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俊颖 何增科

一、问题的提出

反腐败是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重要议题。反腐败研究的知识积累离不开高质量的国别研究，但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呈现出畸轻畸重的状态：高度关注反腐成功的经验(于文轩、吴进进，2014；赵岚，2009；倪星、程宇，2008)而较少探讨反腐失败的教训，后者局限于南京国民政府(房列曙，2015)、越南(林明华，2006)、俄罗斯(迟连翔、齐晓安，2012)等几个孤立的案例，在系统性和理论自觉上都逊色于前者。

相对来说，国外学界对反腐失败的研究更加丰富，研究视域涵盖各大洲，在2010年前后形成了一个小高潮。有学者对尼日利亚奥巴桑乔总统反腐失败进行了总结，将其原因归纳为反腐败机构权能不足，联邦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地方政府以及公民社会薄弱(Enweremadu，2012)。在佩尔松等人看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反腐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受部落政治支配的国家根本就没有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委托方”(Persson et al.， 2010)。对于欧洲，巴托里注意到世纪之交前后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纷纷按欧盟要求建立了反腐败的法律框架，但并未真正改变政治行动者的成本收益函数，腐败仍旧猖獗(Batory， 2012)；对意大利“净手运动”的重新审视展现了法制与法治之间的张力，以及政局变动对反腐败改革的致命影响(Vannucci， 2009)。上述研究专注于反腐失败的案例而缺乏成败比较。新加坡学者柯受田则弥补了这一空白，他发现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公认成功的反腐败机构相比，泰国与韩国的反腐败机构治理负担更大但人员和预算反而更少，甚至沦为当权者打击政敌的武器，这导致了它们之间绩效的巨大差异(Quah，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