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征 彭小兵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以及缺少自组织的社会， 动员成为国家运作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孙立平，2005)。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功能的分化和社会治理的兴起，动员从政治领域逐渐转向社会领域，且动员的工作方式和组织手段依然被运用于政策推行中(徐湘林，2001；雷信来、李砚忠，2019)，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一种补偿性或非常规性的治理方式。但作为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动员治理在取得有效治理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公众“消极响应”的现象，影响着动员治理的预期结果，如环境污染的动员治理中居民的视而不见、植树造林动员中的无作为响应、教育治理中家长的暧昧与学生的反抗、秸秆燃烧治理中的多层次消极抵抗、殡葬治理中的抢棺反应……(Deng & Yang，2013；狄金华，2010；沈洪成，2014；田雄、郑家昊，2016；李建军，2013:333-340)。这种公众的“消极响应”表现为“日常抵抗”(1)斯科特提出，为了规避政治组织行动对自身带来的风险，农民更多的是采取“日常抵抗”的形式，通过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疯卖傻、诽谤、纵火以及暗中破坏等 “弱者的武器”与试图从他们身上获取利益的那些人展开平淡无奇却又持续不断的“斗争”。的消极情绪或消极行动(斯科特，2007:3)，已成为地方动员治理研究和实践中具有争议的话题，也是地方政府治理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意味着在肯定动员治理在当前地方政府治理中有效性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对这种公众“消极响应”现象进行澄清和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