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明旭

〔摘要〕 长期以来，唯物史观语境中的“公共性”之所以未能得到有效澄清，主要原因在于相關研究没有直面马克思对“公共性”的批判。回到马克思论述公共性问题的原初语境，可以发现，马克思并非在一般意义上批判“公共性”，以观念为载体、缺少辩证维度并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则和出发点的“公共性”才是马克思真正批判的对象。基于此，我们可以深度阐明“公共性”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唯物史观概念，并对其本质含义、一般类型、基本特征、研究进路等给予系统阐释。当前，准确厘清唯物史观语境中的“公共性”，对于深刻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本质特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趋势以及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内在逻辑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公共性，唯物史观，马克思，原初语境，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20）06-0034-07

当今时代，不论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进而追求更平衡更充分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还是在面对严重化、普遍化现代性危机必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公共性问题都愈发凸显。公共精神、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公共信任、公共秩序等问题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与之相应，“公共性”成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对其进行准确界定和阐释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从相关研究来看，围绕“公共性”进行探讨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表述不统一、表层化以及界定方式抽象化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直面马克思对“公共性”的批判。因此，我们亟需回到马克思论述公共性问题的原初语境，准确把握马克思是在什么意义上批判“公共性”，深度阐明“公共性”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唯物史观概念。准确澄清唯物史观语境中的“公共性”内涵，不论是对于深化公共性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对于回应当今时代重大理论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批判“公共性”

任何理论的出场都有其相应语境，不能把握理论的出场语境就无法准确理解其真实含义。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进程中曾明确提出要反对哲学、消灭哲学，如果我们只在文字表述层面把握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则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因而，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相关文本，准确分析他在何种意义上批判哲学、批判什么样的哲学。理解马克思对“公共性”的批判也应如此。总体上看，马克思在如下意义上批判了“公共性”。

（一）马克思批判了以观念为载体的“公共性”。在观念层面理解公共性，进而将其界定为某种公共理性、公共意识、公共精神，不仅是近代哲学的主流做法，也是现代哲学的基本主张。从卢梭、康德到李普曼、阿伦特，从哈贝马斯、罗尔斯到桑德尔，尽管研究侧重点和具体表述不同，但基本都在该框架下展开讨论。青年马克思也曾如此。在大学初期，马克思的法哲学研究主要讨论公共权利问题，该研究的理论基础则是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一书所阐述的个体有限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关系。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肯定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脱离直线做偏斜运动的学说，阐释了个人的精神自由和意志自由等公共理性问题。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批判了普鲁士政府对公共舆论、公共权利的践踏，指明相关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理性的公共性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有效贯彻。《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将公共性视作某种精神观念的局限，但对公共权利、公共生活的分析仍然借助于抽象的人本主义思路，以“类本质——异化——类本质复归”的分析模式探讨公共性的迷失与建构，没有实现全面的观念创新。

在清算从前哲学信仰、实现哲学革命之后，马克思开始批判在观念层面理解公共性的哲学进路。一方面，马克思阐明公共性的载体不是精神观念，“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1 〕93。在讨论公共利益问题时，马克思指出公共利益的形成及其与个人利益的矛盾是由分工导致的，“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2 〕163。另一方面，马克思剖析了公共性被视为某种精神观念的现实根源，即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需要。马克思说：“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2 〕180再一方面，马克思揭示了以观念为载体的公共性的迷惑性。公共性一旦呈现为某种观念，人们便“把它们当做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 〔2 〕181。这样，人们的认识就容易与现实割裂开来，其结果是，当人们对社会的公共性状况不满时，要么是批判某种公共性观念，进而陷入青年黑格尔派式的词句批判，要么是批判现实生活没有贯彻好公共性观念，进而陷入蒲鲁东式的抽象人本主义批判。

（二）马克思批判了缺少辩证维度的“公共性”。在思想史上，人们对公共性的认识长期呈现出两种对立的绝对主义倾向：要么认为公共性先验存在，构成现实生活有序运行的基础和机制;要么认为公共性不存在，现实社会充满对抗和斗争，人们向往的公共性状态不过是一种主观幻想。马克思在辩证立场上对上述两种绝对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刻批判。

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在绝对肯定意义上看待公共性的观点，指出完满的公共性状态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将公共性进行绝对肯定化理解不过是统治阶级试图遮盖阶级对立事实以粉饰其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手段。关于绝对公共利益的虚幻性，马克思指出，在现实生活中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是矛盾的，所以“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但是，“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 〔2 〕164;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 〔2 〕164;现实的个人追求的仅仅是特殊利益，“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 〔2 〕164。关于绝对公共权利的虚幻性，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生产条件下，“‘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 〔3 〕361;权利主体处于不同生产关系中，因而“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 〔3 〕364;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 〔3 〕363。关于绝对公共自由的虚幻性，马克思指出，尽管资产阶级时代实行所谓的自由交换、自由竞争，但事实上，“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 〔4 〕179;由于分工和所有制的制约，资产阶级时代的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 〔4 〕180-181。关于绝对公共安全的虚幻性，马克思在揭示与批判资产阶级宪法的虚伪性和阶级性时强调，所谓“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 〔2 〕682。关于绝对公共精神的虚幻性，马克思指出，尽管法国大革命消除了封建时代的等级观念，将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观念大力推广，但是一旦遇到现实利益冲突，统治者则立刻会“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步兵，骑兵，炮兵” 〔2 〕706。

另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在绝对否定意义上看待公共性的观点，指出相对意义上的公共性是客观存在的，完全无视其存在不仅违背现实，还会导致理论批判陷入主观主义。在讨论有关利己主义问题时，马克思指出：“难道谈论利己主义就不是在谈论共同目标么？任何利己主义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可见，它是以社会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资料等等为前提。” 〔2 〕253当有人对资本主义采取抽象道德批判，指认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存在公平、正义等公共性因素时，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扩大是对工人最有利的事。这一点必须同意。” 〔2 〕368

人们对公共性的认识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两种绝对主义立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不能历史地对待公共性，不能把公共性发展看作是一个结构不断优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二是不能具体地对待公共性，不能现实地区分各种社会主体，进而无法看到在充满阶级对抗和斗争的社会中，在不同阶级和集团内是存在相对意义上的公共性的。

（三）马克思批判了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则和出发点的“公共性”。在思想史上，以公共性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则和出发点的思想进路集中体现于康德哲学，即首先对各种公共性问题进行抽象概括，提炼出一种具有先验性、普遍性的公共性原则，然后在研究具体公共性问题时，将这种原则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解决问题的基础。比如，康德在论证世界永久和平问题时，按照上述思路先是阐明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然后阐明永久和平的正式条款，认为这样就可以为保障与提升民族国家间的公共性提供观念支撑，因为“哲学家有关公共和平可能性的条件的那些准则，应该被进行准备战争的国家引为忠告” 〔5 〕132。

青年马克思对公共性问题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康德主义研究进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解决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问题时，就是以“国家”（公共性的最高实体）为原则和出发点的。他认为，当私人利益侵害公共利益时，国家应对其进行干预和纠正，并大声疾呼：“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 〔6 〕261-262在實现哲学革命后，马克思则对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则和出发点的公共性进行了批判，指出公共性的发展和公共性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抽象原则的现实化和具体化，而要通过现实的方式来促进和提升。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马克思说：“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 〔2 〕153在批判蒲鲁东时，马克思强调，“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 〔2 〕244，必须抛弃“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真理” 〔2 〕227。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时，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2 〕166，“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2 〕413。在批评米海洛夫斯基用历史哲学指称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历史的相关概述时，马克思说，“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样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3 〕730-731。概言之，马克思对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则和出发点的公共性的批判，可以用恩格斯的一句经典表述来注解：“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3 〕654-655

二、准确把握作为唯物史观的“公共性”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马克思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批判“公共性”，而是具体地批判以观念为载体、缺少辩证维度的公共性以及将公共性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则和出发点的研究进路。基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作为唯物史观的公共性的本质含义、一般类型、基本特征及其研究进路。

（一）公共性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属性。马克思反对将公共性理解为先验的观念和原则，反对将公共性视作公共理性或理性的共通性，是在本体论层面而言的。公共观念、公共理性之所以能够形成，取决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交往。公共观念、公共理性是人们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观念反映。马克思还反对将公共性理解为人性的一种类型，反对将公共性抽象地视为人基于个体有限性而对于共同体的天然需要。唯物史观研究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不是抽象的观念或人性，而是现实的人在物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因而，公共性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属性。但是，若要准确把握公共性的内涵，仅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属性是不够的。社会关系是一个总体概念，是由多种具体关系交织而成的，不去细致分析其中哪些社会关系是公共的，哪些社会关系是非公共的，不仅会在结论上将公共性直接混淆为社会性，还会将人们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引向抽象的教条主义。马克思曾反思与批评过这种抽象的教条主义：“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 〔4 〕24可见，准确理解公共性概念，关键在于把握其对应的具体的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结构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复杂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发展不是单个人作用的结果，而是多元主体共同活动的结果，在多元主体的共同活动中，既有对抗性、独占性、排他性因素，也有非对抗性、非独占性、非排他性因素，如共生、共创、共享等，二者相互依赖、互为条件。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切历史发展中也都存在与阶级斗争相伴生却又不同的另一种力量。另一方面，在任何时代的复杂社会关系结构中，不仅包含着对抗性、独占性、排他性关系，也存在着非对抗性、非独占性、非排他性关系，如共生关系、共创关系、共享关系等。马克思之所以将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与物的依赖性阶段，表明他在一定意义上是承认上述两类社会关系在同一历史时期是同时在场的。马克思指出，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存在相对意义上的共同利益，“公社成员不是通过创造财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而是通过为了在对内对外方面保持联合体这种共同利益（想象的和现实的共同利益）所进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 〔4 〕129。在以资本为原则的物的依赖性阶段，“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 〔4 〕169，客观地推进了生产的社会化趋势。资本家为了获得火腿，不得不给工人香肠;为了更好地榨取相对剩余价值，不得不提升工人的积极性;为了解决商品生产过剩危机，不得不适度提升工人的购买力，这些事实也证明了上述两种类型的社会关系是同时存在的，尽管其中对抗性、独占性、排他性的社会关系占主导地位。由此可见，既然可以在复杂社会关系的发展进程及其结构中抽象出共生、共创、共享等社会关系，这类社会关系又是相对于对抗性、独占性、排他性等私人性社会关系而言的，那么便可以合乎逻辑地将这类社会关系的属性称为公共性。

与此同时，当我们将思维触角从总体社会关系转移到具体的阶级或集团内部时，可以更直观地把握作为一种具体社会关系属性的公共性。任何阶级都由追求共同利益（相对意义）的个体组成，公共性在某个阶级内是清晰可见的。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 〔2 〕713在这里，马克思显然是肯定资产阶级公共性的存在的。关于无产阶级公共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诸多论述：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 〔2 〕302，“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财产” 〔2 〕415，“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 〔2 〕422，等等。这同样表明，我们要立足于具体的社会关系来把握公共性。

（二）公共性的一般类型。一是内容的公共性和形式的公共性。内容的公共性亦可称为实体的公共性，即前文界定的现实生活中具体存在的非对抗性、非独占性、非排他性的社会关系的属性。在内容的公共性的基础上，人们也会将公共性作为某种事物、某种行为、某种思想的判断标准，即形式的公共性。比如，某个城市规划项目在开放、准入等方面存在缺失，我们可以批评该项目缺乏公共性。在内容的公共性和形式的公共性的关系上，前者是基础，不能脱离前者空谈后者。二是积极的公共性和消极的公共性。积极的公共性对应非对抗性、非独占性、非排他性的社会关系的自在自为状态。历史地看，自由联合体阶段的公共性是积极的，在其之前，公共性在总体上是消极的，是某些私人性发展不得不采取的方式与客观造成的结果。具体地看，在现代社会，某一阶级或某一集团内部的某些方面的公共性可能是积极的，某些方面的公共性可能是消极的，因此不能无条件地区分积极的公共性和消极的公共性。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视域来看，消极的公共性不断向积极的公共性转变是历史前进的趋势。

（三）公共性的基本特征。一是现实性。公共性的现实性一方面表现在其载体不是先验的思想观念，而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表现在它不是总体的社会关系的属性，而是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属性。二是辩证性。绝对完满的公共性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虚幻的，绝对意义上的私人性在现代社会也是不存在的、虚幻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相对意义上的公共性在现代社会是存在的、真实的。三是历史性。在社会发展中，公共性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社会关系的演变而历史发展着的，表现在公共性的程度不断提升、消极的公共性不断向积极的公共性转化等方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资本主体性逐渐走向瓦解的进程，也就是现代社会公共性不断发展和提升的进程。

（四）公共性的研究进路。一是直面公共性的发展现状。公共性反映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只有从当代公共性现状出发，把握到的公共性才可能是真实的、准确的。一方面，公共性观念虽然也是现实状况的反映，但这种反映可能正确，也可能是对现实状况的故意遮蔽。另一方面，任何理論都有其特定的出场语境，因而相关理论关注的公共性现状与我们的研究对象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历史间距、空间间距。二是辩证把握现代社会中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公共性与私人性互相依赖、互为条件。我们既要看到私人性发展导致的公共性问题，也要看到私人性发展在现代社会的历史必要性、相对合理性及其为公共性提升创造的条件，不能以公共性为由完全扼杀私人性。即使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阶段，公共性状态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 〕422。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实现了，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实现，前者是后者的条件，而不是相反。三是现实地推动公共性的发展。解决公共性问题不能依靠某种先验公共性原则的具体化，而要依靠现实的物质力量来推动。当前，面对公共精神危机、公共信任危机、公共权利危机、公共安全危机等诸多公共性难题，撇开具体实践而诉诸提出某种公共性观念或构建某种公共性原则，是与唯物史观背道而驰的。恩格斯的警句——“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 〔3 〕410，对于当代公共性研究依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三、“公共性”唯物史观阐释的当代价值

当前，准确阐明唯物史观语境中的“公共性”，对于推进公共性基础理论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面对“公共性”研究的抽象化、表层化以及唯物史观在这一研究中相对于西方公共政治哲学的弱势甚至是失语的状况，我们亟需回到马克思原初理论语境，正本清源，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地平上对“公共性”概念给予深刻澄清。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当前对“公共性”进行唯物史观阐释的意义和价值，更为深刻地体现在这一研究有助于以唯物史观的方式回应与解决当今时代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一）有助于以唯物史观的方式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唯物史观把握时代的基本方式是穿透纷繁复杂的时代表象，抓住时代最为本质的属性和特征。以五四运动至今的百年历史为宏观背景来考察，不难发现，虽然在百年前中国就选择了与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道路不同的新型现代性道路，但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的主要目标始终是救亡图存，即努力摆脱殖民者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的扼杀。以唯物史观来看，告别前主体性是那个时代的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反映在唯物史观层面则是推动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追求平衡发展充分发展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则是不仅要实现个体主体性的快速提升，更要促进主体间关系的和谐公正，推动社会公共性的不断发展。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本质特征转换需要哲学概念的高度凝练与准确表达，因而新时代呼唤着唯物史观语境中的“公共性”概念的出场。但是在过往研究中，唯物史观与“公共性”概念总体上是割裂的，人们在马克思文本中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对各式各样的公共性问题的批判以及诸如“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 〔2 〕164等否定性的论述。在此情况下，我们唯有客观澄清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批判“公共性”，进而将“公共性”概念合理放置于以对抗、斗争为传统话语的唯物史观中，才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以“公共性”概念来准确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本质特征。

（二）有助于以唯物史观的方式表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深刻把握与准确描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趋势，已经构成当前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尽管从宏观意义上讲，资本主体性①在全球发展与治理中依然在起作用，但不容否认，当今时代资本主体性既有的强制性呈现方式遭遇了根本障碍。以资本原始积累至今的现代性世界历史为背景，不难发现，在原始积累阶段，“武力输出”是资本主体性的主要呈现方式，“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 〔1 〕291。在自由竞争阶段，“商品輸出”取代“武力输出”构成资本主体性的主要呈现方式，“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2 〕404。到了垄断时期，在资本主体性的主要呈现方式上，则是“资本输出”取代了“商品输出”。正如列宁所言：“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 〔7 〕626但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资本主体性难以依靠输出方式的演变来实现持续在场，必须进行从主体性到公共性的整体调整。资本的本性在于价值增殖，资本主体性输出方式的演变在本质上是其面对增殖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的自我调整与创新。“商品输出”成为资本主体性的主要呈现方式，是资本为了克服地域性商品生产过剩危机而推动的。“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则是资本为缓解区域性生态条件制约和资本过剩危机而推动的。但当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深度布展，资本增殖危机发生了从地域性到全球性、从表层到深层的根本变化，其结果是资本危机修复触及实体空间极限，空间转移逐渐失效，难以再通过主体性输出方式的微观变化来实现缓解②。当牺牲他者主体性也无法提升自身主体性时，资本主体性遭遇的危机不再是其导致的结果而是其本身的发展，需要进行的调整不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而整体调整方向只能是资本主体性的收敛和共同体公共性的发展。

由此可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趋势即现代性世界历史的公共性转向需要立基于资本主体性批判基础上的“公共性”概念来准确指称。但是在当前相关研究中，对“公共性”概念的界定与阐释，要么从西方公共政治哲学出发，非批判地继承阿伦特、哈贝马斯、桑德尔等人具有道德主义倾向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逻辑，要么从尚未实现哲学革命的青年马克思相关文本出发，在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立场上阐释“公共性”概念。从根本上说，上述两种研究方式由于没有走进现代性世界历史的深处，因而不可能在资本主体性批判基础上提出具有历史解释力的“公共性”概念。与之不同，唯物史观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1 〕82，其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分析是以资本主体性批判的形式展开的。因而，以唯物史观的“公共性”概念来表征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资本主体性批判的维度是始终在场的。这也充分表明，只有唯物史观语境中的“公共性”概念才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趋势实现历史性表征。

（三）有助于以唯物史观的方式表征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内在逻辑。基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应运而生。当前，对中国方案进行系统的、深度的阐释已经成为一项重大理论任务，而对中国方案内在逻辑的澄清更是该任务的核心与重点。总体上看，中国方案的理论指向超越“西方中心论”相关方案，中国方案倡导的多元主体、文明互鉴、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等观念，是对“西方中心论”相关方案的单一主体、文明输出、强制扩张、零和博弈等观念的批判和超越。“西方中心论”诸方案的核心是单一主体性理念，内在逻辑是单一主体性逻辑。在与它们根本异质的意义上，中国方案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是一种公共性理念，其内在逻辑是多元主体性协同发展的公共性逻辑。

应当说，当前自觉意识到要以“公共性”概念来表征中国方案内在逻辑的相关研究不在少数，但是如果这些“公共性”概念不是在唯物史观意义上使用的，那么中国方案的内在逻辑不仅不能得到充分澄清，反而会被模糊、遮蔽与消解。比如，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康德提出的那种先验“公共性”概念，那么则会将中国方案及其内在逻辑降格为一种主观价值设想;如果我们使用的“公共性”概念仅仅是在与“西方中心论”相关方案进行观念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的，那么则会将中国方案及其内在逻辑矮化为脱离历史现实的抽象理论;如果我们使用的“公共性”概念仅仅是在概括“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全球危机需要共同解决”“倾巢之下无有完卵”等必要性论断的基础上提出的，那么则会将中国方案及其内在逻辑划入外部反思与应然主义的理论行列。与之不同，唯物史观的“公共性”概念不是先验的、抽象的，而是辩证的、历史的，它始终根植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之中。以唯物史观的“公共性”概念来表征中国方案及其内在逻辑，不仅能够说明中国方案与“西方中心论”相关方案的本质不同，更能够深入到现代性世界历史的内在原则维度，深刻阐明中国方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在此意义上，中国方案公共性逻辑的历史必要性、现实可行性可以得到充分揭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可以得到深度彰显。

注 释：

①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获得了独立性和个性，取代了人成为生产和交换活动的真正主体，连资本家都不过是“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②比如，面对全球生态环境危机，过往那种将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本增殖方式向其他地区投放的空间修复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因为在现时代，这种方式不仅会造成其他地区的生态破坏，也无法确保自身的生态安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康 德.历史批判理性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苏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