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常喜，梁宇辰

(延安大学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指导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开辟了中国化发展的新境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近代以来，各种政治模式和发展道路在中国纷涌而至，但唯独科学社会主义被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选择，并在中国大地上汲取养分，不断实现民族化与本土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站在新时代，通过不同维度加以分析和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既能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增添新动力，又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贡献属于中国的智慧与力量。

一、哲学向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

科学社会主义最初源自于西欧，20世纪初传入中国，作为“舶来品”的外来思想，缘何能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成功实现中国化，又缘何能被亿万中国人民所认同与接受，引发了一些带有哲学性质的问题，需要我们亟待去厘清。

(一)科学社会主义何以能够实现中国化

第一，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看，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符合其本质特征。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就是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具体问题，反对一成不变和墨守成规的态度，具有革命性与批判性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就是要用批判的眼光和精神来改造整个世界，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尽管科学社会主义最早诞生于西欧，但它并不是地域性的理论，视野也不仅仅局限于欧洲，它的目光也在关注着亚洲和整个东方社会，乃至全世界。其理论也随着不同的地域和国情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所以，在唯物辩证法本质特征的推动下，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需要与时俱进，与中国实际不断相结合，不断被赋予中国特色，从中国的土壤中吸取养分，以此来指导中国的实践，从而能够实现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第二，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视角来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必然能够实现从一般到个别、由共性到个性的转化。马克思恩格斯所构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厦是一种宏观性和普遍性的方法论，并不具有特殊性，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当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在遇到各国的实际情况时，需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汲取它们之间的共性，转化为适合于本国的发展模式。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同理，中国的国情与俄国和西欧等国也是不同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真理在中国必然要不断发展，产生属于中国本土的理论，实现从一般到个别、由共性到个性的转化，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成为可能，同时也能够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由理想变为现实。

(二)科学社会主义何以能被人民所接受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的理想具有相通之处。中华文化拥有五千多年的深厚底蕴和历史积淀，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有诸多体现社会主义的思想与价值，其中尤以对“大同社会”理想的追求为典型代表，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孔子最早在《礼记·礼运》的大同篇中描绘出这样一幅景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到了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4]的主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多以“欧罗巴大同”“安民新学”“贫富均财”等词汇来描述。与此同时，一些思想家也流露出对大同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如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5]康有为在《礼运注》中说道：“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小康。”[6]孙中山先生也曾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7]早年的毛泽东也深受大同思想的影响，他曾说过：“大同者，吾人之鹄也。”[8]此外，被誉为“延安五老”的吴玉章在回忆当年社会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时，也曾说到：“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穷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了一幅未来社会美好远景。”[9]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大同社会的价值追求，与科学社会主义所倡导的追求人人平等，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社会理念具有相通之处，正是基于这一点，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被广大中国人民所认同和接受。

其次，科学社会主义所具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革命性符合中国人民的需要。科学社会主义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客观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为实现全人类解放指明了正确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用革命的、进步的政治思想来代替反动的、落后的政治思想，通过对旧世界的彻底批判进而发现新世界，积极发动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参与到政治当中，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此改变被剥削和压迫的现状，为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理想而不懈奋斗。马克思对此有过深刻的论述，他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0]通过对近代中国救亡图存道路的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救国方案，还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资产阶级共和国等学习西方的方案都在中国行不通。只有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后，以它的科学性、真理性和革命性符合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需要，从此引领中国走上一条光明大道。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社会主义能够被广大中国人民所选择和接受就成为一种必然。

二、逻辑向度：理论与实践相互统合的逻辑进路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在逻辑向度上表现为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相统合，同时也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二者的辩证统一。要做到正确认识和把握其逻辑向度，就必须通过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厘清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路。

(一)理论逻辑：以经典著作为蓝本开创新境界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指出：“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一部分。”[11]诚如费弗尔所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构筑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直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反对剥削与压迫，为实现自身解放的最为坚实的理论武器，对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都有着不可抵抗的吸引力。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列宁领导俄国人民率先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与探索中形成了列宁主义，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国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民族化与本土化，赋予中国特性，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逻辑，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的理论基础和学理支撑。

首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近代中国所处国情，发表了《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向作了坚强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方针政策，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由此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其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积极探索，奋勇创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从而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形态。之后我们党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充实。最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齐心协力，勠力同心，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在十九大上提出了“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以此为方略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性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2]18这个划时代的重大命题，使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在新时代得到了新的升华。

(二)实践逻辑：以理论为旨归开辟实践新探索

实践性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本质特征，其“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13]，这也成为其实现中国化的强大内在动力。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未辜负亿万中国百姓的期望，义无反顾肩负起夺取中国革命胜利，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光荣而又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党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引，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属于中国的正确革命道路，并与各种反动势力展开不懈斗争。之后历经艰苦卓绝的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终成功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指导下成功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期间虽经历了“文革”这样的严重失误，但总体来说，还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也得到了增长，科教文卫事业得到长足发展”。[14]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任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15]258-259正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着开拓创新的精神大胆实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才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几代领导集体埋头苦干，不断创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体系以此来指导中国新的实践。理论的进步与发展是时代变化的真实写照，任何新的实践都离不开新的理论作为指导，“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6]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17]6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用很短的时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18]12-13这些数据和成绩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它却是真实存在和无可辩驳的。这足以证明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造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国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同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给广大中华儿女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激发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19]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新时代中国的实践将会永无止境，必将成为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新时代中国的航船也必将能够驶向更为辉煌的彼岸。

三、价值向度：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意蕴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不但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发展产生不可磨灭的巨大推动力，而且也用自己的真理力量影响并改变着整个世界，充分展现出它的价值向度，具有划时代的世界意蕴。

(一)时代特色：描绘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本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和结果。“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2]10为世界展现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与中国风貌。特别是在苏东剧变后，正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之时，中国共产党顶住了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发展、壮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世界提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本，充分展现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伟力与世界影响力。

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中国共产党是拥有9000多万党员和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当今世界仅有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一个，中国依然毫不动摇地坚守着科学社会主义的阵地，义无反顾担当起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任。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当今国外一些共产党及左翼势力受到极大鼓舞，他们在探索自身前进道路的同时，不断汲取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为自己能够再次执政作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这也印证了邓小平所讲的：“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15]135苏东剧变30年后再次纵观世界，“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17]10新时代的中国必将继续发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作用，引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为世界谱写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二)时代潮流：推动和平发展事业持续进步

随着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经济停滞不前，地区冲突不断，宗教、民族矛盾不断凸显，各种政治思潮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国始终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石，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改革开放短短40多年时间便解决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贫困问题，经济得到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树立了国际典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依旧“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18]33特别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18]3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向前迈进，顺应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时代潮流。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2]58-59一方面，将中国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同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现出中国所拥有的世界胸怀与大国担当。为此，我们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还应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将这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始终做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

(三)时代指向：运用制度优势提供鲜活样板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来抹黑中国，攻击中国的制度，喊出“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科学社会主义过时论”等荒谬言辞，其目的是为了标榜所谓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模式才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唯一选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20]2-3有着“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20]3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下，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充分发挥其内在的强大优势，成功探索出一条通向现代化的路径，尤其是在面对和处理一些突发的重大事件时，更能彰显出中国的制度优势。

习近平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1]中国以自身的成功经验，彻底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和“中国崩溃论”的瓦解，也彻底打破了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迷思。连美国《纽约时报》的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都在其著作中提到：“要是美国能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22]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认同，同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鲜活样板，开辟了人类制度文明的新境界。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科学社会主义能够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离不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化创新发展。就如德国著名左派学者贡德·弗兰克所说的那样：“为了理解当代的发展和未来的前景，需要有新的更好的理论，才能给社会政策和社会行动提供哪怕是一些很基本的指南。”[23]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20]44让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在21世纪高高飘扬，书写出一幅更新、更美、更亮丽的时代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