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威，吴小勇

贵州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贵州贵阳，55000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文化思想的涌入，“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传统生育观念正在逐渐淡化，生育已经成为人生历程的非必要选项，当今中国青年的生育观念出现了更加多元化选择的趋势[1]。一系列研究已发现，人格特征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2]。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大学生思想表现出明显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3]，因此，相对于其他青年群体，大学生群体的人格特征可能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显示，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48.1%[4]，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已经到来，大学生群体已成为青年人群的代表，在同龄人口中占很高比重，基于此，大学生生育意愿必将对未来我国国民的生育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我国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有着明显的预期作用。然而，截至目前，仍缺乏关于大学生人格特征与生育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本研究希望通过研究贵州省大学生人格特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为政府人口规划和生育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从贵阳和遵义两地随机抽取5所高校在校学生开展调查，于2018年12月期间陆续在五所高校的图书馆、教室、广场等场所进行问卷发放，采取匿名形式填写问卷。共发放问卷1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052份，有效率为91.48%。被调查对象的最小年龄为17岁，最大年龄为26岁，平均年龄为(20.82±1.50)岁，其中，男性平均年龄为(21.29±1.62)岁，女性平均年龄为(20.55±1.36)岁。

1.2 研究变量

1.2.1 因变量。参考以往研究中的指标设置，本文以生育可能性、期望子女数量、预期生育年龄三个指标作为反映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因变量。通过题项“您将来是否要孩子？”来测量生育可能性，采用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越愿意，得分越低说明越不愿意；通过题项“在无生育政策和其他情况限制的情况下，您期望自己未来有几个孩子？(不想要孩子填0个)”来测量期望子女数量”，按实际期望的子女数量进行计分；通过题项“如果必须要孩子的话，您预计可能会在什么时候要孩子？”来测量预期生育年龄，采用四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预期生育年龄越大，得分越低说明预期生育年龄越小。

1.2.2 自变量。本次研究中使用王孟成,戴晓阳,姚树桥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量表(CBF-PI-B)来对大学生人格特征进行测量，量表包括神经质、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五个维度，采用六点计分，从 1=非常不符合到 6=非常符合，得分越高代表所对应的人格特征越显著，此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5]。在本研究中，量表总体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35，分别对各人格维度Cronbach's alpha系数进行检验，神经质为0.805、严谨性为0.776、宜人性为0.711、开放性为0.804、外向性为0.663。

1.2.3 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研究中生育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次研究中将年龄、兄弟姐妹情况、家庭月平均收入、家庭规模、个人健康状况设为控制变量。年龄直接通过被调查者所填实际年龄获取；兄弟姐妹情况通过题项“是否有兄弟姐妹”获取，选项包括：“无”、“1个”、“2个”“2个以上”，依次按1-4计分；家庭月平均收入通过题项“家庭月平均收入”获取，选项包括：“≤1000”、“1000-4000”、“4000-7000”、“7000-10000”、“≥10000”，依次按1-5计分；家庭规模通过题项“家庭规模(长期一起居住的直系亲人)”获取，题项包括：“2-3个人”、“4-5个人”、“6-7个人”、“7人以上”，依次按1-4计分；个人健康状况通过题项“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获取，选项包括：“非常健康”、“比较健康”、“偶尔生病”、“时常生病”、“长期生病”，依次按1-5计分。

1.3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录入SPSS 25.0进行统计分析，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主要是回归分析。由于以往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中发现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中除进行总体分析外，分别呈现不同性别统计结果以便比较性别差异。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共调查1052例。其中男性378人(35.9%)，女性674人(64.1%)；以非独生子女为主(82.5%)，独生子女较少(17.5%)；家庭月平均收入多为1000-4000元(49.6%)，4000-7000元(25.8%)，少数家庭月平均收入达到7000-10000元(12.0%)，极少数高于10000元(3.7%)，仍有少数家庭月平均收入低于1000元(8.9%)；家庭规模主要以4-5人为主(52.7%)，少数为6人以上(13.2%)；其中大部分调查对象个人健康状况良好(79.9%)，仅有少数健康状况堪忧(1.9%)。

2.2 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情况

调查的1052人中，其中肯定愿意将来要孩子的人数为258，占24.5%；有点愿意将来要孩子的人数为161，占15.3%；表示不确定将来是否要孩子的人数为380，占36.2%；有点不愿意将来要孩子的人数为133，占12.6%；肯定不愿意将来要孩子的人数为120，占11.4%。111人期望子女数为0，占10.6%；118人期望子女数为1，占11.2%；776期望子女数为2，占73.7%；47人期望子女数为3或3个以上，占4.5%；说明大部分大学生期望有2个孩子。预期生育年龄在23-25岁人数为18，占1.7%；预期生育年龄在26-28岁的人数为516，占49.1%；预期生育年龄在29-31岁的人数为438，占41.6%；预期生育年龄在32岁以后的人数为80，占7.6%；说明大部分大学生选择在26-31岁生育。

2.3 人格特征对生育可能性的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总体样本来看，开放性对生育可能性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外向性对生育可能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即开放性降低了生育可能性，外向性提高了生育可能性。从性别差异上看，神经质与宜人性仅对女性生育可能性有正向预测作用，外向性仅对男性生育可能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开放性对男性与女性生育可能性均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见表1。

由于后续关于“期望子女数”、“预期生育年龄”的分析是对意愿生育的大学生样本进行分析，因此，在后续分析中排除了不确定将来是否要孩子的大学生样本。

2.4 人格特征对期望子女数量的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总体样来看，开放性对于期望子女数量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即开放性会降低期望子女数量。从性别差异上看，开放性对男性与女性期望子女数量均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宜人性仅对女性期望子女数量有正向预测作用。见表2。

2.5人格特征对预期生育年龄的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总体来看，神经质与外向性对预期生育年龄具有负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神经质与外向性人格倾向越高，其预期生育年龄越小。从性别差异上来看，神经质仅对女性预期生育年龄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开放性仅对男性预期生育年龄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外向性仅对男性预期生育年龄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见表3。

表1 人格特征对生育可能性的回归分析

表2 人格特征对期望子女数量的回归分析

表3 人格特征对预期生育年龄的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大学生生育意愿总体特征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约60%的大学生明确表明了不确定或不愿意要孩子，这表明，在将来要与不要孩子问题上，大学生对要孩子的意愿并不高，但是具体到期望子女数量上时，仅10.6%的大学生期望子女数量为0，有73.7%的大学生期望子女数为2，这与戴金妹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6-8]，同时，约90%大学生的预期生育年龄在26-31岁，这与张松林等人的研究结果较一致[8]。可见，在生育意愿上多数大学生呈现出要孩子的主观意愿不高，预期生育年龄也较晚，但理想子女数量为2，这可能反映了大学生的生育意愿水平较低，但“儿女双全”等传统生育文化标准仍对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具有引导作用。

3.2 开放性对大学生生育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力

结果表明，开放性人格倾向降低了男性与女性大学生生育可能性和期望子女数量，同时也推迟了男大学生的预期生育年龄。一方面，高开放性人格倾向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更高的求知欲和创造性，他们对学业与事业成功的追求更高，因而可能会降低个体生育的意愿，这种情况对于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开放性人格更加开明，更少保守，更加追求独立和自由，这可能会降低中国传统生育思想的影响力，从而导致生育意愿降低[2]。

3.3 人格特征对大学生生育意愿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外向性人格倾向提高了男大学生生育可能性，同时也提早了男大学生预期生育年龄。高外向性个体充满热情、开朗以及乐于社交，往往更容易获得爱情，具有更强的生育意愿[9]，这可能会提高其生育意愿。高外向性人格倾向对女大学生生育意愿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社会文化对于女性的角色定位，传统上“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仍代表了目前主流社会的观点[10]。

宜人性和神经质人格倾向提高了女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国外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有孩子的女性比没有孩子的女性在宜人性上得分更高，宜人性得分更高的女性会更早结婚，更早生育，拥有更多的孩子[11-13]。高宜人性的女性往往更富于同情心，对人更具有亲和力，这使得她们更加容易接受与亲近孩子，同时也更加适合担负起养育子女的角色，这可能会提高宜人性对女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力。高神经质的女性往往决策困难，一方面，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对婴儿的兴趣更高[14]。另一方面，低情绪稳定性的个体在生孩子的决策存在更大的矛盾心态[15]，由于受到“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可能会促使高神经质倾向个体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

4 结论

总体来说，贵州省大学生总体生育意愿水平较低；大学生群体作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育龄群体的代表，开放性对大学生生育意愿具有普遍的负向影响力，表明人格特征与生育意愿的关联模式中，高知识分子群体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外向性人格倾向提高了男大学生生育可能性，宜人性和神经质人格倾向提高了女大学生的生育意愿，表明人格特征对大学生生育意愿影响存在性别差异，这可能与我国传统性别角色文化和生育观念存在一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