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丹凤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被美国学者奉为现实主义鼻祖之一，他的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对冷战和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历史学家和外交家，他拥有敏锐的眼光，善于从历史的角度把握现实；作为一名基督徒，凯南身上有着“清教徒”的印记——谦卑、审慎、勤勉和简朴的价值观。凯南拥有丰富的外交履历，如政策规划司司长(1947年)、驻苏大使(1952年)、驻南斯拉夫大使(1960年)等。退出决策圈之后，凯南专注于政策研究，著述颇多。凯南的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存在连贯性机制，这种连贯性机制从对人性的研究出发，贯穿于他对国际政治、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之中，形成他在某些具体领域的现实主义理论，如遏制理论、军工复合体理论和地缘均势理论等。

凯南对人性的分析，是其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起点。他从保守主义哲学角度看待人性，但又对人性依靠基督教实现救赎满怀期望。人性在“自我”方面的缺陷导致权力竞争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所组成的国家就如同一国内部个人的行为，权力竞争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本质。一国内部的权力竞争受到道德、规范和法律的约束，处于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则不受某个中央权威或者普遍规范的强力约束。基于对人性、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悲观看法，凯南认为权力是制约权力滥用的最有效手段，维持美国利益的关键在于缔造有利于美国的权力均势。

一、人性与权力——研究起点

研究凯南的政治现实主义思想，首先要认识和考察他是怎样认识这个世界的。凯南的政治哲学观点决定其对事实属性的认识，以及其解释事实的路径。凯南在人性、权力、道德、国家等方面的思考，直接影响他对国家、国际社会、国家间关系的分析。

(一)人性如处于撕裂中的器皿

凯南认为，人性如同撕裂中的器皿(a Cracked Vessel)，是发生在两股强大冲动之间的一场没有止境、无法解决的冲突状态。一个是人与生俱来、无法自我选择的且与动物有共同之处的冲动，即保护和扩展自身种类的必要冲动。另一个是潜藏在整个文明历史发展中的，通过给予人诸如秩序、尊严、美丽和慈善等品性而将人类从动物属性中救赎回来(或者至少赎回一部分)的冲动。[1]18

凯南将人类保护和扩展自身种族的欲求视为人类动物性的一面，这种欲求主要表现为性欲和自我，被他视为人性的缺陷。他所说的“自我”也可以称作“自爱”或“自负”。人们在这方面有着一种犹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说的永无止境的不安全感。由于“自我高估”与“自我低估”的影响，“自我”成为一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尤其在自我膨胀的渴望中，人的自我评判更加依赖于他人的反馈。伴随着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个人需要持续地从外界反应中寻找保证。故此，人很难对自身形成独立而可靠的客观评价。

凯南断言：“对于人性的不完美，我深信不疑，而人类许多残酷的限制和挫折都源自其内在的不完美性。”(1)转引自Richard L.Russell, George F.Kennan’s Strategic Thought: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Political Realist, Praeger, 1999, p.27。凯南指出，人们常常倾向于动物本性的一方面，被感性情绪和下意识驱动着，而非受理性所驱动。人类对文明制度感到不舒服且常常试图打破它。[2]22人性中动物属性的一面就像一个魔鬼同伴，频繁而持续地带着可恶的有时甚至很明显的下流建议，尽其所能来搅乱一个人的生活，而且它很难被完全撼动。人们在与魔鬼同伴做抗争的过程中，效果时好时坏，有时能拒绝其下流建议，有时则与其达成妥协。人类的本性不仅不完美，而且具有明显的悲剧特征。从凯南的文学作品和历史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将悲剧作为人类社会的常态。他指出：“悲剧存在人类行为之中，这是无法抵御的，即使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中动用人类最强烈的干预也无济于事。人类遭受的意外事件和必死的命运，加赠了人类悲剧。”[1]36

(二)人性缺陷产生权力竞争

在凯南看来，权力源自人性在自我方面的欲求。“政治是一项对权力运用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研究人如何凌驾于他人尤其是政治情景中的个人行为(掌握权力、竞争权力和行使权力等)而进行的。”[2]23-24凯南深受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影响，俩人的权力观非常相近——人性的本质必然产生权力竞争。人不只是一种天然生物，不只对物理生存感兴趣，也对特权和社会认可非常痴迷。当预知到其所处的自然或历史环境中的危险时，人总是通过个人或者集体方式增加其权力，并以寻求安全感来对抗危险。[2]25-26

凯南指出，沉溺在“自我”的持续性需求，是对权威、权力和展示比其他人卓越的欲求。这种弥漫在人类组织生活中的欲求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有时，它与真实的领导权和特权混合在一起，如在婚姻、家庭、青年组织和社会俱乐部。[1]26当这种自我欲求表现在更大规模与更规范的人际关系中时，如职业、军事、官僚和商业等，上述现象就更加明显。权力现象的顶峰集中在政府，政治人为了控制政治进程而相互竞争。这种由“自我”需求而产生权力竞争的现象，是人类活动中不可避免的伴随物。

凯南指出，当人坐拥或期望坐拥一个能超越别人的权威位置时，人的“自我”认识会非常脆弱。在权力关系中，谦卑的人格优点逐渐消失，因为这种品质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政治人的成功。凯南认为，权力对于个人而言并非一件美事。权力使人格产生异化，既影响其价值观也影响其人际关系。亚当斯曾这样描述自尊与权力的关系，“权力与公共舆论对所有人产生的影响”是“自我的恶化，一种以杀死受害者同情心为宗旨的肿瘤；一种病态的嗜好，就像一种对酒精和病态口味的热情一样；一个人几乎很难使用语句来解释它所激发出来的扭曲的自尊心”(2)转引自George Kennan, Around the Cragged Hill: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W.W.Norton & Co inc, 1993, p.28。。凯南认为，即使是心怀善意动机的政治人，也难以避免权力异化的影响。

(三)以道德原则填充人性缺陷

受基督教信仰及伦理价值的影响，凯南的现实主义思想并不排斥道德追求。1956年，凯南在给路易斯·哈勒(louis Halle)的一封信中说道：“对于你指出现实主义和道德之间不存在冲突这一点，我非常欣赏。没有比这更能帮助分析美国人的思想了。”(3)转引自Richard L.Russell, George F.Kennan’s Strategic Thought: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Political Realist, Praeger, 1999, p.27。凯南对人性的看法扎根于其基督教信仰之中。在神学家奥古斯丁看来，人的本性仍拥有一切善的品质，如构造、生命、感觉、理智，都来自创造者上帝。但是，从原罪而来的缺失，使得这些善的品质归于暗淡与衰败，从而需要创造者上帝的光照与医治。[3]凯南认为，人类不能因为人性缺陷而自我消沉，应该依靠信仰实现救赎，人类对抗自身人性缺陷的时刻，就是人性的光辉时刻。人类需要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来实现自我救赎，或者至少将其动物本性的一面摒弃，而将秩序、美德、和慈善填充其中。对于伴随人类的魔鬼同伴，凯南指出人们应将之控制在人们生命的幕后，使其远离那些喜出风头之癖好的所有形式。

凯南将自身的伦理价值归属于文化——宗教土壤，即从其苏格兰和英格兰祖先继承而来的价值理念。凯南理解的这些价值理念从外在感官而言包括慷慨、慈善、礼貌、理解、耐心、某种忠诚；从在内感觉而言包括谦逊、自制、自律、对良知的敏感，即认识到自身的不完美并努力去克服，谦卑地面对个人失败，愿意接受生活中的琐细，且带着对他人最小的冒犯和搅扰来处理之。

同时，凯南认为人类在道德标准方面无法达成普遍共识。国际社会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外交行为的普遍性道德标准。[2]29凯南主张运用审慎的原则看待国际社会中存在的道德问题。在谈及审慎的美德时，凯南怀疑：“对于每个人而言，在审慎原则方面，也没有普遍适用的道德标准，与大部分人类生活一样，这些都是保护家庭结构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结果。”[4]47-48他指出，美国不应假设本国道德概念具有国际普遍性，而要根据美国具体利益及相关语境来分析道德。凯南对国际社会中的道德认识与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对道德的论述有相通之处：道德原则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必然具有某种相对性。如果一个人想要公平地看待国际政治中的道德原则，他就不能忽视这一点。这种相对性是双重的：它是时间上的相对性，某些原则适用于一个历史时期，却不适用于另一个历史时期；它也是文化上的相对性，在同一时期的文化中，某些原则为一些国家、一些政治文明所遵守，却不被另一些国家、另一些文明所遵守。[5]292

(四)以权力均势克服权力滥用

出于“自我高估”和“自我低估”的考虑，人很难在“自我”认识上把握合理限度。凯南指出，人们自身面临着“度”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权力竞争亦面临着“度”的问题。处于权力竞争中的人们，权力“异化”效应和人性“自我”缺陷，使得权力的“审慎运用”成为难题。在凯南看来，无论是个人抑或是权力运行，在维持“合理限度”方面都是艰难的。一个人的骄傲往往以他人相应的谦卑为先决条件；拥有权威的人常不愿接受节制或理性训练，因为一个人的权威，意味着他人的从属，一人权力的扩大意味着他人相关权力的失效。在这种确保超越和控制别人的欲求及其夸张的防御方式中，人类“自我”的弱点——自然而然的特点，使其无法感知其合理界限。

虽然人性困境可以通过信仰得到救赎；但对于国家而言，由于政府不具有道德价值，国家间权力竞争困境的解决不在于道德救赎，而在于权力均势。国家社会内部可通过权力均势缓解权力竞争和保证个人自由，国际社会则可通过权力均势而维持稳定。

二、从人性研究到国际社会

凯南认为，人性的欲求和缺陷使权力竞争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国家间关系如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权力竞争亦是普遍现象。人与人之间的权力竞争延伸至国际社会层面，国家为了追求国家利益而展开权力竞争。

(一)国际社会行为体的产生源于人性的缺陷

凯南从人类的归属需求、权力集中对象等方面分析国家与政府的起源。在古时候，人类的归属需求与权力集中对象体现为部落、土著小镇、宗教社团或者城邦组织，它们构成国际社会中主要的国际行为体。在现代社会中，这类政治组织形式是民族国家。[1]75在西欧的分封制中，政治权力不是集中在国家中，而是集中在封建领主的中心。但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政治权力集中在民族国家中。所以，在当代社会，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政治中维持和疏通权力的器皿。其中，民族性比其他任何特点更能成为民族国家组织政权的基础，民族国家因此成为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

凯南指出，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政府都是一国权力效应最集中的领域。人性的缺陷使得人们不能够很好地将个人利益与社区利益协调一致，所以需要政府从中协调。[1]26从这个意义讲，政府有约束人类“自我”欲求的功能。凯南的观点继承了美国国父们对人性和政府的思考。美国国父们在起草美国宪法时将“人性”置于思想的中心。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指出：“根据欧洲大陆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心中的暴躁和毁坏性的倾向深刻地撼动着其对和平的倾向。”[6]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等人认为：“如果人类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无存在之必要；如果是天使统治人类，那么来自政府对人类的内外部约束也无存在之必要。”[7]凯南指出，无论政府的组成形式是自由式还是压制式的，无论政府权力掌控范围如何，政府都是一种绝对的必需品。人们唯一能够选择的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会导致政治社区的自我毁灭，这无异于没有选择。政府的产生是出于人性的缺陷，而非出于人性的强大，所以政府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势必延续下去。

凯南认为，联合国和地区组织等国际行为体的产生源于国家和次级政治实体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社会，是由近200个正式独立的国家和20～30个未具备独立能力的次级政治实体组成。新独立的国家或者次级政治实体，给国际社会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1919年的“国联”和现在的联合国一度成为疏解这些压力的国际行为体，它们为次级政治实体制定了“代管制度”和“托管制度”。随着民族国家和次级政治实体的增多，已往的大国协调已不足以解决新产生的主权或者平等问题，这是大量国际组织产生的主要原因。

凯南虽然意识到国际组织对国际社会问题的约束力，但仍旧更加重视“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对于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国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凯南更加推崇国家间的权力均势，而非国际组织或国际规范的约束能力。凯南认为，不应寄希望于国际机制对世界事务产生实质影响，因为国际制度或国际规范就像是“议会表演”，只会让美国人民偏离真正的问题。[8]28-29

(二)人性对权力的嗜欲引发国家间权力斗争

凯南认为：“国家间政治是整个政治问题的一部分，是人作为政治动物而发出的行为。”[9]20他指出：“国家间事务主要是各国政府之间的互动行为，而各国政府的行为是其政治环境中个人的行为，国家的感觉、慈善、雄心、恐惧、嫉妒、自负和群体依赖都是政治环境中个人的行为属性。凯南指出，如果没有充分了解社会中的个人，就不可能了解国际事务。”[9]42正如《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所指出：“国家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几乎重复其构成单位的生活，那种连决定着人类活动的奥秘、反应和规律都不能理解的人，决不要指望对国家间的斗争提出任何有益的建言。”[5]139

在国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常常会受到规范、风俗、历史传统、法律和机制等约束。但是，在国际社会中，国际机制对国家间权力竞争的约束力有限，因为国际社会不存在比主权国家更高级别的政治实体。在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在某些领域都造成了其他国家必须面临的问题。如同没有完美的人际关系一样，国家间的竞争和敌对关系非常普遍，当下许多国际关系问题仅是某个历史时段未解决的敌对关系的活化石。[10]367与摩根索等传统现实主义学者相似，凯南将国家内部权力斗争与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权力斗争联系起来，这是凯南区别于新现实主义的地方。新现实主义虽然认为国家间权力斗争源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忽略了国内权力斗争的因素。

如同人类为了利益而进行权力竞争，国家亦为国家利益而展开权力角逐。无论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者性格如何，各国都有其根据地缘环境而设定的长远利益。凯南认为：“任何合理看待政治历史的人，都会发现这种普遍现象：掌握一国超级权力或运筹帷幄的统治者，无论其最初的意识形态和动机是什么，他们都会牢记国家的传统利益，促使其捍卫国家的传统利益和防御传统威胁。”[10]367凯南指出，一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利益诉求主要混合着两类声音：一是本国执政党的利益诉求，二是本国整体人民的利益诉求。总之，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呼声，最终代表的是国内某些特定人群的利益诉求。

(三)运用权力的双重态度：权力行使与权力限制

现实主义者对权力的态度是复杂的，至少是双重的：一方面积极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对权力进行控制以防权力泛滥。这源于他们对人性和历史的理解。现实主义者认为“权力必须得到运用”[5]6，因为国家需要合理运用权力来维护正当利益。同时，“现实主义者认为权力具有破坏性，并害怕权力被滥用，因此他们认为权力必须受到控制……如果没有良心的内在约束，就只有依赖外在制约，而在国际场合就得依赖权力均衡这一著名权宜之计”[5]5。

如同大多数传统现实主义学者，凯南对待权力的态度也是双重的。

首先，国家要运用权力来维护其自身利益。凯南指出，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美国国土范围内的国家利益，美国参与国际社会过程中的国家利益。[1]181凯南认为，对国家利益进行分级并非一国的自私表现，“作为一个国家，对于美国国土范围内的领土和人民，(保护)美国的社会以一种可靠的方式运转，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和特权。除非我们自身满足这种责任需求，否则没有人会保护(我们的国家)；并且除非我们以一种可靠的方式满足这种责任需求，否则我们对他国的帮助也是微乎其微，甚至在保护全球利益方面也帮助甚微”[1]182。

其次，出于对人性缺陷的思考。凯南认为，人和国家不能理性运用权力，所以权力的运用需加以克制。对于国家内部的政治派系和国际社会上的国家而言，它们在权力竞争中有着与个人相似的角色和行为，政治派系竞争权力的动机是追求利益，在权力竞争中很难保持理性和审慎。权力为利益护航，而权力的滥用会给利益带来灾难性毁坏。历史上大国滥用权力而衰亡的教训，使凯南印象深刻。深受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相关论述的影响，凯南判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会长久，超级大国使其卫星国违背自身立场和利益而顺服之，这种权力状态不会牢固。[11]519

第一，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良好的控制环境。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对实现国有企业的对内控制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就需要企业从自身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明确具体的企业改革执行策略，并对内部控制管理制定加以完善，为进行企业内部管控营造良好的氛围，确保国有企业领导人可以严格按照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做好相关的企业管理控制工作。同时企业中的各个层级和部门还应加强交流程度，实现对任务的合理分配，从而实现企业内部的有效管理。

归根结底，凯南对待权力的双重态度实质上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审慎地运用权力。凯南与美国国父们有着同样的思考——不受约束的权力潜含着剥削和腐败。[2]31凯南将权力制衡视为约束权力的有效方式，他认为理想的政治体制是接受和尊重国内政府权力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上的传统分立，且行政和立法部门是由选举程序控制的政体。[1]64与国内社会不同，国际社会不存在能够约束国家行为的中央政府，各国依靠自身权力维护国家利益，国际秩序稳定的关键在于权力均势。

(四)提醒防止国家道德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泛滥

凯南认为，由于人性的缺陷和寿命限制，一个人不可能满足他人的理想预期，同时应对他人的不幸抱有同情。人类社会不存在普遍的道德原则，一个人不能将自身道德标准强加于他人身上。因为实际情况和传统文化不同，各国的政府组织形式也不尽相同。凯南反对美国以推广民主和人权为口号而实施外交政策，因为政府的类型永远不是绝对的，美国民主政体也并非最完美的政体。[2]61“即使美国政府承担献身于促进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事业这一庄严义务，由此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将不可能反映出对这一事业的非常公正而有原则的献身精神。”[12]41自由主义或道德主义的影响，实质上是一种不顾国际社会现实和滥用权力的行为，会给国家带来更多挑战和威胁。凯南指出，把国家安全寄希望于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式民主，不仅超出美国的能力，还危及美国的民主体制。“我们是伟大和强大的；但我们没有伟大和强大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仅凭我们自己就足以征服、改变或经久地臣服所有……敌对的或不负责任的势力。试图这么做将意味着要求我们自己的人民做出如此牺牲：它们本身就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政治体制，并且会勾销我们的政策试图捍卫这些东西的真正目的。”[8]28

在个人层次，凯南主张人性缺陷通过信仰与伦理道德实现救赎；在国家层次，凯南认为国家是道德中立的，不应该将国家视为道义的化身；在国际社会层次，凯南认为不存在普遍的道德标准。为此，凯南提醒美国要谨防道德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影响，因为过度的道德主义不仅不符合现实情况，还因滥用权力而将国家带入麻烦。从政府产生的根源讲，政府在本质上没有道德价值。“一国政府所维持的国家利益主要包括军事安全、政治体制和国民福利，这三种需求中都不含道德价值。”[13]206在国际社会层次，国家间互动本质上是国家间利益角逐，并非为崇高的道义目标。凯南指出，个人有自由为更高的道德而牺牲自身利益，但是作为负责任的民主政府不可以如此行事，因为国家只是人民的代理人，而非当事人本身。[14]当一国的外交政策忽略此种认识时，滥用权力的现象就会出现，继而给国家带来无尽麻烦；当一国将外交政策建立在理想主义基础之上时，国家行为就被假设为适合道德判断的对象。这种现象一旦发生，人们就不可能做出理性思考——“为了理性和有节制的目的使用武力，而不是为了感性的和难以确定合理限制的目的而使用武力”[15]120。凯南曾多次提醒美国决策者，“国际社会中不存在可让美国诉诸外交行为的、可被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13]207。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由主义思想(凯南将自由主义等同于条文主义和道德主义)驱使的，且常常使美国陷入困境。[15]序言6美国自由主义人士认为美国不需要追求更为谦逊的外交政策，因为他们深信，美国这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能够更多地依靠国际制度，尤其是国际法来统治世界。但是，美国犯了“过度守法主义”的错误，这种倾向是美国外交政策无穷麻烦的根源。[15]序言29

三、缔造利于美国的权力均势秩序

凯南对国际社会的特征并没有专门的理论性研究，他对国际社会的观察，主要是出于解答与美国外交政策有关的国际问题。

(一)权力均势与美国的地缘利益

基于对人性和权力的认识，凯南推崇以权力克制权力，将国际秩序的达成寄希望于国家间的权力均势，而非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或者地区组织。凯南把美国国家利益与权力均势紧密地联系起来，如二战后他主张恢复欧洲和日本的经济状况，以建立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权力均势。

凯南对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征与权力均势关系的认识，深受爱德华·吉本、奥托·冯·俾斯麦和汉斯·摩根索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爱德华·吉本是18世纪欧洲启蒙史学的代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对凯南在大国兴衰和权力均势方面的思考有着极大影响。爱德华·吉本将权力均势视为维持国家政治自主和国际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他指出，欧洲分裂出的许多民族国家，它们互相独立，又通过宗教、语言和组织方式相互联系，此为欧洲大陆自由化最有益的结果。因为在这种情势下，一国君主所面临的并非其国民的抵抗，而是受到与其同等地位的他国君主、同盟国与敌国恐吓的精妙约束。[16]凯南在《俾斯麦欧洲秩序的衰亡：1875—1890年的法俄关系》(TheDeclineofBismarck’sEuropeanOrder:Franco-RussianRelations, 1875-1890)中指出，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精妙之处在于形成一种有利于德意志的权势，确保了奥匈帝国和沙俄保持权力均势，并使俄国与法国找不到合作机会。[17]在凯南看来，欧洲权力均势的倒塌不仅损害欧洲大陆，也极大地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帮助欧洲恢复有利于美国的权力均势，成为凯南在遏制战略中的理念。与凯南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学者中，汉斯·摩根索与他的权力均势观点最为相近。他们都从历史考察得出，权力均势是维持国际秩序的一个机制，因为它能防止权力崛起国对他国的威胁。凯南指出，国际政治社会本质是变化，只有长时期足具灵敏性和柔韧性的国际机制才是能够管理国际秩序的有效机制，此类机制能适应不同国家的利益与权力的变化。[18]218

美国的国家利益依赖于欧洲均势和东亚均势。凯南曾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如果权力均衡政策，意味着用美国的影响力来保证军工产业地区处于权力分散状态，那么我是支持的。”[19]在欧洲方面，理想的情势就是欧洲均势，平衡的多极化有利于欧洲的和平与美国安全。从两次世界大战可知，欧洲一旦出现某个强大的陆权国家或者海权国家，欧洲均势就会被打破，美国就会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凯南指出：“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强国能够支配整个欧亚大陆，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对英国也是如此。我们的利益在于内陆国家之间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的均势。”[15]5-6二战后，苏联崛起，欧洲大陆的权力均势被打破，凯南基于对权力均势的思考而提出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凯南也将权力均势运用至美国战后对日外交政策中。在凯南看来，日本是远东地区唯一的巨大工业地带，美国的安全在于防止日本落入社会主义阵营。在东亚方面，凯南指出美国在远东的政策应以日本为基石，日本与亚洲大陆的关系同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相似。他认为：“只要我们同日本之间成功地保持一种互相信任、有共同目标和忠诚合作的关系，我们对这个巨大的工商基地会成为一支和平的力量就有了把握。”[4]106在凯南的外交构想中，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外交政策目标不是将世界分割美苏两大阵营，而是使欧亚两大洲形成各个独立的权势中心，营造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权力均势。

(二)国际多样性与美国的“特殊主义”

从历史学出发，凯南指出民族国家的出现使国际社会结构发生历史性变革。除明确的、独立的主权国家之外，国际社会还存在形式各异的次级政治实体。[12]26国际社会有两种趋势并行：一种是国家分裂的趋势，分裂而出的国家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它们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另一种是类似于欧洲联盟的国家联合的趋势。[1]90同时，由于历史传统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世界上各国的内部组织形式不尽相似，这使国际社会的多样性特征更加凸显。

多样性是相对于一致性而言的，它们分别对应“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行为方式。在一致性的认识下，“普遍主义”方式(Universalistic Approach)设定“如果所有国家都能被促使同意某些标准的行为准则，丑恶的现实——权势渴望、民族偏见、非理性的仇恨和嫉妒——就将被迫退缩到被接受了的法律制约这一保护性屏障之后”[8]27，“普遍主义”力图通过创设国际联盟或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以实现国际关系和谐。在多样性的认识下，“特殊主义”方式(Particularized Approach)“怀疑任何将国际事务压缩到法理概念中去的方案。它主张内容比形式更重要，内容将强行穿透加诸于它的外表构造。它认为权势渴望仍然在如此众多民族中间占优势，以致不可能被反制力量以外的任何东西减缓或控制”[8]27。“特殊主义”不会拒绝同其他国家政府合作维持世界秩序的观点，但是这样的联盟要有效的话，它们必须“基于只会在有限的政府群体中间才见到的真正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观点，而非基于普遍国际法或普遍国际组织的抽象的形式主义”[8]27。

凯南认为，国际环境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多样性。他主张以“特殊主义”方式来制定美国对外政策，因为“普遍主义”方式会使美国陷入“一种毫无结果和麻烦不堪的国际会议制度泥沼”的危险，这些制度可能会对美国捍卫国家利益的行动产生反作用。凯南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析接近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分析。他们都认为国家利益不仅是目标的问题，也是实现方式的问题。在凯南看来，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试图重建国际秩序——“普遍主义”的解决方法，而是通过“特殊主义”方式，即试图维持国际秩序内部的平衡，这样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能够主宰它。

综合上述认识，凯南强调以下两个方面的观点。

首先，结合地缘政治和均势理念，凯南对美国的全球安全利益做了轻重缓急的区分。凯南在1948年8月写道：“我们应当首先挑选世界上的那些地区，它们……是我们不能容许……落入同我们敌对的势力之手的，而且……我们(应当)提出维持在那些地区的、至少有利于我们国家保持权势和独立的政权，作为我们政策的第一个具体目标和国家安全的一个不可减约的最起码要求。”[8]29据此，凯南选出五个世界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英国、德国、中欧、苏联和日本[4]63-64，美国需要使这些地区保持权力分散，所以塑造欧洲均势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20]。

其次，结合各国或政治实体组织形式多样化的现实，凯南认为他国的政治组织形式并非美国外交政策的关注领域。[8]31美国不应把欧美民主政体视为必然的甚至是终极的政体形式，因为其他国家的政体源于当地的传统和客观环境；美国不应做此假设——努力发展和采用欧美民主制度一定是许多国家人民的最理想道路；美国不应在全世界推行民主事业，以及不加区分地对外干涉，因为这种举动不仅不符合国际社会多样性的现实，也远超美国的国家实力和利益范围。美国若想充当半个世界的自由权利的“保证人”，而不是“朋友”，那就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会获得成功。[12]40

(三)国际动态化与权力审慎

作为美国的外交家，凯南的国际政治观点具有明显的“美国本位”倾向，即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价值倾向。通过对国际社会无政府、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的研究，凯南审慎地看待美国的国家实力。

凯南认为，国际社会更像是一个有机过程，而非一个静态系统，它的本质是变化。动态性是相对于静态性而言的。动态性假设国际社会是动态变化的，反映出国际社会的复杂性现实；静态性则假设国际社会是静态存在的，以一种僵硬的方式看待国际社会现实。凯南指出，美国是生长于国际社会有机体的国家,而非它的设计者。所以，美国持守的行为准则几乎不能主导国际社会，但可以通过影响国际环境使之有利于其外交政策。[11]495

国际社会的动态性特征不仅体现在其无政府特征和多样性特征中，也体现在国际社会的众多挑战与问题中。凯南指出：“在这个迅速变革的世界上，各种问题的错综复杂不是任何一个人或计算机所能理解的，因此，向前看得太远徒劳无益。政治家只能在当下的意义上问什么是最有用的，然后用自己所掌握的力量促其实现。”[12]231-232凯南根据美国所面临的具体挑战与问题，如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南北对话”和环境保护等具体问题，探讨了国际社会的复杂性现实。在分析美国如何应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凯南的审慎态度和精英主义理念贯穿其中。世界经济中国家间相互依存加深，凯南建议美国要避免被追求对外贸易和财政关系的狂热所支配。这种狂热一旦超越合理限度，就将限制美国的外交自由，甚至成为美国外交弱点。对于“南北对话”问题，凯南不提倡美国增加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凯南认为，国际社会非常复杂，地理历史各异，美国不适宜采取“普遍主义”的应对举措。

四、结 语

凯南从对人性的假设开始，展开对权力、道德、国际社会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人性的缺陷与需求产生权力、政府、国家，人与人之间的权力竞争导致国家间权力竞争。人类在人性方面的困境可以通过信仰得到救赎；政府是道德中立的实体，在国家内部维护国民自由与利益的最佳方式是建设权力平衡机制。在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的国际社会中，美国要谨防国家权力的滥用，就应当依靠均势和联盟政策维护国家利益。如同人性的缺陷源自其处于动物本性与伦理道德两股力量间挣扎的状态，凯南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亦在两个极端方式之间挣扎：一个是法律-道德主义方式，一个是丛林法则方式。凯南对这两种方式都进行了批判：法律-道德主义方式无疑是不顾国际社会现实和滥用国家权力的方式；国际社会推崇丛林法则，则使美国误判对手的意图和实力，最终导致无止境的军备竞赛与安全困境。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都在寻找防止苏联威胁的方案。最好从哪里入手？凯南回答，最好从补救美国人的缺陷、改革美国自认为可耻或感到烦恼的事情着手，如美国的种族问题、大城市治理问题、青年人的教育与环境问题、专业知识和普通民众间距离的问题等。“我们能不能战胜俄国人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我们能不能战胜自己的问题。”[21]20世纪80年代末，凯南指出苏联已经不再具备意识形态——政治威胁，而且西欧与日本早已稳定局势，当今美国所要遏制的不再是苏联，而是武器竞赛、地区冲突、国际恐怖活动、生态危机等，以及遏制美国社会中灾难式的生活方式。[22]在凯南看来，榜样的力量远远超过戒律的力量。[15]253美国的榜样作用，是美国的自我敦促问题，也是美利坚民族自身的一个精神和意志的问题。[15]2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