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晋霞

(云南师范大学，中国 云南 650500；洛阳师范学院，中国 洛阳 471934)

由于本国独特的政治环境以及庞大的华人群体，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既有对华裔子弟作为第一语言的教学，又有对非华裔群体作为第二言的教学。与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相对成熟，在系统性、科学性等方面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激发了海内外广大学者对其关注与研究。本文拟对在中国国内公开发表、出版的关于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研究的相关论文与著作进行梳理，对已经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尚待深入的领域进行分析，以期帮助我们了解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的发展水平，同时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面貌。

一、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界定

(一)本土教材、本土化教材与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

本土指当地的，土生土长的。本土化是在引进外来的基础上与当地的社会、民情、风俗、宗教、文化等相结合，使之适应本土的过程。本土教材，即与教材使用者来自同一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特定机构的要求或社会需求编写的教材。在外语教学领域，本土教材和本土化教材一直是研究关注的焦点。陈传俊(2016)在研究越南本土汉语教材时指出：“现有本土汉语教材从编写组织方面来看可分为统编和自编教材两类。统编教材是由越南教育与培训部、胡志明市教育厅组织研发的教材，自编教材是越南学者个人根据社会需求自编的汉语教材。”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与此有同有异，从编写组织方面来看，主要也包括本国教育部统编与本土学者自发编写两类。但由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学除了在基础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以及民间汉语培训机构都比较普及之外，还有从小学到高中完善的华文教育体系，不同源流教育系统内的华文教材编写使用的情况并不相同。除此两种类型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介于统编与自发编写之间，即马来西亚董教总[1]制定相关的课程规范，然后组织本土学者编写或者委托相关的机构编写，如马来西亚独中1993—1999年与2004—2007年的两个版本的初中华文教材，就是由马来西亚董总委托华南师范大学所编写，我们也把这类华文教材归入本土华文教材之中。

(二)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现状

与本土化的汉语教材相比，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有较强的适应性，与其国情、民情、教育体制和相关的教育系统高度匹配。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有三个源头：一是马来西亚教育部组织本国资深一线华文教师，根据华文课程标准编写而成。主要适用对象为华文小学、国民小学和国民中学的学生。二是由本国的汉语教师根据学生学习汉语的现状、动机、目的及水平等，参考中国大陆、香港地区或台湾地区出版的经典汉语教材编写而成，主要适用对象为学龄前儿童和在校大学生、社会培训机构的学习人员等，如《乐乐语文列车》系列、《Hi！幼幼班华文》和《小钻石幼儿系列华文》等幼儿华语教材，玛拉工艺大学组织本校教师共同编写的《会话华语》系列，彭亨大学汉语文化中心主任杨银梅等编写的《华语》系列等。三是由马董总制定《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初中华文课程纲要》并组织人员或委托相关的机构编写，主要适用于华文独中的华文教学。此三类教材由于编写队伍、组织机构、修订过程等均不相同，所产出教材在水平层次上均有相应的差异。

二、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研究特点分析

本文研究主要的文献都源于中国期刊网，少部分来自其他途径。由于其他途径来源的文献作者的背景、发表时间、出处尚未完整考证，因此只作为参考，在数据统计方面，我们仅对截止2019年12月发表于中国知网上的文献做整理。

(一)研究具有阶段性

1.研究内容具有阶段性

纵向来看，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的研究，具有精细化、纵深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学者对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研究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主要是对其内容进行介绍，现在可见最早关于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研究的文章，是石景章发表于1993年第1期《湖南教育》上的《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华语〉教材简介》,该文用举例的方式指出了《华语》在编写体例、编辑、取材、拼音、生字编排及练习方面的特点。此后经过了十三年的沉寂，到二十一世纪初，学界重新开始关注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并从教材性质和语言文字规范开始探讨。2006年，在福建厦门召开的首届全国教育教材语言学术研讨会上，新加坡学者王惠与中国学者余桂林合作提交了《华语教材用字的地域分布与频率统计——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对比》一文，该文基于不同的语言地位，社会文化背景等对此四个地区华文教材的汉字在静态分布和出现频率上的差异进行了统计分析，为区域化汉语教材编写用字制定了方案，并在此文中提出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汉语教学是“第二语言的母语教学”的独特属性。马来西亚学者林国安提交了《马华文学作品编选独中〈华文〉课文的语言文字规范问题》,文章从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审稿改稿的视角，探讨了马华文学作品进入独中华文教材时需要关注的语言文字规范问题。同年，宋婧婧在《海外华文教育》发表了《马来西亚独中教材〈华文〉：传承性与工具性的统一》一文，对马来西亚独中的教材《华文》的性质进行了论证。自此学界开始了对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持续不断的探讨。

2007年以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材的语言、内容、文化、汉字及结构等的编写需求和编写原则、适用性等调查分析，以及与中国大陆不同阶段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人教版、苏教版等)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华文教材的对比研究，如古咏吉(2007)、郑文龙(2008)、杨建生，王梅清，郑凤惜(2010)、吴翠美(2011)、陈银心(2012)、叶晓萍(2013)、何富腾(2014)、贝宥霓(2015)、吕立民(2016)、裴新蕾(2017)、刘倗溢(2019)等。研究内容从描述性介绍，如性质、地位、编写理念、教育价值等的探讨，再到选文、内容、语言项目项目的单项研究，国内学者对马来西本土华文教材的研究逐步系统、全面、深入，尤其关注的焦点是本土教材中语言要素、文化要素编排的合理性及适用性等方面。这一阶段基本上已经构建起了一个全方位、立体的研究框架。

2.发文数量具有阶段性高峰

关于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的研究，数量上并不多。1993年石景章先生介绍性的文章问世后，直到2006年，出现十三年的沉寂。自2006年到2019年十三年的时间，2007、2008、2017、2018年均为1篇；2009年一度出现断层，2012年成果最多，达到9篇。2013年到2019年六年间一直有持续不断的研究成果，2016年和2019年分别又出现了研究的小高峰，均有8篇文献。我们查阅文献的过程中发现，这段时期，也是对外汉语教材本土化研究的高峰时期。设定搜索范围为“中国语言文字”，搜索摘要中包含有“本土化”和“教材”词汇的文章，经过筛选、统计出包括硕士博士论文和会议论文在内，与海外国际汉语国教材本土化相关的研究一共有208篇文献。二者的年度分布对比见图一。

图一 马来西亚本土教材历年研究与国际汉语教材本土化研究概况统计

国际汉语教材本土化研究也是起步于2006年，二者几乎同步进行，近十三年来成果分布趋势基本一致。2012年和2013年国际汉语教材本土化研究的相关论文分别达到27篇和31篇，可见国内学者把更多的关注度放在国际汉语教材的本土化方面，对海外本土华文教材的研究相对薄弱。马来西亚是华文教育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研究成果与关注度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就可想而知。但是对二者的研究2012年前后都比较显著，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两年正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中马关系健康发展，马来西亚到中国学习和进修的人次增多，求学者学历也相对提升，学界对于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有了深度的思考与认知。

(二)研究对象层次分明

经过仔细阅读、筛选，剔除重复的和相关度不高的文献后，截至2019年12月，中国期刊网上可见的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一共50篇。从研究对象来看，其中关于小学华文教材研究有19篇，占论文总数的39%；中学次之，17篇，占研究总数的33%；大学9篇，占研究总量的18%；对幼儿华文教材进行研究的仅有3篇，占总量的6%。对各个层次进行综合研究的有2篇，占总量的4%。

对不同教育层面的华文教材的关注，从侧面说明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不同教育层面的地位。根据前面的统计，针对中小学本土华文教材的研究占主导地位。马来西亚有1296所华文小学(以下简称“华小”)，60所华文独立中学(以下简称“独中”)，所用教学媒介语均为华语；改制中学与国民中学也开设华语课程，但教学时数与教学要求均不同；国民小学(以下简称“国小”)从1996年开始开设“附加语文班”，各族学生都可选修华语；2003年推行《交际华语》课，从一年级开始开设，延续至六年级。不同源流的学校，由于学生的汉语水平与母语背景不同，使用的教材体系并不相同，华语教材主要由教育部统编和马来西亚董教总组织编写，有相对稳定的编写指导理念与编写队伍，对其科学性、系统性、适用性等的探讨由此成为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研究的主流。

幼儿教育与高等教育处于教育的两端，作为启蒙教育，本土华语教材数量并不多，大学中的华语课程是选修课，教材来源多样，何富腾(2014)指出，在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中，有20所国立大学38种华语课程，其中有14个(36.8%)华语课程使用了具有本土色彩的国别化华语教材，教材的编写者多是马来西亚具有丰富从教经验的华语教师。处于教育两端的幼儿和高等教育所使用的本土华文教材从数量上来看并不多，范围也不广，同时缺少国家政策的支持，因此研究对象不具备一定的规模和稳定性，成果相对较少，也说明马来西亚幼儿华文教育有一定的缺失，高等教育中的华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三、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研究重点分析

学界对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为对教材的设计、编写层面起指导作用的研究，如华文教材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的研究、研制，教材编写时所依据的本国的教育政策、语言政策，教育哲理、价值观等，也包括本土华文教材编写的国家、民族、文化、宗教等社会环境，以及教材的性质、功能等的研究。其二为对单本教材或者成套教材的分析或对比研究，如教材本土化研究、实践性研究，不同版本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华文教材的对比研究等。其三主要指对教材中涉及到的单个项目或者一组项目进行统计、归纳分析，如语言要素的编排，话题的选择，练习的设计，插图及装帧等的研究。下面就上述几个方面作进一步梳理。

(一)全面探讨本土华文教材编写的理论依据与标准

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面临着教育价值、教育目标、课程内容及语言标准等与华文课程标准相关的问题。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现有课程规范及教材为基础，分析本土华文教材在定性、定位、体系及规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首先是定性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华文教材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如宋婧婧(2006)等，但是根据不同学者对具体教材的对比分析发现，不同源流学校使用的华文教材倾向性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马华本土华文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工具性倾向更明显一点。古咏洁(2007)把马来西亚董教总版的高中《华文》与中国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进行对比研究后指出，前者以听说读写和思维能力知识为根据组织单元，比较重视语言知识本身，体现出了鲜明的工具性倾向；后者则采取综合性、模块化的单元教学，更加重视系统阅读与欣赏能力的培养。侯显佳(2011)对马董版初中《华文》与人教版《语文》的范文系统做了比较研究，指出马董版《华文》在古代文学作品与马华文学作品方面的选取存在不足，工具性取向明显优于人文性取向。从学界的相关研究来看，对马来西亚华校华文教材的认识倾向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而对其他类型的本土华文教材，则相对一致地倾向于工具性。

其次是定位研究，教育总是服务于国家，不管是哪个层面的华文教材，都需要遵从马来西亚国家教育理念。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本土华文教材的研发与编写就跟随着“马来亚化”的政策而不断调整，1988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国家教育哲理》，各科教材包括本土华文教材都必须依据《国家原则》和《国家教育哲理》中所规定的目标、理念和精神进行重新策划和编写，华文教材除了为学习者进行语言技能学习提供依据外，还需承担起培养马来西亚公民的责任，在文化内容、思想内容的选择上就有了鲜明的方向，但同时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陈银心(2011)对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初中华文教材的价值观内容及其呈现方式进行了研究，并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了当下国民中学初中华文教材中价值观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自我维度价值观、社会维度价值观及自然维度价值观在初中各册教材中分布具有合理性，但在价值观范畴方面仍然有不足之处，如教材中对生态价值观的忽视等。廖冰凌(2011)通过对教材中马华本土作家作品的历史与现状的梳理，指出华文教材是服务于主流文化的，并提出了华文教材在处理马华本土作家文学作品时所面临的复杂关系与困境。与此同时，教材的本土化与教材的时代性也被提出来，如郑文龙(2008)、李艾蒨(2016)等。

第三是关于教材语言文字规范及等级标准方面的研究，在用拼音字母代替注音字母，用简化字代替繁体字，遵照汉语表达的基本规律等方面已经达成共识。马来西亚华文教材自1983年起就已经开始使用汉语拼音注音与简化字。林国安(2006)提出华文教材的语言文字应该依据中国主流标准，依据中国公布的《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第二批异形词整理表》等来加强教材语言的示范性。王惠、余桂林(2006)则提出了制定跨区域的华语教学字表与分级方案。叶婷婷、吴应辉(2010)通过对国民小学的华语教材和私立语言中心、大学、国家公共行政学院及各类汉语水平测试的教材分析后指出：“马来西亚的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教材没有真正依照相关等级大纲来编写,更没有讲究各个等级或课本之间的衔接。”没有标准体系的指导与约束，教材的系统性与科学性就很难得到保障。

学界对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的性质、定位及语言规范、等级标准问题等方面的探索，对本土华文教材的理论基础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重点关注本土华文教材的对比分析与评价

从数量上来看，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本土华文教材的评价分析研究较多，主要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分析，对其科学性、系统性、实践性等进行评价，早期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以单本或某一套教材为研究对象，运用相应的评价理论或学习理论进行评估，如陈佩英(2011)对马来西亚《国小华文》(一年级)的结构、内容和语言知识等的编排进行了分析评价，指出该本教材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及趣味性的特点，在编排的过程中兼顾了儿童的认知心理特点。杨建生等(2011)以学生需求为出发点，对玛拉工艺大学自编教材的原则进行研究，指出马来西亚华文教材须具有马来西亚的特色，特别是在语言材料方面，要从学生熟悉的话题中选取。黄婷婷(2012)、黄千恬(2012)的研究与此类似。

在单本/套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开始了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别的对比研究，纵向的研究多探讨华文教材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变化，以及本土华文教材编写理念的调整与变迁，进而去分析现行教材需要调整和改进的地方，特别突出的是对本土华文教材的时代性特点的探讨。郑文龙(2008)对马来西亚国民小学母语班性质的华语教材变革进行了研究，指出经历了“马来亚化”之后，华文教材开始以培养学生华语听说读写的能力为基础，认识中华文化，培养学生的马来亚本土观念。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小华语教材更加注重教材的工具性、人文性及规范性要求。叶晓萍(2013)对马来西亚国民小学2003版与2007版华文教材进行对比，对其在编写理念、本土化特点和话题、活动及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并对两个版本的优劣进行了分析评价，指出2007版国小华语在注释与拼音等方面存在的缺陷。许秀娟(2019)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对2002年至2017年间马来西亚教育局版本的国民中学初中《华文》新旧版本进行了对比，指出2017版教材更具有时代性，更贴近生活，但缺少马华文学作品，在练习的难易程度的处理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横向对比主要聚集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华文教材所呈现的地域性特点，通过比较来探讨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中本土化内容的选取与编排。赖智勤(2011)对马来西亚与中国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中的文字教学进行了研究，从教学标准、内容设计及汉字量化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马来西亚华文小学的教材具有在拼音方面无要求，识字量相对较低、趣味性更强等特点。王文英(2014)把彭亨大学自编华语教材与国内出版的《新实用汉语课本》进行了对比研究，提出了自编教材需在语言项目的编排方面的改进意见。黎景光(2012)对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九套东南亚主流小学华文教材用词的科学性与系统性进行了研究。廖元美(2012)基于学习者群体差异对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中的文化进行了调查对比研究，对现阶段华文教材应该传递什么文化以及如何传递进行思考，并指出为马来族群学习者编写的教材应加强文化的对比。裴新蕾(2017)对马来西亚《国小华语》和泰国《快乐学中文》中的话题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二者都结合本国实际安排和选取了带有本土元素的话题，并提出小学华文教材在内容方面应该结合历史与国情，与中国建立联系。

从上述内容来看，比较研究在不同的层次范围展开，覆盖了从幼儿到高中所有阶段的华文教材。纵向的比较开始于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之后，大多关注国民小学华文教材，对于华校华文教材的纵向比较研究较少。横向研究多集中于马来西亚与中国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对比，与亚洲地区之外的对比几乎没有。比较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教材中的本土元素及内容本土化的问题。

(三)持续开展本土华文教材中语言要素的编排研究

语言是国际汉语教学及华文教育的主体内容，语言项目的编排及呈现方式在教材中占重要地位，因此在微观研究中对语言要素收录、分布、呈现方式及系统性等的关注度都相对较高，而且研究也相对具体、深入。

1.关于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中语音项目的研究

语音项目主要体现在成人华文教材初级阶段或小学低年级的华文教材中，关注焦点是语音项目存在的合理性与编排设计的趣味性与适切性，杨丽真(2014)专门针对马来西亚大学生华语语音学习的需求进行了调查，从学生角度提出了语音规则的必要性，以及语音教学中要难点突出，灵活多样，为教材中语音项目编排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叶晓萍(2012)、刘倗溢(2019)都指出了《国小华文》(一年级)中语音编排的合理性与趣味性，如利用了图片、儿歌等，但是相应的练习设计较少，采用了相对单调的直接法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兴趣。

在对语音项目的研究中，研究者对于语音应该集中呈现还是分散呈现，华文教材中文字词汇应该怎么去注音，有没有必要对汉语和马来语的拼音系统进行对照编排等问题则关注较少。这些也是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研究中值得探讨的话题。

2.关于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中文字项目的研究

教材中文字项目的编排设计主要体现于小学阶段和成人华语初级阶段，对于前者，主要的争论在于：(1)收字量的对比研究，主要是对马来西亚国小和华小所使用的华文教材的对比研究，指出具有母语特点的华文科教材与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使用的华文教材的收字量上有明显的区分。(2)随文识字还是汉字单独教学，这一点在国小与华小的华文教材中都已经有明显的趋势：随文识字，这样的处理可以避免汉字学习的枯燥性。(3)汉字编排的趣味性与科学性，在编排设计中对汉字形体特点的应用是否充分、合理，如笔画、部件的编排方式与教学安排、复现率等。李璘(2016)利用统计的方法对马来西亚本土教师自编教材《华语入门》中字量、字频、复现率、字种、字的构词能力等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如何能满足学习者经济、实惠的要求，让学习者在有限的时间和语言环境条件下接触、学习最精辟的汉字，是本土教材在处理汉字项目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这是相对系统的研究。其余散见于综合性的研究文献中，如杨芳(2019)对《基础华语》笔划教学和笔顺教学进行了探讨。除上述内容之外，还有研究者关注到了本土华文教材中汉字的注音问题，如黄诗婷(2012)。通过这些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目前马来西亚小学阶段的本土华文教材在汉字编排方面基本遵循了循序渐进、认写分流、随文识字、注重复现、直观呈现、趣味设计等原则，但在利用汉字形体及其演变来设计方面还有待挖掘。

由于汉字独特的形体结构及其书写特征，对不同的学习主体来说，汉字需不要需教，何时教，以何种方式呈现等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问题，学界的关注多集中于马来西亚小学一年级华文教材，对其他阶段及其他类型的教材中汉字的处理原则、方法以及效果等涉及较少，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可深入。

3.关于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中词汇项目的研究

关于本土华文教材中的词汇问题，研究焦点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低年级华文教材中选词范围、类型及其合理性的研究，此类研究多聚集于国民小学华文教材，对华小华文教材的研究只有黎景光(2012)在东南亚主流小学华文教材的比较研究中有所涉及。李思慧(2017)对2007版与2010版的国小华文教材进行了字词文化的对比分析，指出了2010版在生词量上有所增加，并参照《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对词汇进行了统计，发现增加词汇多集中于甲、乙两级词语，丙、丁两级词语则下降，体现出了新版本更加实用与生活化的特点。刘倗溢(2019)、叶晓萍(2013)、陈佩英(2011)等都对《国小华语》或《国小华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相类似的结论：这两套教材在选词范围上都比较符合儿童的认知心理，以日常交际词汇为主，且在低年级教材中，选词原则上遵循了具体词先于抽象词、实词先于虚词的原则。二是对成人华语教材中的词汇量、词汇类型、编排方式、释义方法的研究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华语词汇收录的研究。在词汇量方面，研究者提出了收录词汇要有据可依。王文英(2014)提出可以《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作为收词依据。在释义方法方面提出了讲解要到位，避免释义的单一性等问题；具有本土特色的词汇收录是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话题。杨咪(2019)、王文英(2014)都认为本土华文教材对于本土化词汇的收录是必要的，这样更贴近学习者生活实践，能够较好地激发学习者的兴趣。但是对于特殊用途的本土华文教材，如到中国留学的学习者汉语水平等级的需求、在旅游商贸等领域的应用等，如何控制教材中不同类型词汇的比例，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4.关于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中语法项目的研究

对于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中语法项目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语法点的收录与呈现方式；二是教材中语言点的系统性问题；三是语法项目的注解；四是对教材中句型的研究。

在教材中语法点收录方面，相关研究显示，本土成人华文教材多以HSK语法大纲为依据，但是幼儿及小学教材中的语法点是以实用性为基础；吕文华(2012)指出“在初级阶段,每课以2个语法项目为常,有的仅可安排1个,少数课可以安排3个。”本土华文教材的语法点在课文中的分布基本在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王文英(2014)统计分析后指出彭亨大学的自编教材《华语》平均每课2.5个，而《国小华语》与《国小华文》的语法点均在每课大约1～4个左右。幼儿及小学华文教材的语法点呈现采用了隐性方式，刘倗溢(2019)、陈佩英(2011)、叶晓萍(2012)等的研究都证实了此观点。

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中语言点的收录，不以语法本身的系统性为参照或依据，大多是根据课文内容或话题来安排语法点，叶晓萍(2012)对一年级《国小华语》的研究发现，该教材中语法点的出现并不追求系统性，而且有些语法点反复地出现在一年级的教材的活动句型中，刘倗溢(2019)、陈佩英(2011)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语法项目的注解在低年级华文教材中没有专门出现，语言点的学习大多通过朗读和扩展训练等来巩固，成人华文教材中，使用较多的教材如彭亨大学自编《华语》，其语法项目注释有中英对照且细致、到位，王文英(2014)认为在注释的过程中尽量减少专业术语的使用，以降低语法的学习难度。

句型是对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进行语法研究时都要涉及到的内容，研究的焦点涉及到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是以功能、话题为中心还是以结构为中心，以及教材中句型呈现的系统性与编排的科学性等。步延新(2016)指出，华小《一年级华文》每一课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围绕着课文中的典型句型而设置，突出了以句型为中心的教材编写原则，显示出了非母语环境下华文教材的一大特点。陈佩英(2011)则指出，《国小华文》的句型编排具有系统化的特点，采取了“把相关联的句型穿插编排在连贯的课文里,既提高了句型的复现率,也可以降低学习的难度,在已知内容上学习新内容”。

5.关于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中练习设计研究

练习是语言教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之一，练习设计的质量，影响着整部教材以及整个教学过程的质量，是学生巩固和教师检测学习效果的有效手段。练习有两种，一种排列于教材课文后面，与课文形成一个整体；另一种是单独成册的练习，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课文后面的练习设计。

在对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的个案研究中，基本上都把练习作为主要内容之一，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练习的类型、练习的编排顺序以及练习的量及分布特点。一般而言，语言练习的类型有记忆型、理解型和应用型三种，学界对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的研究归纳出来的也大致是这三个类别。王文英(2014)区分了要素型练习与技能型练习，分析了彭亨大学自编《华语》在题型设计方面的应试特点。黄诗婷(2012)通过对马来西亚华小《华文》教材练习部分的分析，提出练习设计应该具有连续性，以及应该考虑以发展知识为导向的“驱动性问题”练习设计。在练习编排设计方面，杨紫虹(2019)指出不同类型练习的编排应该遵循记忆——理解——应用的顺序，以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在练习的量及其分布方面，学界认为教材中不同的练习在所占比例上应该根据使用对象的需求有所不同，刘倗溢(2019)则指出了机械性练习、理解性练习与交际练习三种练习方式在马来西亚国小华文教材中分布比例，指出交际性练习的比例应该提升。

四、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研究的反思

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相对丰富，研究成果也较多，研究群体不断本土化，研究对象层次多元化，研究视角立体化，已经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的研究景观，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缺少对幼儿阶段本土华文教材的关注

根据前面的统计，现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中小学华文教材，高等教育与社会培训的相关教材研究涉及也相对较多，但是幼儿阶段则很少。这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密切相关，中小学华文教育有成熟稳定的教材编写及修订指导方案，教材体系相对完整，有利于系统地进行研究。但对于幼儿阶段的本土华文教材的关注相对薄弱，幼儿教育处于启蒙阶段，华文教育不在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再加上英语的强势地位和马来语官方语言的挤压，幼儿教育中华文教育的空间比较狭窄，教材也比较零散，进行系统研究的相对较少，仅有的三篇从语言要素、单元编排、文化因素、装帧、插图、游戏等着手，如诺苏哈娜(2016)从文化因素、适用范围及编排的原则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其缺少电子光盘等配套学习材料。吴嘉雯(2016) 对马来西亚幼儿华文教材《Hi!幼幼班华文》与《小钻石幼儿系列华文》的单元、汉字、课文和练习的编写作对比分析，指出两者各自的优劣，为马来西亚今后教材的修改提出实际可行的意见与建议。张江元(2014)对马来西亚彩虹出版公司 2008年出版的《乐乐语文列车》的物理特征和内容安排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在整体设计上表现出突出的“幼儿化”特征、设计具有“生活化”取向、注重“文化特色”等特点。

幼儿时期是华文启蒙的最佳阶段，幼儿华文学习与中小学及高等教育阶段的华文学习有截然不同的特点，然而，马来西亚幼儿华文教材相对稀缺，造成了研究不够充分的现状。因此，针对这一阶段的本土华文教材的编写与研究都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缺少对华校华文教材变革的比较研究

马来西亚华语学习，对于国民小学、国民中学及大学的大多数学习者来说，属于第二语言学习，教材的工具与知识目标导向相对来说比较明确，学界对此类教材的研究多从语言知识的编排、呈现以及其与语言教学实践的相关问题着手，但对于华小和独中的学习者来说，由于现阶段已经是华裔四代，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英语在民众生活中占强势地位，华语虽是母语，却不一定是华裔子女习得的第一语言，胡春艳(2009)认为，“随着华族不断融入所在国以及华语在就业、生活等方面所受的限制，作为‘第一语言’教育的华语开始向‘第二语言’教育转变”。除此之外，据相关调查显示，华校生源构成中非华裔学生的比例在逐渐上升，这些学生在华校学习时并未与华裔学生区别对待，而是使用同一版本的华文教材，复杂的生源构成与这种介乎“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间的华文教育，对华文教材也提出了相对较高的要求。许秀娟(2017)对马来西亚教育局组织编写新旧版本初中《华文》从宏观目标、编写体例到单元课文及练习等进行了对比研究，郑文龙(2008)对1961年至2008年间母语班性质国民小学华语教材到附加语文班性质的国民小学华语教材的变革进行了探讨，指出国民小学华文教材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完成 “中国化”向“马来西亚化”的转变。华校华文教材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也经历了数次修订，但是学界对此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2000年之后，马来西亚华校华文教材经过数次修订，甚至是重新编写。我们对根据2010年与2016年马来西亚教育部两次颁布的《小学华文课程标准》编写而成的华文教材进行比较发现，两个版本教材的体例、文章的选录、语言项目的编排及言语技能的训练方式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可以进一步探讨的是，教材对知识、技能、情感和思维训练方面的处理与此前相比有什么变化？这些变化的学理依据是什么？是否更加科学等等，学界对此尚未展开深入研究。

(三)缺少对马来西亚华校华文教材的人文性关注

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华文教材，教材的工具性倾向较为明显，不存在太多争议，但是马来西亚华校华文教材，由于其使用的主体大部分是华裔子弟，华文科教育就是母语教育，不仅担负着语言能力的培养功能，同时还要承担着传承中华文化，形成母语文化认同的职责，也体现着马来西亚国家意志、教育政策及主流价值观。马来西亚国家教育哲理中明确指出：“在马来西亚，教育是一项持续性的事业，它致力于全面及综合地发展个人之潜质。在信奉及遵从上苍的基础上，塑造一个在智力、情感、心理与生理方面都能平衡与和谐的人。”其教育的目标导向简而言之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马来西亚公民。因此，对马来西亚华校华文教材中人文性的关注尤为重要。

“人文”一词，源出《周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现代汉语中，“人文”一词有两种理解：一是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二是指强调以人为主体，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利益的思想观念。耿红卫(2016：13-14)认为，人文性指对个性和个人价值的认同和张扬，对人类终极目标和归属的关注，对生存环境的高度敏感，对苦难和悲剧的悲悯焦虑等。倪文锦(2007)认为“语文学科还要让学生逐渐形成尊崇母语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这就是所谓的人文性。”概括来说，华文教材的人文性即体现在教材中所包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核心问题为教材中所传递的价值观。陈银心(2011)对马来西亚国民中学现行初中华文教材中的价值观进行了归纳性梳理，对教材传递的价值观进行类目划分和统计分析，并对其呈现方式，在不同阶段的分布特点进行了探讨，指出了本套教材价值观类目阶段分布的不合理之处和对生命教育的忽视。同时指出“华文课程也必须顺应全球化时代价值观教育的演变，建构华文教材合理的价值观框架，并全面规划各个年级各类价值观范畴内容的比重。”除此之外，学界关于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在人文性或是价值观的研究方面较少涉及，通过梳理，我们认为在以下两个方面仍需深入：

1.对华校华文教材中价值观类目的构建及分布研究

华校华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及其生源的复杂性使其与国民中学的华文课程同中有异，华文教学的不同办学主体及学习群体，使华文教材的教育价值导向与主流社会所推广的价值导向之间可能会出现冲突和对抗，廖冰凌(2011)指出：“在国家控制下的教科书上的所谓的合法知识，涉及了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复杂的角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实践某种意识形态的制定与重塑，或服务于主流集团、群体的利益考虑来展开运作的。”马来西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与华族群体的主流价值观在华校华文教材是如何进行协调处理的？如何呈现？在各阶段的教材中如何进行比例上的分配？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2.课程性质的变化下华校华文教材的重新定位问题

在华校华文教材的定性研究中，多数学者倾向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如宋婧婧(2006)、古咏洁(2007，2011)等，母语教材的特点相对突出。但是在现阶段华校生源构成发生了变化，Jennifer Pak在2011年就指出，过去 30 年间，在当地的中文学校中，非华裔学生的人数预计已增加到 6 万多。(转引自刘宏：2012)教材的修订频率在提高，修订间隔时间也在缩短，如2010年出版使用的华小华文教材，2016年已经被新的版本取代。而2010版华小华文教材前言明确指出，该教材注重“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在2016年开始出版发行的一到三年级华文教材[2]前言中均未再出现这句话，只提出教材的编写原则是“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版教材中是否不再遵循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工具性更强还是人文性更加突出？这些重点通过何种形式体现出来？其背后原因何在？这些问题都有待结合其课程标准及教材编写过程深入研究。

五、结 语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汉语推广力度的加大，海外汉语学习者群体进一步扩大，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呈现出繁荣的态势，对其关注和研究，是华文教育不断前行的有力支撑，本土华文教材的研究在研究群体、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等方面都呈现出丰富多样且较为深入的特点，且构建起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立体、全面的研究框架，从课程标准到教材编写理念、原则及评价，再到各个项目的编排都有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在研究内容方面对于语言要素的研究相对深入，但研究方法没有很好地整合运用，对于话题及文化因素、价值理念、教育思想等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不同教学阶段马来西亚本土华文教材系统性研究及与其他国家的本土华文教材的对比研究等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等。

注释：

[1]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与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为马来西亚两大华教最高领导机构，两大机构为争取民族利益，捍卫和发展民族母语教育而携手合作，合称“董教总”。

[2] 2016年，马来西亚教育部颁布了《一年级小学华文课程与评价标准》《二年级小学华文课程与评价标准》，2017年颁布了《三年级小学华文课程与评价标准》，并从2017年开始更换华文小学之前的华文教材，目前已经更换至三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