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广杰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清诗能在中国诗史上开出不同唐宋诗歌的新境界，写出独特的情调和风貌，与近代诗坛诸家的孜孜以求密不可分。前辈学者陈衍、汪辟疆、钱仲联诸先生致力于近代诗歌的研究，对近代诗歌的成就价值已经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述。他们更从诗人与地域关系入手畅论近代诗坛格局，颇能得诗人性情之真和诗学之要。其中“河北派”诗人在近代诗坛上地位很高，涌现出不少有全国影响力，甚至是左右一时风气的大家。“河北派”以张之洞、张佩纶、纪钜维、柯劭忞为领袖，王树楠、张祖继、王懿荣、李刚己、严修等人为羽翼。他们宗尚唐诗，以杜甫为诗家之正。在学诗路径上与闽赣派宗旨相近，但一为直溯杜甫，一为取径黄庭坚，又略有不同。就“河北派”内部来说，张之洞论诗刊落纤秾，崇尚平正坦直，清切雅正，不取黄庭坚的槎桠奥衍；其诗思致细密，言不苟出，用字必质实，造语必浑重，时有杜甫和苏轼的风调。张佩纶则流入晚唐，时有凄苦之音。王树楠取法黄庭坚而时得韩愈怪奇拗折和李贺的警丽恢诡，与“莲池派”诗人张裕钊、吴汝纶有相通之处。纪钜维的诗歌淡泊雅逸，从容不迫，于盛唐风调多有体会，然悯时伤乱，用意深沉处，又阑入宋调。总体而言，近代诗坛“河北派”诗人的研究目前尚不充分，尚有很多值得深入展开，细致谈论的学术空间。

一、 纪钜维的幕府生涯与文学活动

纪钜维(1848—1920)，字香骢，一字伯驹，号悔轩，晚号泊居，纪昀五世孙，直隶献县(今河北沧县)人。同治癸酉(1863)拔贡，官直隶霸州训导、内阁中书加侍读衔。[1]253光绪十四年(1888)，张之洞为湖广总督，倡导新政，开办新式学堂，幕府中襄助学务的主要是梁鼎芬、黄绍箕与纪钜维。鼎芬、绍箕从事擘画，钜维身体力行，具体操办新学。纪钜维初校艺广雅书院，后来主讲经心、江汉、两湖书院，提倡实学。光绪二十九年，充任文普通中学堂监督，厘订章程，延揽教习。自此以后，新学教育成为有志青年的向往，湖北的普通中学开始蓬勃发展。光绪三十四年(1908)，继任存古学堂监督，分经史词章各科以造士。旋充文高等学堂监督，注重国文、外国文、数学等科，务使学生具新旧学根柢，开湖北高等学堂之始。尝谓人说：“吾在湖北，始评阅各书院文卷，继乃任书院，及改学堂，遂办学堂事。初办安能合法，随办随变，以求适合。久乃少有经验，然尚未尽美善也。夫学务岂有章程之可言，亦惟有经验而已。创办时，不惟吾不知学堂为何物，即张文襄亦安知所从事？惟所办之中学，自觉少为合法。”[2]215由此可见他与张之洞及同侪筚路蓝缕，推动湖广新学的历史功绩。

辛亥革命爆发，岁末从湖北归乡，里居不出。民国三年(1914)，王闿运受袁世凯聘任国史馆馆长，推荐纪钜维为国史馆协修。其《与蒋生札》(壬子九月)曰 ：

旧历五月二十日，国史馆馆长王壬秋保荐修史人员，竟将兄名列入协修。当时连接京津函牍，皆以是事相告，且冀其早出就职。兄自念聊倒一生，未入仕籍，今年已垂暮，尚向热场插足乎？且外观时局，内审当躬，真有不堪为世用者。是以得信后，淡漠置之。迨抵都，诸门人闻之，争来敦劝，概以婉言辞谢。既未到馆，亦不往见馆长。[3]

至于纪钜维力辞国史馆之聘的原因，除了认为自己一生以幕僚用世，始终未做官外，还与他以清朝遗民自居的心态及淡泊荣利的性情密切相关。《与刘生清浩札》其九曰：

兄自去岁至都，徐东海即致殷勤。兄以时局纷拢，且避嫌，未往见之。今春又倩人达意，意欲约与诸名士同选有清一代之诗。旁人多谓此系延聘入馆，似不必辞。兄则以时须入总统府未敢遽尢。此兄出都前事也。当以有事须归里，容归后徐商应之。前之国史馆乃荐任官，固无庸置议。后之清史馆乃由馆长关聘，本可就，以藉谋糊口，因意与末惬，亦未到馆，旋将聘书缴还。嗣黎宋卿(元洪)手书邀谈，欲聘充顾问，婉言却之。诚以一生钝拙，未尝出与世事矧，时际沧桑，更何以与世贤豪同俯仰也。刻拟于月杪北上，选诗一局，是否能就，尚待察酌。[3]

书札中提到国史馆之聘与清史馆之聘性质不同，协修是国史馆的正式官员，清史馆之聘是馆长聘任的纂修人员。所以，纪钜维力辞国史馆的聘任，而欲就清史馆纂修。“意与末惬”云云，当是清史馆安排的工作未能令他满意。《贺葆真日记》载纪钜维通过副总统黎元洪谋清史馆事于徐世昌，徐世昌对幕僚贺葆真说：“余函嘱赵次山(尔巽)，次山云协修无额，拟以校对兼协修屈纪君，不知渠肯应否。汝可先致意纪君，纪君意允，吾再作函往邀。”[2]282纪钜维与武强贺氏本有姻亲，贺葆真之父贺涛与纪钜维更有文字相知之雅。张师惠《纪泊居先生传》：

武强贺先生松坡名能古文，常为凤阳知府河间裘华南墓志，裘氏子不识古文义法，私改其铭辞，先生见之曰此非松坡之文也。既而晤贺先生，因道此事。贺先生大叹曰，此妄人所竄易耳，君真知言者。[4]

贺涛去世后，其子贺葆真编订遗集，特意往献县崔尔庄拜访纪钜维，请他代为校订。《贺先生文集》四卷及《贺先生书牍》两卷尝蒙纪钜维多次校订。后来纪钜维入都谋清史馆事，在徐世昌与纪钜维之间居中联络的人也是贺葆真。这在《贺葆真日记》中多有体现。1914年八月间记录贺葆真与徐世昌一段对话：

余问：“清史馆近何如？”曰：“现已成立，人亦派定，且用人亦不多。”曰：“纪香聰先生为北方宿儒，熟于前代故事，负一时重望入史馆，当能称职。”公曰：“两耳重听，且年老矣。”余曰：“年虽高而精力过人，有如壮年。”曰：“子近与相见否？”曰：“不见年余矣。”[2]260

清史馆在1914年八月间成立，十二月十九日纪钜维始至北京。徐世昌先请他参与征集畿辅文献，二十六日，徐世昌即请纪钜维与王瑚、刘若曾、王树楠、李嗣香、李焜瀛、袁纪云、赵衡、桑又生、贺葆真等十人，申明征集畿辅文献的宗旨。席间刘若曾(仲鲁)请纪钜维任纂修《畿辅通志·艺文》，纪氏不应，后则辞去清史馆之聘。

纪钜维对畿辅文学活动和文学家创作情况了如指掌，且有整理乡邦文献，编选畿辅诗歌的宏愿。他辞清史馆纂修之后，贺葆真屡次向徐世昌言及请纪钜维参与编选清诗。

余因请曰：“纪先生于诗文所见甚深，现既有编书局搜集畿辅书籍，若因此机会，选集畿辅诗文作为诗徵、文存等编，自可力少而成功多。”相国然之。[2]337

纪钜维因贺葆真进见徐世昌，徐世昌即以选诗之事相嘱。然纪钜维志在选畿辅文人之诗，而徐世昌则注目当世，遂开晚晴簃诗社，延聘一时名士樊增祥、王树楠、易顺鼎、周树模、柯邵忞、郭曾炘、秦树声、徐树铮、曹秉章、赵衡、吴传绮、张元奇等选有清一代之诗。所以纪钜维对贺葆真说：

诗社设于公府，余实难朴朴尔日入府中，而易实甫辈在内，事决不能办好。吾老矣，又岂可自污，与若辈伍。但余前已辞清史馆事，负总统雅意，今若一旦以此事见招，余何以应之，既不欲重负总统，吾又实不能任此事，奈何！[2]491

贺葆真因又向徐世昌进言，而徐世昌则允许纪钜维在家选诗，不必日日到总统府：

顷晤曹理斋，知诗社又邀纪泊居先生，但泊居先生尝私与某言，一代之诗，余识浅力弱，不敢置喙，若畿辅一省之诗则素所留意，颇欲选录。总统曰：“在家选亦可，余此事办理不觉太大，拟每人送车马费百元。”[2]494

纪钜维为了救穷，从现实需要出发，对于选诗一事还是持积极的态度，这在上引他《与刘生清浩札》中可以看出。因此，当晚晴簃诗社再次社集时，纪泊居先生已经俨然厕身于众名士之列了。

民国九年(1920)八月纪钜维避乱天津，病卒，时七十有三，门人私谧“端悫先生”。 纪钜维沉毅好学，博览群书，诗歌出入盛唐，屏绝浮响；从张之万学画，又与张之洞探讨书画源流，剖析入于微茫，时人有精鉴之目。其学问出入汉宋，通达渊博；考据之精能、史学掌故之淹雅，书画金石古物鉴识之独到，似皆得力于张之洞所授汉学根底，而又能出以性灵，发于精能赅核之理。纪钜维与张之洞既有幕府宾主之义、同乡之谊，又以文艺相契，是张之洞办理新政的重要助手。尝编张之洞《广雅堂诗集》四卷，晚年又谋校刻张之洞《思旧集》，未竟而卒。纪钜维以诗文名海内数十年，冒辟疆允为近代诗坛“河北派”领袖之一，与张之洞、张佩纶并列。惜由于飘萍无定，又矜慎自持，生平所作诗文，散佚几尽。其门人兼女婿临桂汪鸾翔、河间刘宗彝，仅搜得诗十七首、墓志铭一篇，编为《泊居剩稿》一册。民国十四年庐陵蒋氏铅印本《泊居剩稿》，一函一册，白纸线装，许崇熙题签，锡曾绘像，高凌爵作序。民国二十九年，刘宗彝又搜集诗文若干篇成《泊居剩稿续编》一卷。他在跋中叹道：“先生讲学南北垂三十年，旧学新知沾溉士林者众矣，区区是集宁足尽先生道德之范然？”徐世昌辑《晚清移诗汇》亦仅录其诗五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仅存的三四十篇诗文看出纪钜维的珠玑光采。

二、 纪钜维的文人生命意识与畿辅诗学整理

纪钜维博极群书，尤长于诗，他论诗的只言片语，都能切中肯綮，对于畿辅人文与诗家知之尤详。晚年入都后，他与贺葆真交往密切，贺氏在日记中对他论畿辅诗家的记载颇为详细：

日前徐相与余言，畿辅文学传于嘉道以后，当广为搜采，多作传。余因以问纪先生，先生因略举数人。又徐相言：景州张氏曾有显宦，吾曾见一墓碑，可访其先世有何名人，有何述作。余以问先生，先生为言在康熙时，张氏有《听云阁诗稿》，其家又有书名《雷琴》，尤多咸同时名人题跋，此外尚有未刊诗集，吾识其后人，当属其送书来也。纪先生博通，留心畿辅掌故，于此可见一班。[2]324

余因问刘仙石之学问,曰:仙石先生名书年,其诗集名《涤滥轩》,其他著述亦夥,而《黔粤接壤里数考》、《黔乱纪略》,尤有关政治。其子名肇均,字伯洵,咸丰年拔贡,诗笔甚超,早卒。[2]324

按：刘书年(1810—1861)，字仙石，直隶献县人。道光丙戌(1826)翰林。咸丰初任安顺知府，政绩优异。肆力于经史小学，善诗词。有诗文杂著各数十百首，经说数十条为一卷，藏于家。张之洞为之作墓碑。又载：

天津又有杨光仪者,字香吟,能诗,当为作附传,杨诗工力深于梅成栋,局面大于崔旭文。[2]324-325

边袖石二子保枢、保桱,诗词亦有可观,宜附袖石传。浙人谭献所选词,边氏父子三人皆入选,南皮人可作传者张祖继,张太复后人,宜附太复传。[2]324-325

按：杨光仪(1822—1900)，字香吟，天津人。香吟幼从父受书，咸丰壬子(1852)举人。香吟工诗，远宗少陵，尤喜五、六、七字句；近体糅化故实，迹古履今，生创独辟，辞与意远；间亦为文，私淑刘大櫆、曾国藩。著有《耄学斋啐语》《津门诗续集》《碧琅歼馆诗钞》等。《大清畿辅先哲传》文苑部分有其传记。边保枢，字竺潭，任丘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官浙江盐大使。有《剑虹盒词》一卷。光绪间曾与友人举词社活动。又载：

清初,深州有潘辅仁者,颇有诗名,其五律殊佳,余亦不失诗人风格。潘,字德舆,著有《寄间堂诗》卷,旧有刻本,道光丁亥任邱舒辰会序,而《深州风土记》未为作传,艺文中亦未载。集后附刻州人能诗者名氏,曰程衡,字伯权,遗诗曰雪桥;高元龙,字尽百;谢煦,字晓岩;叶遇凤,字梧冈。梧冈之诗最优。[2]298

按：潘辅仁，字德舆，深州人，道光五年岁贡生，1835年前后在世。曾与李广滋重修《深州直隶州志》(道光七年刊行)，有《寄闲堂诗草》一卷，纪钜维作序。他在序中说：“其诗虽乏沉郁之慨，而清宕足雅音。五言律韵格翛然，尤出各体之上。”并对潘辅仁冀以诗名世传久的心态阐发深至。生命自觉的人，对生命总有一种敬畏之情。希望超越时空的物质限制，达到生命的永恒。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功业可以及物，然人亡政息，空留下五陵豪杰累累丘墓；德业附着于政治，其命运与政治人物的命运相同，若系于天下苍生之心，或许可以如周孔一样，为人伦立极，传于久远。然这样的圣贤千百年来一二人而已，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特性和需要决定的。立言不朽，或与道徘徊，或因艺进道，或吟弄风月而得性情之真，都可藉以达成无限生命。所以六朝以来，文人学士无不究心文艺，以达天真，以助人伦，成就了诸多才士不朽的盛名。明清以降，文人们更加自觉地认识到文化事业对生命安顿的重要性，更加用心地从事于著述和文艺，藉以传世。文人们以仁者之心，推己及人，也多致力于文献的整理，或注目当代、或属意乡邦、或辑录朋好。这是文人群体生命自觉意识在生命有限性压迫下的生命焦虑，当然也是促使他们走出物质的束缚，走向精神自由的根本动力。纪钜维对文人这种普遍的心态体会很深。所以他在《寄闲堂诗草序》中说：“文字显晦，名之彰不彰，固有幸不幸耶……余悲其一生苦吟而名将翳如，择钞其诗若干首，并钞四家诗数首，仍附卷末，以贻武强贺性存葆真。俾持示州人，谋所以广其流传，庶不至终于泯也已。”[3]又《与贺性存表侄札》曰：“仆所欲集乡人遗诗，意在阐幽表微。”[4]从个体生命来说，生命有时而尽，千古长眠，志业理想不彰，这是才人志士千百年来太息抑郁的事情。若真能借助纸上的文字风流，将精神气象长留天地之间，这既是最好的结果，也是人世间最便宜的事。所以魏晋以来文人之诗，其高者或以山水清旷韬晦用世之心，或以仁者悲怀注目民生时艰；其下者莫不以感士不遇为多，自怜自熹，杂以叹老嗟卑之词，愤懑愿望之情。即伤世乱，不脱我执。“我执”是文人以敏感幽微的心灵感受时代风气、人间冷暖形成的世情与感慨，是某个时代共同的心态和情感的最为精确和丰富的显露。通过文人的生命之执，可以由此及彼，由微知著，生动地感悟人们的生命追求、社会理想，从而还原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历史真实和人文精神。如此，则进一步由文人的一己之怀进入到广阔而汹涌的社会历史之中了。然而，平心而论，青史上的几行斑驳墨迹又真能令人不朽吗？恐怕晚年热心于乡邦文献的纪钜维先生也未必自信吧！

三、 世芬清德、博雅游艺与纪钜维的诗意精神

纪钜维尝从南皮张之万学画，对绘画有精深的研究。张之万(1811—1897)，字子青，号銮坡，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官至大学士，赠太傅，谥文达。他工画山水，能融汇清初“四王”及娄东派绘画之长，用笔润泽绵邈，骨秀神清，晚年笔简墨澹，弥见苍寒，为文人画中逸品。与画家戴熙交契，当时有“南戴北张”之目。[5]17纪钜维画学得师法，对绘画有很高的鉴赏力。其弟子汪鸾翔曰：

师好谈诗，尤好谈画。一日指壁间所悬汤贞愍山水相谓曰：“此画长松野屋疑若可居者然。右丞画吾虽未见，然以意揣之必如是幅者为近。彼世之好为剑拔弩张者，恐非正传也。”[3]

汤贞愍，即汤贻芬(1778—1853)，字若仪，号雨生、琴鹤道人，江苏武进人，寓居南京。擅画山水、墨梅、花卉，笔致秀逸。山水尤骨韵苍浑，笔墨灵秀，深得元人的潇洒与明人的雅秀，与戴熙并称“汤戴”。 汤贻芬、戴熙均与张之万有一定联系，汤、戴二人都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殉清廷而死，在当时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的绘画也因此而被时人所重。纪钜维论其山水有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致，实质上将他的绘画归于王维南宗画派一脉，以文人高雅之怀，写山水清旷之音，而得画中有诗，淡泊清雅的艺术境界。观汤贻芬现存的山水画，纪钜维所论确为真赏。他在《与蒋生札》中论其弟子蒋锡曾绘画曰：

短直幅：造局布景颇饶逸趣，韵味亦静而不嚣，合作也。惟山下一枯树用笔扁，而转折未圆。又通体多淡湿笔，而不知以枯笔焦墨醒眉目，遂觉精神稍短。[3]

小横幅：大山微皴加点，墨彩温润，是房山家法。惟淡笔勾勒处或稍模糊。[3]

条幅：一拟张文达(张之万)晚年笔，气格颇老，殆欲逼真。亭边数树尤佳。[3]

扇面：三元气淋漓，峦翠欲滴。用重墨而无一毫滞相，是能得醇士(戴熙)法乳者。[3]

蒋锡曾得纪钜维指授，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画家。他有《中国画之解剖》一文，详论中西画法之别，阐明“画法有中西，画理无分乎中西”的思想。其中对中国画重精神气韵，略于形似；重情感表现，以诗为魂；重书法用笔，书画一体；重比兴寄托、点画结构而形成程式化的特殊物象表达的描法和皴法，而形成独特的符号系统；画家个人品格和审美境界等中国画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6]在新旧思想交替，中西画学争论激烈时，为中国画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纪钜维评述其画，在蒋氏早年，对其经营布置、敷彩用墨、骨法用笔都能循源溯流，直陈切要。即使蒋氏的画论，恐怕也深受乃师的影响。

纪钜维对于中国绘画史的另一贡献是保护和收藏《戈纪二老比肩图》。“戈”指纪昀同年进士戈源之父戈锦，“纪”指纪昀之父纪容舒。

戈、纪二氏均为献县望族，世为姻亲，关系亲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夏，戈锦、纪容舒二人结伴到北京看望各自的儿子。钱塘画家沈朗为他们画了《戈纪二老比肩图》，轴、纸、设色、51.5×98厘米。画中远山近石，绿树清泉，两位身着长衫的老者并坐于浓荫之下。图上有刘墉、翁方纲、陈枫崖等人的题款、题诗。图卷真实地记录了两家几代人的友情、亲情。此本现藏河北省博物馆。此图的流传与纪钜维有着密切的关系。贺葆真在日记中载：

纪先生来，约与同观《二老比肩图》。二老者，纪文达公之父与戈芥舟先生之父，二老皆因其子官京师而就养焉。某君绘以为图，刘石庵(刘墉)题其卷首曰《二老比肩图》，大字甚精好，胜于其他所书。翁覃溪署检(方纲)、刘翁(刘墉)又皆题诗图后。图成数岁，某君复抚绘一图，视前图意态尤神雅。翁刘二人之诗亦皆书其后，则视前卷少逊。两图两家分存之，前图存戈氏，后图存纪氏。戈、纪衰落，图亦散佚。戈氏之图为纪泊居先生所得，先哲祠所庋藏则纪氏之图也，此图后有阮文达公跋语。[2]297

八日访纪泊居先生。先生出新装潢《二老比肩图》见示,殊自快。因谓余曰:此戈氏所藏之图也。当年纪、戈二家之图,初作之图归戈氏,后纪氏又仿作一图,纪氏衰,图为先哲祠所得,余往先哲祠观之。后见戈君,云:吾家有《二老比肩图》,当以相示。余曰:吾已见吾家之图,而知君家有此图也。是后余出都,遂久居湖北。革命之前,吾女在京师函告余,都中有售此图者,袁季云亦将购之,使二图皆归先哲祠。余复函,苟不伪者,必以重价得之,无令失去,遂以若干金为吾有。壬子之乱,余只身北上,他器用皆置不顾,独携图间关以行,今既装潢之,将求柯凤孙、梁星海诸君题词其上。[2]297

由此可见，《戈纪二老比肩图》开始仅沈朗所绘一本，藏于戈氏。后来纪氏请人仿作一本。此本当是河北省博物馆现藏嘉庆五年(1800年)潘渭临本(朱本、卷、绢、设色)。 而这两幅画戈、纪二氏后来都流失了。戈氏所藏辗转到了纪钜维手里，而纪氏所藏被畿辅先哲祠所藏。而纪钜维为了收藏戈氏流出的《戈纪二老比肩图》，不惜重金，不避路途险远，奉为至宝，不仅是此图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更是他心中所珍视的，而此图所承载的纪氏家族的世芬祖德，这也是他醇雅淡泊、潇洒天真之生命精神的文化根底和现实支撑。

四、 嗣响唐音与清丽淡泊的雅逸之美

纪钜维的诗歌学有家法，早年师事同邑崔士元。崔士元学问渊博，以汉学为旨归，能诗善画。寓居京城十年，无所遇而归里。张之洞赠诗曰：“浩然去国裹双幐，惜别城南剪夜灯。短剑长辞碣石馆，疲驴独拜献王陵。半梳白发随年短，盈尺新诗计日增。我愧退之尢气力，不教东野共飞腾。”[7]17由此可见，崔士元应该是如唐孟郊一样仕途偃蹇的才士。纪钜维一生作诗不多，又不擅藏，存者寥寥。其诗淡雅清逸，隐隐有一种潇洒出尘的高古自在之气。与他交游唱和的诗家如樊增祥、陈三立、王树楠、柯劭忞等人均为当时海内名流。陈、王诸人都推崇宋诗，是“同光体”的代表人物。纪钜维虽不鄙薄宋诗，而造词隽永，嗣影唐音[8]111，不染晚清六朝、唐宋诗之争的习气。如《湖楼望雨，陈伯严、杨钝叔、梁节厂、张圣可、江孝通同作》云：

楼外云阴幂女墙，半天飞雨湿湖光。江城落木寒初重，酒坐开襟话易长。彭泽醉余容谬误，乐游归处感苍茫。移灯却照疏阑畔，几点秋英尚傲霜。[3]

又《丁酉秋末陪广雅尚书师宴集胡祠北楼，送杨舍人入都》云：

离筵高敞俯城头，凉雨骚骚晚未收。风急雁鸿飘断羽，波回江汉迅双流。登车慷慨怀前路，运甓勤劬此上游。为抉浮云开白日，阑干极北望神州。[3]

二诗写景幽渺旷远，韵调婉转深折而意思绵渺，弥可珍贵。再如《梁节庵招集吴公祠登高用朱文公天湖寺诗韵》：

望秋蒲柳早衰时，旅食江阙久未归。假日登临舒倦眼，寥天风物尚清晖。也知钝士难供世，争信缁麈解洗衣。欲抚朱弦还敛手，遣音谁舆辨希微。[3]

自然景物是无情的，它们只是循着自然的节序周而复始地展现生命的情态，主宰它们的是以天下为刍狗的造物主。在满眼江天风物中，流落无着的漂泊之感和志意难以施展的无奈之感纷至沓来。而所谓“倦眼”“缁麈”，还有欲抚还休的“朱弦”，在天下嚣嚣的末世，又有几人肯看、肯听呢!这首看似纡徐和缓的小诗，竟然让人读出了些许凄凉。另如《饲鹤》：

鸡鹜群争尽日忙，一声清唳晚风长。怪渠本具凌霄翮，苦傍人家觅稻梁。[3]

鹤本是啸唳九天的高人隐士，在末世之中，不能逍遥自适，迫于饥寒，只能与斤斤利禄的鸡鹜争长絜短。此诗托物咏志，自有含蓄蕴藉之美。

纪钜维宗尚唐诗，也是先从宋诗取径的，尤其对“江西诗派”的陈与义评价甚高。认为写景状物于物性之真中含象外之意，且以学问涵养诗情，熔裁诗意，出于自然清真，真得诗家趣味。对于近代诗人，颇嗜郑珍《巢经巢集》，尝举珍集中佳句如“客去门牛齝草送，女归篱树带花迎”，以为非惟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且‘齝’字出《尔雅》，亦非巢经不能道。”[3]尝评柯劭忞与陈三立诗歌，认为柯逊于陈，盖陈三立“认真的考虑过如何对待清末民初这一文明和政治的危机，并把这种思考寄托于诗中”[9]191，以敏锐的诗心，追求朴实真挚而新颖的诗歌语言和表达方式，重塑了晚清家国丧乱中诗人与自然的关系，用压迫、冲击、纠结的变态风云代替了原本和谐统一的山水清旷之境。

纪钜维为学以经世为主，论学问不分汉学、宋学，通达渊博。他论诗既能上溯诗家源流，又能根据创作实际做出亲切中肯的评价。如为张琪春诗作跋语曰：

昔人评白太傅诗谓语语征实,如山东父老说农事,而边随园征君则云唯杜工部始足当之。诚以长庆格调尚沿浮靡,较浣花之直抒胸臆,不假缘饰而复沉实典重、格老气苍为不及也。大著意不求深,语不好奇而一片真气溢于楮墨之外,颇合昔人为诗之旨。再能陶冶群籍,华实并茂,行见酝酿深醇,卓然大雅,彼妃红丽白者乌足知之。[4]

纪钜维对古文并不擅长，也不合于当时流衍畿辅的桐城古文义法，但他的古文清切天真，和雅典实，自有一股纡徐淡泊之气，而与乃祖纪昀文风相近，这也许是名门风雅的遗韵。对此他的弟子刘清浩深有体会：“先师学问道义，品行节操，均见诗文之中。诗有良质而能力学，是全其天也。有世泽而能培植，是继其祖也。既能全天继祖，而后发为诗文，虽著作无几，而其时伤世感，句洁情真，尤非门人所能及。”[4]任性情之天真，以学养培植扶固，漱润祖德芳润，形成了纪钜维诗歌独有的风格。而这也是他生命德性和学术文艺共同植根的地方。因此，他对于文艺诸体能以考镜源流的史学思维和融通古今的开放心态进行综合的把握，其论往往能折中两端而各得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