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增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65)

王培友教授新作《宋元理学基本范畴及其诗学表达研究》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4月印制出版。该著主要特点有：

一、内容丰富，具有严谨的学理逻辑。该著研究的主要意图，是对理学生成的北宋中期庆历初年(1041)始至元朝灭亡(1368)期间的“理学——诗学”会通问题进行考察。该著研究的关键词，主要是“理学范畴”和“诗学表达”。课题研究的关注重心，是理学基本范畴的生成、流变及其在诗学批评和诗歌创作实践过程中的“表达”问题。这里的“表达”，从理学范畴、理学家的诗学批评和诗歌创作实践的文献层面来说，主要是指固化了的文献形态的“呈现”问题，也就是这些种类的文献的内容、表现方式和外在形态问题。从理学实践主体、诗学批评主体和诗歌创作主体集于一身的个体来讲，其“表达”主要是指主体的思想观念、志趣等的内容、形式及其表达方式等。而就理学体系的构成来讲，作为知识形态的理学是由“概念”——“范畴”——“命题”等拾级而上，最终建构为知识之“体系”。可见，从“范畴”入手，可兼顾“概念”与“命题”乃至“体系”来深入探讨理学之基本层级的意蕴或内容，有效把握理学体系的主体部分。但是，理学“范畴”数量很多且彼此之间多有纠结缠绕，难以从一个恒定的角度来予以区分认识。而且，从研究策略而言，绝不可能也无必要对理学的诸多范畴来深入探讨。该著的主要关注对象为“理学——诗学”会通研究，内在地决定了只需要选择那些与诗学有密切关联的“范畴”进行研究就可以了。这样一来，该著研究在“范畴”的选择上必然要求：其一，要选择那些在理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核心或骨干范畴进行研究；其二，所选择的“范畴”应在理学家的诗学批评和诗歌创作实践中有可借考察的“表达”或者“呈现”的足量文献。为此，该著“正文”部分甫始即对“宋元理学基本范畴”的类别与数量、宋元理学家基于理学范畴的诗学批评、宋元理学家基于理学范畴的诗歌创作实践等进行考察，以说明宋元理学基本范畴的诗学表达问题具备历史客观真实性，为本课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作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该著采用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始终把研究重点聚焦在与理学基本范畴及其相关的诗学“表达”问题上。该著择取了与宋元理学家的文道观念、诗歌作品内容、诗歌作品表达方式、诗歌作品风貌及审美诉求等五个层面有密切关联的“理学基本范畴”进行考察，力图对其话语来源、流变及诗学表达等问题进行个案式的深入研究。该成果的突出特色首先是具有宏阔的思想史视域，许多问题能够提高到哲学的层次上来论述。该著选择了以下理学基本“范畴”及其诗学表达问题的若干层面进行研究：

其一，对宋元“理学——诗学”会通问题在文道观念层面上的基本范畴及其呈现问题进行研究。在这个层面上，“文以载道”及其在诗学批评的体现形式——“因诗求道”，以及“文以载道”的极端形态——“作文害道”等，是“理学——诗学”会通问题在实践主体思想、观念层面上的“表现”。而“因诗求道”涵涉了实践主体的文道关系处理方式、文道观念内容及形态、理学思维对诗学批评思想和诗学审美认知等的影响等。因此，就宋元“理学——诗学”会通问题研究而言，“因诗求道”较之“文以载道”“作文害道”等更有代表性。

其二，对宋元“理学——诗学”会通问题在诗歌作品内容层面上的基本范畴及其呈现问题进行研究。在这个层面上，包括“尊德性”“心性存养”“孔颜乐处”“观天地生意”“观物”等，都可算是宋元理学诗的重要主题类型。但是，这些主题类型是有交叉的。考虑到“尊德性”主题几乎与其他主题类型都有关联性，而“孔颜乐处”为宋元理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且具备相对独立性。因此，该著选择这两个主题类型来进行研究，就比较有代表性。

其三，对宋元“理学——诗学”会通问题在诗歌作品表达方式层面上的基本范畴及其呈现问题进行研究。在这个层面上，包括“观物”“格物致知”“发明”“象物比德”等皆可视作宋元理学诗的重要表达方式。其中，“格物致知”范畴因其在理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更有代表性。该著选择“格物致知”范畴为考察对象，对我们深入探讨宋元理学诗的表达方式是颇为有益的。

其四，对宋元“理学——诗学”会通问题在诗歌作品风貌及审美诉求层面上的基本范畴及其呈现问题进行研究。在这个层面上，包括“巧贼拙德”“玩物从容”“气象近道”“温柔敦厚”“清淡”等，皆可视作宋元理学诗的主要审美诉求或基本风貌。该著选择“清淡”范畴为考察对象，目的在于揭示宋元理学家的审美诉求对理学诗创作实践的影响或作用。为了更好地展示宋元理学基本范畴与诗学表达问题的关系，该著在“余论”部分，还专设了“宋元理学其他基本范畴的诗学表达问题举隅”，来概述其他若干范畴的诗学表达问题，更为全面地展示本课题研究的典型性价值。

三、该著运用词源学的方法，对许多概念、范畴、话语、命题作发生学的考察，循名责实，一一厘清其内涵意蕴，体现出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如该著第三章对“尊德性”话语含义及其诗歌主题类型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自二程标榜“体贴”而强调“德性”开始，宋元时期理学家对“尊德性”“道问学”的认知发生极大歧异。朱熹、陆九渊及其门人弟子，围绕着“尊德性”或者“道问学”话语而在多方面拓展、深化了相关儒学范畴的理解。该著首先对“尊德性”的文化来源进行了考察。该著认为，“尊德性”话语之中的“德”“性”以及实现“德”“性”的方法、途径，乃至“尊德性”的目的求“道”等，都是在先秦时期长期流行的重要话语[1]115。比较而言，北宋中期发轫的“宋学”，与宋元理学“尊德性”话语之生成及其含义流变之关系更为直接。宋元时期理学家的“尊德性”话语，从其生成的文化环境而言，除受到“宋学”发轫期诸先生影响之外，也受益于彼时盛行的佛教主要流派的“心性”学说。从学术思想渊源而言，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直至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人，无不对佛教浸淫甚深。而北宋时期佛教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心性”观，大都来自对唐、五代的已有观点的继承，少有创新。因此，该著认为，北宋时期佛教徒从性情论、心性论等入手来会通儒释道，其目的虽有推扬佛教之用意，但他们对于情性、心性问题的认识，却已入儒家心性学说肌理[1]123-125。这就会对那些对佛学有深入探究的理学家如张载、二程等人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该著在考察后认为宋元时期理学家之“尊德性”话语的蕴含主要有：其一，“德性”为“天之正理”。此一含义自张载揭出之后，为二程、朱熹等理学家所承认。“尊德性”因此而具有了“推许”“敬重”诸如天理、道、性、命乃至于重德、重理等含义。其二，“德性”为“道体”“心体”“性体”等。从目的论而言，“尊德性”就等同于存养心性、默契道体、求道等。其三，从“尊德性”之目的性方面来看，程朱理学之“尊德性”与“克己复礼”“明德”“格物致知”等所实现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尊德性”与“道问学”只是入门的途径不同而已，其目的是一样的，两者并无高低之分。“尊德性”与“道问学”也没有明确的界限；陆九渊心学学派之“尊德性”与“明心”“发明本心”“格物明心”，在目的性上是一致的，陆九渊及其门人后学常以“尊德性”来概括其学说要旨，“尊德性”因之而统领、统摄“明心”“发明本心”“格物明心”等话语范畴[1]125-134。由此看来，扎实的文献学和思想史视域的词源学研究方法，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该著的研究水准。

四、该著具有前期大数据分析和广泛的文本阅读基础，立论坚实，所得研究结论客观公允。该著在对若干宋元基本理学范畴进行考察后，进而深入到宋元理学诗的主题、表达方式和风格面貌等层面，对理学诗类型化特征的概括方面也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该著认为，宋元理学家的“孔颜乐处”主题诗歌类型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并对之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考察。如该著认为，不受外物干扰的“德性定止”之乐为“孔颜乐处”主题诗歌的重要特征。该著列举了周敦颐、程颢、杨时、胡宏、罗从彦、陆九渊、孙应时、郝经、吴师道等人的相关诗作来说明。作者认为，不管是程朱学派的大多数理学家还是陆九渊心学学派诸儒，抑或是元代以崇朱学为基本学术特色的理学家，在创作或书写“孔颜乐处”主题诗歌时，大都重视对“德性定止”之乐的书写。但总的趋向是这些理学家以书写“孔颜乐处”为主题的诗歌，呈现出明显的理性走强而审美的、感性的色彩逐渐减弱等特点[1]145-173。再如，该著认为，“观天地生意”之乐亦为“孔颜乐处”主题诗歌的重要类型。作者指出：体贴“天地生物气象”或者“天地万物生意”“庭草不除之意”等，都是实践主体借以“体贴”天地“生生不已”之“仁”体境界，也是实现“天人合一”以至于“物吾与也”的途径。由此，宋元理学家诗歌对 “观天地生意”命题非常重视，现存有大量的诗篇来抒写这一主题。该著接着举例予以说明。如胡宏诗作《和王师中》其二：“衡阳一带飞清霜，梅李争春开出墙……一止一行皆自得，愤时堪笑屈沉湘。”该著作者认为，本诗述及衡阳一带春天晚景，传递出诗人由观景而悟及的天地生意，表达出自己与天地生机打成一片，而对包括仕进在内的各种事物抱有俯仰进止纯任自然的态度。诗篇因景而及情，不过这里的“情”是与性体相统一的“情”，作者诗中所“悦”乃是于静观而悟及的“达生”。这显然与理学家强调的“守静”“心要放在腔子里”“观天地生意”以体会天地与人的“生生不已”之气息相通相一致[1]167。上述可见，该著基于前期的大数据分析、归类与处理的方法，是有效的、得当的。

该著尚有其他一些值得重视的研究创获。如该著注重“诗”与“思”的会通，所切入的研究视角总是在“理学”与“诗学”相关的关节点上。该著具有跨界思维的特点，能够从“理学”与“诗学”相结合的角度来阐述“理学诗”的规定性要素，不仅对文学史的研究有启发意义，在理学的研究上也做出了贡献。该著关注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显示出良好的学术风范等。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论述了。

必须指出的是，该著以个案例证式的认识论决定下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为课题结构方式，必然受制于枚举法的例证式选择所限。比如说，以个案例证法来组织课题架构，就容易受研究者的主体知识素养、文献视阈和研究境界等影响，所要研究的“问题”的选择上往往随意性较大，稍不注意很容易见木忘林，忽略了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和属性特征的探讨。再就是，既然是对研究对象的“问题”进行选择研究，那就容易遗漏若干相对来说较为重要的“问题”。这些都是以个案例证方式构建研究架构所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所幸的是，该著在这些主要的学理问题上都有所思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些问题[1]225。当然，该著虽然确立了从五个层面来提炼所要研究的“问题”，但目前看来，受制于篇幅容量，总体上所能解决的问题还是较少，期待作者将来对本书修订时再有较大的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