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献青，唐 刚，张 波

(1.川北医学院，四川 南充 637100； 2.西华师范大学，四川 南充 637009)

面对世界人口严峻的健康状况，2018年6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2018—2030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加强身体活动,造就健康世界》(以下简称“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2030”)[1]，旨在改变全球人口的健康思维观念，通过提供的4个战略目标和20条具体的行动策略，为慢性病防控提供身体活动指南与建议，提倡通过增强身体活动弥补人们的运动不足，以推进世界人口的健康水平。

我国政府对国民的生命与健康历来高度重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进程中，身体活动促进公共健康的功能实现因疫情受阻，国际性的大型体育赛事活动被迫取消或推延，因隔离措施使得个人与家庭成员的外出身体活动受限受阻。新冠肺炎(COVID-19)应对中的困难与瓶颈突破，特别是事关生命与健康的问题亟待解决。身体活动促进公共健康功能的现实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突，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身体活动促进公共健康的理念引导、政策支撑和实践路径。在新时代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双重时代背景下，笔者通过审视“健康中国2030”的价值理念，探寻身体活动促进健康的中国范式，旨在通过“加强身体活动，造就健康世界”活动，为更好地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经验，以拱卫人类的生命与健康。

1 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全球化时代下，科技发展促使交通工具便利化、迅捷化、地球村落化。因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休闲旅游等活动而使世界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世界人口健康问题突显，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不断爆发，世界人口健康需要各国协同应对，因此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人口健康发展的必然之需。

1.1 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生成的现实逻辑

健康是人类生存之本和发展之需。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维一体下的健康，涵盖着人类健康的身心需求和社会适应的复杂性。依据古希腊竞技思想，追溯人类身体活动意识与健康的关系，在古希腊“传统社会”中，身体、个人、社会、自然具有同源特性，均由构成大自然和宇宙的原材料以不加区别的方式塑造而成。身体作为宇宙的缩影，与大自然各种元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人是不可分割的，身体不是分裂的对象，人被融入宇宙、大自然与群体当中[2-3]。在这一整体论下，身体与健康的关系紧密一体，即形成身体、心灵与社会的“整体性”健康[3]，可谓是身体活动促进人类健康的古典思想，这一思想也充满了身体活动促进人类健康的意蕴。身体活动中所呈现的身体形态和运动精神，无不体现着身体活动与健康的关联。身体活动和社会自然的契合，身体活动与人类健康自然交融，加之全球化时代的不断变化与演进，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也日趋形成。同时，在新冠疫情(COVID-19)全球爆发与防控防治期，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生成的现实逻辑理路清晰，符合全球健康问题破解的现实需求。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不断爆发，21世纪的前20年国际卫生组织WHO共宣布了7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体包括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2009年H1N1猪流感大流行、2014年5月小儿麻痹症再次激增而威胁着根除工作、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已逐渐失控、2016年的寨卡病毒有关疫情、2019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爆发的另一起埃博拉疫情、2019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上述事件的发生对人类的生命与健康产生着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有着迫切的现实之需，符合保护人类健康的现实之需，由此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生成符合现实的逻辑。

回顾人类疫情史，区域因疫情影响而突显出共同体化，区域人口的生命与健康也共同体化，特征明显的区域共同体可谓人类健康共同体的雏形或起始。例如公元1347—1352年，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肆虐西欧，造成人口锐减约三分之一；公元1361年和1369—1371年，又有两次普遍性的鼠疫暴发，分别夺走了20%和10%～15%的人口[4]。黑死病的地区性暴发难计其数，引起了欧洲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医药卫生等的严重危机[5]，可谓是一场破坏力极大的浩劫，地区贸易也被迫搁置。观照当前世界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人类健康共同体特征明显，由此而采取共同行动是应对重大疫情的必由之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提出具有宏大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1.2 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生成的理论逻辑

中国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导者，也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推动者与践行者。习近平强调“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疫情防控分享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同各国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6]这可谓是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源头和逻辑起点。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全球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中国方案和主张。面对世界发展趋势，习近平深刻洞察人类命运前途，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拱卫人类健康与生命，针对疫情亟待应对的难题，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因此，为应对疫情而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理论，其理论逻辑起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践行与现实表现。

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与生成有着宏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其一，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与应对的现实情况，迫切需要统一认识，统一到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这一认识维度上来，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理念，构建国际团结协作行动机制，例如共享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和核酸检测引物探针序列信息、共享新冠疫苗研发成果、统畴安排国际防疫物质的调配与出口。其二，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利于有效地援助卫生事业体系薄弱的国家地区，例如国际社会向经济与医疗落后的非洲国家提供必要的紧急医疗物质与人才援助。

1.3 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制度逻辑

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有着坚实的制度基础与制度逻辑。制度逻辑是一个专有名词,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建构出来的一套自洽的规则、假设、价值和信念,通过它们,个体得以组织时间和空间,理解社会现实的意义,实现和再造自己的存在[7]。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的严重危机，这一关乎世界多国人口生命与健康的重大事项，需要世界各国协同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应对制度，即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制度建设。从这一逻辑的价值内涵来看，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具有共同性和整体性。共同与整体特性反映了当前疫情应对行动的特点，但因国别差异而呈现个别国家制度的差异、应对行动举措的不同等。也正因为国别差异，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与重大疫情应对的境遇，成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制度的逻辑起点。

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制度建设是一个宏大事件，其制度建设由何组织承担？如何科学组织？如何体现制度的效用与公平？这是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制度建设的组织逻辑所应解决的问题。当前，世界卫生组织应是核心组织与领导者，世界卫生与经济强国应积极响应，与世界卫生组织一道建立不同主体下的协同应对疫情危机制度，建立疫情应对的全球治理组织结构，以体现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组织逻辑。从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整体来看，无论世界卫生组织，还是个别国家，应对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仍然倍感棘手。

人类卫生健康的宏观制度主要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倡导制定与执行的相关制度，其组织架构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人类卫生健康框架体系主要包括国际卫生组织、国家政府机构、非政府社会组织3种主要主体，3种主体又具有各自的组织架构、政策制度与措施。三者主体通过组织架构、政策制度与措施共同担负着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任务。也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制度体系，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与完善，才能引领世界统一组织行动，应对重大国际卫生紧急事件的发生。

图1 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国际组织与制度架构Figure 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 health

构建与完善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制度，意味着我们要统一在世界卫生组织下，针对疫情发展情况，面对国别利益与世界整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建立稳定且持续的制度应对疫情危机，是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与应有担当，是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制度的发展逻辑所在，也是我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所在。面对新冠疫情，我国在实践中完善疫情防控制度与举措，为世界提供大量的防疫物质，充分证明了我国卫生健康制度的有效性与科学性。同时，以人民至上的中国疫情应对制度为世界应对新冠疫情树立了良好标杆，建立了良好的制度与制度执行范式。

2 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

在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在应对重大疫情中具有巨大的现实价值、制度价值和生命健康安全保障价值。

2.1 现实价值

健康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更是责任[8]，生命与健康是人类生存最原始和本真的需求。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现实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为保护人类的健康与生命。生命与健康是人类发展中最宏大的事项，人类的发展与追求离不开生命与健康。为实现人类的健康，世界卫生组织不断采取措施，在世界范围内针对不同主体进行协同治理，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2030”，是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有效行动，通过身体活动拱卫人类的生命活力，充分体现了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价值。

第二，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健康决定因素。人类健康与价值实现是系统性问题。为此，世界卫生组织从20世纪末开始推行全球健康发展战略，倡导世界各国致力建设“健康国家”，从1986年至2016年共举行全球健康促进大会9届。9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围绕健康主题展开不同的战略行动。不少专家学者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概括研究影响健康的诸多因素。通过查阅相关健康方面的资料、对比分析研究内容与结论，发现社会经济因素、自然环境条件因素、医学因素、生活行为习惯、生物和心理因素这5个维度的影响因素对健康产生着重要作用[8]。全球健康大会促进了世界各个国家、社会组织、个人对健康的认识，相关战略行动对提升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为此，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健康决定因素是复杂多样化的。例如新冠肺炎(COVID-19)发生以来，世界各国应对举措难以统一、疫情防控措施多样化，此情势下难免出现疫情扩散的不良后果。为此，必须厘定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健康决定因素，以有效地采取行动与措施。

2.2 制度价值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发展的情势下，相关健康的国际性制度、国别制度、地区制度等的构建，是人类发展的应有之义。与人们生活生存密切相关的健康事件备受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全球健康促进大会是世界卫生健康的重要制度安排，对引领世界健康促进行动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召开的情况来看(表1)，每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均针对影响健康的重要情形而提出。例如，以“有利于健康的支持性环境”为主题的第3届大会，以突出的环境因素为重要主题内容而提出；以“全球化世界中的健康促进”为主题的第6届大会，旨在以全球化进程促进健康发展；以“2030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为主题的第9届大会，突显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毫无疑问，以世界卫生组织为核心倡导和制定的全球健康促进战略制度与行动，对世界卫生健康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制度保障，当然，制度保障也不限于此，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整体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均是全球健康促进的制度体系与具体表现，对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起着重要的全球行动的制度保障。

表1 历次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召开情况Table 1 Situation of convening of successive global conferences on health promotion

注：引自王虎峰的《全球健康促进30年的共识与经验——基于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宣言的文本分析》

从表1中的历次全球健康促进大会的主题可以看出，世界卫生组织近35年来针对不同主题，例如1988年健康的公共政策、2000年的促进健康和缩小公平差距、2016年的2030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等，引领着世界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不同国别的制度协同治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下，世界各国针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制度，同时又兼顾全球卫生健康协同治理需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国别方案与制度，例如我国于2016年10月25日印发并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旨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9]，其根本目的是保障我国人民的健康，同时也是我国具体履行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的重要举措，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的具体行动，是我国保障人民健康的制度保障体现。再如“2030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2030”是为实现健康世界而提出的世界性健康倡导与主题行动。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暗含着对制度构建的要求、对制度实施效果的需求、对制度价值实现的要求和协同治理的现实需求。

2.3 生命与健康安全保障价值

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下的制度制定、战略行动、协同治理等均是为了实现最根本的目标，即保障生命安全，实现人类健康的宏大目标与基本需求。科技发展而使地球村落化的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也随之相伴而来。因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在应对疫情所造成的全球健康危机、经济困境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中的具体诠释，是应对疫情的中国行动方案，是保护人民生命与健康安全的有力措施。共同体下的卫生健康体制机制构建，是为实现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的根本目的，也是制度价值所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生命与健康安全地实现，需要全球行动治理，完善发展以世界卫生组织为核心组织的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管理，符合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世界卫生组织也是不同行为主体下协同治理与应对世界重大疫情事件的核心组织，对有效进行世界生命与健康安全保护具有重要的价值。

3 身体活动促进公共健康的中国范式

身体活动促进公共健康的中国范式，是指我国在以人民生命健康至上理念的引导下，为贯彻大卫生与大健康的思想理念，建立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身体活动促进公共健康的制度、措施与行动范式。其体系庞大，涵盖着丰富的内容，且内容与体系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也不断完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体活动促进公共健康的中国范式，是一种持续的、动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健康制度体系与举措。

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下，从身体活动维度探寻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大力提倡的战略与行动计划。从我国体育卫生开始，至我国大卫生与大健康的提出，从体育学、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交叉视野，运用健康共治理论，提升身体活动的理论高度与健康价值，以探骊人类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为此，对身体活动促进公共健康的中国范式从制度范式、行为目标导向范式、健康世界行动的中国范式等方面进行探骊。

3.1 制度范式

制度是社会组织成员在组织中应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不同国家、社会组织等所面对的事项不同，其制度的制定所遵循原则不同，其具体的制度范式也各不相同。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中，针对身体活动、医疗卫生措施等内容，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或集体行动，形成一种社会结构，使之成为约束与规范、指导与促进身体健康的一种制度，即我们提出的一种新的制度范式、一种关乎人类健康的中国范式。

3.1.1 何为身体活动促进健康的中国范式 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何以需要全新的制度范式？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简单明晰而又深刻，那就是在世界公共健康领域慢性病发生情况严重、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频发。在全球健康事业亟须发展与提升的现实背景映衬下，中国方案，特别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与《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实施，是我国健康事业与体育事业发展的宏大事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广与指导下，注定会对世界提供健康战略实施的中国方案，以一种新的制度范式呈现。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危机的应对事实证明，中国卫生健康方案在保护国民生命与健康过程中具有比较优势。

我国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全球第9届健康大会“2030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的具体行动与国别方案。在考量体育对健康的影响与作用的基础上，以身体活动促进公共健康为视域，探讨身体活动促进健康的制度范式。通过长期的、规律的、积极主动的、愉快的身体活动行为，有效改善个人的健康状况，转变全社会的身体活动思维方式与理念，有利于改善世界人口的健康状况，也是“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2030”提出4项战略目标和20条行动方案的使然。

3.1.2 身体活动促进健康的宏阔制度 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历史中出台的系列相关制度构成了身体活动促进健康的宏阔制度。一是因为我国制定与实施的体育与卫生健康国家战略、实施方案、保障制度等具有计划性、长期性、可行性等特征。二是制度的执行者与受动者人数巨大，这是由我国人口数量所决定的。身体活动促进健康的中国方案所依重的宏阔制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制度文件数量众多。通过查阅《体育运动文件选编》，发现新中国建国前30年共制定颁发体育类主要文件约236个；综合性文件中,以原中央体委对体育发展的重要精神和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内容为主,包括单年度的体育工作安排、十年体育工作规划等[10]。第二，制度观照范围广大。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涉及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军事体育。第三，涉及内容对象众多。众多的制度与众多群体密切相关，例如体育系统职工人数、国家优秀运动队伍数量、各项目的竞技比赛成绩、运动员等级、青少年业余体校、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体育院校发展、体育场馆设施数量等内容。第四，体育与卫生、经济发展等密切相关的政治制度与经济保障。例如，我国最初的体卫制将体育与卫生教育融合在一起。我国的国家战略与制度明确规定了国家和各级政府在体育卫生健康领域的经济投入，充分体现了我国健康促进制度的优势和人民健康至上的实际行动。

3.2 行为目标导向范式

在相关体育与卫生健康宏阔制度的基础上，战略目标任务的要求与实施需要有力的行动。面对世界新的卫生健康现象与危机应对，问题解决的倾向从已有的知识经验中寻求可以理解，但是系统性检视问题、积极探寻变改鼎新之路、构建新的范式与框架才能彰显宏大阔远的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作用与价值。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2030”提出的4项战略目标和20条行动策略，兼并考量我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与《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战略目标与任务，结合身体活动的功能作用，以归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下的身体活动促进世界健康的行为目标导向范式。

3.2.1 健康共治——宏观行为目标导向 随着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宏阔的世界生命与健康命题自始至终都预留出足够我们探索的内容与空间。以身体活动促进世界健康可谓是一种宏阔的治理全球健康的结构，也涵括着实现人类健康的宏大目标理想。

宏观行为目标导向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从全球来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与协同行动治理无疑是一座坎多难攀的高峰。确定宏观战略行为目标，以制定的目标为导向，才能长期指导全球的卫生事业发展和增强人类的健康。2)宏观行为目标是世界不同国家主体协同治理健康问题的导向。世界两百多个国家，若实现卫生健康的全球共同行动与治理合作，必然需要有核心组织来凝聚各国的行动。加强身体活动、增进世界健康本身就是系统性复杂事件，方案制定、制度保证、经济保障均需宏观的战略安排。3)增强身体活动，促进世界健康，其本身就涉及方方面面，例如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差别、地理环境的不同等，加之健康与人们的生活工作密切相关，健康事业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密切相联。健康的宏观行为目标的制定与实现人类健康的宏大目标紧密相连。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总体战略涵盖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以健康优先、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公平公正为行动原则，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战略主题，以具体的医疗卫生制度、健康服务体系、医疗服务和体育健身服务为内容，确定2020年、2030年、2050年的阶段战略目标。关乎健康的具有明确战略思想、主题和目标的中国方案，堪称世界健康国家治理的典范。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实施，是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又因体育的健康功能和作用，而与健康中国和促进世界健康的总目标相谋而合。其战略目标以2020年、2035年、2050年3个时间段划分，总时间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相同。战略目标的实质是使全民族的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持续提高，战略的首要任务更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加之完善的政策保障，使得健康中国的战略与行动更加全面完整。

综上所述，“2030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和“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2030”是世界性的宏观战略，是关乎人类健康的全球战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别方案。

3.2.2 制度与行动举措——中观行为目标导向 人类卫生健康的中观层面内容与目标，是以大众健康为根本，注重不同地区、民族间的协作，更大地发挥不同主体的协同健康治理职能。在宏观战略目标任务的指向下，中观层面的行动策略计划明显呈现出具体可操作性和执行性。中观行为目标主要是指相关公共健康的全球性健康发展战略具体行动计划或举措、国别层面的国家或地区的健康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中观行为目标导向是指在全球或国家地区的健康事业发展中，通过相关国家或社会的体育与卫生健康组织行为，在充分利用相关制度保障和卫生健康制度的基础上，能够确定健康保障的制度、具体任务目标、具体行为举措，进而达到实现提高公共健康水平的目的。世界卫生组织“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2030”的中观行为目标主要包括其明确的20个行动策略具体涉及公共健身娱乐、公共健康、教育与咨询、健康保障、社区组织等内容。《“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中观行为目标主要包括加强健康教育、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体系、发展健康产业、强化组织实施等。

相关目标导向对我国制定《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具有重要启迪和借鉴作用[12]。在世界不同国家主体协同治理全球健康问题的实践中，相互间的借鉴与启迪必将以共同的健康战略目标促进全球健康的发展。

3.2.3 改变和参与——微观行为目标导向 社区、家庭、个人所进行的身体活动和增强健康的行为是健康的微观层面。身体活动促进健康的活动中，微观行为目标是最直接的行动，其行为和健康紧密相连，也具有最现实的作用。微观主体的思想理念转变、积极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参与健康行动计划，是我们打造健康世界的最强音。

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健康行为改变理论、生命过程理论以及社会学习理论等[13]，鼓励人们积极行动，通过促进身体活动缓解与改善慢性人群的健康状况，减少亚健康人群，缓解人们的心理紧张与压力，扩大人们的社会活动范围，提高社会适应能力，这是微观层面上社区、家庭和个人积极参与身体活动的最直接动力和需求，也最能展示行动目标的导向力。

3.3 “健康中国2030”——健康世界行动的中国范式

身体活动促进健康世界的路径因各个国家的文化差导、生命与健康观的不同、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医疗卫生条件迥异，其健康的实现路径也大不同，探骊中国健康路径，是为实现我国身体活动促进健康世界的行动计划为世界提供中国范式。

以“健康中国2030”为例，总结与分析我国身体活动促进公共健康的相关制度、政策措施、经济保障等，在分析研究身体活动促进公共健康国内外现状的基础上，以完善我国身体活动促进公共健康的多维体系，让身体活动促进健康的中国范式造就健康世界，这是探骊健康中国的典范路径。其一，纵览我国众多相关卫生与健康制度，“健康中国2030”发展规划最为完善与成熟，也最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与历届全球健康大会的健康主题相契合。其二，“健康中国2030”发展战略所涉及的宏观战略、中观制度、微观个体符合我国健康事业发展的现实情况，触及了我国卫生医疗和体育服务体系发展的核心目标——保护人民健康。其三，全球健康与健康中国的契合。从“健康中国2030”战略发布起，就别开生面地引起世人注目。透过宏大的战略指导思想，充满着理想色彩的行动计划，稳步实现众多的目标任务，促使“健康中国2030”[9]成为全球健康行动中国范式的实践尝试与标杆。

根据WHO健康促进的最新定义，即运用行政或组织手段，广泛协调社会各相关部门以及社区、家庭和个人,使其履行各自对健康的责任,共同维护和促进健康的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战略,并提出了良好治理、健康素养、健康城市的健康促进三要素[13-14]。全球健康行动的中国范式虽然近在咫尺，但是由理论构想到实践体系建立与目标实现却异常艰难。鉴于中国制度优势、文化优势与历史底蕴，健康范式也不应囿于制度范式，拓展不同人群的健康促进中国范式也应引起我们的普遍关注，例如确定9月1日为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逐步出台支持性政策、策略及措施等。建立青少年健康促进的中国范式，建立社区组织健康管理与促进的中国范式等，均能更好地勾勒涂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制度范式与图景路线。

相对于全球人类及中国人民的健康需要，全球健康行动的中国范式构建与践行仅是一个开始，更是一项需要我们宏观关照上下求索的伟大事业，仍需我们大胆而坚定的理论与实践尝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从体育学、医学、社会学、人口学等交叉视域，加强科学指导，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以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的情怀，构建全球健康行动的中国方案与中国范式，以真切实效地解决健康问题。

4 结语

处身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深怀对人类生命与健康的敬畏与尊崇，当然也带着责任与能力不足，试图探寻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结果喜忧参半：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给全球人类通过身体活动促进健康提供了宏大阔远的理念与实践空间，而当下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的应对中，中国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也付出了牺牲，更为人类抗击重大传染性疫情提供了经验[15]。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至今，世界每日感染人数已经以万计增加，世界不同国别主体的卫生健康协同行动机制仍然失策，协同行动效果不尽如人意。正因如此，基于实现全球健康的宏伟目标，梳理身体活动促进健康制度范式，更应开创更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中国范式，以形成健康范式促进体系，进而按中国逻辑锻造健康促进方案，以创造举世瞩目的健康促进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