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勇

摘 要：明代中期，以海瑞、徐学谟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尝试着以自己的行为来影响乃至于改变世风，公文创作便是一个有力武器。本文以海瑞、徐学谟二人作品为基础，对其写作理论及公文创作情况进行简析，以期对我们当下的公文写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海瑞;徐学谟;写作理论;公文创作

明代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加速发展，江南地区的世风人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眼看着官僚腐败、国势日弱，有一批以海瑞、徐学谟为代表的官员尝试着以自己的行为来影响乃至于改变世风，公文创作便是其中一个极为有力的武器。不过，从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现状来看，对海瑞、徐学谟两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比如海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海瑞的生平事迹、人格思想等方面，对其公文的关注也仅限于《治安疏》等寥寥数篇;而徐学谟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被淡忘的，直到进入21世纪才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如黄仁生和夏咸淳均撰文对徐学谟其人其作有所关注介绍，不过多数文章对于徐学谟都是一笔带过[1]，尤其公文研究这一领域更是从未涉及。

因此，本文拟从海瑞、徐学谟两人生平与公文作品入手，并将研究放入明代中期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为研究中国古代公文史奠定较客观、全面的视角，也为当下公文写作提供重要的借鉴。

海瑞（1514—1587），琼山（今海南海口）人，明嘉靖二十八年乡试中举，其生平跨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历任福建南平教谕、浙江淳安知县、江西兴国知县、右佥都御史等职。海瑞没有专门撰文来表达自己写作理论，但我们可从其文风中见其所持文论，《治安疏》与《禁馈送告示》这两篇痛击时弊的公文即为其例。

明代中期，为了实现儒家积极救世观念，一些廉吏选择采取用激烈言辞向皇帝进谏的方式，像罗玘《乞定宗社大计之疏》、王守仁《谏迎佛疏》等。当然，最有名、最能体现激言劝谏特色同时又最具影响力的公文作品，当推海瑞的上行公文名篇《治安疏》：

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谓长生可得，而一意玄修。……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驰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县罄，十余年来极矣。[2]

在给皇帝的上书中直接点出“嘉靖”这一明世宗朱厚熜正在使用的年号且引用有着强烈讽刺意味的民谣“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又用“妄念牵之”“法纪弛矣”“幡然悟悔”“数十年君道之误”这类情感色彩浓烈的字眼，明世宗朱厚熜看后勃然大怒也自在情理之中。这一公文从秘书工作本身而言可能并不合适，但若从明代中期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来说，又颇有合理之处。细读《治安疏》原文，我们发现海瑞把“君道不正”和“臣职不明”列为天下最要紧的事，再对比当时臣子们的群像是“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在海瑞看来，正是这种情况才导致君主无法了解到现实，这让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才会写这则上行文来“昧死竭忠”“惓惓为陛下言之”。显然在海瑞头脑中，他是真心把明世宗朱厚熜归于明君形象，他的激烈言辞是完全站在君主的角度来写的，真可以称得上是“身在兵位，胸为帅谋”了。

与“疏”不同，“示”是下行公文。在海瑞存世公文中，这类公文也有不少，比如他在淳安当知县时所拟的这则《禁馈送告示》开头是这样写的：“接受所部内馈送土宜礼物，受者笞四十，与者减一等，律有明禁……穷诘所以，盖沿袭旧日风习，今日视为常事。”在这一禁止送礼的告示中，海瑞从淳安知县身份出发，针对当地送礼的陋习发出了自己的声音[3]。

整则公文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也有从对方角度设想的地方，比如：“若有美意，则周尔邻里乡党之急可也;官有俸禄，何故继富？”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所以最后这则公文落到了违规必罚的严格规定上，指明以后无论是谁，如果“送薪送菜入县门者”就全部都“以财嘱论罪”。除此之外，海瑞还列出了其他种种注意事项，细如“乡宦礼物”也有了明确规定，若夹带即处以“重责枷号”。这些方面都显出海瑞作为一个廉吏的特色，同时也体现出其公文写作极重应用时效。

徐学谟（1522—1593），嘉定县（今上海）人，明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其生平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最后官至礼部尚书。对于公文写作的理论，徐学谟并没有明确提到，但我们可以在他的文集中寻找到一些可供研究参考的材料。比如下面这篇《刻<骚选>序》中所提到的观点，就颇值得关注：

文字之肇，所从来远矣，然词家者流则言人人殊，何哉？《三百篇》尚矣……浸淫于国初，诗道几亡矣！幸弘德间二三君子相与切劘，力障其澜而趋之古，取战国、汉、魏、齐、梁人之所为，掇其英咀其华而组缋之，无遗巧矣。然当其时，已有亟于型范、薄于风神之病……乃今词家……有不病而颦、无从而涕之语，于情之所至何当焉？[4]

从这篇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徐学谟眼中，文学作品应该在抒发自己感情的同时又一定要注重源头，所以他在这篇序文中提出并希望这本《骚选》可以引领当世人不再学时文，转而“溯汉、魏以上薄《风》《雅》”，回归于传统之中[5]。中晚明性灵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说法在当时颇有影响，徐学谟对此显然并不认同，他特别看重的是儒家六经，这属于很多中国传统士大夫都有的宗经崇古传统，所以在《与郭美命》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宇宙文章，权兴于六经而其精华尽发于七大家”，但当时的作者却看不起这种文章传统，而是“自生一种剿袭口声，可厌之甚”[6]。文以载道，这种将唐宋散文也同样视作儒家六经载体的观念，也颇符合徐学谟礼部尚书身份。

海瑞和徐学谟的写作理论和公文作品，对我们当下的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实务与文秘人员公文写作颇有借鉴意义，值得反复学习体会引以为戒。同时，“身在兵位，胸为帅谋”也是每一个为领导写文的秘书一定要具备的视野和格局。怎样急领导之急，想领导之想，怎样从推动事业发展的角度撰写公文，这些都是新时代秘书公文写作的题中应有之意。

参考文献

[1]王晴璐.徐学谟的生平交游、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初探[D].上海：复旦大学，2010.

[2]海瑞.海瑞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217.

[3]贾玉明.海瑞清官意识的政治哲学探析[D].天津：南开大学，2011.

[4]徐学谟.徐氏海隅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6：442.

[5]王晴璐.徐学谟文学思想平议[J].文学遗产，2015（04）：103–112.

[6]徐学谟.歸有园稿[M].济南：齐鲁书社，19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