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亮

1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部，山东济南，250014; 2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疫情(SARS、新型冠状病毒)、地震、火灾、交通事故等重大创伤事件发生后，人们会不同程度的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有的甚至发展成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1-9]。2003年的SARS疫情，SARS康复者四年后的总PTSD检出率高达42.1%，且部分患者呈现延迟出现症状特征，少数患者康复两年后才检出PTSD[1-2]。2008年的汶川地震，震后不同时期PTSD的检出率在15.9%-82.6%之间[4-7]。然而，创伤事件与PTSD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10]，大多数重大创伤事件经历者并不会发展成为PTSD。以往研究表明，PTSD产生的关键原因可能是个体无法客观地评估自我情绪状态或者无法调节情绪和压力[11]，情绪调节功能减弱将导致PTSD[12]。揭示PTSD成因，尤其是探讨情绪因素对PTSD症状的内在影响机制日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研究热点。以往大量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策略”均可以直接影响PTSD症状[13-15]，而“情绪调节策略”又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情绪”间起中介作用[16]。因而“情绪调节策略”具备较大的可能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PTSD症状间起中介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构建以“情绪调节策略”为中介变量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PTSD症状关系的理论模型，以揭示情绪因素对PTSD症状的内在影响机制，从而为疫情(SARS、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地震、火灾、交通事故等创伤事件经历者的PTSD预防与矫治提供实证证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雅安地震8个月后，以班为单位，从地震重灾区芦山县的3所初中随机整群抽取初二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