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璐璐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北宋太常寺在继承前朝太常寺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宋初太常寺的职能被虚化，其重要职能被太常礼院和礼仪院所分，仅掌“社稷及武成王庙、诸坛斋宫习乐之事”[1]3623。元丰改制后，直属于中书门下的太常礼院和礼仪院被裁撤，太常寺又重掌礼乐之事。对北宋太常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北宋礼乐管理制度。

近年来学界对于太常寺的职能与设置已有诸多研究，冯青林在《唐宋乐部制度研究》中[2]，对太常寺整体建制沿革做了研究，尤其对隋唐时期太常寺建制沿革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康瑞军在《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中[3]，把宋代太常寺建制演变分为北宋初年到元丰改制、元丰改制到绍兴年间以及绍兴之后三个时期，并逐一进行了研究。其在论述北宋初年到元丰改制时的太常寺时，交待了太常寺在这一时期的职能、部门构成与人员任命等信息，但对元丰改制后的太常寺机构设置交待的并不十分清晰。初益辰在《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中将太常寺置之于宋代音乐机构的整体环境之中进行研究[4]，对太常寺沿革与设置有所考证，但较为简略。王风在《宋代修礼机构研究》中[5]，对宋代太常寺的修礼职能进行了探讨。杨宝刚在《宋初太常寺礼乐职能考》中[6]，对北宋前期，太常寺的礼乐职能做了详细的探究。卫亚浩在《宋代乐府制度研究》第五章中[7]，介绍了太常寺人员的职能，但侧重于相关人员的音乐职能，并未对相关人员的其他职能进行详细研究。他在《宋代太常卿(或判太常寺)设置与任职情况考》中[8]，回顾了太常卿一职的历史沿革与宋代的置官情况，并详细考察了宋代太常寺最高长官太常卿(或判太常寺)的职责，以及其任职条件。近期龚延明先生发表了《北宋太常寺礼乐机构述论》[9]，对北宋太常寺下辖机构和任职人员职能及演变做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我们在吸收以上各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探究北宋太常寺建制变迁出发，考察太常寺具体职能的前后变化，讨论元丰改制后，礼部与太常寺之间的关系。

一、元丰改制前太常寺的建制

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为了解决唐末五代以来权臣擅权、藩镇割据等问题，更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巩固统治，采取了分散官吏职权的办法，造成同一职事，往往有三四个机构并理。此时虽仍保留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但这些机构职能已经所存不多，其长官也多“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10]136，其官称多作为“寄禄官”“本阶官”“阶官”存在。作为“九寺五监”之一的太常寺，“宋前期大部分职事为礼院、礼仪院所占，本寺仅掌社稷及武成王庙、诸坛、斋宫、习乐之事”[1]3623。而在官吏和下属机构设置方面，元丰改制前太常寺建制仍有与前朝不同的方面。

(一)元丰改制前太常寺的职能

太常寺为我国古代掌管礼乐、郊庙、祭祀、社稷事务的最高礼乐机构，为五寺之一。其设置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通典》中有“今太常者，亦唐虞伯夷为秩宗兼夔典乐之任也”的记载[11]691。其称呼经历了诸多变化，到汉时，“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12]726，“太常”一词首次出现。后其名称又几经辗转，到北齐时，正式设置太常寺。据《通典》记载“建安中为奉常，魏黄初元年改为太常”[11]691。后“北齐曰太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人，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11]692-693。自此太常寺正式出现。隋代沿袭北周之制，其执掌未有较大变化。到唐代，根据《唐六典》的记载：

太常卿之职，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焉：一曰郊社，二曰太庙，三曰诸陵，四曰太乐，五曰鼓吹，六曰太医，七曰太卜，八曰廪牺,总其官署，行其政令，少卿为之贰[13]394。

唐代太常寺职掌仍是礼乐、郊庙、社稷等事。由此看来，太常寺的建制历史悠久，但职能前后变化并不大，仅就是前后称呼上有变化。

宋初，在机构设置上仿照唐后期、五代之制，保留太常寺的同时，又设太常礼院，原属于太常寺的一部分职权被太常礼院所分，“别置太常礼院，虽隶本寺，其实专达”[14]3883。名义上太常礼院是隶属于太常寺的，但实际上太常礼院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凡礼仪之事，悉归於太常礼院”[10]1522， “寺与礼院事，旧不相兼”[10]1612。后因“祥符中，祥瑞繁缛，别建礼仪院”[10]1612，此时太常寺的职能微乎其微，所管之事尽是一些并不重要之事，礼仪事务由太常礼院和礼仪院管理。

龚延明先生在《宋史职官志补证》一书中认为：“宋初太常寺职守多为太常礼院所侵，但尚管社稷及武成王庙、诸坛、斋宫习乐之事。”[15]也就是说虽然太常寺的职能在宋初分于太常礼院和礼仪院，但太常寺并非全无执掌。

具体来说，北宋前期太常寺所掌为：

撰定陵名号谥。据记载，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追尊太祖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时，所定庙号、陵号和谥号，“皆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兼判太常寺事漁陽竇儼所撰定”[16]10。

修造礼乐之器。五代十国期间，因战乱频发，礼乐用具大多破废。太祖乾德四年(966年)，“上始命判太常寺和岘讲求修复之，别造宫悬三十六虡设于庭，登歌两架设于殿上，又置鼓吹十二案，及舞人所执旌纛、干戚、籥翟等与其服，皆如旧制云”[16]179。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以翰林学士李宗谔、左谏议大夫张秉同判太常寺，仍命内臣监修乐器”[16]1356。在北宋前期，修造礼乐之器的职责归太常寺，同时会派内臣负责监修。

太庙礼器布置。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太祖到太庙中看到放置的笾豆簠簋，命左右随从将此物撤去，后又重新下令将其放归原位。时任判太常寺的和岘便说：“案唐天宝中享太庙，礼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盘。五代以来，遂废其礼。今请如唐故事。”[16]211太祖从其议，下诏加设牙盘食，可见太庙中诸礼器布置归太常寺管辖。

负责南郊祭祀的配位。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针对南郊祭祀时的配位问题，时任同判太常寺的吕公绰上书：“请自今南郊祖宗之配，并以东方西向为定。”[16]3190吕公绰就南郊祭祀的配位问题上书，并得到皇帝的批准。

修郊廟祭器。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命权御史中丞高若讷、同判太常寺吕公绰管勾修郊庙祭器”[16]3861。当时是令时任御史中丞高若讷和同判太常寺吕公绰，一同办理修郊庙祭器之事。

议定礼仪制度。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针对贵妃张氏行册封之礼时，应安排何种参拜规格，引发争议，有礼官认为贵妃张氏应受外命妇拜。判太常寺张揆持不同意见：“妃一品正，与外廷王公等，岂可当命妇拜耶！”或曰：“妃为修媛时，命妇已莫敢抗礼，况贵妃乎！”[16]3975在此事中，判太常寺张揆参与讨论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在英宗朝的“濮议”事件中，太常寺长官判太常寺范镇与吕公著也参与其中。

负责灾后祭祀。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华州(今陕西华县)发生大地震，阜头峰崩裂，周围地区受灾严重。“诏遣兵部郎中、判太常寺王瓘乘驿致祭，仍建道场，并赐陷没之家钱有差，其不能葬埋者官为葬祭之。”[16]5807判太常寺王瓘奉命到受灾地区致祭，建道场以及葬祭灾民。

详定郊庙奉祀礼文。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判太常寺、枢密直学士陈襄，崇政殿说书、同修起居注、太子中允、集贤校理黄履，太常博士、集贤校理李清臣，祕书丞、集贤校理王存，详定郊庙奉祀礼文”[16]7012。这则史料说明，太常寺会参与郊庙礼文的制定。

通过以上可知，北宋前期，太常寺多负责对具体礼仪事务的执行，根据学者张志云与汤勤福的考证，“宋初的太常礼院在礼仪事务中占主要地位，判院实掌礼仪制订、修改权力，原来主管礼仪事务、职权甚重的判太常寺显然大权旁落。”[17]也就是说，宋初太常礼院将属于太常寺的礼仪制定的权力侵夺了，太常礼院实掌礼仪制定和修改的权力。

北宋前期太常寺下有教坊、郊社局、太社局、大乐局、鼓吹局、太医局。其中太医局，据《文献通考》记载：“医学初隶太常寺，神宗时置提举判局，始不隶太常。亦置教授一员，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10]1230在北宋初期，太医局是隶属于太常寺的，且掌握医学教化的职能，在神宗时置提举判局，才不隶属于太常寺。

(二)元丰改制前太常寺官员设置

在元丰改制之前，北宋职官制度名实混淆，太常寺有卿、少卿、丞等官衔，都被作为寄禄官之称，没有特殊任命是无权到太常寺就职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一书中，对北宋前期官制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领，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10]1361。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虽然各个机构设官完整，但大多不掌握实权，而真正掌握实权的是一些“差遣”：

今判部、判寺、判监、判院之称，乃官制未改以前实称，今加于实称之上，可谓重叠。昔有判刑部、判礼部、判兵部、判工部，惟户、吏二部无之，盖以流内铨、三司使易其名矣。官名既正，又加以判，甚无谓也。其他寺监亦然[18]。

国初省部寺监，惟以寄禄，寺则光禄、太常、宗正、卫尉、司农、大理，或以卿，或以贰，或以丞，各寓一阶，别设主判之官以典事[10]1658。

太常寺与其他寺监一样，都由它官领之，最高长官是判太常寺或同判太常寺等，他们是真正负责太常寺的职事官。但需要指出的是，学者张志云、汤勤福认为：北宋前期，太常寺属官太常博士，并不仅为文官转迁的寄禄官阶，而且是具有实际执掌的职官，提出“宋初太常博士并非完全是迁转定阶的闲职，虽无制礼之权，但仍是有参与议礼权的职官”[17]。

北宋前期太常寺长官判太常寺的选任，在《宋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宋初，旧置判寺无常员，以两制以上充，丞一人，以礼官久次官高者充。”[14]3883也就是说，北宋前期的判太常寺并不是常设的官位，多从两制以上官员中选拔。同时，学者卫亚浩指出：按照宋代官制,太常寺由太常卿或判寺一人掌管,而实际上,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再设判寺一名,与判寺共同管理寺务[8]。

北宋前期，为巩固统治，统治者在保留原机构的基础上，设立新的机构，分割原机构的权力和职能，在太常寺外又设立太常礼院，专管礼仪之事，虽名义上隶属于太常寺，但实际上并不受太常寺管辖。后来因真宗欲行祭天大礼，又成立了礼仪院，礼仪院存在时间虽短，但也起着分割太常寺执掌的作用。另外，在元丰官制改革之前，太常寺虽有太常卿，但不负责太常寺的具体事务，仅做为寄禄官阶而存在。北宋前期，太常寺最高长官是判太常寺。

二、元丰改制后太常寺的建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北宋冗官问题日益严重，由此造成的各种弊端显现。当时的职官体系叠床架屋，行政效率低下。到宋神宗时，由冗官造成的各类问题已十分严重。从元丰三年(1080年)六月起，神宗就开始进行一系列官制改革的准备，元丰五年(1082年)二月，颁布新的官制条例，元丰五年(1082年)五月，正式推行新官制。太常寺在元丰官制改革时期被正名，开始专其职。太常礼院被罢，太常寺旧有职能恢复，其职权涉及掌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陵寝之事。

(一)元丰改制后太常寺的职能

太常寺的主要职能是“制礼作乐”，而在元丰改制之前，“制礼”职权全部归太常礼院所有，太常寺无权参与有关礼制的制定，仅负责对礼制的执行。随着时代变迁，太常寺对太常礼院职权逐步限制并最终实现权力回收，太常礼院也于元丰改制中罢废[17]。 “乙未，诏复置通礼科，其解额分数及考校格式等，令礼部立法以闻。仍令太常寺将开宝通礼重行校定，送国子监颁行。”[16]10938宋哲宗元祐年间，下诏重新置通礼科，其解额与考校格式等由礼部制定。并且让太常寺对开宝通礼进行重新校定，然后送到国子监，使其颁布并实行。这则材料表明，在元丰改制后，太常寺的修礼职能得到恢复。

具体来说，北宋元丰改制后太常寺所掌为：

详定礼仪制度。在元丰改制前，判太常寺也有权参与重大礼仪事务的议定工作。但判太常寺在具体礼仪事务上，只有参议的权力，并不具备实际决定权。而元丰改制后，具体礼仪制度的制定，都需要“下太常寺”或“太常寺详定礼仪”。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因枢密院都承旨张诚一质疑，新给袴褶冠不合礼仪，言：“今俗谓之袴褶冠，收载库籍，即无所据。乞下礼官考正。”[16]8173-8174因而“乃下太常寺”[16]8174，交由太常寺处理。

定立尊谥、徽号。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诏改加上仁宗、英宗皇帝尊諡为奉上徽号，令三省官与太常寺官详定”[16]8062。在北宋前期，太常寺也有类似执掌。

负责太庙相关礼仪。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礼部言：‘治平故事，山陵掩皇堂毕，宗正卿行虞祭之礼。官制太庙旧仪，悉隶太常寺，将来虞祭，乞改太常卿行事。’从之”[16]8474。这里明确指出，与太庙相关的礼仪，都由太常寺负责，而以后虞祭，应由太常卿负责。

制造礼乐用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礼部言：‘太常寺协律郎荣咨道奏，天子之乐合用玉磬，先帝诏臣製造。请今后庙堂之上，依旧用编锺玉磬登歌，今年亲祠明堂，便可施用，所贵章明盛典。’从之。”[16]10554乐器的选用和制造，由太常寺协律郎负责。

负责具体礼仪的执行。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礼部请：‘诸陵修饬前一月申太常寺，候差官告毕兴工。神台、诸殿及廊垣五十五工以下，听本陵择日，都监监视。’从之”[16]11591。诸陵整修前一个月，必须要向太常寺说明，等候太常寺派遣官员进行诸陵修饬前的礼仪仪式。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因太史局上奏，六月朔日会有日食发生，皇帝下令当日可不视事，并令时任翰林学士的蔡京祭告太社。“日未出，百司守职，其合行事，太常寺疾速施行。”[16]8152太常寺在其中负责具体礼仪的施行。

太常寺与其他中央部门的联系加强，在执行具体职能时，多与其他相关部门详议。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因时任朝奉郎胡宗炎言：“伏见永安陵毕功，又增修永昌诸陵。窃闻陵寝无修造法，乞寝罢。”[16]8152因而“准朝旨令本部、太常寺、祕书省、太史局详议”[16]8152。此事件中，太常寺与礼部、秘书省、太史局共同详议。

元丰改制后的太常寺职能，在部分保留北宋前期职能的基础上，又增加新的执掌。太常寺在元丰改制后最为突出的职能是负责修立郊祀大礼仪注、详仪礼典、修订明堂大礼仪注等。礼部虽也有类似执掌，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礼部与太常寺各有侧重。另外，由于元丰改制后，太常寺执掌恢复，与其他中央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常与其他部门一同详议礼仪。

(二)元丰改制后太常寺官员设置

关于元丰改制后太常寺官员的设置，《宋史·职官志》有着明确的记载，包括太常卿一人、太常少卿一人、太常丞一人、太常博士四人、主簿一人、协律郎一人、奉礼郎一人、太祝一人(1)①关于元丰改制后，太常寺各官职的演变、品阶、俸禄等内容，龚延明先生在《北宋太常寺礼乐机构述论》已作详细论述，本文仅对各官员职掌作简略讨论。。

太常卿，元丰改制后，太常卿成为太常寺的最高长官。太常卿掌“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陵寝之事”[14]3883。按照宋代官制，太常寺由太常卿一人掌管，但在实际中，通常会再设另外一名长官，来共同管理事务 “元祐诏太常寺置长贰，馀寺、监长贰并互置”[10]1612。太常卿还作为南郊大礼，仪仗内六引之一。并且，需要在祭祀典礼中充任初献。另外，元祐元年(1086年)有诏：“今后国忌抱香，合只选差太常卿赞者。如遇本宫行事，合斋宿，并于道院斋宿，及次日早两刻开宫门。”[16]1612规定今后只选太常卿担任助祭的人，同时，太常卿还作为大礼事中的赞引。

太常丞是秦朝始置，后世因之，关于太常丞的执掌，史籍上有这样的记载：“凡诸丞皆掌行礼及祭祀小事，总署曹事，举庙中非法。皆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11]693其职掌在宋代也并未发生较大变化。

太常寺主簿，在元丰改制前已置，“宋皇祐中，宋祁乞增置一员，勾检在寺文书及掌出纳，遂除胡瑗。后省不置”[10]1613。后来又被罢，直到元丰时，“元丰正名，初除王子奇”[10]1613，又重新置此职，其职能：“自元丰官制行，九寺、五监各置主簿，专以掌句考簿书为职，他不得预。”[19]在元丰官制施行后，掌句考簿书之职。

太常博士，在真宗元符年间置，最初是两人，后来增加至四人。元丰正名后，其职能固定，《文献通考》对太常博士在元丰官制改革后的执掌有着详细的记载：“掌讲定五礼仪式，有改革则据经审议。凡於法应谥，考其行状，撰定谥文。有祠事则监视仪物，掌凡赞道之事。”[10]1613太常博士主要负责讲定五礼仪式，在改革时，要根据古时经义，审议改革是否合理。并且根据礼法，书写谥文。在有祠事时，需要监视仪物，还负责辅佐政教。

太常太祝，据文献记载：“宋太祝、奉礼郎掌奏祭祀，阙则承奏荫京官十六以上未掌事者充。郊社掌坐。”[10]1614太常太祝的执掌较为单一，如果有缺额的时候，就从荫京官十六岁以上，没有具体执掌的人中挑选。

太常奉礼郎，“宋奉礼郎品秩见前。掌奉币帛授初献官，大礼则设亲祠版位，大祀掌读册，授搏黍以嘏告，饮福则进爵，酌酒受其虚爵”[10]1614。太常奉礼的主要职责是在朝会、祭祀时，订立君臣版位之次及赞导跪拜之仪。

太常协律郎，“宋协律郎，朝宴、亲郊则遣官摄事。崇宁后，协律郎隶大晟府。又有按协声律、制撰文字、运谱等官，以京朝官、选又或白衣士人通乐律者为之”[10]1615。协律郎因所掌事务专业性较强，所以必须是熟通乐理的人担任。主要负责朝宴、亲郊时的乐务，另外还负责乐器的制造工作。在徽宗崇宁以后，隶属于大晟府。

(三)元丰改制后太常寺常设办事机构

郊社局，隋时称郊社署，唐有两京郊社局，一直都隶属于太常寺。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设置郊社局令。最初，郊社局并不主四郊之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郊社局令张伯世上言，“局有郊社名而不主四郊之事”[10]1615，郊社局开始主掌四郊坛。到此时，北宋郊社局执掌基本与唐代两京郊社局执掌相同，主要负责巡视四郊及社稷之坛和扫除之事。

太社局，“熙宁三年五月，诏以太常礼院为审官西院，其礼院归太常寺。置籍田司、太社局”[1]3632。太社局是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设置的，长官是太社令。

太乐局，之前称太乐署，宋以前是主要负责宫廷音乐的机构。到宋代依然是重要的宫廷礼乐机构，其有太乐局令一人、太乐局丞一人、太乐局乐正两人、太乐局副使正两人。其主要职责是“掌车驾郊祀及御殿、御楼、大祠登歌”[10]1616。多执掌雅乐。到宋徽宗崇宁时，又置大晟府，太乐局职掌多归于大晟府。

教坊，宋代教坊在设立之初，并不隶属于太常寺，而是随唐制隶属于宣徽院，关于其执掌，《宋会要辑稿》上有这样的记载：“国朝凡大宴、曲宴应奉,车驾游幸,则皆引从。及赐大臣宗室筵设,并用之。”[1]3628也就是说在宫廷宴飨、游幸等用乐场合,宋初教坊均有执掌。元丰改制后，教坊隶属于太常寺。“元丰官制行,以教坊隶太常寺。同天节、宝慈、庆寿官生辰,皇子、公主生,凡国之庆事,皆进歌乐词。”[10]4408由此记载可知,元丰官制改革以后,教坊因改隶太常寺，其职能而较北宋前期有所扩展,除了旧有职能外,开始在生辰朝仪场合中表演。在大晟府成立后，改隶大晟府。

以上诸多机构，共同构成并保障着元丰改制后，太常寺的运行和职能的发挥。元丰改制后，太常礼院被裁撤，使得太常寺的职能得到恢复，任何礼仪制度的增损，都必须先由太常寺先行议定。太常寺的官称不再是仅作为文官转阶之用的“寄禄官”称，而开始真正执掌太常寺具体事务。太常卿作为太常寺的最高长官，总管与太常寺相关的全部职务。太常寺的下设机构，在元丰改制后，也有增加，教坊在改制前隶属于宣徽院，改制后隶属于太常寺，其职能也有所增加。北宋太常寺在元丰改制前后，其建制存在一定的变化。

三、元丰改制后的礼部与太常寺

元丰改制后，“结束官与职分离的现象，依《唐六典》复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之制，实掌职事”[20]。另外，龚延明先生在《宋代官制辞典》附表2《北宋元丰新制中央机构及其长贰表》中[21]673，是将九寺五监置于尚书省之下，且与六部在职级上属于平级，与六部并无法定隶属关系。但因六部与九寺五监在职权上多有重叠，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分工与制约的关系。礼部掌礼乐和祭祀，与太常寺在某些职能上有重合部分。

元丰改制后，礼部的职权也得到恢复，在涉及到与礼仪制定有关的内容时，史料中经常可以看到“礼部与太常寺看详”等类似文字。关于礼部的职能，《宋会要辑稿》中有这样的记载；“尚书礼部掌礼乐、祭祀、朝会、宴飨、学校、贡举、册宝、印记、图书、表疏及祥瑞之事”[1]3370。由此可知礼部礼制职能与太常寺礼制职能有相似部分，但两者在礼乐和祭祀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仍有不同：

庚辰，诏州县社坛用石为主。先是，河东路转运司申明社用石为主，植木以表之。礼部言：“祭社不屋而坛，当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则用石为主，取其坚久。今太社已用石主，长五尺，方二尺，剡其上，方其下，埋其半。又案礼制，天子社稷方五丈，诸侯半之，州县社坛石主，尺寸广长，谓宜半太社之制。”于是下太常寺修入祀仪，而有是诏[16]8407。

礼部言：每遇临幸耤田，合差官祭告先农坛。诏太常寺详定仪注[16]11545。

第一则材料是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下诏令各州县社坛建造都以石头为主，河东路转运司申明社坛建造以石头为主，外表可用植木。针对此礼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于是下太常寺修入祀仪，而有是诏”[16]8407。此处是让太常寺将其修入祀仪中，礼部并不负责修祀仪。第二则材料是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礼部上书希望皇帝每到耤田时，都能差官祭告先农坛，皇帝下诏让太常寺制定具体的制度、仪节。通过这两则材料，可以看出：礼部在礼乐、祭祀中，更多的是承担着指导作用，具体的礼仪制定工作多是由太常寺承担。

在元丰改制后，六部与寺监并不是一一对应统辖的关系，也不是完全平行的关系。具体到礼部与太常寺，这样的情况依然存在。关于六部与寺监的关系，《朱子语类》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朝廷举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监寺，监寺却申上六部，六部又备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过在朝职事官，其姓名亦岂难记！然省中必下之礼部，礼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拟定申部，部申省，省方从其所申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22]？

材料中提出，朝廷行事，一般是让三省下到六部，六部再将其下到各监寺，监寺需要再将其向上报给六部，六部上报给三省，三省再根据所陈述的内容，向下下发给相关部门使其执行。到祠祭时，临时差官负责此事，但因这个人不过是在朝职事官，姓名都很难被记住。然而省有礼事却必下到礼部，礼部再下派给太常寺，太常寺将方案拟定好后，上报给礼部，礼部再上报给尚书省，这时，尚书省才会根据所拟定的方案选派官员。虽然材料中所言，未必与北宋元丰改制后的情况完全一致，但这种行政方式绝不是在南宋形成的，亦或者说一定与北宋的行政方式有相同之处。另外，《宋史》中有这样的记载：“若礼乐有所损益，及祀典、神祇、爵号与封袭、继嗣之事当考定者，拟上于礼部。”[14]3883明确说明太常寺部分事务需“上于礼部”。由此可推断，礼部与太常寺在行政上有一定的隶属关系，太常寺所做决定，需由礼部考核审定。

四、结 语

太常寺古已有之，其设立之初的主要职能就是负责王朝的礼乐事务。宋承袭前制，保留太常寺。虽然在元丰改制前，太常寺职能被太常礼院所分，到后来真宗朝成立礼仪院，进一步瓜分太常寺职能，但太常寺并没有成为完全的闲置机构，主要负责具体礼仪事务的执行。宋以前，太常寺的最高长官是太常卿，在北宋元丰改制之前，成为仅表示俸禄的寄禄官阶，并不一定具有直接管理太常寺具体事务的权力，真正管理太常寺具体事务的官员是判太常寺。但在元丰改制后，太常卿开始掌管本司事务，完成职事合一，正式作为礼乐之司的主掌者，参与国家具体的礼乐活动，同时管理着本司的具体事物。北宋太常寺的建制以元丰改制为界，前后存在一定变化。元丰改制后的礼部与太常寺存在一定的职能交叉，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过程中，礼部与太常寺各有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