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锐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北京 102488)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这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扎实基础，而且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深入探讨中国道路的实质和内涵，对于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既防止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又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干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尚未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关于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关系，许多人尚未厘清。人们往往不加区分地把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直接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笔者认为，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尚未来到马克思所说的已经没有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因为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存在着许多方面的差别。

(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差别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社会所有制。而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普遍实行的是两种公有制并存(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

1.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

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在所有制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也即是说，生产资料在全社会范围内由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占有，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已经没有了任何差别。“社会所有制”的表述在经典作家的许多著作中都有所体现，虽使用的词汇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社会所有制的意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社会所有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874马克思在书中所提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874就是社会所有制，即公有制的意思。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2]381恩格斯在1894年还特别指出：“我根本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选择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2]304-305

2.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并存或以公有制为主体

20世纪以来，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最初大都采用两种公有制并存，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国家从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大多数国家正在推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而这两种所有制都不同于马克思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所有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公有制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公有制，虽都称为公有制，但二者是有区别的，此公有制不同于彼公有制。现实实践中的公有制，无论是两种公有制并存，还是公有制为主体，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资料关系上仍然存在着差别。比如，两种公有制并存，不仅存在着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区别，而且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内部各单位之间的区别。

(二)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差别

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存在商品经济，而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发展商品经济。

1.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没有商品货币关系

由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之间没有了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因而他们共同生产的产品并非为了交换及获利，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不复存在了。既然生产的产品并非为了交换而获利，作为因商品交换而产生的货币——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也就消失了，因而商品货币关系也就没有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3]363

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组织生产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3]671从这里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之后，实行的是有计划的产品经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蒲鲁东和杜林等人既想永远保留商品生产，又不想要资本主义剥削这个后果，既想保留资本主义的基础，又想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4]

2.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

20世纪以来，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都是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即使是在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也不例外。现实实践中实行的计划经济，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计划经济有所不同。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计划经济，是在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是完全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计划经济，都是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都是与商品货币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计划经济。比如，在斯大林的特种商品生产条件下，虽然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但是生活资料仍然是商品。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指出：我们可以消灭了商品经济，又搞商品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不断探索，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5]这些探索过程说明：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不可逾越的。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还离不开商品经济。

(三)在阶级和国家方面的差别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阶级已经消亡，国家也随之不复存在。而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阶级，仍然需要无产阶级专政。

1.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没有阶级和国家

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指的是人们同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由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实现，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已经不存在任何差别，阶级自然就不复存在，作为阶级派生物的国家也必然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无阶级、无国家的结论，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社会所有制和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3]669“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3]669

2.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仍然存在阶级和国家

20世纪以来，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仅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还存在着国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之所以还需要国家，除了镇压剥削阶级反抗以外，还有组织社会生产、经济建设等任务。总之，在现阶段，阶级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人们人为制造出来的，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只要还存在着人们同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就不可能不存在阶级。只要还存在着阶级，就必然存在着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

当然，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以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为目标的，是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实现的。而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都是以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为起点的，都是建立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离马克思所说的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目标的实现还有很远的距离。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相比，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阶级和国家等方面，都还存在很大的差别。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还未达到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标准。把“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7]41简单等同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犯了超越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有人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在他们看来，既然现实的社会主义还没有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他们就断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当然不能同意。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区别。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也允许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占主体地位的仍然是公有制经济，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只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正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保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决定一个国家或社会性质的只能是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多种经济成分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对我国的社会性质不起决定作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了我国社会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需要，从而保证共同富裕，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

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资本家手里，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就是生产剩余价值。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8]289-290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2.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对少数人的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与过去剥削制度下的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不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和统治，而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和统治。人民民主专政是迄今为止真正意义上的最广泛的民主。

资本主义国家，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它代表的是少数资本家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9]列宁也曾深刻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10]

3.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弘扬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反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提倡大公无私，反对自私自利。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其实质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社会中极少数人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对于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以及实实在在的劳动群众来说，所谓的“自由”不过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哪个资本家的自由，所谓的“民主”不过是每过几年投票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来压迫和统治自己的权力。

(二)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忽视本质内容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1]5同时，他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2]

一些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同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本质与现象的关系”。[13]2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现象上看的确有一些相同之处，比如，都遵循经济运行规律，都存在商品经济，都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等。但是仅凭这些具体的经济运行机制就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只看到了现象上的共同之处，却从根本上忽视了本质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从现象上看与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在本质上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等。因此，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之间画上等号是不科学的。

(三)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

还有人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或者分配不公问题就断言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把分配领域的问题看成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而闭口不谈生产资料的所有制。”[13]23这是马克思对拉萨尔错误观点的批判。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拉萨尔“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3]361予以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扣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3]361“‘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3]361马克思认为，“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从社会总产品里面应当扣除：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3]361-362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3]362马克思认为，这样“‘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3]362在马克思看来，拉萨尔忽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而空谈分配，其实质不过是为了蒙蔽工人阶级、掩盖资本家剥削的本质而已。

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还需要发挥多种经济成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积极推动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14]分配领域出现的问题需要予以足够重视，但不能把分配领域的问题看成是起决定性的问题，更不可因此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画上相等号。

三、中国道路是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成功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处在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7]41中国道路实质上是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成功探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社会主义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创造性地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373这是马克思首次明确地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而且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需要说明的是，这段话中的“共产主义”不应该按照今天的习惯理解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而应理解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者包括“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社会。列宁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对资本主义阶段以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的必要性作过非常深刻的论述，他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摒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它所应做的一切，即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15]

遗憾的是，在20世纪的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对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过渡时期的理论不够重视，忽略或者缩短了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犯了超越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甚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6]的“左”的错误，这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上讲的，旨在说明我国的国家政权是与资本主义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家政权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政权，我国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的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正如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指出的：“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17]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因此，在现阶段我国仍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货币关系，仍然存在阶级和国家，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不存在阶级和国家，在逻辑上并不矛盾，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二)当今世界仍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

习近平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8]习近平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指的是什么时代？笔者认为，就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就是由十月革命开辟的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19]

共产主义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完成的。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人类已经步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20世纪虽然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但是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还处在起步阶段，未来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虽然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要完成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需要一个长期的量变积累的过程。马克思曾经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3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明确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不能掉以轻心。”[20]习近平也明确指出：“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11]10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14]扭转了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被动局面，经受住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和考验，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如果说20世纪是社会主义拯救了中国，那么21世纪则是中国拯救了社会主义。”[21]10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令人欣喜的成绩，为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增添了信心，也“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渐走出低谷，开始复苏”。[21]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是落后国家向无阶级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成功探索。中国道路用实践验证了马克思晚年关于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科学性。中国道路的成功“为拓展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中国经验”。[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