉重的翅膀，也很难与人类近距离接触。小燕子翩翩飞舞，忙碌的身影极富动感，飞行高度较低，在诗词中构筑的画面空间不大，都有利于抒写诗人们春来喜悦的柔美之情。惜春情怀，根源于人对美好将逝的感知，是一种由喜而生的悲，显示出诗人们敏感纤弱的内心世界。春光将逝，美好不再也只是一种淡淡的怅然，远没有悲秋时面对万物凋敝，想到生命终止时所具有的深沉悲怆。故而，写春来的喜悦、春去的怅然，诗人们往往会选用燕作为传情之物。

悲秋使用雁意象，充分抓住了大雁在秋季迁徙的时间特点。另外，大雁的鸣叫声也饱含着凄凉况味。更多的时候，悲秋雁与雁意象的其他用法相重叠，但悲秋会成为一首诗词情感的背景或底色。将“悲秋雁”单独列出，有利于我们认识雁意象在情感上的主要指向——悲情。可以说雁主要是以悲情的载体而出现的，如写离愁别绪的传书雁，写游子悲苦的漂泊雁。即使是边塞雁，固然壮，有时也难免含一些悲的成分，形成悲壮的情感基调。

一首诗中的雁意象，我们不能截然划入上述分类的其中一种，它往往同时含有多种情感指向。这体现出了诗词中意象所生成的情感具有复杂性、涵混性的特点，一个意象可以同时兼具幾种情感指向，从而开拓了诗词传达情感的空间。如范成大《鹧鸪天》中的句子“碧云日暮无书寄，寥落烟中一雁寒”。其中的雁意象既指向了肃杀的秋季，也指向了雁为信使，自己却无书可寄的伤感，还指向了游子漂泊的孤独。

诗人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本来是建立在诸多文本之上的，前人的文本成为诗人创作和读者阅读的背景。一个意象被一用再用，“象”与“意”的关系被固定了下来。一“象”多“意”，创作与阅读中，根植于前人的文本背景，多“意”涵混。学者叶维廉说“几乎每一个字的出现，都不是全新独立的；它的出现必然是重复而多意的”。每一个字都如此，更何况是意象呢？他又说：“文、句是一些跃入庞大的时空中去活动的阶梯。诗不是锁在文、句之内，而是进出历史空间里的一种交谈。”“诗人写下一句诗，他已经活动在这个空间里；我们说一句话，已经呈现出我们历史的根源。但我们也知道，一首诗的文、句不是一个可以圈定的死义，而是开向许多既有的声音的交响、编织、叠变的意义的活动。”这也恰恰说明了意象的涵混性生成的原因。

爱国北雁

南宋词人生活的时代，国土大片沦丧，政权风雨飘摇，他们抓住雁迁徙的特点，将雁引入到抒发爱国情、报国志的题材之中，赋予了雁新的富有时代特征的意义。他们写雁又大多将雁和北地联系起来，写北雁，或抒写对北地国土沦丧的痛心，或抒写收复失地、重振国威的激越，或抒写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不能参与收复国土的战争的愤懑，或表达对统治阶层的失望。

戴复古的《贺新郎·寄丰真州》中写道：“木落山空天远大，送飞鸿北去伤怀久。天下事，公知否？钱塘风月西湖柳，渡江来百年机会，从前未有。唤起东山丘壑梦，莫惜风霜老手，要整顿封疆如旧。”北去飞鸿，可至宋人沦丧之北地国土，而人不可至，故而“伤怀久”。“送飞鸿北去伤怀久”，寄托了词人怀念中原沦陷区的情感，显示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对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渴望。一腔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喷涌而出，真挚感人。

刘克庄在《贺新郎·送陈仓部知真州》中写道：“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空目送，塞鸿去。”将去之塞鸿，可至北地，而自己却不能随之同往，壮志难酬之叹，尽含其中。他在《贺新郎·九日》中写道：“若对黄花孤负酒，惜黄花、也笑人岑寂。鸿北去，日西匿。”选用飞鸿意象，以凄凉之景衬托凄凉心怀，目送北去飞鸿，其笔法与他的《贺新郎·送陈仓部知真州》如出一辙。再如他的《忆秦娥》：“梅谢了，塞垣冻解鸿归早。鸿归早，凭伊问讯，大梁遗老。浙河西面边声悄，淮河北去炊烟少。炊烟少，宣和宫殿，冷烟衰草。”词人再一次借北归之雁，将江南、河北联系在一起，借沦陷区人民对北归之雁的询问，传达了词人对统治者无意收复失地的愤懑之情。“凭伊问讯，大梁遗老”，其实也就是陆游所说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显示的是对沦陷区人民的关注。刘辰翁在《兰陵王·丙子送春》中写道：“春去。最谁苦？但箭雁沉边，梁燕无主。杜鹃声里长门暮。”词人直接用中过箭落在边远之地的飞雁，喻指被元军掳走的宋恭宗和太后一行。

“国家不幸诗家幸”，特殊的时代给诗人提供了特定的关注题材。“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又是文人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传统。两宋积贫积弱，异族政权虎视眈眈，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爱国主义作品的大爆发。诗人抓住大雁能到达北地的特点，借以表达强烈的爱国之情，赋予了大雁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意”。可见，意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在发展中，“意”逐渐丰富起来，形成多个“意”的叠加。并且一“象”多“意”中的一“意”，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富于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遗民南雁

南宋灭亡之际，宋末元初之时，在朝代更迭时期，诗人们更是在雁的身上赋予了自己的一腔遗民心志，对旧朝的留恋思慕，对新朝的不予认同，强烈的复国梦，永存的爱国心，都借雁的形象，进行着一次次彻底的宣泄。

文天祥的幕客邓剡在被俘过南京时作的《唐多令》中写道：“说兴亡、燕入谁家。唯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宿芦花。”“南来无数雁”当是词人的“旧时相识”，“和明月、宿芦花”是雁的流离，也是失去最后一块根据地后，无所归依的南宋遗民的隐喻。亡国之痛、无可奈何之情，充溢全词。再如词人张炎，也借南雁写这种遗民情怀，并且由此获得张孤雁的美名。元代孙齐的《至正真记》记载：“张叔复尝赋《孤雁》词，有‘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人皆称之曰‘张孤雁。”为他博来美名的是《解连环·孤雁》，这只离群的孤雁，在“沙净草枯”的悲秋时节，形影相吊，无限凄凉。群雁飞行，或作“一”字，或作“人”字，这即是“书”。孤雁不能成“字”，也就不能成“书”，故有“写不成书”之句。书又为书信，雁又是信使，欲寄何种相思？“残毡拥雪，故人心眼”，此句用了苏武牧羊之典，原来要传的是苏武的满腔忠怀。眼前一点孤雁，苏武万种情怀，妙合一处，可谓一只孤雁传忠情。苏武之情，词人之思是也。“玉关重见”，雁的北地重返，未尝不是词人渺茫的希冀。张炎是抗金名将张浚之后，宋的灭亡对词人而言，既是国破，也是家亡。曾经的贵公子，现在的流亡人，便将这满腔遗民心志，都托付于孤雁一身。

明末清初的朱彝尊，身世与张炎相似，祖上做过明朝的丞相，明清易代，家境衰落，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四处漂泊。他的《长亭怨慢·咏雁群》，同样传达了这种遗民心志。这是一群南归的雁，它们“也只恋江南住”，但即使回到江南，也只会见到“败荷疏雨”，满目凄凉，也只能“又蘸凉波飞去”。雁一心向往的南方，早已不是旧时模样，那作为明朝遗民的词人是不是也同样如此？故国之思与现实无奈的沉重哀吟都在“又蘸凉波飞去”中抒发出来。

遗民观念是元朝与清朝早期凸显出来的思想意识，虽然中国在这之前就存在“五胡乱华”的历史，但异族建立中央政权，以汉族为主的中央政权被颠覆，给亡国赋予了新的东西。长期的历史演进，汉族成为中央政权的正统的观念，已深深植入人们的意识中，对少数民族建立的新政权不予认同是遗民观念产生的根源。

相对于前期诗人笔下写雁多与北地相联，多写北雁，这个时期的诗人写雁更多的是将雁与南地联系，多写南雁。究其原因，写北雁，有重新收拾旧河山之意。旧朝的覆亡，使得眼前的江山在他們的眼中，虽是旧朝的残山剩水，但毕竟“朱颜”已改，江山易主、天子易姓，这让他们十足伤心、十足绝望。元灭宋是由北及南逐步展开的，南方是旧朝的最后根据地。清灭明的过程也是从北向南的逐步征服，南方依旧是明朝的最后根据地。南宋与明朝的遗民，抓住了这相近的历史背景，用南雁倾诉着他们的遗民心志，对南雁的书写里充满了他们对旧朝的眷恋与思慕之情。遗民南雁的产生既是时代影响的结果，也是诗人对雁南北迁徙特征的把握。

终上所述，意象的一个源头是历史文化故事，情感的“意”是建立在“象”的特征之上的，是对“象”的特征的高度准确的把握；“象”的特征与“意”构成了联系，并在后人的沿用中被固定了下来。一个“象”具有多个特征，诗人们给不同的特征赋予了不同的“意”，一个“象”就有了多个“意”。创作与阅读的背景是诸多前人的文本，所以意象传达的情感、读者解读出的意象的情感就自然具有了涵混性。意象的涵混性，既开拓了诗人传情的空间，也开拓了读者阅读时的审美空间。意象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有一个被丰富、被补充的过程。特定的时代中“象”被赋予了特定的“意”，意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象是动态的，它永远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