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骏 史婷婷 琚立萍 白明辉 陈小伟 吕 虹 刘寿荣

2019 新型冠状病毒在系统分类上属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冠状病毒属，与2003 年大规模暴发的SARS 病毒同属一个病毒科[1-2]。COVID-19 早期临床表现与普通感冒不易区别[3]，血清生化指标是诊断、观察病情严重程度及其治疗后复查的重要手段，现将本文收集的97 例COVID-19 患者入院时的临床症状实验室指标和胸部CT 检查进行分析，并对其临床意义进行初步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20 年1 月20 日—2020 年2月28 日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杭州市西溪医院收治的97 例COVID-19 确诊病例；诊断标准依据《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2]，患者均具有武汉居住或者武汉旅游或者与确诊病例接触等流行病学史；同时，具有发热干咳等呼吸道症状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像学特征。患者鼻、咽拭子标本均经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确认。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LKYJ-2020-13）。

1.2 方 法

1.2.1 临床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的主要内容包括患者一般情况、血常规、肝肾功能、肌酶、血脂血糖、电解质、凝血功能、B 型脑利钠肽前体（BNP）、肌钙蛋白和胸部CT 检查结果。

1.2.2 检测方法 使用无菌植绒拭子采集患者入院后的鼻拭子、咽拭子标本各2 份，插入拭子后在靠近顶端处折断无菌拭子杆，旋紧管盖并用封口膜密封。送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核酸并复核。

1.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不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计数资料用例数（百分比）[n（%）]表示。组间比较：服从正态分布、具有方差齐性的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服从正态分布或不具有方差齐性的计量资料采用非参数统计（Kreskal Wallis 检验）；计数或等级资料采用卡方分析。相关性分析：计量资料采用Spearman 相关性分析；计数或等级资料采用Kendall 相关性分析。以P＜0.05（双侧）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文收集的97 例确诊患者中男46例（47.42%），女51 例（52.58%）；年龄分布：儿童0～6岁1 例（1.03%）、少年7～17 岁5 例（5.15%）、青年18～40 岁40 例（41.24%）、中年41～65 岁45 例（46.39%）、老年＞66 岁6 例（6.19%）；慢性基础疾病：高血压16 例（16.49%）、冠心病2 例（2.06%）、糖尿病5 例（5.15%）、高脂血症7 例（7.22%）、脂肪肝9 例（9.28%）；另外发现低钾血症32 例（32.99%）。

2.2 暴露史 本文收集的97 例确诊患者中有武汉旅游或居住史者35 例（36.08%）、接触周围确诊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33 例（34.02%）、乘坐公共交通5 例（5.15%）、医院就诊1 例（1.03%） 和其他6 例（6.19%）；共同生活54 例（55.67%）、工作场所密切者20 例（20.62%）、聚餐12 例（12.37%）、娱乐1 例（1.03%）和其他10 例（10.31%）。见插页图1-2。

图1 97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自述感染原因

图2 97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聚集性发病暴露史

2.3 临床表现 本文收集的97 例中，咳嗽57 例（58.76%）、咳痰22（22.68%）、鼻塞13 例（13.40%）、头痛13 例（13.40%）、胸闷14 例（14.43%）、气急7 例（7.22%）；发热71 例（73.20%）、乏力22 例（22.68%）；纳差7 例（7.22%）、腹痛1 例（1.03%）、腹胀1 例（1.03%）、腹泻10 例（10.31%）、恶心5 例（5.15%）。

2.4 检查结果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轻型、普通型、重型三个临床分型组间比较，患者年龄、白蛋白（ALB）、三酰甘油（TG）、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血钠、B 型脑利钠肽前体、胸部C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年龄、TG、胸部CT 与诊断分型成正相关性；ALB 与诊断分型负相关性，见表2。

表1 97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相关指标结果

2.5 肺部CT 特征 本文收集的病例中，15 例胸部CT 未见明显异常，20 例出现单肺单发或散在多发的斑片状磨玻璃密度影，少部分患者出现实变影和支气管充气征等，以中下叶胸膜下为主。62 例出现双肺炎症病变。

3 讨论

2019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β 属的冠状病毒，其基因特征与SARSr～CoV 和MERSr～CoV 有明显区别[4]。但是仍然提示COVID-19 感染可能与SARS-1 感染有相似的发病机制[5-6]。从收治的病例来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是主要传染源，无症状感染者或者是轻微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该病主要传播途径是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2]。

表2 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断分型因素相关分析

COVID-19 临床症状主要为发热，伴干咳、乏力等，并逐渐出现气短、呼吸困难。值得注意的是，熊娟等[7]文献提示，部分病例以消化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如轻度纳差、腹泻、恶心和呕吐等。Wang 等[8]研究显示，发热（87.9%）和咳嗽（67.7%）为COVID-19 患者最常见的临床症状，腹泻（3.7%）和呕吐（5.0%）较为少。与上述研究类似，本研究结果显示：发热（73.20%）、咳嗽（58.76%）和乏力（22.68%）是COVID-19 患者最常见的临床症状。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在轻型、普通型、重型这三组临床分型间比较，患者年龄、ALB、TG、SAA、血钠、B 型脑利钠肽前体、脑部C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诊断分型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年龄、TG、胸部CT 与诊断分型呈正相关性；ALB 与诊断分型呈负相关性。年龄越大、TG 越高、CT 表现越严重越易转变成重型；早期ALB 水平下降，提示可能炎症渗出较严重，患者越易转变成重型，提示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提早干预，加强支持治疗等。

闵瑞等[9]研究显示，重症患者明显年龄较大，有更多的潜在疾病如心血管系统疾病。周娟等[10]研究显示，低龄儿童感染率较一般人群低，可能与儿童体内淋巴细胞比例相对较高有关。上述结论与本研究基本一致，年龄与疾病严重程度成正相关，年龄越大，越有可能发展为重型。其中原因可能与机体免疫体系相关；同时，年龄越大，存在的基础疾病可能性也高，也可能引起疾病重症化发展[11]。

本文研究还发现，TG 与诊断分型呈正相关。可能是与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基础疾病相关，也不排除通过其他途径影响该病的发展。同时，抗病毒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等可引起部分服用者TG和总胆固醇水平增高，因此，这部分患者在药物选择方面更需要关注TG 的变化。

COVID-19 患者分型与ALB 浓度高度相关。COVID-19 患者出现低白蛋白血症的原因可能是COVID-19 患者体内炎性细胞因子表达增强时，炎性因子有可能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强，增加血清中ALB由血管内向血管外渗漏，同时感染状态下可以引起血清ALB 合成减少、分布和分解异常[12]，这些都有可能导致血清ALB 浓度下降，从而诱发低白蛋白血症。由此可见，我们应重视对COVID-19 患者合并低白蛋白血症时的干预，加强营养膳食的同时，积极纠正低白蛋白血症。

因此，以上发现共同提示，COVID-19 患者年龄、TG 及ALB 水平可以预测急性肺损伤严重程度及COVID-19 分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