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亚杰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基础教学部，山东 青岛 266100）

明末清初的剧烈动荡，造就了“失志”与“失国”的强烈情感相互交织的庞大遗民群体。许多有气节、有远见的士人重新扛起了屈原精神的大旗，将之作为内心的精神支柱。朱之瑜在《批新序二十条》中提到屈原“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经历，称赞他“至诚为国，百折不磨”[1]。顾炎武云：“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当为，虽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言，其圣人之徒欤！”[2]曹学佺《屈原祠》亦赞云：“江潭虽既放，日月与争辉。”[3]李陈玉曾为崇祯时武塘令、侍御史，明亡后入深山为遗民，作《楚辞笺注》，云“故千古忠臣悲痛未有如《离骚》者也，每读一过，可以立身，可以事君，可以解忧，可以忘年”[4]9，几乎把《离骚》看作立身处世的根本。以明末清初遗民与《楚辞》与屈原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者基本都是从屈原形象、《楚辞》注疏、诗文创作三个方面研究相对广泛的遗民群体对《楚辞》与屈原的接受，但在个人聚焦和重点论题方面的研究则有所不足[5]。比如，重点人物如何处理重点论题，他们如何使自己的思想资源理解与屈原精神和谐统一，其中经历了怎样的妥协、曲折和迂回，他们如何认定屈骚精神的实际功用及其在个人价值塑造方面的作用，等等，都有梳理的必要。所谓的重点人物，明末遗民中，在文学学术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而同时对楚辞和屈骚精神钻研甚深者，无过乎王夫之（1619—1692）、钱澄之（1612—1694）、屈大均（1630—1696）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