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平 吴越秀

摘 要 制约西医东渐发展的因素众多，但较之其他因素，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触及了中西两种文化、哲学与科学、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等价值观层面，因而是西医东渐的一条主线。西医东渐始终贯穿着儒学与科学的互动关系。其中，儒学和中医对以现代科学为基石的西医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同化”“重构”和“选择”；西医对中医乃至儒学整体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医和儒学整体的冲击作用；二是对中医和儒学整体的变革作用。需着重指出的是：西医冲击中医的矛头所向，重在中医所包含的儒学等哲学成分，而西医对中医的促进作用，其着力点之一也在于逼迫中医逐渐减少儒学等哲学成分，而朝向科学化的方向前进。

关键词 西医东渐 中医 西医 儒学 科学

中图分类号 N09： R-09

文献标识码 A

一 西医东渐中的儒学和科学

问：“儒学”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概念，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面貌，您在《儒学与科学：西医东渐的主线》讲座中所涉及的儒学形态是宋明理学。其实，儒学内部体系十分复杂，如分为政统、道统、学统等，请问西医东渐中究竟是哪种形态的儒学与科学发生关系？

答：西医东渐是指明末清初至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时期。该时期，宋明理学一直贯穿始终，特别是康熙朝提出“理学治国”，宋明理学更有所得势。不过，从儒学发展的历史形态来说，整个西医东渐过程中，各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新的儒学思潮和流派相继有：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明末清初实学思潮、乾嘉汉学、晚清今文经学和民初早期现代新儒家。“西医东渐中的儒学与科学关系”中的儒学，主要是指儒学的这些思潮和流派。

政统、道统、学统并非儒学的形态，而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提出的中国文化生命的三个构成部分。统，有贯穿、承续之意。政统指政体，如贵族制、君主制、民主制等；道统指德性之学；学统指科学。

同样，西医东渐中的“科学”内涵也是十分明确的。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主要是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晚清至民初传入中国的则是西方近现代科学。不同时期的东渐西医所依据的自然科学基础，与上述科学传播的情况是相适应的。

二 西医东渐中的中医和西医

问：“西医东渐”中的“儒学与科学”关系，首先要面对“中医是否为科学”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中医院校又比较特殊。当下，一些中医药政策的调整，如方剂的临床验证问题，就真切地涉及中医是否为科学的原则性问题，这些调整利弊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医药的切身发展？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答：“中医是否为科学”一向争论激烈。我是这样看的：中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科学，也不是某些人所主张的所谓“第二种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医不含有科学成分。从根本上说，中医是主张反映论的，它的理论深深扎根于人体的生理与病理的客观基础之上。《黄帝内经》载有许多根据活体测量和尸体解剖所得到的人体内脏器官形状、结构的数据，并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①异常鲜明地表达了中医知识的客观基础；同时，中医具有西医无可无替代的许多合理性。例如，中医注重人体器官之间以及器官与人体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中医注重人体及其器官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有机联系；在中医医理的指导下，经过世世代代无数医家的反复试验和大胆探索，中医积累了无数卓有疗效的药方；此外，还有令人惊叹的经络理论和针灸方法等等。正是因为中医具有许多的合理性，所以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爱护中医和发展中医。

问：中医的发展受到诸多思想和流派影响。有人认为，“道家”影响更大，因此，是“道家”而非“儒家”是中医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有人认为，“道家”和“儒学”影响都很大，但侧重点不同：前者对中医基础理论贡献比较大，后者对中医药学的贡献则是在精神和道德层面，如儒医等。而且，“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议题所涉及的特定阶段儒学——“宋明理学”就是融合了儒道佛三教。中医的基础是不是能在更广义上的哲学层面来探讨？所以对于“中医奠立在儒学基础之上”的结论，期望得到更进一步的解答。

答：中医大致包括医理、诊疗和药物三部分。其中，医理是基础，它支配着诊疗和药物。如何诊疗、用什么药、如何用药，统统依据医理。通常認为，中医医理的核心观念是阴阳五行学说和元气说。阴阳五行学说和元气说的早期形成包含着先秦诸子百家尤其道家、儒家和阴阳家的贡献。将阴阳五行学说和元气说系统引进医学的是形成于汉代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该书以阴阳五行学说和元气说为纲阐述生命的形成、疾病的发生和辨证施治的原则。而在汉代，不仅儒学已经取得独尊地位，而且，阴阳五行学说和元气说也已是儒学的基本理论了。为此，著名中国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指出：“由于从董仲舒开始，阴阳五行学说已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组成部分，所以儒和医之间的联系也建立起来了。后世有不少医家都认为，作为医，如果不懂得儒家那一番道理，就只能是个庸医。这种情况也表明，中国的医学，乃是儒家哲学为父，医家经验为母的产儿。”[1]其实，不仅如此。儒家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儒家的“仁爱”思想和纲常伦理原则、儒家的“中和”思想和“执同两中”“执中权变”的中庸之道等，无不渗透进中医的医理、诊疗和药物。就是说，儒家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渗透进中医，成为中医之魂，使得中医涂上了浓厚的哲学医或儒医色彩。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医是儒家思想在医学领域里的特殊存在形式。为此，有学者指出：“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讲联系的神韵。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种，我以为医学最为合适。”[2]

道家固然对于中医的贡献十分巨大，但当我们论及道家对中医贡献的时候，需要明确：首先，道家在先秦中医形成期的贡献十分突出，但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对中医的贡献就逐渐领先了。其次，强调儒家对中医的贡献并不意味着对道家贡献的否定，而且，儒、道两家对中医的贡献常常胶着在一起、难分难解。尤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道释相互融合的趋势压倒相互排斥趋势，甚至一度出现了三教合一现象。

既然中医和西医分别以儒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甚或分别是儒学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或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那么，“中医奠立在儒学基础之上”，中医与西医的关系从属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并且是后者的特殊表现形式，则是理所当然的了。

三 西医东渐的主线问题

问：马教授曾提出西医东渐有三条主线，分别是“中医体制的演变”“医学思潮”“儒学与科学”①，此次讲座仅从“儒学与科学”角度来探讨。期望进一步了解这样划分的依据，以及有无其它主线可能。

答：西医东渐是一个多侧面交叉的复合历史过程，原则上，它的主线是多元的。确定主线的根据主要是：反映西医东渐过程的主要矛盾，贯穿西医东渐过程的始终。按照这个原则，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西医在东渐中的体制化、中医体制在西医东渐中的转型、医学思潮的纷争和变幻等线索，均可作为西医东渐的主线。具体选择哪一条线索作主线，应视研究的需要而定，也可以有主有辅，兼取多条线索。

问：“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可以有不同视角或层面，如哲学与科学、传统文化与科学、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需要界定哪个层面来讨论二者之间关系。此外，是否还应强调儒学对科学的贡献？

答：正确理解儒学与科学的关系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儒学与科学这两个概念。就儒学而言，它主要有三个面相：中国文化的主体、中国哲学的主干、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人文文化。就科学而言，它也主要有三个面相：科学诞生于西方，所以一度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精华部分；与具有最高普遍性的哲学相对应，科学主要指具体的自然科学；科学也是一种文化，即科学文化。上述情况决定了儒学与科学将主要有三重关系：一度表现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关系。研究西医东渐中的儒学与科学关系，这三重关系都要考虑到，但由于西医东渐时期恰好对应于近代科学革命发生、完成和近代科学开始实现世界化的历史时期，所以，应以中西两种文化的关系为主。

问：这是当下众说纷纭的问题，此结论是否应结合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来回应？

答：制约西医东渐发展的因素是众多的。例如，西方殖民势力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新教传教的需要、中国人的医疗需要等等。这些因素固然十分重要，但较之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都是浅层次的。因为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触及到了中西两种文化、哲学与科学、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等价值观层面。以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为西医东渐的主线，尽管形式上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但已经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和内在发展动因，并认为后者是根本。

四 西医东渐中的儒学与科学互动

问：西医东渐，儒学不仅与中医互动，也要直面西医，马教授提出“从整体上，儒学对于西医是持欢迎态度的”。儒学自身一直就不断革新和突破，所以清末受今文经学影响提出医学改良论（汇通），受古文经学影响提出医学革命论的争论（废止中医，中医现代化），但基本能看出儒学对西医的态度还是欢迎的。但个别人物，比如康有为等个体的言论是否可以代表整体态度？另外，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除了欢迎，还有排斥，且也并非这二者就可以概括。此外，儒学应划分到具体层面进行分析：比如历史不同时期主政者之态度，社会不同阶层（上层、中层、普通百姓）之态度，背后所涵盖的技术、制度和精神层面都要进一步剖析。

答：西医东渐过程中，儒学和中医对西医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同化”“重构”和“选择”。“重构”是指西医在儒学和中医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在医疗形式和内容上作出适当调整，以减缓和儒学以及中医的冲突，如传教士诊断病情增加了摸脉环节。这在西医东渐初期表现尤为突出。另外，中医界所做的大量中西医汇通工作，其实质也是对西医的一种“同化”和“重构”。“同化”和“重构”的实质是缩小中西医的差异，既为西医在中国的传播扫清障碍，也为中医的科学化拓宽了道路。“选择”表现为多种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排斥”和“欢迎”两种形式。儒学和中医“排斥”西医的根源在于，西医和中医不仅在医术上走的是两条道，而且，分别表征着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儒学和中医“欢迎”西医的根源在于，不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是“医”，都有自己的客观根据，都以治病救人為宗旨。而儒学历来视医为“仁术”，强调“儒医不分”“儒医相通”。两相比较，儒学、中医和西医在客观根据和治病救人宗旨上的一致性是根本的，是主流。也正因为此，我们也才说“从整体上，儒学对于西医是持欢迎态度的”。当然，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现实生活中，儒学对西医的作用，往往是以儒学化了的人为中介，即儒学思想首先内化为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乃至生命观、身体观、生理观、疾病观等，然后，通过人对西医表现出来的种种迎拒作用。从西医东渐的历史实践看，充当当时儒学对西医和科学技术作用中介的，不仅仅包括社会上层，而且也包括社会基层的老百姓。不同的阶层由于儒学素养的不同、对西医认识程度的不同，在对西医的态度上会有一定差别的，但上述儒学、中医和西医的基本关系决定了“从整体上，儒学对于西医是持欢迎态度”的结论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主流态度。康有为、章太炎和梁漱溟等个体对西医的态度并不等同于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西医的态度，但由于其社会影响，用他们作为典型说明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西医的态度是可行的。当然，如果再详尽说明历史不同时期主政者之态度，社会不同分层（上层、中层、普通百姓）之态度，会更好。

问：关于西医对中医的影响，马教授用“西医给作为千年古医的中医造成了泰山压顶之势”一句进行简单概括，可否再具体分析，比如从中医从业者、西医从业者和患者的角度，从因西医所造成压力的具体来源以及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念等角度。

答：西医东渐过程中，西医对中医乃至儒学整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医和儒学整体的冲击作用。主要指西医东渐过程中，在西医势力渐趋扩大的形势下，中医由一家独大降为医界配角，乃至以西医界人士为主的一部分人兴起了一次次攻讦和排斥中医的浪潮，以致引发近现代史上的数次中医存废之争。这种冲击作用，本质上是西医强大的科技基础和在某些病症上药到病除疗效的力量展示。二是对中医和儒学整体的变革作用。主要指西医东渐过程中，在西医的压力和感召下，中医自觉不自觉地从多侧面做出了重大调整。例如：中医在内容上消除了大量猜测和臆说，纠正了大量延续多年的错误和偏见，不少经验认识和做法获得了理论解释；中医由师授徒的人才教育方式转变为院校教育方式；由主要限于经典注疏的科研方式转变为现代的实验研究方式；由主要依赖书面通讯或口口相传转变为成立社团、创办报刊和举办学术会议等现代学术交流方式；等等。尽管有些转变不完全适用于中医，甚至存在某些副作用。但是从整体上看，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转变，中医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愈益凸显了自身的优势，从而使得千年中医焕发青春，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

西医之所以能对中医产生上述影响，不仅与西医以强大而突飞猛进的现代科学为基石有关，也与西医和中医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紧密相关。西医冲击中医的矛头所向，重在中医所包含的儒学等哲学成分，而西医对中医的促进作用，其着力点之一也在于逼迫中医逐渐减少儒学等哲学成分，而朝向科学化的方向前进。

五 西医东渐研究的评价和现代价值

问：讨论中，大家对于马教授报告引言部分所说的“19世纪中叶之后的西学东渐中，西医东渐是最重要、最具有特色和最有魅力的部分”非常感兴趣。这个问题很关键，如果能好好回答，则会有重大突破，希望有机会再与马教授交流，探讨相关原因。

答：首先，在西学东渐中，中医的表现独树一帜。西学东渐中，受西学的冲击，中国传统科学的诸多学科或领域都以不同的形式被肢解或隐退了。如中国传统的天文历法被西方天文历法代替了。明末竣工、清初颁行的《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全面施行了西方天文历法的第谷体系。再如中国传统数学被肢解：内算部分基本上被清除；外算部分则汇入了以西方数学为基础而形成的世界数学主潮流。而中医尽管在西医的冲击下，发生了种种改变，但最终基本上整建制地得以保留，而且焕发青春，较之古代又有了长足发展。

其次，西医东渐是第二次西学东渐的重頭戏。在明末清初第一次西学东渐中，由于中国改历的迫切需要，天文历法和数学的东传成为当时的重中之重。19世纪中叶之后，由于新教传教士奉行藉医传教方针，并且行医被作为得力工具，为殖民势力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所以西医东渐便上升为第二次西学东渐的重头戏了。再加上第二次西医东渐过程中，西医与中医冲突连绵不断、高潮迭起，所以，我们也才说“19世纪中叶之后的西学东渐中，西医东渐是最重要、最具有特色和最有魅力的部分”。

问：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到了“中学西渐”热潮，其中中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被誉为“名片”。西学东渐中“儒学与科学”的主线，在新时代是否依然适用？是否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答：中医西渐不单单是一种医学传播，更是一种文化传播。在当代，中医传播到国外，必定会遭遇中医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医与异族文化的关系问题。鉴于中医浓重的儒学底色，所以中医西渐也会有一个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不过，较之我们中国的西医东渐，当代中医西渐毕竟时代不同了，又是发生在异国土地上，所以，中医与异国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异常突出。后者属于儒学与科学关系的范畴，它是否作为中医对外传播的主线，在科技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参考文献

[1] 任继愈主编. 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611.

[2]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710.

Dialogu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Science in the Process of Western Medicine Moving Eastwards

MA Laiping， WU Yuexiu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western medicine moving eastwards. Compared with other facto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science touches on the valu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philosophy and science， humanistic culture and scientific culture， etc.， so it is a main line of the western medicine moving eastwards. The western medicine moving eastwards run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science. Among them， the role of Confucian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western medicine， which is based on modern science，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assimil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selection".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medicin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onfucianism as a whole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one is the shock of western medicin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onfucianism as a whole； Second， the refo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onfucianism as a whole. It is important to point out that the aim of western medicines impact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to focus on the philosophical elem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such as Confucianism. And one of the key points of western medicines promotion to Chinese medicine is to for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gradually reduce the philosophical elements such as Confucianism and move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science.

Keywords： western medicine moving eastwa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stern medicine， confucianism， science

收稿日期：2019-11-15

作者简介：马来平，1950年生，山东巨野县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mlp@sdu.edu.cn；吴越秀，1977年生，江苏徐州人，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博士。E-mail： xiuxiu501@126.com。

本文是在马来平教授应邀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全校各专业博士研究生所做专题报告《儒学与科学：西医东渐的主线》基础上，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亓曙冬教授和王磊副院长为首的博士生课程团队就西医东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通过访谈的形式与马教授作进一步交流。亓曙冬、王磊、陆向荣、吴越秀、顾云湘、彭卫华、何兰萍、杨丽霞、杨宏彦、王敬、张菊、郭文良等参与了本次讨论。本文中“问”是在讨论的基础上由吴越秀博士概括整理，“答”由马来平教授作答。

① 见《黄帝内经·灵枢·经水》。

① 2017年6月30日，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团队赴山东大学高等儒学研究院与马来平教授进行相关研讨时谈到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