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斌

(武夷学院 中文系，福建 武夷山 354300)

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乡村加速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是执政党对世界和人民的庄严承诺，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深刻地卷入了这场世纪性的声势浩大的伟业中。文学是时代感应的神经，对此多有表达，如《深山松涛》(罗涌)、《我是扶贫书记》(张荣超)、《战国红》(滕贞甫)、《桃园兄弟》(何开纯)、《北京到马边有多远》(王雪珍)等小说，以时代集结号和风向标的方式抒写了雄伟壮丽的乡村扶贫实践，见证了乡村和农民的伟大“创业史”，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密码和善治方案。就乡村扶贫而言，文学的力量是深入人心的，它的形象宣传与正面教化的效果日益彰显。正如恩格斯针对德国风俗画家卡尔·许布纳尔的画作《西里西亚织工》(1844)指出，“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1]扶贫小说所起的作用就是“号角”和“扶志”。新世纪乡土扶贫小说怎样表现扶贫？塑造了怎样的被帮扶的“贫农”形象，这些形象与他们的先辈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勾连和遗传密码？本文就此作一梳理。

一、自利行为与“扶不起的阿斗”式的贫民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了80%以上。到新世纪的今天，尽管“城镇化率”已经超过农村。权威数字表明：“全国的城镇率指标继续增长：2018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2]但是，恰恰是没有进入“城市化”的，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的那一部分乡村及农民，是最需要扶贫攻坚的对象。其中，有不少农民处于国家确定的贫困线以下，是亟待精准扶贫的对象。所谓“贫农”，就是“贫困人口中的农民”，根据国家的定义，贫困标准为“2016年贫困线约为3000元，2015年为2800元。中国目前贫困线以2011年2300元不变价为基准”，[3]2017年则为人均年收入低于3200元。因此，农民能不能脱贫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实现，“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86万人”。[4]当前，国家正在推行“精准扶贫”，极力消除贫困人口，到2020年要实现全部脱贫，任务十分艰巨。所谓的“精准扶贫”是相对“粗放扶贫”而言，“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5]正是在乡村上述现实的基础上，新世纪的扶贫小说聚焦世纪难题，抒写了这场伟大的“后革命”“后启蒙”的“第二次创业史”，也塑造了众多的、与其先辈们迥然不同，但又有“血脉相连”的“贫农”形象。这里的“后革命”其意有二，一是从原来的“阶级话语”转向当下的“经济话语”——贫就是贫穷，即经济意义上的脱贫致富。原来农民之所以穷，是因为阶级压迫剥削，现在则是共产党带领农民奔小康、共同致富。二是由彼时的“革命话语”转向为当下的“现代化话语”，乡村不再有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斗争，而更多的是急迫紧张的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乡村治理、民生问题、文化重建、自然生态保护等等。“后启蒙”也有两层涵义，一是凸显了执政党“以人为本”新理念，将目光从“物”的“经济”聚焦到实现现代化的“人”的身上。即从追求经济“效率”到现实人的“公平”的并立。二是启蒙的面向扩大，从启蒙这场伟业的主体——农民，到启蒙乡村科学质素、生态意识、复兴农耕文化、民主观念乃至人的全面现代化。扶贫小说反映出新世纪农村经济社会结构、业态调整、人际关系、阶层分化、制度调整的大变革，细腻刻画农民赓续几千年的小农意识中“物质自利”与宏大叙事中“政治觉悟”“道德律令”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在“后革命”“后启蒙”的扶贫事业中，不管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新世纪乡土扶贫小说中，“贫农”始终是突兀的群像，塑造了众多不同类型的“贫农”形象。

首先是“扶不起的阿斗”式的贫农形象。有些扶贫小说常常把乡村的“贫农”描述成是些非穷即懒的人：他们头脑简单(甚至有点愚痴)、蒙昧自私、保守落后、贪婪粗暴、大男子主义、酗酒无度、饱饿不均、得过且过、等靠要思想严重、无赖上访等等。这些贫农再后退一步，就会堕入阿Q的行列，成为“流氓无产者”，再前行一步，则成为“不好不坏”的自食其力的普通农民。李司平的获奖小说《猪嗷嗷叫》里，就漫画式地型塑了这样具有“刻板印象”的滑稽、古怪的贫农，也进一步强化了读者对“贫农”的负面认知和文学想象。发顺(同村的老岩、二黑也是孤家寡人、建档立卡户、破落户)是深山乡村里的一个贫农，在村里把小恶事做绝了，他不事稼穑，好逸恶劳，酗酒成性，经常家暴妻子，家徒四壁，靠政府扶贫勉强度日。李发康是对口帮扶发顺的包村干部，通过引进优质母猪苗这一重点扶贫项目，想扶持发顺早日脱贫。“但是发顺这个重点扶贫挂钩对象早已耗尽了李发康的耐心……烂泥糊不上墙，但要扶的对象是个人，烂泥一样散漫的人”，他将县里无偿分发给他的母猪苗稍稍养大，就准备杀来作年猪，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结果母猪跑了，发顺妻子玉岩为寻找母猪也“失踪”了，李发康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临时借猪凑数被识破受到处分后辞去公职。在此，我们看到，饲养母猪的长效脱贫机制化做了吃肉的一次性短期行为——政府扶贫的“动机”和贫农受帮的“效果”产生严重错位。扶贫干部李发康对此类贫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怨怼，产生一种近似无奈的“诙谐”和苦涩的反讽效果。作为底层农民，特别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贫困农民，吃饱穿暖是他们扑面而来的首要问题，贫农对能不能从扶贫中得到眼前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能不能获得温饱、家有余粮完全是出于个人最现实最急迫利益的考量，一切行动逻辑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展开。普通农民对及时兑现的物质、扶贫的金钱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政治话语(后革命)、科学话语(后启蒙，如科学种养等)——扶贫攻坚的兴趣。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穷人耽于得过且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穷人为什么往往与中产阶级唾弃的酗酒、吸毒、未成年生子之类的自我毁灭性行为紧密相连？社会学家佩恩提醒我们：“穷人很难做到延迟满足，即一种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时展示的自我控制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穷人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决定的。”[6]“延迟满足”需要建立在一种长远规划和稳定预期之上，而发顺、老岩、二黑这样的穷人所处的环境常常是“有今天，没明天”，因此，颓废、萎靡不振、今朝有酒今朝醉、寅吃卯粮等“自利”行为成为他们的无奈首选。

早在对《创业史》中“梁三老汉”进行分析时，邵荃麟就发明了“中间人物”的概念，即这类农民思想境界较低、自私自利观念严重，小农意识浓厚，他们处于先进与落后、战友和敌对之间，是革命和敌人争相拉拢的农民。“中间人物”往往出于利己本能和生存需要，以“谨慎反抗和适度遵从”的策略应对上面的政策，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比较严重的个人“私利”行为。高王凌以实证调查研究的方式论证了普遍性贫困的年代农民“微弱反抗”及其策略技巧。研究表明，“不少农民存在瞒产私分、装傻卖呆、磨洋工等私利行为”。[7]因此，“中间人物”或者说贫农的“中间性”又可理解为“物质性”，其“私利”行为可看作基于物质基础上的利己行为，这其中，“算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自然，农民最讲求实际和眼前利益，他们算计的一般是与自身安危冷暖、性命攸关的经济账，而不是什么政治账、名誉账等“虚无缥缈”的东西。高王凌认为，农业合作化道路中农民阶层的“利己”行为，大家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他们一直有着‘反道而行’的‘对应’行为，从而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改变、修正，或是消解着上级的政策和制度”。[8]192作家梁鸿以“文学史上的三次算账”(1)参见梁鸿《作为方法的“乡愁”》，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页。为题梳理了1953年的梁生宝、1979年的陈奂生以及新世纪前后在“庚辰年”中柳县长(《受活》阎连科)对于“经济”的算计与考量：梁生宝的“算账”表征的是经由革命洗礼后的农民的“先进性”，那是革命理想对农民的深刻改造与征召；柳县长的“算账”则暗示着GDP主义至上和乡村道德结构与社会意识的改变；只有陈奂生对于在县城招待所住宿费的“算账”严丝合缝地汇流进了“贫农”对“物质性”追求的谱系中，在契合了小农的典型心态，其随后的思想行动也洞幽烛微地表明了这类由贫困进入温饱的农民的观念的“二重性”“边际性”与“物质性”。

时间穿越到新世纪，扶贫小说中贫农的“利己”行为仍然不难见到。因此，光靠启蒙——村镇干部的说教等思想工作很难根除农民的小农思想及物质自利冲动，这也侧面显示了“启蒙”与“自利”的内在龃龉。在新世纪扶贫小说《我是精准扶贫户》(者苏)中，贫农牛顺游手好闲，对政府的帮扶心安理得、欲壑难填，直到有一天女儿妞妞遭遇车祸，扶贫工作组的干部不顾安危抢着献血，这才彻底感化了牛顺，他羞愧地说：“叔一定听你们的，听政府的，叔一定会劳动脱贫的……”——突如其来的车祸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将贫农的思想转化寄托在靠农民的偶尔“良心发现”上实在解决不了问题，也绝非精准扶贫的正途。小说也侧面表征了部分贫农思想的顽固与扶贫任务之艰巨。因为，“这些为数众多的人物都受最古老也最原始的动机支配：即个体的切身利益”。[9]高王凌认为“农民远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有着自己的期望、思想和要求”。[8]192——新世纪的发顺就是最好的赓续与注脚。但是，如果作家以一种“身处边缘”或“堕入底层”的同理心去看待“贫农”和他们的“穷赖懒”行为时，就会生发一种“历史之同情”并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伦理向度、人情体察之理解来阐释农民对于“物质”极度渴求的本能声音，而不是戏谑、夸张和丑化的姿态。正如研究者指出：“扶贫叙事得出教育农民的结论，显示出现代文明与农业文明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也表现出扶贫叙事的话语霸权，而其根源则是知识分子意识深处的启蒙意识。”[10]53

总之，长期的贫困使得待扶贫的农民群体一直置身于向上攀缘、嗷嗷待哺的苟活状态，他们为了得到最基本的物质满足丧尽尊严、绞尽脑汁地向上乞讨，在贫困与温饱之间挣扎，物质缺乏、行为“失能”与心灵困顿、视野短浅也成为部分“贫农”真实的境遇与现实。因而，我们可以理解扶贫题材小说中“中间人物”式的贫农的“自利”行为，也能理解这类农民在扶贫攻坚、精准扶贫、致富奔小康运动中的消极、惰怠行为。

二、废弃的弱者与“流氓无产者”

有研究者指出，农民致贫大约有以下一些原因：“宏观看，普遍的经济欠发达、复杂的地质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受交通基础设施的限制，经济活动集聚不足是最主要的；微观看，贫困户提及最多的致贫原因是疾病、缺劳动力和缺资金，随后依次是缺技术、因残、因学、缺土地等等。”[11]因此，因病因灾致贫的农民是当下众多贫民中的第二类形象。

反观这类贫农，他们是乡村贫农中真正的“弱者”。急速进步的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民，尤其是留守农民、智障者、流浪汉等贫民似乎就是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那种“废弃的人口”(wasted human)，即现代社会的“多余人”。在鲍曼看来，“他们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也是现代性不可分割的伴侣，同时是秩序构建和经济进步必然的副作用。在现代理性、乐观的规划看来，他们是无助于世界历史进程(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从文化霸权的角度讲，亦即人类文明)的过剩人口”。[12]但是，我们党并没有放弃这些“穷人”，因为，在一个文明进步的现代社会里，不应该有“被废弃的生命”。如果一个社会无法保障人民的生存与生命这样最基本的权利与尊严，缺失对边缘人群的帮助和救济，这个社会的文明状况就会荡然无存。我们看到，执政党正在现代化的征程中继续进行不懈的“后革命”，以“以人民为中心”和“科学发展”的新理念，以“阶级情谊”带领贫农奔小康。长篇小说《七叶一枝花》(谭大松)笔下的五药乡光明村是有名的国家级贫困村，下派村支书季思羽宣誓出征后，已是临近天黑，她没有来得及与家人道别，连夜风尘仆仆地赶到七曜山，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俯下身子融入光明村的“脱贫攻坚大决战”。有一天，她走组串户面对面与乡亲们座谈听意见时，听到路边那条四五米深的沟底传来一声高过一声的叫嚷：“我要婆娘，我要钱买婆娘；我要讨个婆娘，我要和婆娘睡觉觉。”“一定是大虎子那‘性疯’病又发了。”她边想边快步走进沟坎边一看，果然是他——这令读者想到一百年前的贫农阿Q，其革命的动机是抢劫宁式床和与吴妈困觉。所不同的是，大虎子的“病”有扶贫干部代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爱，最后得到妥善的救治。唐成的“非虚构写作”《扶贫札记》中，也记录了令人心酸的贫困户：妻子患尿毒症去世，男主人得了脂肪癌和尿毒症晚期，俩人把全家拖垮，还欠了一大笔债，只能在家等死。正是这一类因病因灾致贫的农民构成扶贫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贫农的贫困如果千人一面，他就没有被人刻意记取的标签，就不会得到特别照顾。就像大虎子，假设不是他的“又穷又疯”，他不会被格外地加以关照，他可能依旧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穷汉子。而他疯病时时发作，就会获取更多的资源。然而悖反的问题在于，国家的复兴、民众的富强需要消灭贫困，但贫困被“关注”、被消除有时需要特殊的“筹码”，而这样的“筹码”怎样能牵动人心，更多的时候需要在“贫穷”之外加以凸显。于是，扶贫小说中，贫农的“装疯卖傻”“比赛卖惨”“争当贫困户”就成为应有之义。在扶贫小小说《争当贫困户》中，农民王二狗为了物质利益通过巴结村主任、争相卖惨而成功“当选”为贫困户。

《安农记》(路尚，2016)也刻画了这样“非痴即傻”“半呆半憨”的落后贫农形象。在北大留洋博士、下派到安农县当代县长的石润生的调研会上，他动员农民积极发言。会议室里的人群缄默了许久，后面突然有个声音嘟嘟嚷嚷：“俺们……俺们要告村干部！”说完复又顿了顿，磕磕绊绊地说：“告……告刘书记！”也许是石润生和蔼可亲的平民作风和书生气给了他某种鼓励，那人往前排挤了挤，畏畏缩缩地看了一眼赵昆山和刘喜武，大声道：“我叫张大毛子！”说着还用袖子抹了一把鼻涕。石润生瞬间就反应了过来，这个人大概就是王叔说的那个用种子换豆腐的人吧。“你大名叫什么呀？为什么要告刘书记？”石润生又问。“就叫张大毛子……哦，张……张大冒！”会议室的人开始窃窃私语，有的交头接耳吃吃地笑。张大冒又接着说：“告刘书记卖地！”石润生一听就糊涂了，他的地虽然被占，却补偿到了钱，尽管钱花没了，村里还安排他在小学打更嘛，怎么临了却还告起状来了？“我听说……你不是分到补偿款了嘛，是好事啊，怎么还告呢？”“是分到钱了，不过，花……花没了！”张大冒刚说完就引来众人的哄堂大笑。“我还听说村里不是安排你打更嘛，每月都有工资吧？”石润生说。“有是有……不过，没人给俺送米送油啥的了，也没人送种子……”石润生一听就明白了，这张大毛子一定是有了固定收入后没有扶贫单位包保了，过年过节也没人送慰问的东西了，最重要的是他没有种子可以换豆腐吃了。有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悖论，“能否获得国家的扶贫援助，要看有没有‘潜力’去脱贫致富，而当它开始呈现出潜力或者已经脱贫后，还必须继续‘穷’，才能获取更多的资源”。[13]小说中，大虎子、张大毛子或是精神病患者、或是憨呆贫农，这样的塑造与渲染是作为“扶贫攻坚”的对镜而存在，显示了当下扶贫之难、攻坚之苦、任务之重和决心之大。但反观张大毛子因无法继续“穷”下去而痛失资助的日常经验，以及与这些经验连带在一起的贫农的“装穷”乃至“告状”行动逻辑，我们就会在另一个维度发现贫农幽微隐秘的精神与生活世界。

在现代文学的塑造中，农民难以承担历史主体的任务，只能作为被启蒙、询唤和拯救的对象而存在。时至今日，农民现代主体的建构仍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从深层次来说，扶贫攻坚的过程既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外在显性过程，也是其主体意识、独立意志的成长过程，更是其旧式人格蜕变的过程，这种成长或者蜕变具体地说就是祛除古典乡土所型塑的落后的文化心理、封建小农意识，实现由“等靠要”的依附型人格，嬗变为自立自强、独立自主的现代型人格的过程。这是农民艰难转型、涅槃重生的过程，这种艰难在新世纪乡土扶贫小说中的乡村“懒人”“笨人”“憨人”“病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

在1980年代的文学化抒写中，基于“公平”与“效率”哪一个优先的考量，曾经深深地植入了作家的担忧。在《鲁班的子孙》中，作家借助穷人——富宽大叔卧病在床的妻子责问道：“难道这个社会就不要我们这些穷人了吗？”表达了现代化征程中，乡村的阶层分化与一个“落伍群体”的无限焦虑、担忧，小木匠的抉择也似乎表明了这些“废弃人口”的无望。但在小说最后，老木匠坚守乡村“扶危济困”的伦理而打了小木匠一巴掌导致后者的再次出走，又显示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犹疑不定和矛盾心态。今天，“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正是对富宽妻子“世纪之问”跨越时空的响亮而坚定的回答。

“流氓无产者”式的“无赖”贫农是第三类形象。在侯波近期小说《胡不归》中，世宁村的秀兰一家人就是这样的典型，因为贫穷愚昧、偏执自私、无知无畏，所以秀兰及婆婆对村务百般挑剔、对村干部耍泼耍赖：占用村里祠堂废墟的公共用地种菜、儿子亮亮动辄上访闹事，因为苹果园土地流转之事还把人打伤了、女儿在城里打工卖淫被抓……。当然，秀兰全家人最后在“现代新乡绅”薛文宗这个乡村“新人”“强人”的救赎与恩威并施中，被驯服和归化，她家的脱贫似乎前景光明。在刘强的小说《我是贫困户》中，也不无揶揄地抱怨，扶贫政策也养了一些懒人，五六十岁的年纪就十指不沾阳春水，不事稼穑，终日混迹在酒馆茶楼，还当起了贫困户，成天往村镇干部家厚着脸皮讨钱，一幅忍饥挨饿的样子，人见人怜。还有的人是粪凼头的石头，又臭又硬。认为自已是贫困户，伸手就向政府要吃要穿要房住，胡搅蛮缠，不达目的就去上访，一个电话或上面下来检查时，他就乱说一通，叫你当干部的吃不了兜着走，简直是又穷又恶又不吃豆芽脚脚。《猪嗷嗷叫》中的发顺，最后破罐子破摔，倒打一耙将媳妇儿的“失踪”归咎于挂点干部李发康，不断到乡镇和县里上访，敲诈勒索，狮子大开口，已经沦为人见人厌的“无赖”和烫手山芋。有研究者认为，在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当下底层的农民不仅逐渐地抛却和失掉乡村文明固有的美好的品质，而且更甚的是现实让他们刷新了对事物的价值取向，“此前被认为应当遭到唾弃的诸如虚荣、狡诈、欺骗、自私、狭隘、金钱至上等观念，逐渐被一些人无可奈何地奉为生活与行为准则，这无疑让人感到不寒而栗”。[14]

《勾兑》写老王挂点帮扶贫困户张三毛。这两年，为了让他如期脱贫，扶贫干部老王私人掏腰包花费了两千多，为他买过小猪仔，买过鸡鸭苗，没喂几天他就拿去卖了，买酒买肉花销了。他说，啥子小康不小康，肚子饿了心才慌，把眼前肚子管饱才是大事。也给他买过几次化肥种子，动员他把承包田地种起，他甩都不甩。反正按扶贫政策该享受的都享受了，他还是饥不饱腹，吃了上顿没下顿，成天在乡场上游逛，有时手痒还要进茶馆去搓几把麻将，实在没办法了，就伸起手板向这个要钱，那个要钱，成了十足的癞皮狗一个。县上组织工作组对全县所有贫困户进行三方评估。当工作人员找到张三毛，询问他的家庭收支时，一问三不知；问他享受了国家哪些扶贫优惠政策，他摇头不晓得；问他帮扶人是谁，采取了什么帮扶措施，他还是不晓得。几个不晓得，让老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挨了领导一顿说，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过几天又要检查了，老王赶紧买了几斤猪肉，先去张三毛家“勾兑勾兑”，联络感情，以免他又说胡话。

“无赖”贫农的塑造，实际上反映了扶贫过程中施者与受者的不同站位及对解决贫困问题的分歧，显露出扶贫叙事中扶贫者与被扶贫者的双向焦虑，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扶贫与农民之间的“隔膜”。读者可以在为数不少的扶贫小说的讽刺、戏谑式书写中，感觉到叙事后面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和精英意识。正如有人认为：“不是自然条件，不是没有好政策，而是农民陈旧的思想、落后的文化，还有许多丑陋的东西。是他们自己身上的落后东西，妨碍了他们奔小康的实现!扶贫，关键还是文化扶贫，精神扶贫呀!”[15]这种简单化、先验地将农民设定为“愚昧”“懒惰”甚至“无赖”的预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划分，承袭了鲁迅以来的乡土小说路数。对此，有研究者指出：“身处顺境中的人，往往居高临下地看穷人，认为贫穷是个人的禀赋或德性使然；但实际上我们所谓的‘成功人士’取得的成就里，也有一部分‘身份红利’或‘平台溢价’，这部分溢价是我们的收益里超出人力资本(个人能力)回报的那一部分。”[6]不假思索的“道德”指责实际上遮蔽了不同历史时期农民精神的差异和当下现实因素。

小小说《老周的烦心事》中，贫农老周的“无赖”就源自于一些扶贫政策的养懒贻痈、弄虚作假，批评了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令农民受到伤害并产生抵触情绪。老周家其实并不穷，看到村里个别人长期占用“贫困户”指标，吃穿政府，心理不平衡，于是使出浑身解数当上贫困户，当上两年多时间，除帮扶干部第一次上门时给了他200元慰问金外，光打雷不下雨，项目资金一点没有。帮扶工作组和县乡工作人员还隔三岔五上门，反复对比算帐，招呼应酬麻烦不说，反而耽误了不少正事。

总之，正如研究者指出：“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16]也就是说，农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工程，如果农民无法实现现代化，即使城市化程度再高也是徒然。就当下来看，束缚农民现代化因素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体制的，又有文化的。因此农民现代化是任何“三农”问题研究者都必须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下乡村叙事所面临的重大时代性主题。

三、自强自立的贫民与乡村的希望

扶贫叙事中，自强自立的贫农形象不仅契合了现实，也寄寓了作家对扶贫攻坚伟业的希望。这类不向现实妥协，拼命硬干的农民使我们想到《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兄弟、《湖光山色》中的旷开田和暖暖《出梁庄记》中在西安蹬三轮车的一众梁庄兄弟，他们自强不息，阳光劲健，是乡村贫农的崭新未来。他们的成功表明，“扶贫”不管是扶志还是扶智，乃至经济上的扶持、扶上马伴一程等等，借助的还是外力的作用，这只能管一时而不能管一世。摘掉贫困帽，实现致富梦的关键还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现实中和众多的扶贫小说所描述的为贫农寻找合适的脱贫项目，当可理解：授人以渔才是扶贫工作的不二法门。

小说《郑老三的脱贫梦》中，贫农郑老三终于实现了思想转变，扶贫脱贫从被动到主动，从他力到自力，从自发到自觉。“俗话说，提拔、提拔，别人提，你就得用力爬。郑老三的思想猛然间开了窍，认为长期找政府要吃要穿，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抓住脱贫帮扶政策这个机会，用自己的勤劳苦干脱贫奔康”，于是，在帮扶工作组和乡村干部的帮助下，他算了一笔账：把撂荒多年的田地种1亩多，可收获稻谷千把斤，两公婆的农保、低保和残疾补贴，每年有4000多元的收入，还喂了20多只鸡鸭，生的蛋卖了，够柴米油盐开支，吃饱穿暖的问题基本解决。其实，郑老三虽然穷，但也是个有志气的人。他进一步谋划，如果帮扶干部给他买来猪仔，喂个一年半载能挣个三千多块钱，农闲时到村上的专业合作社去打散工，可以挣个几千块钱，所有收入加在一起，按人均3200元以上的收入标准，年底脱贫摘帽应该没问题。

扶贫长篇小说《桃园兄弟》(何开纯)写的贾半仙这个人物，就是新世纪乡村贫农的希望所在，也是“后革命”与“后启蒙”寄寓成功的所在。“扶贫其实就是通过思想启蒙和现代科技的推广对农民的思想和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改造，从而使其树立科学意识，并由此自觉地走向现代化。”[10]53这句话仿佛是为贾半仙这类贫农而说的。贾半仙这个人物与过去农村贫困农民迥然不同。他是贫穷的单身汉，会医术，却常年走村串乡算卦，住的破房子，生活穷困潦倒，后来被列为村里精准扶贫户。扶贫工作队进村驻点，给他送了良种山羊，向他宣讲扶贫政策，手把手教他种养，扶贫干部的诚意和实际行动打动了他。其实贾半仙本就是有见识、有能力的人，他很会谈项目和规划，只不过早先耽误了自己。他对精准扶贫见解独到，他对赵村长说，扶贫不能仅靠拨款拨物，光发扶贫款，今年脱贫，明后年就成了问题，也会养成贫农“等靠要”的思想。俗话说：给人送肉，不如教人喂猪。所以他认为：陈老板、王院长、万教授要精准帮扶桃花村，就要借助扶贫政策，教会农民一个致富的办法，地尽其力，人尽其才。通过输血，让村民造血，做一个桃花富民梦。

贾半仙的出场，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现代农民的精神风貌：现代观念、自主意识、自信气度、从容心态、科学思维和农民鲜有的“政治觉悟”，他对扶贫工作的见解，对乡村发展的规划，对特色种植的坚持，都在在显示了乡村“新人”的诞生、生根发芽乃至开花结果。但是，与有些扶贫小说中所型塑的返乡农民对“土地”的疏离相比，他是深深扎根乡土的土地之花，农业传统仍烙刻于他的身心。从他把赤水当地的贵重特产金钗石斛作为重点种植项目、建设石斛公园的设想一事来看，他是“新旧参半”的现代农民。孟德拉斯指出：“每一隅土地都是独特的，要想耕种一块土地，首先要对这块土地有深刻的了解，这仍然是现代科学无法取消的一种束缚。经正规的传统塑造出的农民自然会倾向于高估这种‘独特性’，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知识，而不是技术专家提供的准确数据。”[17]小说最后，他在民选中以1850票全票当选村主任。贾半仙这个人物发展变化的脉络很清晰，有性格、有命运，比较符合社会现实，也摸准了乡村扶贫的脉动，这是小说塑造贫农的成功所在，光明所在。

新世纪乡土小说特别是扶贫小说对“贫农”的抒写，抓住了乡村变革的主要病症，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贫农形象，他们身上沉潜着巨大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内涵，虽然有的贫农流于“刻板印象”和“漫画式”“类型化”甚至“丑化式”，对贫民人物的塑造也不够立体多元，但这些人物谱系在与阿Q、闰土、华老栓等先辈贯通后，表现出了开阔的历史文化纵深和深沉的反思批判气质。鲁迅当年说要“疗救”，今天提的则是“帮扶”。因此，当下唯一能做的是回到现实深处，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方式写出当代乡村贫民的心灵沉疴和精神蜕变。这正是新世纪乡村叙事的伦理要求。

《贫穷的本质》一书中作者有一个结论：“因此，政府的性质和品格，成为支持它的人民的收入函数。”[1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扶贫攻坚伟业，正表征了她“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性和勇于向历史负责的担当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