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虎

（安徽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2）

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近代思想界在体用范畴视域下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出路的理论探索，并经历了“中体西用”和全盘否定中学的“西化”论两大阶段；此后，随着梁漱溟对“西化”论的批判，思想界又开启了“复兴儒学”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历史进程。从体用关系的角度，国内现代新儒学研究者普遍将现代新儒家视为20世纪“中体西用派的主要代表”[1]8，“是典型的中体西用论者”[1]371。笔者认为这一论断过于粗略，其忽略了现代新儒学在文化体用观上从梁漱溟到熊十力的重要思想转进以及中国近代中西文化融合思想体用之争的螺旋式发展特征。因此，笔者拟以熊十力对梁漱溟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改造与转进为核心，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体用之争与发展逻辑作一专题探讨，以深化关于现代新儒学思想发展以及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思想辩证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当代中国与世界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一 应对西方文化的早期探索：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

中国近代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较和融合是与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社会出路的探索相伴而行的。在19 世纪80 年代以前，无论是早期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后来曾国藩、李鸿章的“自强”“求富”，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军事等物质技术层面，认为在武器与生产技术上中国不如西方，需要学习效仿，而在典章制度与纲常名教上中国是“远出西人之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