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黎 黎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136）

依据一生取得的成就、产生的影响这一基本立传标准，在20 世纪中国史上，郭沫若无疑是后人作传的首选人物之一。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鲁迅之后文艺界又一面重要的旗帜。他一生在诸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堪称现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郭沫若光辉而独特的一生，客观上决定他是一位多身份的传主，可以通过多个方面、多个角度进行传记书写。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郭沫若传”虽数量大、样式多，产生了一些优秀之作，但就具体表现维度来看，还由于种种原因略显单一、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为此，考察“郭沫若传”的写作现状、总结其得失，不仅可以对“郭沫若传”的书写与研究产生积极的意义，而且还会对传记研究本身提供有益的经验。

一、作为资源的“自传”

与同时期很多著名人士相比，郭沫若生前曾写有自传。“郭沫若自传”写于1928 年，止于1948 年末，具体包括20 年间郭沫若发表的、出版过的自传、回忆录以及回忆性散文、日记等多种。郭沫若在50 年代末期将这些零散的作品汇编成4 卷本的《沫若自传》。其中，第一卷《少年时代》内收《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4 部作品，从作者家世、出生和童年写至去日本留学，起止时间为1892 年至1913 年。第二卷《学生时代》收有《我的学生时代》《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篇》以及《今津纪游》《水平线下》等多部作品，主要写作者在日本留学特别是1918 年之后从事文学活动以及创造社的活动，起止时间大致为1914 年到1926 年。第三卷《革命春秋》包括《北伐途次》《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脱离蒋介石之后》《海涛集》《归去来》5 部作品，主要写郭沫若1926 年随革命军北伐以及次年南昌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的经历，和他在日本的生活以及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归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经历，起止时间为1926 年至1937 年。第四卷《洪波曲》收有《洪波曲》《芍药及其他》《苏联纪行》《南京印象》4 部作品，主要描写了郭沫若在抗战期间的活动、1945 年对苏联的访问以及回国后在南京的活动，起止时间为1937 年至1946 年。《沫若自传》前后跨度达半个世纪、计有110 万字，是我国有史以来最长的自传。《沫若自传》以追忆的形式写出郭沫若50 余年的生命历程，展现了郭沫若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迁，实践并实现了郭沫若“依然一贯”的写作动机，即“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①郭沫若：《〈沫若自传·少年时代〉序》，原文写于1947 年3 月13 日。本文依据《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 页。。很多研究者都高度评价《沫若自传》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将它与诗歌、历史剧以所谓“三足鼎立”或“三座高峰”来比喻。鉴于《沫若自传》的艺术特色在以往研究中已得到较为全面的总结，并诞生了专门论述的著作②这些论著可列举陈兰村、叶志良主编的《20 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郭久麟著的《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12 年第2 版；以及张启莲著的《郭沫若传记文学简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等等。张启莲的《郭沫若传记文学简论》，是专门论述郭沫若传记的著作，“三足鼎立”或“三座高峰”的说法就来自此书，见该书“引言”，第4 页。，本文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在此，我们仅想集中于传记研究的视野，探讨《沫若自传》作为重要“资源”的意义、价值及一系列相关问题。

首先，《沫若自传》开拓了现代作家自传的新领域，生动地再现了时代、社会以及作家主体对于自传的吁求。胡适虽早在1914 年9 月23 日留美期间的日记中提到“传记”③胡适：《传记文学》（1914 年9 月23 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 卷：1910—191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491—493 页。，并因为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自己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④胡适：《〈四十自述〉序》，原文写于1933 年6 月27 日。本文依据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27 页。。不过，他并未完成的自传《四十自述》最早连载于1931 年的《新月》杂志，1933 年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相比较而言，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除了20 年代末郭沫若的《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和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之外，并未产生其他有规模的、具有典型意义上的自传⑤《我的童年》，写于1928 年，1929 年4 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初版，题为《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写于1929 年，同年8 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黑猫》写于1929 年，最初收入1930 年9 月上海仙岛书店出版的《黑猫与塔》，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2 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 卷之“第十一卷说明”中曾详细介绍上述几种“自传”的出版情况。值得补充的是，由于本文强调的是“有规模的、具有典型意义上的自传”，故郁达夫于1927 年出版的日记体自传《日记九种》并不在此之列。。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沫若自传》的“拓荒”，我们才可以确切得出“中国现代传记繁荣的最初表现是大量自传和回忆录的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知识分子个性的解放，写作接近西方传记体式的自传或回忆录成了作家们自我表现和自我张扬的一种最方便的形式”⑥萧关鸿：《〈中国百年传记经典〉序》，萧关鸿编：《中国百年传记经典》（第1 卷），东方出版中心2002 年版，第5 页。式的结论。在感应时代风潮之余，《沫若自传》的出现还与郭沫若受到西方现代自传资源特别是卢梭《忏悔录》的影响有关⑦关于郭沫若受到卢梭的影响，直接的文字记录主要有《郭沫若致宗白华》（1920 年2 月16 日）中的“我常恨我莫有Augustine，Rousseau，Tolstoi 的天才，我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后收于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45 页。郭沫若还曾于1920 年2 月25 日致田汉信中重复了上述言论，出处同上，第66页。此外，他在《〈我的童年〉前言》中也曾有“我不是想学Augustine 和Rousseau 要表述甚么忏悔”的诗句，出处同本文下一个注释。当然，如果历史地看，卢梭的《忏悔录》对中国现代自传的写作均产生过影响，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郭沫若的《沫若自传》。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可参见梁庆标的《自我的现代觅求——卢梭〈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1919—193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郭沫若在汲取卢梭《忏悔录》自我暴露、自我剖析、真诚忏悔等经验资源的同时，还将自己浪漫的气质、张扬的个性、叛逆的精神、革命英雄的豪情以及闪现“泛神论”色彩的自我肯定融入其中，既塑造了独特而鲜明的自我形象，又展现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轨迹。他将一首诗作为《我的童年》的“前言”，并写下“我的童年是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时代”、“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来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⑧郭沫若：《〈我的童年〉前言》，原文写于1928 年12 月12 日。本文依据《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7 页。的诗行，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沫若自传》是一部重要的文献，对于人们了解、研究郭沫若以及相应的时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沫若自传》富于强烈的时代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现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作者郭沫若的经历从家乡开始，后到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并有日本和苏联的国外见闻。郭沫若自少年时代就目睹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后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组建创造社，再后来就是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抗日战争，他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现代中国以及世界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如周恩来、朱德、蒋介石、胡适、斯大林等，他都有过直接的接触乃至亲密的交往。对于这些重要事件和中外名流的直接描述，决定《沫若自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一部“自叙传”式的中国现代史来阅读，这无论对于研究郭沫若还是这一阶段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强调的是，在重视《沫若自传》的文献价值之余，我们还可以从史料的角度看待《沫若自传》。按照《中国文学史料学》中的说法，即：

作家本人的著作，群体性文学活动的当事人或事件的目击者的撰述，成为第一层位的文学史料。

作家本人的著作，包括他的文集、日记、书信，或散见的文学作品、回忆录、自传等，是研究该作家的最有价值的基础资料。文学史家进行作家研究，总要力求将这些基础资料搜罗齐备，以提高研究工作的科学性、严谨性。①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30- 131 页，第131 页。《沫若自传》显然是“第一层位”的文学史料，高于“同时代的非当事人的记录”即“第二层位”的文学史料②。《沫若自传》相继被收入到《沫若文集》与《郭沫若全集》之中，理所应当地成为研究郭沫若的重要著述就与此有关。

第三，《沫若自传》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社会，还真实地袒露了作者本人的内心世界以及思想感情的变化，其高度的真实性、丰厚的历史感和高超的文学艺术性，都决定其是一部优秀的自传作品和文学作品，对后来的自传写作具有典范意义。《沫若自传》以史家的笔法，充分融合了郭沫若作为文学家、诗人的气质和技法。它既真实记录了郭沫若少年叛逆、个性意识初步觉醒以及爱情经历等“个人隐私”，又毫无避讳地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文，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爱憎分明、依据是非曲直大胆言说的立场。在《沫若自传》中，郭沫若自是有所保留，我们也因此可以说他表现得并不彻底，但这些在任何一部自传中都不可避免存在的现象并不影响《沫若自传》的成就。在一些国外研究者看来，郭沫若通过自传实践“不仅与西欧自传的两大类型划清了界限，而且不期而然地揭示了西欧罕见而中国独具的自传的鲜明特色……就是说，社会是个人的背景，个人存在于社会之中——这种紧密结合社会、时代来描述个人的方式，正是与缺乏自我省察精神互为表里的中国式自传的重要特征。”③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版，第3 页。凸显中国式自传的重要特征，是《沫若自传》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前提。在后来的研究中，《沫若自传》被誉为中国现代自传中“自我张扬型”④这种说法可参见郭久麟：《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4 页；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12 年第2 版，第441 页。的代表作，由他者所著的“郭沫若传”多从中获取资源皆与此密切相关。

二、“他传”的分期、分类

郭沫若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翻译以及中国古代史、甲骨文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使其在20 世纪30 年代就成为名家并被立传。鉴于当时作传的规模以及多为介绍性文字，所以，于30 年代出现的各式“郭沫若传”多篇幅不长，且夹于专题性著述之中。如“郭沫若略传”收入1932 年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的、由乐华图书公司编的《当代小说读本》之中；1932 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由黄人影编的《创造社论》中收有的“创造社各作家略传”中的“郭沫若小传”；1933 年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的、由乐华编辑部编的《当代中国作家论》中收有“郭沫若评传”；1934 年上海书店出版的、由王森然所著的《近代二十家评传》中收有“郭沫若先生评传”；1935 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由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史料·索引”卷中“作家小传”部分收有“郭沫若”条目；1936 年上海大光书局出版的、由黄人影编的《郭沫若论》中收有署名“凌梅”所写的“郭沫若小传”⑤由“凌梅”所写的“郭沫若小传”与黄人影编的《创造社论》中收有的“创造社各作家略传”中的“郭沫若小传”内容相同，后者虽未署名著者，但显然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等等。上述形式直到20 世纪80 年代仍在诸如“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式的著述中出现⑥这种情况，限于篇幅仅列举一些著述如下：赵聪：《现代中国作家列传》，香港中国笔会出版，1975 年初版，内有“郭沫若”部分。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1978 年版，内部印行使用，共五辑，其“第一辑”收有夏春豪撰写的“郭沫若”部分。李立明：《现代中国作家评传》，香港：波文书局，1980 年版。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收有“郭沫若”部分。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分上下两集，其上集收有“郭沫若”部分，具体包括郭沫若的“五十年简谱”和由郭庶英、郭平英所写的《郭沫若传略》两部分。王训昭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上中下三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其上册收有肖斌如、邵华写的《郭沫若传略》，该书后于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年再次出版。徐迺翔主编：《中国现代作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该书共四卷，其中第一卷收有鄂基瑞所写的“郭沫若”部分，等等。。需要

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30- 131 页，第131 页。指出的是，在1932 年，现代书局还出版过由李霖编的《郭沫若评传》一书。这是第一部以郭沫若为写作对象的传记，但就内容来看，该书主要是一部由评论文章构成的论文集，前有李霖所写的《郭沫若传》，其中收有钱杏邨、闻一多、成仿吾、田汉等人所写各种评述文字20 余篇，后收有郭沫若的“访谈”“著译书目”等，体现了现代作家传记早期特征，即集作家小传、评述文字、作家印象记及著述资料于一身。这种形式在50 年代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的、由史剑著的《郭沫若批判》一书中得到了“留存”，由于其特殊性，本文将在以后的论述中予以分析。

如果说上述书写只能算作“郭沫若传”的雏形阶段，那么，20 世纪80 年代之后，“郭沫若传”则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按照时间跨度可分为三个时期，按照形式可分为三种主要形式。现分述如下：

20 世纪80 年代是“郭沫若传”的起步期。出版于这一时期的“郭沫若传”计有十余部，具体包括：卜庆华的《郭沫若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黄侯兴的《郭沫若的文学道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曾健戎的《郭沫若在重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陈明华的《郭沫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雷风行的《郭沫若的少年时代》（北京出版社，1982 年版），张毓茂、钟林斌的《文学巨星：郭沫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李保均的《郭沫若青年时代评传》（重庆出版社，1984 年版），陈永志的《郭沫若传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年版），蔡宗隽的《郭沫若生平事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 年版），张明军的《少年郭沫若》（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 年版），谭洛非主编、文天行等撰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郭沫若》（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年版），黄侯兴的《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孙党伯的《郭沫若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年版），杨殷夫的《郭沫若前传》（重庆出版社，1987 年版），龚济民、方仁念的《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唐先圣的《郭沫若传——绝代风流》（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 年版）。其总体特点是对文坛巨匠郭沫若一生进行整体描述，带有较为显著的时代评价标准和缅怀色彩；多展现传主一生的成就，而很少触及其性格上的不足和个人生活。其缺点正如后来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这些传记里不乏郭沫若研究大家的倾心之作，但更多的是平庸化的人云亦云，很多的事例都来自郭沫若的四本自传，其中大量的细节被各书反复引用，雷同的评价与所谓的‘见解’让人读后感觉似乎是同一本书读了数遍。”①房福贤：《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研究十六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 年版，第42 页。

20 世纪90 年代是“郭沫若传”的发展期。出版于这一时期的“郭沫若传”计有三十余部②在本文统计中，有些第2 版或再版的情况，如唐先圣的《绝代风流——郭沫若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 年第2 版；张明军的《少年郭沫若》，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 年版，后在1992、1996 年又分别于同一出版社出版等，不做重复统计，故按照不同标准统计，会有一定出入。，具体包括：梁满仓的《郭沫若》（新华出版社，1990 年版），朱文华的《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年版），王文英等的《郭沫若文学传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秦川的《文化巨人郭沫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年版），黄侯兴的《女神时期的郭沫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桑逢康的《郭沫若与安娜的婚恋》（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 年版），赖正和的《郭沫若的婚恋与交游》（成都出版社，1992 年版），魏奕雄的《郭沫若与夫人战友朋友》（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叶桂生、谢保成的《郭沫若的史学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谷辅林、张启莲的《郭沫若与安娜》（黄河出版社，1993 年版），秦川的《郭沫若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 年版），张毓茂的《阳光地带的梦——郭沫若的性格与风格》（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魏建的《郭沫若：一个复杂的存在》（南海出版公司，1993 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图书馆编的《郭沫若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94 年版），郑舍农的《郭沫若与安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 年版），黄子建的《郭沫若的青少年时代》（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谢保成的《郭沫若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年版），星村的《郭沫若的女性世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年版），邗东的《郭沫若》（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年版），伏琥的《郭沫若》（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 年版），刘屏的《狂飙少年：郭沫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黄侯兴的《郭沫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 年版），季国平的《毛泽东与郭沫若》（北京出版社，1998 年版），冯亦同的《郭沫若》（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谢保成的《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年版），丛瑞华的《郭沫若的青少年时代》（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王文英、刘轶的《郭沫若》（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谷辅林、唐燕能的《郭沫若和他的日本妻子》（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李继凯的《才子的书缘——郭沫若的读书生活》（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 年版），以及由魏建、宿玲编的《郭沫若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宋彬玉、张傲卉等著的《创造社16 家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 年版），等等。这一时期的“郭沫若传”主要特点是内容上更为全面、深入，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多为“丛书”之一，且出现了“断代式”“阶段式”的传记和“关系式”“交往式”的版本。

21 世纪以来是“郭沫若传”的深化期。出版于这一时期的“郭沫若传”计有四十余部①在本文统计中，刘屏的《狂飙少年：郭沫若》，后曾于2002 年在华艺出版社作为“大师青春剪影”系列之一再次出版,于2012 年作为“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之一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冯亦同的《郭沫若》，也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年再次出版；谢保成的《郭沫若评传》，于2010 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季国平的《毛泽东与郭沫若》，后于2008 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黄曼君、王泽龙、李郭倩的《郭沫若传》，后于2013 年作为“人民·联盟文库”之一在人民出版社再版，等等。这些再版因时间、出版社不同等原因均印成“第1 版”，此处不重复统计，仅列于此。。具体包括：周靖波的《郭沫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年版），乐思蜀的《郭沫若的女性情感世界》（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年版），武继平的《郭沫若留日十年：1914—1924》（重庆出版社，2001 年版），黄侯兴的《浪漫诗人的情爱写真——郭沫若的女性世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魏红珊的《郭沫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景戎华编著的《郭沫若》（蓝天出版社，2004 年版），冯锡刚的《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邢小群的《重说文坛三剑客：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 年版），桑逢康的《郭沫若人格》（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贾振勇的《郭沫若的最后二十九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版），冯锡刚的《“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重庆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邹廷清的《郭沫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版），蔡震的《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版），刘志远的《雾都银杏：郭沫若在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鲁雄飞的《郭沫若的异国婚姻始末》（台海出版社，2006 年版），桑逢康的《郭沫若评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年版），苗延波的《郭沫若的学术人生》（九州出版社，2009 年版），桑逢康的《郭沫若与他的三位夫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黄侯兴的《郭沫若正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蔡震的《郭沫若的青少年时代》（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黄曼君、王泽龙、李郭倩的《图本郭沫若传》（长春出版社，2011 年版），蔡震、钟作英的《郭沫若画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郭庶英的《我的父亲郭沫若》（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邢小群的《郭沫若的30 个细节》（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张洁宇的《毛泽东与郭沫若》（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以及由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编的《走近郭沫若》（巴蜀书社，2004 年版），廖久明主编的《郭沫若家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等等。其特点是扩展了“郭沫若传”的写作视野，出现了“图本”“画传”等新形式，许多传记为多年后的再版，表明“郭沫若传”已进入“重写”状态，达到相对的“成熟”。

与“郭沫若传”三个写作时期相一致的，上述提及的“郭沫若传”可分为三种主要形式，即叙说传主一生的“通史类”；选择传主特定生活阶段的“断代式”“阶段式”的传记；选择传主生平交往和情感纠葛的“关系式”“交往式”的传记。这种主要划分方式还可以按照某些标准进一步细分，如“通史类”可进一步划分为“传”“评传”“正传”“连环评传”等，这些形式近年来受到读图时代的影响，又常常和“图本”“画传”等结合起来。这些形式常常在实际出版过程中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并与郭沫若研究及其材料的发掘、整理紧密相连，形成研究者不断借鉴、读者常常阅读但在具体研究中往往为人所忽视的领域。

三、成就、趋势与问题

从“他传”的分期与分类，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从80 年代至今，30 多年时间里已出版的各种“郭沫若传”如果结合版次等宽泛标准统计会达百部之多。“郭沫若传”书写时间跨度长、数量大，客观上决定其已在许多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首先，就表现传主、展现人生即传记内容的角度来说，现有的“郭沫若”已完整地再现了郭沫若的一生，揭示其一生的功绩特别是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郭沫若的文学道路、成长过程，受中西方文化的影响及其文学史地位已被反复书写、得到广泛的认可。其次，郭沫若的性格、气质、人格及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选择、功过得失也被完整再现、获得了较为准确的评价。郭沫若一生几个复杂难解的问题或曰“历史悬案”，如早年和鲁迅论战及其笔名问题、晚年的“兰亭论辩”之笔墨官司等等，都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郭沫若复杂的情感历程也得到全面的描写，郭沫若的人格形象也由此得以立体、丰富的再现。第三，诞生了一批优秀的“郭沫若传”文本；“郭沫若传”的介入角度与表现形式日趋多样。“郭沫若传”与郭沫若研究及史料发掘互动、不断深入，在传记书写方面积累丰富经验的同时使其在郭沫若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郭沫若传”的成就一直与其不断历史化甚至是“经典化”（此处为一个形象的说法）的过程有关，且与各种版本的相互比较有关。从30 年代的《郭沫若评传》反映现代作家传记早期状态，到80 年代“郭沫若传”多以《沫若自传》为“底本”，很少能跳出此前业已形成的历史框架、文学史定评；再到90 年代随着材料的不断发掘、整理以及研究的拓展，出现较为全面、完整、成规模的“郭沫若传”，“郭沫若传”由单一的“通史”纵向模式，向“关系式”的横向模式发展；直至21 世纪以来多元发展，不断涌现“图本”“画传”等新的形式，“郭沫若传”不断在自身历史化的过程中呈现新质。“郭沫若传”的历史化一方面包括传记写作与郭沫若材料的不断发掘、整理，汲取郭沫若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包括郭沫若评价的时代性及其相应的美学标准和艺术标准。“郭沫若传”历史化的结果不仅使其自身成为郭沫若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且，还使“郭沫若传”进入了一个带有经典化意味或曰趋势的过程：秦川的《文化巨人郭沫若》《郭沫若评传》、蔡震的《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桑逢康的《郭沫若人格》、贾振勇的《郭沫若的最后29 年》等等，都堪称“郭沫若传”中的优秀之作。上述著作在写作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如：

为了要做到事有征信，就需要认真选择和鉴别材料。我在写作中，凡所选材料，尽可能以第一手的资料为依据。这就是说，主要是以郭沫若本人的东西为依据，如他的传记、著述、作品、日记、书信等。或以当事人的记述、回忆，及其家属、子女或亲友的记述、回忆，作为依据。……

郭沫若首先是一个诗人，而且是本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因此，写他的传，不仅要有史，而且要有诗。作者既要有史笔，又要兼有诗才，如此方可写出诗史结合的堪称佳构的优秀传记。①秦川：《〈文化巨人郭沫若〉后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年版，第484、486 页。

既然为传主写评传，一般说对传主的个人品德、事业成就、睿智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有所钦仰，充满着敬爱的感情。尤其为郭沫若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立传，完全不带感情色彩是不可能的。但科学的评价历史人物，又要求我们要冷静、客观，而不能太凭感情了。这是一个矛盾，但必须克服它。换句话说，就是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既以全身心的热烈感情去拥抱传主的生活，又要跳得出个人感情好恶的圈子，冷静、客观地对传主的一生作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而不被自己的感情所左右。……

虽然，作家评传的任务主要在评述作家作品，但我认为也要顾及作家一生的经历，兼及作家传的内容。这就是说要以评为主，传评适当结合。我的做法是把传主的一生经历划分为若干阶段，并相应地列出章节的办法，突出传评结合、以评为主的特色。……②秦川：《〈郭沫若评传〉后记》，重庆出版社1993 年版，第414、416 页。等等，以及在具体写作方式、表现形式方面进行的卓有实效的探索，对“郭沫若传”未来的写作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不仅如此，如果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加以考虑，“郭沫若传”的“经典化”还包括秦川、蔡震、桑逢康等一批长期从事“郭沫若传”创作实践的优秀传记家的出现，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郭沫若传”才会在成为郭沫若研究重要参考文献与一般性读物的同时，成为现代作家传记及至现代传记写作和研究中一道重要的风景，拥有艺术的品格和相应的结构体系。

在肯定“郭沫若传”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其存在的问题。正如前文提到的，不同时期的“郭沫若传”存在着前后质量不均衡、价值缺失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自是包括多个方面，而其中又以材料掌握不够、碍于传主的身份这两大方面原因为最。以“郭沫若传”与郭沫若研究经常使用的《郭沫若全集》为例：《郭沫若全集》目前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编”20 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编”8 卷，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考古编”10 卷，其中，“文学编”20 卷历来是“郭沫若传”写作必备的参考资料。不过，正如许多研究者都知道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20 卷既未全部收入郭沫若的文学作品，也未充分反映郭沫若创作的原始面貌。由于郭沫若曾多次出版其文学作品，所以，诸如《女神》《沫若自传》以及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文论，便存有版次问题；而在没有明确、考证“文学编”中收录作品是否为原始状态的前提下，“郭沫若传”与郭沫若研究很容易出现援引不当、与郭沫若最初写作的意图并不相符的现象。为此，在“郭沫若传”的写作过程中，详细掌握郭沫若著述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之后的再版资料进行文献史料的考辨，便成为“郭沫若传”写作的有效前提之一。除此之外，郭沫若还是新文学的重要旗手、新诗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人，又在政界兼有要职，这些客观存在的背景决定了“郭沫若传”书写的“限度”：80 年代出版的许多“郭沫若传”无法突破《沫若自传》在很大程度上与此不无关系。然而，作为一个浪漫派诗人、游走于文坛与政界的风云人物，郭沫若的感情经历是丰富的，其人生道路及历史选择也是十分复杂的，“郭沫若传”多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们：唯有突破这一限度，“郭沫若传”才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是以，在“郭沫若传”写作过程中，如何突破材料关和不为尊者讳、还原郭沫若的真实人生就成为值得关注的课题。近年来，随着郭沫若研究的深入和文学史观念的不断更新，“郭沫若传”在上述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在很多传记中，著者已开始谈及郭沫若性格上的易变和晚年的悲剧，以及郭沫若的私生活和他与安琳、于立忱之间的情感纠葛。再比如：《〈女神〉及佚诗》（2008）的出版以及蔡震的《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2014）、丁茂远的《〈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2014）的出版，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郭沫若创作和生平文献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充分利用这些资料搜集、整理以及研究上的新成果，“郭沫若传”必将会有新的进展乃至写作上的突破。

与上述问题同时存在的，还有近年来“郭沫若传”的出版由于受制于市场和消费因素，很多版本在多年后重出时并未标出“第二版”或“修订版”等。“郭沫若传”版式本身的不清晰、常常处于模糊状态①这种情况除了包括多不注明“再版”“修订版”，给人以“初版本”的误导之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指出：星村所著的《郭沫若的女性世界》（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年版），与黄侯兴的《浪漫诗人的情爱写真——郭沫若的女性世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内容完全一致。黄侯兴在《浪漫诗人的情爱写真——郭沫若的女性世界》“修订本绪言”中提到“这本书（原书名《郭沫若的女性世界》）自1996 年问世以来……”，因此可证明两位著者为同一个人，但由于黄侯兴未直接指出他即为“星村”本人，故此注明。，一方面不利于读者的阅读，另一方面则反映著者自身在创作过程中存在着不认真、急功近利的态度等某些方面的问题。最后，结合现有“郭沫若传”的实际，我们还会看到：传记叙述维度单一、多从文学创作角度书写作家传记，并未完全呈现郭沫若百科全书式人物的一生，也是“郭沫若传”实际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

四、进路与延伸

“郭沫若传”现实存在的问题客观上决定其写作的进路。事实上，一些写作者已经注意到“郭沫若传”在具体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正如秦川结合自己的写作指出的：

郭沫若一生多姿多彩，不仅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同他的革命生涯和卓越的学术研究活动，很少是孤立地进行的，一个时期虽有一个时期的不同重点，但总体上是结合的，不能截然地分开。因此单纯的文学评传，是难以写出完整的郭沫若形象的。假使定要孤立地去写，也难于把文学评传写好。如何把文学家的郭沫若，同革命家和学者的郭沫若结合起来，写一部较完整、科学的作家评传，是本书努力追求的目标之一。因为是作家评传，其它方面虽很重要也不可能都放开去写，而只能在总体布局下给出一定的篇幅，使用适当的笔墨，恰如其分地给予表现。②秦川：《〈郭沫若评传〉后记》，重庆出版社1993 年版，第417 页。郭沫若是一位在多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文化巨人、是一位拥有多重文化身份的传主：他很早就对“球形的发展”①《郭沫若致宗白华》（1920 年1 月18 日），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9 页。原文为：“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us：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点，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方八面，立体地发展了去。”的人生的渴慕，决定了他不可能也不甘心仅在一个领域有所建树，并在具体实现过程中隐含着持续地、频繁地游走于各个领域的可能。郭沫若一生集文学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金石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政治家于一身，在文学界、史学界、书法艺术以及政治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堪称现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正是其追求“球形的发展”并实现这一理想的结果。因此，从作传的角度上看，作传者可以从多方面书写其光辉、灿烂的一生。然而，这种“多身份”却很难在一部传记中完整地表现出来。就目前的情况看来，“郭沫若传”多从文学角度、作为现代作家传记之一种的写作实际也决定了其偏重于一翼的总体特点。尽管，部分学者如谢保成、苗延波等已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先后写有《郭沫若的史学生涯》《郭沫若评传》《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以及《郭沫若的学术人生》等传记，但无论是相对于郭沫若的一生还是现有的“郭沫若传”来看，这些创作都是远远不够的。显然地，历史、书法、金石等方面的“郭沫若传”需要相应的专业人士才能完成。而如果一旦以此作为书写学术方面的“郭沫若传”之前提依据，那么，历史、书法、金石等方面的专业人士是否愿意承担传记家的身份及工作也随即成为一个问题。像谢保成、苗延波分别从历史专业工作者和书法学专业工作者身份介入至“郭沫若传”写作的行列本就少见，何况如果只是孤立地强调郭沫若某一方面的成就，也难免会在顾此失彼的同时简约传主立体而丰富的一生。是以，实现完整、全面意义上的“郭沫若传”的书写，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的课题。

与上述从多传主身份角度进行传记书写的进路相比，从某一阶段或曰一个特定的横截面进行郭沫若传记书写也是有效的进路之一。从某一阶段或曰一个特定的横截面进行传记书写得到的文本可称之为“断代书写”，它虽无法全面描述传主的一生，却可以在这一时段详细而深入地呈现传主的生活史，具体、集中地描述传主的成就，进而以微观、掘进的方式，以小见大地穿连起传主的一生。它是长期关注传主、总结以往相关传记写作经验的结果，也是详细占有资料、与研究互动，发现新角度的结果，其价值较高并能够对以往的传记写作和研究形成超越与挑战。以蔡震的《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为例，该书出版于2005 年，集生平事迹和考证于一体。正如著者在“后记”中写到的那样：

郭沫若与日本或日本文化这一命题最初在我的脑海里出现，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郭沫若在日本生活了长达二十年时间，他创作出《女神》，成为五四新诗第一人，他翻译河上肇的著作并宣称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研究，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之先河等等人生的辉煌，都是在这期间发生的。然而，那个与此相关的他置身于其间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几乎从未被人们刻意关注。日本在郭沫若的创作生涯、学术生涯、人生经历中被提及，大多也只是表明，在这样一个地方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两者之间真的没有什么精神联系，乃至毫不相干吗？……

我在这里所做的研究和思考只能说是初步的，我希望借此引起从事郭沫若研究的学界同仁关注探讨这一问题，更希望借此能引起对于郭沫若在日本期间的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工作的关注与重视。事实上，许多相关的史料是散落在方方面面的文字资料之中的，需要去发现。而另一方面，在多年来已经为学界做不疑之用的史料中却存在有不少疏误，这也需要去做梳理正误的工作。

郭沫若与日本的命题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一命题本身，它应该能为郭沫若研究的许多问题拓展视野。譬如至今仍然话题不断的《女神》的创作，对于郭沫若以及创造社文学倾向的描述，郭沫若与创造社骤然之间戏剧性的“方向转换”等等问题，如果置放于郭沫若与日本近代文学思潮流变的关系背景之上，应该可以获得更确切的解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郭沫若与日本，实际上是关于中日近现代文学以及思想文化交流的一个个案分析，郭沫若是这一历史关系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思考的切入点。①蔡震：《〈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后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版，第375-376 页。

《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虽按照“生平事迹”的类别出版，但实为郭沫若特定生活阶段的“评传”。它选择了郭沫若留学日本和流亡日本两个重要阶段，详细论述了郭沫若在日本前后近20 年的行旅，具体包括他留学日本、弃医从文、情感经历、文学起步、思想转变、文人交往和投身历史与考古等几个重要方面，填补了以往谈及郭沫若与日本关系时只有结论、缺乏实证的“空白”，又展现了郭沫若这位多传主身份之“百科全书式人物”成长的发轫阶段，对郭沫若研究和传记书写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在“郭沫若传”考察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现象需要提及，此即为港台地区“郭沫若传”的版本问题。结合史剑的《郭沫若批判》，我们可以看到港台的郭沫若传书写由于评判尺度等原因，往往与大陆有很大差异。再者就是大陆和港台出版的同一本“郭沫若传”，由于种种原因也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同，而关注这些传记、进行版本比较，必将为“郭沫若传”的书写积累丰富的经验，产生积极的意义②港台出版的“郭沫若传”除史剑的《郭沫若批判》之外，还可列举贾振勇的《郭沫若：士与仕的长长背影》，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版；周靖波的《郭沫若评传》，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版等，这些传记有的在大陆出版过，但书名并不完全一样，值得关注。。总之，通过对“郭沫若传”的现状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传”写作的实际情况、成就及问题。郭沫若的“多传主”身份与其传记书写内容的相对单一、有待整合，决定“郭沫若传”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对此，我们应当有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