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侃如

摘 要：东北作家群代表人物骆宾基被誉为“怪才”，其短篇小说集《北望园的春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问世后，在日本曾引起了学界的注意。而在国内，在战时背景下文学理应发挥傳播功用的氛围中，《北望园的春天》却仍旧观照了文学的审美性，这不得不说也正是它的独特意义所在。其中，同名短篇小说《北望园的春天》却是更为别致的。小说在看似平常的“无主题”叙事中徐徐展开，加上含混的评论的反讽手法，构成了《北望园的春天》独特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无主题;含混;反讽

二十世纪上半叶，基于地域文化区别愈加突显，区域文学在“战时”背景下也呈现出了“多姿多彩”。追求文风纯朴、“接地气”的“京派”，坚持精致、颇“洋气”的“海派”……沈从文的关注乡土，张爱玲的偏爱生活，无不有地域文化的影像。而三四十年代生长在东北地域之上的作家们普遍呈现出地域的文学镜像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尤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地域精神力量。东北作家群专注于直抒性灵，不造作、无矫饰，以书写东北人民顽强生命力和执着的文化精神为己任，时而粗犷，时而细腻。在这一群体之中，骆宾基似乎算不得是最优秀的，近几年为大众所知晓似乎也只是因为几部关于萧红的影视剧作品。而实际上骆宾基的才情却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他不同于萧红的低吟苦难，不同于萧军的高昂性情，他是冷静地，娓娓地叙说着他的眼、他的心。

一、“无主题”叙事

《北望园的春天》创作于1944年，小说集最早于1947年以此篇命名出版。文章以战时西南大后方桂林为背景，要继续住在洋房就要交整幢房子的钱，再加上“一个人白天夜晚老是守着二十八个空房间，那是多么可怕的寂寞呀！没有人谈天，没有笑声，没有叹息，没有走动的影子，没有光辉的面色，一个无声无色的小世界呀！你想，若是这么大世界有那么一天也没有声音，没有闪动的色彩……还有生活下去的意义吗？”因着这些个原因，秦老爷“我”在临去重庆的前一个礼拜，作为一个观察者与参与者搬到了北望园内的一处茅草房。这里是区别于“北望园”的红瓦洋房的——白天是“瞎子的眼睛”，晚上是“醉汉的眼睛”，门口挂着晒尿布的绳子，满地的鸡粪，偶尔低吟的歌声，孩子的声音以及小鸡的啾鸣声，故事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展开，讲述了北望园内的生活，以及在这生活着的男女住客们。小说中共描述了五个人物，知名画家梅溪、梅溪妻子林美娜、无名画家赵人杰、住在红瓦屋顶洋房的国内有名的政论家杨村农及其妻子——当地极获人望的教育家胡玲君。

小说整体格调是在平稳中徐徐展开的，无明显的冲突，当然，这样的安排有短篇小说篇幅因素的影响，其实也是作者骆宾基一贯的创作风格使然。但是与其他篇章比起来叙事的主题则显得弱化或是不明确得多。《贺大杰的家宅》和《由于爱》讲述了军队上层政府腐败、派系的倾轧，揭示了因后方政府的政治昏聩而出现的不良社会风气的现实;《一个奉公守法的官吏》中主任刘逸农在“没有额外油水”的暗淡无光的日子里，经历着因自己的奉公守法而带来的悲惨的生活……主题无一不是明确且充满了指向性的。

《北望园的春天》放之四十年代“战时”大背景之下观照，它既没有突出的批判、歌颂，也没有明确地肯定与否定。似乎让熟悉了现代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特性的读者迷茫了，作者究竟在讲什么？这一疑问随着对作品的细细品咂逐渐明晰，文章立足于知识分子的描述无疑，却又是浅尝辄止的，对杨村农的虚伪因“克制”的戏谑而中止，对赵人杰过分的自卑又在其对艺术的“畅想”中弱化，对人物胡玲君的描述也同样，似乎是有些不够味道，缺少的是什么呢？自然是读者在是非对错中的偏执，在大喜与大悲中的倾向。如果让我们沉静下来去思考，思索生活与人生，剩下的不就是趋于平淡的“无事”吗？看似“无意”地围绕人物展现饱满的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描述着。如若小说不能很好地表现人物的内心，过于拘于文法，拘于凸显主旨，就出现了伍尔夫所说的“生活溜走了”。《北望园的春天》正是一出“近乎无事的悲剧”[1]，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赵人杰为了生存奔走，坚持着所谓知识分子的“自尊”，上演着种种窘困与尴尬，文人杨村农在妻子胡君玲面前的严谨，在HF厅里吃茶时的做派……种种人与事中，我们又不难窥见战后知识分子在与时代的构合的格格不入中的彷徨、无助、伪饰。由此，在充满了“硝烟战火”的岁月里，这种看似“无主题”的模糊性叙事却又不得不说正是生活本真！

二、平和的人物的含混评论

美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亨利·詹姆斯曾要求，小说艺术最好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述，叙述者的议论应该降到最低的限度。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叙述者的存在在作品中是有着其必然性的。故此文本中也必须存在着叙述者的声音这样的非叙事性话语，叙述者的声音既是组织者，也是发声者。无论故事中的人物还是情节必然由叙述者的声音来进行表达，也因此作品中必然存在着叙述者的评论，只是这种评论可以是显著的、可以是隐讳的，也可以是半显半隐的。在叙述者公开的、含混的、隐秘的评论中，含混的评论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也是最能引起叙事张力的一种评论方式。在叙事文中多表现为语言或语义的歧义性、多义性。所谓“话里有话”“言外之意”，其主要表现方式则是反讽了[2]。

含混的评论可以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上。《北望园的春天》中，在人物的塑造上作者有意无意地使用了反讽的手法，这种含混的评论即是表现在作品中叙述者“我”在叙述文本时保持一种距离感，以一种适度、超然、平和的态度进行叙述。国内有名的政治家、担任某大报撰述的杨村农“不像你所想象的政治家，倒像一个俄国风的好心肠的地主”。当着妻子胡玲君的面他的态度就“严谨”了。跟“我”说着进城有事要做，说完话还总窥一眼他的妻子，好像“暗窥她的气色似的，暗窥她的反应似的”。而离开妻子，走出北望园的杨村农“仿佛一个被囚了十二小时的赌犯，离开警察局，世界上的一切，都在他眼睛里闪光了，话也多了”。来到HF厅去吃茶，这个在妻子面前谨慎小心的杨村农，“注意妇女穿戴，举止的兴趣”。“不管进来什么样的妇女，他总品评几句。”叙述的语气是平和而非激进的，杨村农在面对妻子和远离妻子的不同人格表现中，在面对体面的“我”和窘困的赵人杰时不同的态度中，一出一进，将这样一个善于伪饰的知识分子形象活脱脱地刻画了出来。

画家赵人杰则是一个“过度谦虚的人”“脸色永远是阴沉的，我没有见过他有一次微笑，我想他的微笑一定很珍贵”。在“我”和他进一步的交谈，关系好似亲近了后，想提醒他该注意下自己的形象，说些贴己的话，也因初交住了口，接着作者又似无意地提了句“虽然他是那么谦虚”，这种谦虚则在赵人杰与“我”和杨村农交往中表露无遗。杨村农来赵人杰房内找我，对赵人杰视若不见，而赵人杰“可是不同，完全对待一个贵宾那样对待他，殷勤的像个老仆人”。他微笑地看着杨村农，“那笑容，确是像一个善良的老仆，笑的是毫无意义啊！”甚至到了该做饭的时候也不离开，“我”理解性的辩言，因为“主人是不该离开客人的”！当三人来到GB吃酒时，这种谦虚则发展到极致。正面杨村农，赵人杰的眼光是不安与困惑的。他“一个米粒一个米粒地向嘴里送。五分钟就停停筷子，十分钟就夹一小片白菜”。“我”则直指“他的命运就似乎决定是为了别人而生活的”。在外人面前赵人杰是谨慎的、敏感的、自卑却又自尊的，这种过分的、极度的“谦虚”，通过场景和人物言谈举止中言与意的差异和对立，在平淡中将反讽手法运用得令人唏嘘不已。

反讽在叙事文中的运用十分普遍，总体上却因不同作家而呈现出不同的效果，鲁迅的反讽是一针见血的，总是能触碰到关键所在;钱钟书的反讽是讥笑似的，就让对象赤裸的暴露出来，毫无遁形;而相比之下北望园中骆宾基的反讽则温和了许多，在自然中顺理成章地流露出形象与主题的反讽意味，没那么尖锐但却依然深刻。

《北望园的春天》那看似平淡的“无主题”叙事，人物的反讽中充满歧义的评论，给小说带来了丰富和含混的意蕴。

参考文献

[1]赵园.论小说十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65.

[2]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