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志祥

（上海政法学院国学研究所，上海201701）

《鹖冠子》由战国时期鹖冠子的12 篇论文、他与弟子庞煖的5 篇对话以及庞煖的2 篇论文《世贤》《武灵王》构成。关于其作者，《汉书·艺文志》称是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平常总爱戴着一顶用鹖的羽毛装饰的帽子，故以“鹖冠子”为号。应劭《风俗通义》佚文也说：“鹖冠氏，楚贤人，以鹖为冠，因氏焉。”《鹖冠子》传世最早的文本，是唐贞观年间魏征《群书治要》所引。该书节录了《博选》《著希》《世贤》三篇的部分文字。其次是唐贞观年间马总《意林》所引，节录了要语两条。完整的传本，为宋徽宗年间陆佃的《鹖冠子解》19篇。后世的各种传本，实际上均以此为祖本。

自唐代柳宗元作《辩鹖冠子》一文，断定《鹖冠子》是伪书后，后世多认同此说，为其翻案的几乎没有〔1〕。于是，关于《鹖冠子》的研究就鲜有人问津，中国思想史的先秦部分几乎都将《鹖冠子》排除在外。然而，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帛书，“有《黄帝书》，很多观点和语句与《鹖冠子》相同”。李学勤据此指出：这“确证后者是先秦古书，而且是黄老一派的重要古籍”〔2〕。黄怀信在《鹖冠子校注》前言中通过考证具体说明：“《鹖冠子》作者确系一名出生于楚、游学并定居于赵，喜以当地所产鹖鸟羽毛为冠饰并以之为号，曾做过庞煖老师的已佚名的隐士。”〔3〕“今本《鹖冠子》的最终撰写年代，当在公元前236 至前282年之间”，它“确是一部先秦文献”〔4〕。

作为战国后期成书的一部子书，《鹖冠子》虽然是道家的殿军之作，在宇宙发生论方面以黄老学说与阴阳家学说为主，在社会理想论方面吸收了道家小国寡民的成分，在治国安邦论方面吸收了道家的因势利导思想，但面对春秋以来繁荣兴盛的诸子学说，它在政治学说中又吸取了阴阳家、儒家、兵家、法家学说，体现出综合的杂家倾向，摆脱了早期道家的忘世特色，明确提出“尊君卑臣”，声称“所期”是“使百姓释己而以上为心者”（《鹖冠子校注·天则》）。面对当时楚国、赵国的各种社会乱象，提出“良医化之”“治之无名，使之无形”（《鹖冠子校注·世贤》），防患于未然，治病于未萌。本文基于《鹖冠子》的道家主体与杂家取向，来系统剖析其黄老、阴阳合一的宇宙发生论及结构序列论，儒道合一的社会理想论及大政方针论，自成系统的兵家思想和法治思想，从而全面揭示《鹖冠子》的思想结构和逻辑机理。

一、尊天地、因势命、先人事的宇宙结构论

《鹖冠子》不是就事论事的政治著作，在论述人伦政治之外，它有着宇宙发生的大视野，并从这个大视野出发，提出了尊天地、因势命、先人事的宇宙结构论。

在宇宙发生论方面，《鹖冠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借用阴阳家学说作了改造。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源头和本体。《鹖冠子》也认为：“道者，开物者也。”“道者，通物者也。”（《鹖冠子校注·度万》）关于宇宙发生的过程，老子曾有过描述：“道（无）生一（元气），一生二（阴阳），二生三（天地人），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鹖冠子》的认识则比老子具体、丰富多了：“有一（道也）而有气，有气而有意（生意），有意而有图（象），有图而有名（名称），有名而有形（形实），有形而有事（人事），有事而有约（公约、法制）。”天下万物，“莫不发于气、通于道、约于事、正于时、离于名、成于法者也。”（《鹖冠子校注·环流》）此外，《鹖冠子》的描述还糅合了阴阳、五行、术数学说等因素：“东方者，万物立止（足，基址）焉，故调以徵；南方者，万物华羽焉，故调以羽；西方者，万物成章焉，故调以商；北方者，万物录臧（藏）焉，故调以角；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抑制焉，故调以宫。”“所始为东方，万物唯隆，以木华物，天下尽木也，使居东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尽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割物，天下尽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沉物，天下尽水也，使居北方主冬；土为大都，天下尽土也，使居中央守地。”（《鹖冠子校注·泰鸿》）“道”生万物，无物非“道”，“道”无处不在，但又“混沌不分”，无形可见：“道者……图弗能载，名弗能举，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状。”（《鹖冠子校注·度万》）“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日，德也；四时，检也；度数，节也；阴阳，气也；五行，业也；五政，道也；五音，调也；五声，故也；五味，事也；赏罚，约也。此皆有验，有所以然者，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状；图弗能载，名弗能举；强为之说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复反无貌。”（《鹖冠子校注·夜行》）这个无处不在的“道”就是客观存在、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数也，不可增减也；成败，兆也，非而（通能）长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鹖冠子校注·能天》）

在道生万物的元素、序列中，《鹖冠子》更多地关注天、地、人、命。《博选》篇指出：“道凡四稽（考察）：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在此基础上，《鹖冠子》论析了人与天、地、命的关系，强调圣人敬天、遵命而不做天、命的奴隶，高扬了人的主观努力在治理天下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作用。

为什么对天、地特别关注呢？因为“万物乘于天地”（《鹖冠子校注·泰录》）。“天者，万物所以得立也；地者，万物所以得安也。”（《鹖冠子校注·道端》）天、地是怎么产生的呢？“天、地成于元气。”天、地有什么特点呢？“天者，气之所总出也；地者，理之必然也。”“无规（而）圆者，天之文也；无矩（而）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动，地循理以作者也。”（同上）此外，“天也者，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时，陶埏无形，刻镂未萌，离（附丽）文将然者也；地者，承天之演，备载以宁者也。”（《鹖冠子校注·泰鸿》）因此，“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天地者，形、神之正也。”（《鹖冠子校注·度万》）《鹖冠子》特别指出：“所谓天者，非是苍苍之气之谓天也；所谓地者，非是膞膞之土之谓地也。”天、地不只是纯粹的自然物，它们是特定的道德化身：“所谓天者，言其然（成就）物而无胜者也；所谓地者，言其均（均平）物而不可乱者也。”“故天道先贵覆者，地道先贵载者。”（《鹖冠子校注·天则》）在天、地中，天包含日之德、月之刑、星之序、时之则，“莫能增其高、尊其灵”，地位更加重要。《鹖冠子》指出：“天者，诚其日德也；日诚出诚入，南北有极，故莫弗以为法则。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终则有始，故莫弗以为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乱，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时其则也；四时当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为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后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为常。”由于天具有“诚、信、明、因、一”五大美德，“故莫能与争先”（《鹖冠子校注·王铁》）。

在天地所承载、化育的万物中，人最重要。与天、地自然物相比，人是好生恶死的生物：“所谓人者，恶死乐生者也”（《鹖冠子校注·博选》）。大凡称霸天下者，“未有离天人而能善与国者也”（《鹖冠子校注·天则》）。因此，《鹖冠子》明确提出“先人”“以人为本”的主张。这与整个周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贵人轻神的时代特征是相吻合的〔5〕。

《近迭》篇在对天地、四时、阴阳性能、作用作出客观考量后提出“先人”的“圣人之道”。“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鹖冠子曰：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法天则戾；地广大深厚，多利而鲜威，法地则辱；时举错代更无一，法时则贰。三者不可以立化树俗，故圣人弗法。庞子曰：阴阳何若？鹖冠子曰：神灵威明与天合，勾萌动作与地俱，阴阳寒暑与时至。三者圣人存则治，亡则乱，是故先人。”《度万》篇记录鹖冠子语：“天地阴阳，取稽于身……十变九道，稽从身始；五音六律，稽从身出。”“身”者，人自身也。人自身是天下万物的核心、原点与起点。《泰录》篇指出：“若上圣皇天者，先圣之所倚威立有命也，故致治之自（从也）在己者也。”张之纯《鹖冠子菁华录》：“自，从也。此言致治之自不在天而在己，所谓人定胜天也。”所以《鹖冠子》强调在尊重天、地自然规律的同时，发挥人的神明、智慧的主观能动性，尽人力，为人事，改造自然、驾驭自然。《天则》指出：“人道，先贵事者。”《泰录》指出：“神圣之人，后、先天地而尊者也。后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终。……尊重焉（天地），故能改动（改造）之；敏明（聪明）焉，故能制断之。”《博选》指出：“君也者，端（正）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为本者也。”在这里，《鹖冠子》高度肯定了人的“精神”“神明”——聪明才智在改造天地自然中的崇高作用。《泰鸿》篇记载，泰皇问泰一：“天、地、人事，三者孰急？”泰一回答：“爱精养神内端者，所以希天。”该篇还指出：“圣人之道与神明相得，故曰道德。”《泰录》篇强调：“精神者，物之贵大者也。”《度万》篇指出：“彼虽至人，能以练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饰其身，若合符节。”因此能够“小大曲制，无所遗失，远近邪直，无所不及”。“故圣人者，后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终；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气不若阴阳，而能为之经；不若万物多，而能为之正；不若众美丽，而能举善指过焉；不若道德富，而能为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为之主；不若鬼神潜，而能著其灵；不若金石固，而能烧其劲；不若方圆治，而能陈其形。”《鹖冠子》中虽然有“法天居地……神圣之鉴也”的说法（《鹖冠子校注·泰录》），但“法天居地”的真实含义是尊重和利用天地的自然规律之意，而不是放弃人事努力、完全听命于天地之命的意思。因此，“法天居地”的说法与上述“法天则戾”“法地则辱”的观点是不矛盾的。

所谓“命”，在《鹖冠子》中有两层意思。一是君主的命令。“所谓命者，靡不在君者也”（《鹖冠子校注·博选》）。二是指自然规律。“命者，自然者也。命之所立，贤不必得，不肖不必失”（《鹖冠子校注·环流》）。在这个意义上，“命”又叫作“势”，即客观时势的“势”。“彼安危，势也；存亡，理也。何可责于天道？鬼神奚与？”（《鹖冠子校注·能天》）《备知》还举例说明这个问题：“昔汤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楚用申麃，齐用管子。此数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国之忠臣所以死也。由是观之，非其智能难与也，乃其时命者不可及也。唯无如是，时有所至而求，时有所至而辞，命有所至而阖，命有所至而辟。”“今世非无舜之行也，不知（于）尧之故也；非无汤、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费仲、恶来得辛纣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谏而不知其主之煞（杀）之也。费仲、恶来者，可谓知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谓知事矣，而不知心。圣人者必两备而后能究一世。”所以《度万》总结说：“故圣人者，取之于势。”真正圣明的君王懂得知命因势，“按数循法”①黄怀信：《鹖冠子校注·近迭》，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版。原文为“无法而自备循”，备为衍字。，运用术数来把握势命，切忌“无数而自因，无法而自循”（《鹖冠子校注·近迭》）。于是《歇冠子》中又出现了不少关于术数的论述。

《鹖冠子》总结说：“道者，圣（者）之所吏（使）也，至（者）之所得也。”（《鹖冠子校注·能天》）道派生万物，而又渗透、体现在万物之中，突出表现为天、地之理和时势之命。称霸天下的圣王至人说到底乃是得道、用道者。这得道和用道集中表现为尊重、把握并善于利用天地之理和时势之命，把人事做得更好。在此意义上，“天、地、人事，三者复一也”（《鹖冠子校注·泰鸿》）。

二、“上下相疑”的现实批判与“居处同乐”的社会理想

从道生万物出发，《鹖冠子》主张在尊天地、因势命的前提下将人事做好，在危机四伏、岌岌可危的战国乱世使楚国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是怎样的呢？《鹖冠子》指出，这是一个“过生于上，罪死于下”（《鹖冠子·度万》）的“浊世”“乱世”。从道家的观点看，这个社会大化消隐，至德无存，“碎智”（又称“粗智”）横行，斤斤计较，蝇营狗苟，以静为扰，以安为危。“至世之衰……其化薄而出于相以有为也。故为者败之，治者乱。”（《鹖冠子·备知》）“夫乱世者，以粗智为造（精）意。”（《鹖冠子·著希》）“主知不明，以贵为道，以意为法。”“群臣无明佐之大数而有滑政之碎智。”“以静为扰，以安为危，百姓家困人怨，祸孰大焉! ”从儒家的观点看，这个时代以利为主，“反义”“逆德”、背“仁”弃“忠”，导致“父子相图，兄弟相疑”，君臣相离：“至世之衰，父子相图，兄弟相疑……为者败之，治者乱。败则傰，乱则阿；阿则理废，傰则义不立。”“夫乱世者……以利为情。若不相与同恶，则不能相亲。相与同恶，则有相憎。说者言仁，则以为诬；发于义，则以为夸；平心而直告之，则有弗信。”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君主骄纵昏昧、闭目塞听，大臣伪而不忠、结党营私，贤臣遭祸，小人受宠：“时君（现时之君）……遇人暴骄，万民离流，上下相疑，复而如环，日夜相桡，谏者弗受，言者危身，无从闻过。故大臣伪而不忠。……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务蔽其明，塞其听，乘其威，以灼热人，天下恶之，其崇日凶，故卒必败，祸及族人。”（《鹖冠子·道端》）“今世之处侧者皆乱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达，其言足以滑政，其朋党足以相宁于利害。”（《鹖冠子·备知》）“贤人之潜乱世也，上有随君，下无直辞。君有骄行，民多讳言。故人乖其诚，能士隐其实情。心虽不说，弗敢不誉。事业虽弗善，不敢不力；趋舍虽不合，不敢弗从。”“贤者之于乱世也，绝豫而无由通，异类而无以告，苦乎哉。”（《鹖冠子·著希》）

在批判“乱世”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鹖冠子》提出了它的社会理想。“毋易天生，毋散天朴，自若则清，动之则浊。”（《鹖冠子·泰鸿》）“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圣人之所期也。”（《鹖冠子·天则》）“为善者可得举，为恶者可得诛。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终身为期。素无失次，化立而世无邪。化立俗成，少则同济，长则同友，游敖（遨）同品（区之误也），祭祀同福，死生同爱，祸灾同忧，居处同乐，行作同和，吊贺同杂（集之衍也），哭泣同哀，欢欣足以相助，侦谍足以相止。”（《鹖冠子·王铁》）这是一个大化流行、人心纯朴、人与人之间没有钩心斗角，同呼吸共命运，互助互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至德之世。它有道家小国寡民的影子，更多的是儒家大同之世的成分。在这种理想社会中，君主的圣明仁德显得特别重要。“圣王者，有听微决疑之道，能屏谗权实，逆淫辞，绝流语，去无用，杜绝朋党之门，嫉妒之人不得著明，非君子、术数之士莫得当前。故邪弗能奸，祸不能中。”“有道之取政，非于（以）耳目也。夫耳之主听，目之主明。一叶蔽目，不见太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道开而否，未之闻也；见遗不掇，非人情也。”（《鹖冠子·天则》）“时君遇人有德，君子至门，不言而信，万民附亲……是以为人君亲其民如子者，弗召自来……天下好之，其道日从，故卒必昌。”（《鹖冠子·道端》）《鹖冠子》在这里借他人之酒杯，吐胸中之块垒。他期望当朝的楚国国君也是一位贤明之君，能够听取他的忠良之言、采纳他的治国良方。

三、“君道知人，臣术知事”与“服义行仁，以一王业”的外王之道

在提出了道儒合一的社会理想之后，《鹖冠子》重点论述了称霸天下的外王之道。这同样体现了道儒兼容的特色。

外王本于内圣，圣王来自圣人。“圣人者德之正也。”（《鹖冠子·度万》）要实现称霸天下的宏伟理想，君主必须先将自己修养成以理节情的圣人。在这点上，道家主张至人无情，自然无为，儒家主张圣人节情，克己复礼，殊途而同归。《世兵》指出：“列士徇名，贪夫徇财。”“众人域域（惑惑），迫于嗜欲。”“圣人”“列士”与“众人”的最大区别，是“众人”唯利是图，“迫于嗜欲”，而“至人遗物，独与道俱”；“圣人捐物，从理与舍”。这就叫“欲喻至德之美者，其虑不与俗同；欲验九天之高者，行不径（由）请（情）”。《博选》篇对“君子”的解释也说明了这一点：“夫君子者……嗜利而不为非，时动而不苟作。体虽安之而弗敢处（享）享，然后礼生焉。心虽欲之而弗敢言，然后义生焉。夫义节欲而治，礼反情而辨（治）者也。故君子弗径情而行也。”只有不随情任欲，为所欲为，能够按照道德、理性克制、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成为君子、圣人，也才能成为圣明、贤德的君王。

明王圣君以理节情，归真返璞，由此经邦济世，基本方针就是清虚无为。《泰录》指出：“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神圣乘于道德，以究其理。”这个“道德”偏指无形的本体“道”：“不见形脔（形也），而天下归美焉。”这个“道”体现在君道上就是至简无为。“天之不违，以不离一（简也），天若离一，反还为物。不创不作，与天地合德。节玺相信，如月应日。此圣人之所以宜世也。”在这方面，如果君主心智太多，动作频频，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知足以滑正，略足以恬祸，此危国之不可安，亡国之不可存也。”因此，“有道南面执政，以卫神明，左右前后，静侍中央。开原（源）流洋，精微往来，倾倾绳绳。内持以维，外纽以纲。行以理势，纪以终始。同一殊职，立为明官。五范（刑）四时，各以类相从。昧玄生色，音声相衡。”（《鹖冠子·天则》）

君主无为，何以能够达到天下之事无不为的结果呢？那是合理、得当地依靠、任用大臣去作为的结果。所以《鹖冠子》提出了“君道知人，臣术知事”的政治策略。《道端》篇对此论之甚详：“夫寒温之变，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独知也；海水广大，非独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于求人，弗独为也。与天与地，建立四维，以辅国政。”“事不任贤，无功必败。”因而，“君道知人，臣术知事。”（《鹖冠子·道端》）

如何依靠群臣治理天下呢？《泰鸿》提出儒家“善善”（以善为善）的治国理念：“鹖冠子曰：常知善善，昭缪（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国亡，绝祀灭宗。”善政就是“顺爱之政”：“顺爱之政，殊类相通；逆爱之政，同类相亡。”“顺爱”的核心是“仁义”：“同和者，仁也；相容者，义也。仁义者，所乐同名也。”因此，《泰录》提出：“扶义本仁，积顺之所成，先圣之所生也。”《道端》提出：“服义行仁，以一王业。”并解释说：“夫仁者，君之操也；义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圣人者，君之师傅也。”《学问》记载：“庞子曰：礼、乐、仁、义、忠、信，愿闻其合之于数（定数、治国之术）。鹖冠子曰：所谓礼者，不犯者也；所谓乐者，无菑（灾）者也；所谓仁者，同好者也；所谓义者，同恶者也；所谓忠者，久愈亲者也；所谓信者，无二响者也。圣人以此六者，卦（卜）世得失逆顺之经。”

仁义顺爱的对象是臣民。于是“因民”成为《鹖冠子》外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天则》指出：“田不因地形，不能成谷；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因民”就是依靠民众的力量。“为之以民，道之要也。唯民知极，弗之代也。此圣王授业，所以守制也。”《环流》指出：“故所谓道者，无己者也；所谓德者，能得人者也。”人民就是“道德”取法、依据的对象。得人者得天下。《度万》以类比的方法告诫君主：“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骐麟者，元枵之兽，阴之精也；万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毕至。”君主只有以仁德赢得万民的拥戴，才能称霸天下。

由于《鹖冠子》主张君主无为而通过群臣百官去作为，因而“任贤使能”（《鹖冠子·天则》）成为其外王思想的又一个要点。“人者，以贤圣为本者也。”（《鹖冠子·博选》）具体而言，根据德能的不同程度，“圣贤”又分为“俊”“豪”“英”：“是以德万人者谓之俊，德千人者谓之豪，德百人者谓之英。”（《鹖冠子·度万》）就一般情况而言，“人者，莫不蔽于其所不见，鬲（隔）于其所不闻，塞于其所不开，诎（屈）于其所不能，制于其所不胜。”“世俗之众，笼乎此五也而不通。”因此，古代的君王通过兴办教育，“呼往（当作狂）发蒙”“达昏开明”（《鹖冠子·天权》），使人超凡入圣。“诐（颇）辞者，革（颠倒）物者也，圣人知其所离；淫辞者，因物者也，圣人知其所合；诈辞者，沮（坏）物者也，圣人知其所饰；遁（隐）辞者，请（求）物者也，圣人知其所极（穷尽）；正辞者，惠物者也，圣人知其所立。”（《鹖冠子·能天》）具体说来，由凡成圣，必须经过长期乃至终身的求教、学习、修养，其学习、把握的内容大体包括“九道”。《学问》记载：“庞子曰：何谓九道？鹖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阴阳，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征，六曰伎艺，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处兵。庞子曰：愿闻九道之事。鹖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为素（本）也；阴阳者，分数所以观气变也；法令者，主道治乱，国之命也；天官者，表仪祥兆，下之应也；神征（验）者，风采光景，所以序怪也；伎艺者，如胜（承担）同任，所以出无独异也；人情者，小大、愚知、贤不肖、雄俊豪英相万（万倍）也；械器者，假乘焉，世用国备也；处兵者，威柄所持，立不败之地也。九道形心，谓之有灵。”有道之君，总是善于识用这些杰出的贤圣之士获得成功的：“无道之君，任用么麼，动即烦浊；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动则明白。”①《鹖冠子·道端》。么麼：指小人。么，通幺，细小。麼：细小。

于是，对贤士的考察遴选，就成为君道的重中之重：“异而后可以见人……临利而后可以见信，临财而后可以见仁，临难而后可以见勇，临事而后可以见术数之士。”（《鹖冠子·天则》）“富者观其所予，足以知仁；贵者观其所举，足以知忠。观其大（端也），长不让少，贵不让贱，足以知礼达；观其所不行，足以知义；受官任治，观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惧，足以知勇；口利辞巧，足以知辩；使之不隐，足以知信；贫者观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贱者观其所不为，足以知贤；测深观天，足以知圣。”（《鹖冠子·道端》）“贤圣者，以博选为本者也。”（《鹖冠子·博选》）在对贤圣的遴选中，《鹖冠子》将人分成“五至”：“博选者，以五至为本者也。”“人有五至：一曰伯（百也）己（百倍于己之贤者），二曰什己（十倍于己之贤者），三曰若己，四曰厮役，五曰徒隶。”指出君主对人有什么样的态度，就会招致什么样的人来效力：“故北面而事之，则伯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默，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指麾而使，则厮役者至；乐嗟苦咄，则徒隶之人至矣。”《鹖冠子》总结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主与徒处。”把贤人当作师傅相待，就能称帝；把贤人当作朋友相待，只能称王；把贤人当作徒隶使唤，就会沦为亡国之君。只有“举贤用能”，君主才能无为而无不为：“是以先王置士也，举贤用能，无阿于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义臣居右，圣人居后。左法仁，则春生殖；前法忠，则夏功立；右法义，则秋成熟；后法圣，则冬闭藏。”“此四大夫者，君之所取于外也。”君主所用的不只是这四大夫，而是各种特长的百官：“故临货分财使仁，犯患应难使勇，受言结辞使辩，虑事定计使智，理民处平使谦，宾奏赞见使礼，用民获众使贤，出封越境适绝国使信，制天地御诸侯使圣。”用人得当，则群臣献功。“下不怨上，辩士之功；释怨解难，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难至而应，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矫拂王过，义臣之功；存亡继绝，救弱诛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贞谦之功；废私立公，礼臣之功；尊君卑臣，贤士之功；敌国惮之，四境不侵，圣人之功。”由于用得其所，百官效力，所以君王可以“高而不坠，安而不亡”（《鹖冠子·道端》）。

四、“人道先兵”与“兵者礼义忠信也”的义兵思想

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在治国的人事中军事建设显得格外重要，所以《鹖冠子》提出“人道先兵”（《鹖冠子·近迭》）这样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命题。军事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打胜仗。所以军事思想的核心问题是总结制胜之道。“昔善讨者，非以求利，将以明数；昔善战者，非以求胜，将以明胜。”（《鹖冠子·天权》）“明数”即弄明白征讨的规律；“明胜”即弄明白取胜的缘由。《鹖冠子》的军事思想，主要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讨论。

首先，军事建设要从天、地、人、赏、罚五方面入手。“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赏以劝战，罚以必众。”（《鹖冠子·兵政》）五者中，天、地、人最重要。“天不能以早为晚”，所以要尊重天时。“地不能以高为下”，所以要依托地利。“人不能以男为女”，所以要考虑人和（《鹖冠子·兵政》）。“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兵极（尽）人，人极地，地极天。天有胜，地有维，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以天胜，以地维，以人成。”（《鹖冠子·天权》）在人和中，赏、罚的合理至关重要。“赏不能劝不胜任，罚不能必不可。”不能对不该赏的人加以奖赏，不能对不可罚的人实施处罚。总之，天、地、人、赏、罚各有各的客观规律，不可人为改变，必须加以研究和尊重：“因物之然，而穷达存焉。”（《鹖冠子·兵政》）要之，“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其弗知者，以逆为顺，以患为利……故其兵禽。”（《鹖冠子·兵政》）战争取胜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二是符合人和的要求，有人事的努力相配合。

其次，在“顺之于道，合之于人”、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确立不战而胜的用兵理念。《鹖冠子》强调，不战而胜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设兵取国，武之美也；不动取国，文之华也。”（《鹖冠子·天权》）“百战而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太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鹖冠子·武灵王》）因此，穷兵黩武是得不偿失的：“今或僵尸百万，流血千里，而胜未决也，以为功，计之每已不若。”正是穷兵黩武，造成了赵武灵王六世祖赵襄子的破亡：“若夫耳闻金鼓之声而希功，目见旌旗之色而希陈，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战，出进合斗而希胜，是襄主之所破亡也。”（《鹖冠子·武灵王》）这个思想与老子是一脉相承的：“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①《老子》六十八章。与：陈鼓应解释为争斗、对斗。

再次，如何要达到不战而胜的境界呢？根本原因不是靠军事实力，而是靠正义的力量去征服对手的人心，所以《鹖冠子》提出了“兵义”即打造正义之师的思想。“昔夏广而汤狭，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此所谓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鹖冠子·武灵王》）弱小的商国、周国、越国为什么最终能取代强大的夏朝、殷朝、吴国呢？因为它们奉行礼义忠信，赢得了民心的归附。所以鹖冠子总结出一个命题：“兵者，礼义忠信也。”只有在敌人“失道”“不义”的情况下，才可以发动“以贱逆贵”“以小侵大”的战争，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主道所高，莫贵约束；得地失信，圣王弗据。”正义之师攻城略地、占领敌国后，必须懂得自我约束，“不杀降人”，“行枉则禁，反正则舍”（《鹖冠子·近迭》）。“入以禁暴，出正无道，是以其兵能横行诛伐而莫之敢御。”（《鹖冠子·王铁》）得道则战无不胜。反之，失道则节节败退，面临灾祸的惩罚。“夫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曰足士有余力，而不能以先得志于天下者，其君不贤，而行骄溢也。……反义而行之，逆德以将之，兵诎而辞穷，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哉？”（《鹖冠子·近迭》）这种“兵义”思想，又一次体现了对儒家学说的择取。

五、“法不败是，令不伤理”与举报连坐、严刑止罪的法治思想

在以“仁”治国、以“义”用兵之外，《鹖冠子》还论述到法令在治理天下中的地位、作用、特点以及立法、司法中注意的问题。

在《鹖冠子》看来，万物“莫不发于气，通于道……成于法者也。”“从此化彼者法也。”（《鹖冠子·环流》）法在治理天下、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实践中地位很重要：“法也者，守内者也；令也者，出制者也。”（《鹖冠子·度万》）法是君主、官府备用的一种系统的制度：“法者曲制，官备主用也。”（《鹖冠子·天则》）法不仅是惩恶的刑法，而且包括奖善的赏令。“法之所贵”，乃在“举善不以窅窅，拾（捡）过不以冥冥”（《鹖冠子·天则》），不徇私情，不暗箱操作，光明正大地奖善惩恶。

因此，圣人在立法的时候，去私就公、坚持公正至关重要。“生法者我也。”“生成在己，谓之圣人。”“惟圣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正）以明。”（《鹖冠子·环流》）“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元德不成。”（《鹖冠子·泰鸿》）“法者，使去私就公。”（《鹖冠子·度万》）法令的公正要求法令的设置必须体现基本的是非标准。“是者，法之所与亲也，非者，法之所与离也。是与法亲故强，非与法离故亡。”（《鹖冠子·环流》）只有这样，法令才能促使人们去自觉地遵守，所谓“人以成则（法则），士以为绳（绳墨）”，法令的使用才能起到扬善去恶、阴阳调和的积极作用。“夫法不败是（是非之是），令不伤理，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谨，胥靡得以全……故法错而阴阳调。”（《鹖冠子·度万》）

为了保证法令的贯彻实施，《商君书》曾经发明了相互检举揭发、责任共担的连坐制。《鹖冠子·王鈇》承此而来，也有细致的考虑和详赡的论述。首先，从基层到上层，设置伍、里、扁、乡、县、郡等不同的行政区划，分别设伍长、有司、扁长、乡师、啬夫、大夫为其最高长官。鹖冠子曰：“其制邑理都，使矔（习惯）习者五家为伍，伍为之长；十伍为里，里置有司；四里为扁，扁为之长；十扁为乡，乡置师；五乡为县，县有啬夫治焉；十县为郡，有大夫守焉。”然后让各行政单元的人们之间相互监督：“事相斥正，居处相察，出入相司。”具体说来即：“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长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薰芗（熏陶），以此慈孝之务。若有所移徙去就，家与家相受，人与人相付（应为保），亡（逃亡）人奸物（徒），无所穿窜，此其人情物理也。”如果有人违法，其他人不举报，发现后不仅当事人要接受处罚，行政单元的长官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同样接受处罚：“伍人有勿故不奉上令……而不辄以告里有司，谓之乱家，其罪伍长以同。里中有不敬长慈少，出等异众，不听父兄之教，有所受闻，不悉以告扁长，谓之乱里，其罪有司而贰其家。扁不以时循行教诲，受闻不悉以告乡师，谓之乱扁，其罪扁长而贰其家。乡不以时循行教诲，受闻不悉以告县啬夫，谓之乱乡，其罪乡师而贰其家。县啬夫不以时循行教诲，受闻不悉以告郡，善者不显，命曰蔽明，见恶而隐，命曰下比，谓之乱县，其诛啬夫无赦。郡大夫不以循行教诲，受闻虽实，有所遗脱，不悉以教柱国，谓之乱郡，其诛郡大夫无赦。”“下情六十日一上闻，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畔者不利”，“不肖者不失其贱，而贤者不失其明”，这样就可以保证层层级级的民众为善而不为恶，“上享其福禄，而百事理行”，最终达到“其刑设而不用”，“莫能挠其强”的结果。

《鹖冠子》以黄老道家与阴阳家学说为本根，兼容儒家、兵家、法家等学说，提出了称霸天下的治国良方。在天人关系上，《鹖冠子》从黄老及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出发，提出尊天地、因势命、先人事的基本主张，肯定了人道在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地位。在人道环节，《鹖冠子》从儒道合一、共利同乐的社会理想出发，提出了“服义行仁，以一王业”“君道知人，臣术知事”的政治方针；面对当时激烈的兼并战争，提出“人道先兵”的口号和以“义”用兵的军事思想；在坚持以“仁”治国的同时，又提出严刑止罪的法治主张。本文以翔实的文本研究对《鹖冠子》的思想结构作出系统评述，为学界全面理解《鹖冠子》的思想结构和政治主张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