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亮

1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部，山东济南，250014; 2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疫情(SARS、新型冠状病毒)、地震、火灾、交通事故等重大创伤事件发生后，人们会不同程度的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有的甚至发展成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1-9]。2003年的SARS疫情，SARS康复者四年后的总PTSD检出率高达42.1%，且部分患者呈现延迟出现症状特征，少数患者康复两年后才检出PTSD[1-2]。2008年的汶川地震，震后不同时期PTSD的检出率在15.9%-82.6%之间[4-7]。然而，创伤事件与PTSD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10]，大多数重大创伤事件经历者并不会发展成为PTSD。以往研究表明，PTSD产生的关键原因可能是个体无法客观地评估自我情绪状态或者无法调节情绪和压力[11]，情绪调节功能减弱将导致PTSD[12]。揭示PTSD成因，尤其是探讨情绪因素对PTSD症状的内在影响机制日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研究热点。以往大量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策略”均可以直接影响PTSD症状[13-15]，而“情绪调节策略”又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情绪”间起中介作用[16]。因而“情绪调节策略”具备较大的可能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PTSD症状间起中介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构建以“情绪调节策略”为中介变量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PTSD症状关系的理论模型，以揭示情绪因素对PTSD症状的内在影响机制，从而为疫情(SARS、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地震、火灾、交通事故等创伤事件经历者的PTSD预防与矫治提供实证证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雅安地震8个月后，以班为单位，从地震重灾区芦山县的3所初中随机整群抽取初二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调查问卷的发放数、有效回收数、问卷有效率分别为550份、539份、98%。施测时间为2013年12月10日。

1.2 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问卷由学生填写，包括四部分内容。自编背景资料调查问卷(性别、家庭居住地、亲人或朋友伤亡情况、目睹他人去世或严重受伤情况、家庭房屋损毁程度)；事件冲击量表(CRIES-1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情绪调节策略量表。

1.2.2 事件冲击量表(CRIES-13)[17-21]。量表包含“思维闯入”(4个题目)、“回避”(4个题目)和“情绪唤起”(5个题目)三个维度。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PTSD症状越严重。国内外研究均表明，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18-21]。本研究中三维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良好，介于0.63-0.84之间。

1.2.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22-23]。量表包含“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POS)”(6个题目)和NEG(11个题目)二个维度。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效能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5。

1.2.4 情绪调节策略量表[24]。共包含14个项目，两个维度：重新评价、表达抑制。Likert 7点计分。本研究中两维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良好，介于0.81-0.84之间。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5.0、Amos 17.0和Lisrel 8.7进行数据分析。首先进行t检验和回归分析，之后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情绪调节策略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间的中介作用。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有效被试539人，男生221人(40.00%)，女生318人(60.00%)，平均年龄(13.09±0.87)岁。所有被试均亲身经历了雅安地震。

2.2 雅安地震8个月后PTSD症状的检出率及人群特点

震后8个月，芦山县初中生PTSD检出率为48.11%(得分30分以上)。以PTSD症状总分为因变量，以“性别”、“家庭居住地”、“亲人或朋友伤亡情况”、“目睹他人去世或严重受伤情况”、“家庭房屋损毁程度”为自变量进行t检验或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女生的PTSD症状显著高于男生(t=-3.79，P<0.001，M男=25.23，M女=32.85)，农村学生的PTSD症状显著高于城镇学生(t=4.35，P<0.001，M农村=31.89，M城镇=22.20)，亲眼目睹他人去世或严重受伤的学生的PTSD症状显著高于没有亲眼目睹的学生(t=2.04，P<0.05，M亲眼目睹=32.84，M没有亲眼目睹=28.38)，房屋损毁程度较重学生的PTSD症状显著高于轻微损毁的学生(t=4.21，P<0.001，M损毁较重=33.48，M轻微损毁=25.23)，家人或朋友伤亡程度不同的被试的PTSD差异显著(F= 3.22，P<0.05，M亲人去世=38.33，M亲人受伤=34.00，M朋友受伤=29.57，M没有亲人或朋友伤亡=27.48)。

2.3 家庭房屋损毁程度、性别等变量对PTSD的回归分析

以PTSD为因变量，家庭房屋损毁程度、性别、目睹他人去世或严重受伤情况、家庭居住地、亲人或朋友伤亡情况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房屋损毁程度、性别、目睹他人去世或严重受伤情况、家庭居住地、亲人或朋友伤亡情况逐层进入回归方程，可显著预测PTSD症状，总预测力为24.5%(F=10.70，P<0.001)。见表1。

表1 家庭房屋损毁程度等因素预测PTSD症状的回归分析

2.4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策略对PTSD症状的回归分析

以PTSD症状为因变量，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策略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统计结果显示，NEG、重新评价逐层进入回归方程，可以显著预测PTSD症状，总预测力为8.3%(F=8.190，P<0.001)。见表2。

表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策略预测PTSD症状的回归分析

2.5 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我们首先构建假设模型“A”，进而依据潜变量各因子相关值的大小、假设模型各路径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依次构建“B”、“C”、“D”共3个修正模型：通过删除“表达抑制”与PTSD间的路径构建修正模型“B”，以检验“表达抑制”是否影响PTSD症状；在B基础上，通过删除POS与“重新评价”间的路径构建模型C，从而检验POS是否影响“重新评价”；在C基础上，通过删除POS与PTSD间的路径构建模型D，从而考察POS是否影响PTSD。

模型A拟合效果理想。模型B的拟合效果也较为理想，与模型A相比，模型B的拟合指数变化不显著，这表明删除从“表达抑制”到PTSD之间的路径并未使假设模型发生明显改变，结合接近为零(-0.05)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可判定该路径无意义，即“表达抑制”不影响PTSD症状。模型C的拟合度也较为理想，表明删除相关路径(从POS到“重新评价”)并没有使假设模型发生显著改变，再加上接近为零的标准化路径系数(0.08)，可判定此路径没有意义，也就是，POS不会影响“重新评价”。模型D的拟合效果也较为理想，但与模型C相比，χ2有了明显增加，这表明删除相关路径(从POS到PTSD)则使假设模型发生显著改变，再加上较高的标准化路径系数(0.26)，可断定该路径是有意义的，也就是，POS可能直接影响PTSD。通过上述比较，最终判定模型C为最佳模型。见表3。

表3 各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数

模型中各路径系数见图1。POS对PTSD症状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26(t=1.78，P>0.05)；NEG和重新评价对PTSD症状的直接效应显著，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分别为-0.63(t=-3.79，P<0.001)和0.38(t=2.60，P<0.01)；NEG对重新表达和表达抑制的直接效应显著，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分别是0.63(t=5.38，P<0.001)和0.16(t=1.99，P<0.05)。重新表达在NEG与PTSD症状之间的中介作用值为0.63×0.38=0.2394(t=2.40，P<0.05)，即重新评价在NEG对PTSD症状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而，NEG显著影响PTSD症状，存在两条路径：“NEG→PTSD”、“NEG→重新评价→PTSD”。

根据温忠麟、侯杰泰和张雷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25]，分四步对中介作用进行检验。NEG、重新评价、PTSD分别作为预测变量、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第一步，用NEG预测PTSD症状，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用预测变量预测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用预测变量和中介变量预测结果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最后一步，对中介效应显著性进行检验。见表4。由于前3个检验均显著，表明中介效应显著。由于第4个t检验也显著，表明是部分中介效应。

3 讨论

本研究是在雅安地震8个月后开展的，研究对象均为亲历重大创伤事件(地震)的初中生。研究结果显示，作为雅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芦山县，PTSD症状检出率高达48.11%，表明即使重大创伤事件已过去8个月，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仍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表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3.1 女生及农村生源学生更容易产生PTSD症状

本研究发现，PTSD症状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男生相比，女生更容易产生PTSD症状，这与Klabunde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26]，他们发现，在脑岛的前环形沟这个亚区域内，患有PTSD症状的女生表现出比对照组女生更小的体积和表面积，男生则表现出相反的，也就是更大的体积和表面积，而脑岛参与了内感受过程(Interoceptive Processing)、情绪觉察(Emotion Awareness)和对显著刺激的注意(Attention to Salient Stimuli)，从而使女生具有更高的情绪体验能力，也就是，当面对重大创伤事件时，女生更易觉察感受到外界刺激的变化，这一发现为患有PTSD的青少年可能存在性别差异提供了神经生物学证据。国内学者也为PTSD症状的性别差异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支持，比如，伍新春等发现，与男生和汉族学生相比，女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具有更高的PTSD症状水平；张宁等发现，女性、负性情绪等更容易表现出PTSD症状。

图1 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模型

此外，我们还发现，与城镇学生相比，农村生源学生的PTSD症状更高，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农村房屋抗震能力较差，在面临地震灾难时更容易损毁进而引发更多人员伤亡，从而使农村生源学生面临更大创伤。候桂林等最新发现，乡村医生在农村疫情防控中存在危机意识弱、能力不足等问题[27]。这就要求我们在分配心理干预支持资源时要尽可能地向农村学校或农村生源学生倾斜。此外，创伤暴露程度差异导致PTSD症状差异，即亲眼目睹重大灾难初中生的PTSD症状显著高于非亲眼目睹者。伤亡因素差异导致PTSD症状差异，从高到底依次是亲人去世、亲人受伤、朋友受伤、没有亲人或朋友伤亡。房屋损毁因素差异也会导致PTSD症状差异，损毁较重者显著高于轻微损毁者。

3.2 NEG直接影响PTSD症状

本研究发现，只有NEG直接影响PTSD症状，表明PTSD症状更多与人们对消极情绪管理的效能感有关，而与积极情绪的表达无关。这与以往研究一致，因为疫情(SARS、新型冠状病毒)、地震等重大创伤事件发生后，人们将在极短时间内接收到大量“负面”而绝不是“正面”的信息，得到较为强烈的负面心理暗示，进而冲击人们的心理和日常生活，在此背景下，就表现出本研究的结果。窦凯等研究者发现，情绪调节效能感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且存在性别差异。王道阳等研究者则进一步发现自我效能感既是人们应对重大创伤事件压力的缓冲，更是在出现应激反应时克服压力的主要渠道[28]。也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缓解人们的应激反应，帮助创伤事件亲历者从应激中获得创伤后的成长，进而避免PTSD[29]。这就要求教师及心理干预支持人员须更加关注创伤事件受影响者的消极情绪。

需要指出的是，PTSD的产生除了受情绪调节方面的影响外，还受社会支持等多因素的影响[30]。

3.3 NEG通过情绪调节策略影响PTSD症状

以往研究表明，NEG可以显著影响青少年的PTSD症状，但其内在的影响机制尚未完全清楚。本研究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即该影响机制包含两条路径：个体遭受重大创伤事件后，一条路径为，个体在NEG的作用下，直接影响PTSD症状；另一条路径则是，个体在NEG的动力作用下，运用情绪调节策略中的“重新评价”策略对事件进行主观评判，通过改变对灾难事件的理解，改变对灾难事件个人意义的认识降低个体情绪反应，进而影响PTSD症状。

本研究发现在理论上扩展和深化了我们对PTSD症状产生机制的认识和理解，同时，鉴于“重新评价”情绪调节策略是具体而有操作性的策略，是可以触摸到的思维运作[16]，实践中，可以多向学生传递一些情绪调节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促使他们通过改善自己的主观认知来调节情绪，进而影响PTSD症状。此外，鉴于SARS、新型冠状病毒等康复者具有较高的PTSD检出率，本研究也为新型冠状病毒康复者PTSD的预防与矫治提供思路。

研究局限性：研究探讨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策略对PTSD形成的影响机制，除此之外，可能还存在其它相关变量，比如，人格特质、羞耻感等，可能也对PTSD的形成产生影响；仅选取初二学生作为被试，研究揭示的PTSD影响机制是否可以推广到其它年龄段需要下步研究加以验证；研究为PTSD的预防与矫治提出了建议，但并未形成具体详细的干预方法并加以验证，需要进一步探索行之有效的干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