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季鸾是中国言论史上的灵魂人物。周恩来等所说的“国士精神”概括出了张季鸾精神境界和思想根源中最核心的部分。本文从三个维度对张季鸾国士精神的内涵做出解读。首先，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是其国士精神的根本的原动力和出发点。其次，张季鸾从他父亲那里沿袭下来的报恩主义，尤其是报恩主义的最高境界“报国恩”，是其国士精神的最终落脚点。最后，文人论政是张季鸾实现笔墨报国，彰显国士精神的着力点。张季鸾国士精神对当下有着引领方向、重塑价值观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张季鸾;国士精神;多维审视

张季鸾是中国言论史上的灵魂人物。从1911年参加《民立报》工作，到1941年逝世，整整三十年的记者报业生涯。前十五年，跌宕起伏，曾先后在《民立报》《民信日报》《中华新报》等任职，颇为艰辛。1926年，和吴鼎昌、胡政之复活《大公报》之后，主持笔政十五年。他终于在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办报经验之后，找到了“言论报国”的途径和契机，实现了干预现实、“健全舆论”的宿愿。在主持新记大公报的十五年间，张季鸾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其舆论影响力之大、享誉之高，堪称报刊史上的奇迹。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逝世。9月26日，中国新闻学会和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在重庆举行公祭张季鸾大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亲临吊奠。周恩来和邓颖超送挽联一副，文曰：“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土精神。”众所周知，蒋介石视张季鸾为心目中的首席“国士”，对其礼遇有加、颇为看重。然而，以周恩来的才能和眼界，推许赞誉张季鸾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共鸣，足见张季鸾的不寻常。“报人模范”“国士精神”，这是周恩来对张季鸾对新闻界贡献以及爱国思想的勾勒和精确表述，尤其是“国士精神”，概括出了张季鸾精神境界和思想根源中最核心的部分。

在任何职业走向专业化和成熟化的发展过程中，精神力量的作用不容小觑。其产生的引领作用和杠杆作用，往往是推动职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和内在调节机制。新闻事业也是如此。张季鸾一生中有三件得意之事，其中之一便是《大公报》在1941年5月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这项荣誉分量极重。此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获得过此项荣誉。颁奖词中写道：“该报能在防空洞中继续出版，在长时期中虽曾停刊数日，实具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且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按照这个荣誉严格的评价标准，它其实真正肯定的是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世界的独立思想和价值，以及天下关怀的精神气象。

张季鸾的新闻思想和新闻精神是多层面的，既有求学修身、感恩报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又包含亟待国家进步的现代性精神;既有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精神的彰显，但又深深打上“文人论政”传统的烙印，形成了独特的“国士精神”。这种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个人印记，塑造了张季鸾独有的人格魅力和内在气质。因此，本文将尝试从不同维度对这种精神内涵做出解读。

一、儒学思想——张季鸾国士精神的出发点

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甚至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这种伟大的伦理制度比法律和宗教在西方所起的作用还要巨大”。[1]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会不断通过自身实践来维护和传承这个伦理。

关怀天下是儒家的第一要义。从孔孟开始，他们即以天下为己任，奔走列国，游说诸侯。到了宋明，关学大师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孔孟传统的延续。而明清时期顾宪成脍炙人口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儒学思想的经典表达。儒学思想博大精深，内容庞杂，不能一概论之，但不可否认，尽管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也深受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有过传统与现代的游离和冲突，但张季鸾身上体现更明显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征，并有力证明了中国儒家天下关怀传统的生命力量。

张季鸾的恩师刘古愚是和北宋儒学大师张载志趣学行相仿的“关学”传人，对张季鸾的价值观和学识品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刘古愚看来，经世致用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因此张季鸾在后来的办报生涯中，所秉持的就是“救世”“国家民族至上”的原则，纵谈时事，主动寻求救国的路径。刘古愚所在的烟霞草堂虽居乡间，但他心怀天下，政治思想颇为稳健成熟。在国家危亡、排满情绪高涨之时，刘古愚认为解救中国应“重外患而轻政体”，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观念;为了民族大义，他還不顾年老体病前往甘肃讲学、普及教育，他通过言传身教，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学生张季鸾可贵的“士大夫”世界观和价值观。

张季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及主笔的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张季鸾秉持中国文人“济世救民”“澄清天下”的爱国精神、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传承，将“文章报国”作为全部理想，以报刊为载体，针砭时弊，分析变局，其言论不仅奠定了《大公报》的社会地位，并对当局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大公报》获密苏里新闻奖章之后，中共《新华日报》向《大公报》赠送了“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的贺联，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大公报》的期望、对张季鸾的赞许。

如果说抗战之前张季鸾的思想主要集中在“自由主义”上，而抗战之时他的思想和精神更倾向于“文章报国”的理想。他的身上浓烈地汇聚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担当，将《大公报》完全贡献于国家，转而以宣传为主，服从国家利益的意识盖过了言论自由的诉求。

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的十五年间，在中国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从职业身份来看，是一个恪守信条的职业报人。“而在职业观念深处，张季鸾和《大公报》同人真正‘同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原儒精神，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刚儒操守。在‘抗战与‘救亡的特定时空环境下，埋藏在张季鸾身上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认同被唤醒，被发扬。”[2]张季鸾为人办报，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是其根本的原动力和出发点。这种儒学传统的原始动因不仅成为张季鸾文人论政精神思想的强大支撑，更指导和引领着其文章报国的实践行为。

二、报恩主义——张季鸾国士精神的落脚点

张季鸾的父亲张楚林是榆林城里一家大户的独子。榆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边关重镇，军马云集、战事频繁，民风剽悍，民众尚武，张家自明代以来世代出武举人，可是张楚林因参加武举考试马惊坠地伤臂，从此弃武从文、专注儒学。得总兵刘厚基、知府蔡兆槐赏识，对他悉心栽培，光绪二年考取进士。为报答知遇之恩，张楚林在家中设立刘、蔡二人牌位，令子孙后代不绝祭祀。这种知恩图报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张季鸾。张季鸾人生际遇颇为坎坷，但恩师刘古愚的扶植栽培、陕西学台沈卫保举官费日本留学，都使他感念不已。因此，报恩主义成为贯穿他思想的一条主线。

他在《归乡记》这篇学者解读其思想根源的重要文章中说：“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不过我并无理论，不是得诸注入的智识。是从孤儿的孺慕，感母亲恩应报，国恩更不可忘。全社会皆对我有恩，都应该报。现在中国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们报恩报国，免赦万代子孙作奴隶！人们若常常这样想着，似乎易龄避免坠落，这是我的思想。”

报恩思想并不是张季鸾的发明和独有，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民间基础的思想。张季鸾从他父亲那里沿袭下来的报恩主义，正是儒家立身做人的思想准则，也是封建士大夫阶层道德规范的集中反映。1912年，梁启超曾作《中国道德之大原》，认为“中国一切道德，无不以报恩为动机”。而张季鸾的《归乡记》，是研究其传统伦理文化思想的重要文献和他报恩思想的最好诠释。这段夫子之道既是他国士精神养成的主要渊源，也是这种精神最后的落脚点，指向了“报国恩”这一终极目标。

张季鸾的报恩思想分为不同的层次。首先报亲恩，1934年，值他父亲冥诞100周年，母亲逝世30周年，张季鸾携家眷回到阔别26年之久的家乡谒墓立碑。并请章太炎撰文、于右任手书、苏州集宝斋刻石制作了“三绝碑”。一生俭朴、行为低调的张季鸾，这一次为父母谒墓立碑却极其隆重。其次报家乡恩。张季鸾并未出生榆林，一生也只有四次回榆林的经历，然而他却努力回报家乡。1934年张季鸾回榆林，积极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一个多月内，除了数次到榆林中学、绥德师范等校演讲，更是勉励莘莘学子关心国事、报效国家。他联络各界友人筹措了一大笔资金作为榆林中学奖学基金，还自付500块银元，用于资助贫苦学生。

然而，报恩的最终落脚点在“报国恩”，这就完美对接了张季鸾国士精神的深刻内涵。他朴素而真诚的报恩思想，扩大地说，就是忠纯地为社会服务的思想，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成就了他一生言论报国的丰功伟绩。

传统的“知恩图报”的思想，使得张季鸾一生难以摆脱对蒋介石的特殊情感。然而，张季鸾却并未如陈布雷一样成为蒋的幕僚，也多次拒绝蒋介石的津贴，原因正是张季鸾对蒋介石的支持，是他“民族之上、国家之上”思想的体现。虽然报恩主义有其个人恩怨的烙印和历史局限性，但其基本主导思想是明确的、进步的。这种思想已经脱离了一己私利，从更为崇高的视角观照自己的人生选择。而报国恩也正是传统的“文人论政”的终极目的，通过“论政”来干预国家事务，使得国家向更为文明先进的方向不断发展。

三、文人论政——张季鸾国士精神的着力点

《大公报》的境界和理念是“文人论政”“文章救国”。这个概念出自中国士大夫即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清议传统。议论时弊、臧否人物，以儒家的原则直言反对坏政府。这种传统体现的是中国古代读书人身上的风骨，直言敢谏、反对奸佞。

从“名士”到“报人”，中国近代新闻人经历了缓慢的职业身份认同过程。王韬虽被视作“新闻事业的开山鼻祖”，但他办报立言是在求仕无门之后做出的被动选择。黄远生自主弃官选择了新闻职业道路，但脱离了传统的文人身份，精神取向却难以找到寄托。邵飘萍作为全能型报人，以独立的职业报人身份办报著书，但游离于职业之“道”之外，终成乱世飘萍。到了张季鸾，报人职业身份和职业意识日渐清晰，虽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观念，但却依然背负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精神传统。文人论政，成为张季鸾等中国近现代报人笔墨报国，用舆论推动社会改革的最佳选择。以此作为着力点，既实现了独立报人的批判和参政议政的愿望，又可以延续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深沉责任感，发扬儒学中“明道救世”的情怀，借用报刊这个公共舆论平台，表达对国家公共事务的看法，监督政府。

张季鸾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文人论政”的典范。复活《大公报》伊始，张季鸾就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将其视为《大公报》办报的忠实信条，使得《大公报》既区别于党派报刊，也区别于商业性报纸，使“文人论政”的理念更加具体化，有了实现的有效路径。

张季鸾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一文中曾写道：“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3]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欧美国家，中国的报业同西方欧美国家报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完全不同，因此，现代报人的职业素养和独立精神固然可贵，但必须找到适合生存的土壤和自己的独有特点，这一特点就是“文人论政”。

“四不”方针是坚持“文人论政”的保证和前提。要实行“文人论政”，报纸首先必须在经济上保持独立，这样可以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左右，才能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正如李金铨所言：“我以为张季鸾的本体思想还是儒家自由主义，他经常讲到‘良心和‘气节，还提倡‘报恩主义，便是明证。但他是有国士之风的职业报人，对自由主义的肯定，也走得比梁启超更深远。”[4]

因此《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体现的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也显示了现代报人可贵的职业素养和独立精神，但抹不去的浓重的底色，则是他们“天下为公”“兼济天下”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

张季鸾的文章总是切中时弊、战斗力很强。他的“文人论政”，不是简单的夫子论道，而是针对现实的冷静判断。他因为言论两度入狱，又有脍炙人口的“三骂”，骂吴佩孚、骂汪精卫、骂蒋介石，在那样的乱世里，需要冒死的精神才能骂得出来。张季鸾为人宽容厚道，但他的文风却犀利深刻。这种文风，就是他文人论政的作风。

结语

张季鸾一生恪守职业报人的身份，他坚持真理、深明大义、忧国爱民，集中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节。这种精神气节是在张季鸾长期的报刊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彰显着一种令人神往和信服的力量，即使在今天，依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张季鸾生前留下无数评论文章，但他对写过的文章却不当回事，反对集为“文存”。然而，他对时事的感怀，对国运的担忧却早已从那些文字中流淌出来。他深明大义的风骨，甘当“恬淡文人、穷光记者”的气节、爱国爱乡、知恩图报的情怀，是一种将个人情感与民族命运、事业兴衰与国家荣辱融为一体的大境界，都将成为当下新闻界重塑价值观的有力参考。对其国土精神的解读，使我们可以传承其新闻精神的内核，弘扬其对今天新闻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引领和示范价值。历史渐行渐远，今天，当我们说起民国时期影响力最大的报人，那个身穿布衣长衫、赢弱消瘦、激扬文字的国士形象一定会浮现在人们眼前。

参考文献：

[1]费正清，赖肖尔.中國：传统与变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6.

[2]姜红，於渊渊.从“名士”到“报人”：近代中国新闻人职业身份认同的承续与折变[J].新闻与传播评论（辑刊），2011（00）：243.

[3]张季鸾.季鸾文存（第二册）[M].天津：大公报馆，1946： 126.

[4]李金铨.回顾《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文人论政[J].新闻记者，2015（11）：45.

【作者简介】滕文莉，榆林学院文学院新闻专业副教授;主要从事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榆林市社科联项目“张季鸾新闻精神及其养成研究”（项目编号YLSKGH2019-4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