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敏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 西宁 810001)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就选举政治提出过一个发人深省且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如果患了病，是想到在广场上召集民众为你治病，还是去找一个医术精湛的大夫呢？不容置疑你肯定是要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由之而向治理一个国家——难度、责任都远超治疗身体疾病——推演，该做如何选择呢？柏拉图的问题其实在中国悠久的政治文化中已有了明确的答案——崇贤尚能。最高的统治者应该具有贤能特质，具体的从政人员更应以贤能为挑选准则。实际上，“选贤任能”“政治统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非常深入人心的理念。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后，中国的绝大多数思想家都把甄选并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才作为好政治的目标，尚贤政治就构成为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基本内核，显示出中国传统政治从一开始就与道德连在一起，与现代政治伦理所涉及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规范等构成了某种独特的关联性。如何对中国传统贤能政治文化作全面客观的研判，如何对接现代政治伦理，便成为值得深究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尚贤政治文化的形成与流变

尚贤二字的“尚”表示的是尊崇、看重，作为动词来使用；“贤”在中国传统意义上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曰优秀品德，二曰卓越才能。两者合而为一便是贤人。所谓“尚贤”，其最简单的含义就是崇尚贤人，也就是喜好、尊崇品德高尚、才能突出的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文集·便宜十六策·举措》)“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贞观政要》)的广泛流传反映的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表明尚贤是中国最悠久的政治思想传统之一。传说中的上古部落推贤制，而后由尧到舜的“禅让制”，再到夏、商、周时期的“敬天保民”，可视为早期尚贤的萌发与初步产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的情势客观上为尚贤政治的兴盛创造了机会和条件，促进了尚贤政治的正式形成进而成为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一，作为尚贤政治最集中体现的墨家思想

在中国漫长的演变历程中，尚贤不仅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被人念念不忘，而且作为一种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或原则被先秦时期各派思想家集中阐释使其内容变得更加丰富，最典型的莫过于墨家。当然也有“不尚贤，使民不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的道家主张。但是就大多数对尚贤的重视看，尤以墨家提出并论述较为完备的一套尚贤思想使其成为几千年影响广泛的重要一派。

墨子的尚贤思想包含重贤、选贤、用贤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主张与观点，其思想内容可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墨子用现实明证和托古论今等方式力证尚贤之于国家政治强大的基础意义。在现实性上，墨子用晋文公重耳回国当国君之后重用贤才、治国有方而成为诸侯盟主，齐桓公再次即位后重用管仲等贤才使齐国强大等事例表明，能否举贤才是一个国家政治成败的关键因素。并且“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墨子·尚贤上》)“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

第二，墨家的尚贤主张中有着较为鲜明突出的平等理念。在墨家的心目中，没有永恒的贵人或贱人，人们从事职业的差别皆取决于每个人的德与才。“贤能之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这不仅为社会底层人群的向上流动明辨了理由，而且直指当时贵族世袭制的不合理性。

第三，墨家以“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等可操作方式实施选贤用能。何谓贤士？“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墨子·尚贤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品德+能力+学识同时又贡献于社会的人，需要从德行、言谈和能力等方面综合起来加以选择。如何做呢？一要“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二要“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这种人才观念的历史合理性不言而喻。

其二，作为以“仁政”为内核的先秦儒家尚贤思想

无论从系统性还是连续性上看，儒家的尚贤思想在逻辑架构和思想传承上都是影响最大、最广的。先秦儒家认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孔子的“举贤才”、孟子的“尊贤使能”、荀子的“敬贤者存”构成为比较连贯的先秦儒家的尚贤思想体系。尽管三人的侧重点各有差异，但作为儒家尚贤政治的核心思想与主要观点正是由他们三人确立并阐明的。

先秦儒家的尚贤主张是由“仁”而“仁政”的必然选择。孔子是在面对群雄并起、礼乐崩坏的时代环境下，继承、改造殷周以来“敬德保民”的传统，提出并确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就个人而言，“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政治理想上，孔子则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为目标。故而 “为政以仁”“为政以德”“政在选臣”便是其政治准则。如何实现呢？“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故而，“举贤才”是其政治治理的基本思路。

孟子和荀子正是在孔子的思想基础上更进一步阐发了尚贤政治理想。孟子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将孔子的“仁”进一步延伸为“仁政”，并形成丰富的尚贤观点。“尊贤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孟子·告子下》)。“虞国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则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孟子·告子下》)“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上》)“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虽大国，必畏之矣。”(《孟子·公孙丑上》)

荀子在举贤方面的态度，更是态度明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荀子·王制》)，“尚贤使能”是君子从政三大节之一。隆盛的政治气象表现在“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方面，“尚贤推德天下治”(《 荀子·王制》)。“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荀子·君子》)

其三，中国传统尚贤政治文化的传承流变

中国在西周之前就已经萌发的尚贤理念经由先秦时期儒墨思想的集中阐释和基本形成后就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以不同的方式在两千多年的政治治理中实现着自己的特有传承并也发生一些独特的变化，从而对上层政治统治和下层社会治理发挥独特的作用。在具体的历史演变中，尚贤文化或是以理论观点的方式在众多思想家尤其是儒家思想家那里得到更进一步的拓展和发挥，或是以不同的举贤制度得以现实实现。

在思想理论上，西汉之后陆贾在总结秦亡根源时提出的无为为道、不费有为、治以仁德的政治主张理应看作是先秦时期尚贤政治思想的继承与转换，其要点是将孔子的仁政和礼治思想做了新的发挥。对于“仁政”，贾谊重点发挥的是爱人、敬慎、尊贤三个方面。南宋大儒朱熹在对孟子举贤思想作注时说过：“贤，有德者，使之在位，则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职，则足以修政而立事。”(《孟子集注·卷三》)

从历代实践看，中国传统尚贤政治所向往的实施路径大致分三个层次：基层官员考试、中层官员选拔和最高层执政者的推举禅让。由于贵族政治在周朝占主导地位，故而世卿世禄之法就是其稳定的选官手段。但从先秦开始，选贤任能就逐步形成了低级官吏主要采用“乡举里选”世官制，选拔作为特有的方式则用于大夫以上高级官员。尽管法家主张“尚法而不尚贤”，但其对“农战之士”“智术之士”“能法之士”的看重和选用也不妨作为另一种讲求“能力”的做法。两汉时期形成的察举制的重点是通过举荐和策问并主要根据被选人的“德行”特别是“孝廉”授以相应官职。自隋文帝实施科举考试以“分科举人”始，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正式形成。这种通过科举考试进行人才选拔制度的形成，反映出传统尚贤思想长期发展后的制度化方式，亦可看作是人才选拔长时间实践经验的总结。宋明两代则采用的是考核和推举相结合的制度。即中层官员的选升采用初举考试后的“磨勘”形式，而更为重要的职位则由皇帝根据朝廷重臣的推荐而后决定任用。这些用人方式至少从形式上体现人才选拔上的公平与公正。特别是科举制让处于社会基层的人们有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官员人群的社会流动。但存在的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将尚贤思想与尚贤制度真正对接起来而加以有效实践的情况却从未真正实现。更多时候尚贤要么仅限于理论理想，要么沦为一己私利的堂皇借口。

二、现代政治视角下对中国传统尚贤政治文化的审视

尚贤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几千年政治沿革中，尚贤既可看作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也可作为传统政治选拔的一个重要机制(察举制、科举制)。从某种意义上，贤能构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思想。尤其是自秦以降的历代统治者无论其内心如何判断，但都不能不把德挂在嘴上，“为政以德”便是中国传统政治必须坚持的准则。但若与现代政治做比较则会有别样的认识凸显出来。

其一，中国传统尚贤道德政治与西方近现代“非道德”主流政治的对冲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道德贯穿于从政治到社会、家庭、个人的方方面面。因而中国尚贤政治传统的内核自然是将道德作为选人用人的主要依据。这就与西方主流政治学的“非道德”思想形成巨大差异,也使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政治运行与西方政治差别很大。近代以后，中国的衰落衰败和饱受欺凌使中外众多思想者对传统政治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些中国政治学者对传统政治全盘排斥，西方世界更是无视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其中之一重点，便是政治活动或现代政治是否需要道德抑或道德可否有作用的问题。

西方政治学的非道德传统是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之后方明确而立。马基雅维利对“政治脏手”所做的有力辩护就是向当权者和政治人民提出要有拒绝或超脱道德的思维，即让政治权力游戏免于道德伦理的干扰。在现代社会的政治活动中确有着类似现象经常发生：“政治家有时不可避免要把手弄脏，从而陷入了一种‘不管怎样做都是错的’两难困境，即要么为保持双手干净而退出政坛的同时，放弃维护国家利益与公共善的目标；要么用邪恶的手段实现公共目的的同时，侵害某些无辜者的权益。”[1]具体来说，西方现代主流政治学要么以马克斯·韦伯的“意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区分为依据，将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区别开来而强调不同的生活领域需用不同的道德准则，或认为公共领域的道德合理性未必适用于私人领域；或认为政治与道德相比有自己的独立性。即现实中的政治行为尤其在国际关系领域并不必然受道德的约束，政治与道德之间必须要保持距离，不能混在一起，即“政治的归政治，道德的归道德”。

但是，现实国家和国际的政治生活中却经常有大量的道德诘问被提出来，使政治中的道德问题变得如影相随并不能随意加以摆脱。而且政治中的道德问题遍布于政治理念、政治主体、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政治运行、政治关系等很多方面。站在政治哲学的角度，既需要有关于政治行为是否必然包含“善”或道德的形上思考，还要有对政治活动是否要有“道德”约束的形下实践考量。

道德性与秩序性是政治伦理的一对基本范畴。严格地说，二者是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存在于政治伦理中。想当初有人问荀子儒家有何价值时，他给出的回答是：“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所以，荀子主张“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荀子·君子》)，其运作则是“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缪。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故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则弃。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才行反时者死无赦。夫是之谓天德，是王者之政也”(《荀子·王制》)。基于上述，中国传统尚贤政治的道德合理性也就凸显出来。

其二，传统中国尚贤政治的理念与实践的错位问题

中国古代政治是由以道德约束为核心、以等级差别为原则所体现的中央集权架构。几千年来，选贤任能的政治诉求过于夸大了道德之于政治的意义，将道德伦理贯穿于中国传统政治从君王到臣民、从治国到治家、从庙堂到江湖的各个方面。“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之‘乱’。是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经。”[2]道德的地位在于“全部之社会及政治生活，自孔子视之，实为表现仁行之场地。仁者先培养其主观之仁心，复按其能力所逮由近及远以推广其客观之仁行。始于在家之孝弟，终于博施济众，天下归仁。《大学》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者，正足以说明仁心仁行发展扩充之程序。故就修养言，仁为私人道德。就实践言，仁又为社会伦理与政治原则。孔子言仁，实已冶道德、人伦、政治于一炉，致人、己、家、国于一贯。”[3]由此，尚贤政治实际沦为尚德政治，而使尚贤内容狭窄化。

另外，中国传统尚贤政治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突出的制度性弊端，使其效果大打折扣。最突出的莫过于对“贤”缺乏合理有效的实践评价标准和方式，更缺乏全面性和平等性。比如在中国盛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其实主要是在选“能”而非选贤，且“能”也仅限于文章八股。而且不能有效解决国家高层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也即如何自洽、完满地解答尚贤政治之于最高君主产生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实践错位也就成为中国千年政治的最大弊端。

其三，中国传统贤能政治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否完全相悖

无论古今，在中国选贤任能一直是为政之要。无论中西，任何一个国家顺畅有效的政治统治都必然体现为合理的政治制度、合适的政策措施、有效的贯彻执行。尤为关键的则是以何样的标尺把“德才兼备”的真正优秀的人才选出来、用起来。回顾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实践，自先秦的乡里举荐到隋唐的科举选拔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干部“四化”方针、“五个”好干部标准等，其实都是中国传统尚贤政治文化的变换性运用。

当下，对中国传统尚贤政治是否仍有现代价值的争论主要为两个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是对包括尚贤在内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一概否定。按照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执着思路特别是选举民主的要求加以评判的话，中国的尚贤政治往往被看作是专制的体现、人治的延伸。“贤能政治的实质，就是以个别精英人物为政治主体的人治主义。它的一个显著的体制性特点，就是领袖人物极为崇尚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崇尚脱离客观条件制约的主观性力量。因此，它在骨子里就是反对监督、反对制约、反对分权的，故而终归是反对民主，反对公民进行平等的政治参与的。”[4]二是针对当下西方选举民主的众多问题、难题而过于夸大或抬高尚贤政治的倾向。最为典型的就是加拿大学者贝淡宁2016年在其《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中对贤能政治的热捧。贝淡宁历数了西方选举民主所引发的多数派暴政、少数派暴政、选民共同体暴政与竞争性个人主义者暴政等弊端，提出了西方民主政治应该学习中国贤能政治智慧的愿望。

关于第一种观点，如果细观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政治会发现，尚贤并非仅限于理念而是有具体的实现途径——科举考试。科举制的优点或优势在于确立了博取功名与权力的制度化途径及结果的相对平等性和公平性。这不仅为选拔贤才提供了最低标准，亦为封闭的传统社会带来了适度的社会流动。所以，简单就以人治而否定有失偏颇。关于第二种观点，贝淡宁“该书早先的英文版受到西方学者的很多批评，部分是因为他对西方民主制的强烈抨击，部分是因为他以‘中国模式’高度赞美中国的贤能政治。从国内学术界有关讨论来看，多数学者支持有条件的贤能政治，思考如何将儒家选贤与能的传统与现代民主制结合起来，寻求适合现代中国政治的发展道路。”[5]

现代民主分为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两个基本方面。实质民主是从内涵上强调了国家政治架构中对人民的各项权利的关注和保障，程序民主则是实现其权利的规则和方式。关键是在现今这样一个多种文化传统、不同发展层次的世界里，不同国家地区的人民对民主的认识、判断、追求差异性很大，侧重点也不一样。“对1999—2008年阿拉伯国家的调查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绝大多数阿拉伯民众会把民主与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联系在一起，只有11%左右的受访者把民主视为社会经济发展……。对中国人民主观念的研究发现，仅有1/4左右的调查对象是按照自由主义传统的程序型定义来理解民主的，比起怎样组建政府，中国公众更关心政府的表现如何，民本主义、精英统治等‘儒家思想的影子’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人对民主内容的理解。”[6]

所以，不加分析地将贤能政治划归到人治、“非民主”的行列是很粗暴的。同样，不加改造转换地沿用中国传统尚贤政治做法也是很幼稚的。

三、在中国传统尚贤政治文化的价值提炼中构建中国政治伦理

当下在讨论中国传统尚贤政治的现代价值时不能不注意两个时代背景：一是西方选举民主愈发突出的问题和困境；二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和社会进步对西方模式构成的一种新选项或压力。关键是两相对比所显示的中国制度优势凸显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贝淡宁提出的贤能政治理念能够引发广泛关注以及激烈争议的缘由。大量西方学者所表现出的轻蔑和傲慢可能有一定的思想逻辑考量，但根本上仍是西方中心主义在作祟。说到底，“西方政治学的狭隘主义有许多原因。最根本的是西方人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过于自信。对许多西方的政治学家而言，欧美的政治模式是唯一正确、独一无二的，是世界历史上的‘之最’；其他的政治模式或政治思想方式，都属于‘古代史’或是‘人类学’范畴，但对政治学而言没有任何价值。”[7]其实，人们对尚贤政治讨论的兴起和热度在根本上是由于任何国家政治的构架都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国正在构建的国家政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可能缺少了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因子。包括了崇贤尚能在内的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绝非只属于历史尘埃。“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对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学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认为会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些根本特征——尤其是其现实性及灵活性——会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世界上政治思想的得失。第二，从内容来说，中国传统的思想也许不足以弥补西方政治文化的不足，但起码会挑战西方的主流政治文化并让西方学者重新考虑自己的文化的缺陷。”[8]

其一，尚贤应成为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思想内核

从逻辑关系上说，中国传统尚贤政治应归属于政治伦理中的价值定位问题，尤其涉及政治主体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道德要求。既包括主体自身又包括评价与选择政治主体的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中国传统儒家的人生追求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的重点或关键在于立德。如《大学》所言，“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盖因“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所以，“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在理论逻辑起点上，传统尚贤政治强调从政者的道德品行是想从源头上降低或杜绝“恶政”“暴政”的发生风险。如康德所言“真正的政治如果不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尽管政治本身是一项艰难的技艺，但它与道德的结合却根本不是什么技艺；因为每当两者相互冲突的时候，道德就可以剪开政治解不开的死结。”[9]这也是政治道德的内在要求。

当下中国政治的实质在于集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为一体。在学理上，这种以“‘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为标志，实质上以‘党领导下的人民’这一新的宪法主体，形成了人民‘既不出场也不缺席’的特殊政治格局。”[10]更为独特的是“这种更强调执政党中介作用的国家政权组织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中国‘政者正也，选贤与能’的贤能政治模式的回归——通过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引领整个社会追求卓越，与传统中国通过士君子的道德示范而‘在朝美政、在野美俗’，在治理模式上一脉相承、如出一辙”。[11]中国政治伦理目标最重要的是将德才兼备的人遴选出来，放到合适位置进行好的国家治理，贯穿和实现政治主体、政治制度、政治运行诸方面的道德与能力。如贝淡宁所阐明的：“其一，‘选贤任能’的理念在中国深入人心，它比民主选举等其他政治形式更稳定。其二，政治民调显示人们对中国的官员选拔模式支持度一直很高。其三，中国对下一代和全世界都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它需要选出经验最为丰富、知识最为广博的领导人，他们不应只为眼下这一代人着想。第四，科技的快速进步和突如其来的金融冲击、自然灾害等都需要思路清晰的领导人们做出快速而全面的反应。最后，‘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模式与基本人权和广泛意义的民主价值相吻合，中国在基层政府实现民主选举，也有政治协商、信息公开、质询反馈等机制保障”。[12]而且中国悠久的“政治统一”原则也使得中国人历来更看重治国之人的德性与能力，让传统尚贤政治在现代发挥新功能应是题中之意。

其二，融传统的尚贤崇能文化于现代民主政治之中建构中国政治伦理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人们渴望政治领袖能够将社会治理好。任何社会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领袖的素质决定的。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放在领导岗位上，无论从社会学还是从道德角度来说，都是荒谬的。”[13]在本源意义上，政治与道德就在人类最初政治活动中连接在一起，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是人类向善的追求”。古今中外大量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力”不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需要，而且“以政治良知制约权力者的灵魂”同样不可或缺。

关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性缺陷，“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左翼提醒我们：现代性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使得现代性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平等和民主价值)仍是‘未被兑现的承诺’(哈贝马斯语)”[14]。现如今，西方选举民主陷入愈来愈严重的困境，诸如选举被金钱和利益集团操纵、以选票为根本而走向的民粹主义和经济发展艰难等等。这对中国政治建设的重要启示在于如何将选贤与能同现代民主结合起来。面对贝淡宁贤能政治一经提出就在西方世界引发的一边倒批评声音，既要看到其中西方中心主义长久以来的傲慢与偏见，但也要正视传统尚贤政治如何融入现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相融合的问题。既不能因为西方选举民主存在的缺陷而否定现代民主本身，也不能将民主与传统尚贤政治彻底对立起来而将贤能政治弃如敝履。

现代世界政治在其发展演进中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矛盾：一方面，现代民主以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的“开放准入体系”体现了所有政治共同体成员平等开放的原则，但另一方面，事实上并非任何人都具备从事政治事务的专业素质与能力的实际状况，又使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有了“限制准入体系”的明显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尚贤政治在不断遭受汹汹质疑和反对声浪的同时，依然能顽强发声的重要原因。即“只有真正的贤能(而非冒牌的精英)，才能赋予民主政治以德性，才能克服现代民主政治中选举民主、大众民主与极端平等的内在弊病。”[15]中国共产党一直将民主看作是世界发展的主流，并把民主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政治追求，如毛泽东所说：“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16]在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中，民主不仅要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价值，而且要用好的方式把这种准则体现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说到底，民主的根本价值是要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满足人民的愿望、维护人民的权益，也就必然要选择最优秀的人来执政、履责和执行，也就是共产党新型贤能政治所要求的“尊德性、严纪律、道问学、求大同”[17]。这就“使得中国式贤能政治仍保有融合前述左翼和右翼挑战的转进空间：如果说‘尊德性、严纪律’的道德理想，可以通过共产党员的道德模范作用超越‘末人’问题，从而避免整个社会坠入虚无主义的境地，那么‘道问学、求大同’的政治理想，则可能通过共产党员的政治先锋作用，促进政治共同体内部(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实质平等。”[18]由此而使中国的政治伦理既能对文化传统进行现代转换，又能体现中国政治伦理的风格与价值。

其三，中国的现代尚贤选能需以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实现其政治伦理价值

实际上，政治伦理学要关注的核心是如何合理认识和处理政治与伦理两种社会现象的关系问题。其中尤以权力配置、制度安排、行政道德等为基本方面。政治伦理涉及政治主体、政治制度、政治活动中需要遵循的伦理规则及其中的道德精神。它涵盖了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行动基准和价值内核的调节社会制度环境的法治与德治的相应手段、规范社会生活形式的具体伦理秩序以及衡量政治行为善恶的道德尺度。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尚贤选能政治在实践中存在的制度不足和缺陷是许多人并不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此，贤能政治想要切实融入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突出重点就是建构合理合适、行之有效的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需要以产生更好、更高、更有效的执政能力为目标，形成一套将尚贤选能运作起来并产生功效的制度规范。西方选举民主的困境和中国强大的政府能力的鲜明对比让包括宣称历史终结的弗兰西斯·福山也不得不注重政府的效能问题。愈来愈多的人已经明显认识到理想的政府并不是表现在选举政治上，而是取决于能否实现良好的治理。贝淡宁贤能政治的现实价值在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探索一条将现代民主制与尚贤制结合起来的理论思路和实践路径，能否解决贤能政治与道德政治、贤能政治与平等政治、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贤能政治的操作化、合理化、实效化等问题。

作为尚贤与现代民主政治相结合的制度设计，首要重点就是要把宪法和法律作为现代政治治理和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将法治作为贤能政治实施的前提和基础，使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活动都置于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下。作为进入政治活动范围的贤能者要同时具有与所有社会成员一致的平等性和自身德才兼备的卓越性。平等性的关键一定是基于法治框架的准则与呈现，最高领导者和普通公务员都概莫能外。而卓越性则是围绕进入政治的公德与私德以及相应才能的指标要求而达到的境界。由此，必然需要构建起人才的德能遴选、考核与监督、晋升与退出的一整套完整的制度体系。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所形成的制度安排中已显示出尚贤选能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位高权重者无不是以扎实丰富的履历，一步一个脚印地展示着这种体制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巨大驱动力。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设计相应制度来保证并不断提升德才兼备的道德修养和能力水平，降低滥用权力的风险。

作为有着久远历史传统的尚贤政治在经过了长久的时间磨炼和激烈评判之后，完全可以拥有新颖的时代性内涵，完全可以与现代民主政治相互结合，有效规避具体民主实施中的弊端，为人类更新更好的政治实践探索出丰富的伦理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