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 虹

鲁迅的“成名”与五四时期《新青年》编委之一的钱玄同的数番上门约稿密切相关。可以说：倘若没有钱玄同的执着与力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恐怕就不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名字。然而，有关钱玄同的家世、家庭、婚姻及其与绍兴古越藏书楼的关系，坊间却多谬误及信口开河之说。笔者查询了多种史料，披露钱玄同这位吴越钱氏后人、五四新文化的“真的猛士”的真实一面。

钱玄同是著名的“五四”文化名人，《新青年》杂志编委之一。近年，某地高考语文试题中曾有一篇短文《钱玄同：真的猛士》，其中讲述了1918年时任《新青年》杂志编辑的钱玄同，执着地去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向周氏兄弟邀稿，终于约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从此文中，大致可以了解到：一、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二、他与周树人（鲁迅）的关系非同一般，否则后者不会答应把《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交给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三、他与鲁迅曾就五四时期中国人的觉醒有过辩论。据《鲁迅日记》记载，钱玄同仅1918年间亲到绍兴会馆访谈27次，寄给鲁迅书信6封，为鲁迅代领薪水两次，一起外出赴宴两次。鲁迅1917年至1919年的三年时间里，共寄给钱玄同书信近40封。因此，可以断定：倘若没有《新青年》编委钱玄同身体力行的执着与坚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恐怕就不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名字。

然而，有关钱玄同的身世及其姻缘、家庭等，坊间却多有不实之词，甚至以讹传讹、信手杜撰者，为数不少。笔者据此查阅了相关史料，将钱玄同这位吴越王钱镠之后、五四新文化的“真的猛士”的真实一面予以披露，以飨读者。

“鲍山病叟”透露其祖籍在湖州钱家浜

钱玄同（1887年9月12日-1939年1月17日），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之父，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原名钱夏，字德潜，又号疑古、逸谷，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前夕改名玄同。关于其籍贯，常见的是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但其实这只是钱玄同的祖籍。1937年9月，钱玄同50岁生日那天，他在沦陷后的北平，以病弱之躯给鲁迅之弟周作人写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世六世祖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而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这段话清楚地告诉人们：一、他的祖籍是浙江湖州南门外；二、他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三、他的家族祖先墓地在湖州南门外鲍山钱家浜。

1918年《新青年》同仁合影

然而，钱玄同的出生地与其籍贯并非一地。他出生于春秋末期发生越王勾践向吴王夫差俯首称臣、而后“卧薪尝胆”故事的姑苏城。笔者以为，这才是钱玄同的真实籍贯。1887年9月12日（清光绪十三年丁亥月十二日）他出生于苏州。其父钱振常（1825—1898），清同治十年（1871）进士，官吏部主事，晚年寓居姑苏，湛深经学，精于考据。他有二子：长子钱恂，号念劬，晚清知名外交家，曾任中国驻日、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及公使。次子钱玄同，他出生时父亲已年逾六旬。大哥比他年长30余岁，其子钱稻孙，与钱玄同同年，后亦成知名翻译家。父亲钱振常对幼子的家教十分严格。据《钱玄同日记》记载，“家君以苏宿多无赖市井，乃学坏之地，故禁不使出门，自幼至先君见背之年总是这样。”后来，钱玄同回顾父亲的教育，印象最深的是“余自毁齿以来，先子常以许书、太史公书等命检架上塾中”。由幼年的《说文解字》和《史记》开始，文字学和历史学日后成为钱玄同治学最基本的领域。父亲钱振常和伯父钱振伦当年均以骈文著称。而骈文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文字功夫和典故的积累。钱玄同一生以文字音韵学见长，所作文章书信中常喜欢化用典故，这都可以看出其家族学术的影响。

钱振常于1898年去世，当时钱玄同年仅11岁。在此之前，除了得自父亲的亲授外，其父还先后聘请李吉夫、顾挹峰、莫砚山、董东初等名师，教授他读“四书五经”：《尔雅》《毛诗》《周易》《尚书》《礼记》《四书》《左传》《文字蒙求》等，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02年7月，钱玄同的生母在苏州病逝，他大病一场，直到年末方得以痊愈。1903年春，长兄钱恂携眷赴俄国使馆任职。钱恂的夫人单士厘，是近代中国最早走出闺门、走向世界的女性之一，被称为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者与启蒙者，著有作品《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等十多种。1904年5月，17岁的钱玄同剪去辫子，与方青箱、张界定、潘贵生等组成“湖州公社”，并合办《湖州白话报》，“委托上海四马路东开明书店为总售报处”，除此以外，销售地址还有上海惠福里警钟社、湖州南街中西小学堂。是年冬天，长兄如父的兄长钱恂为17岁的幼弟包办了婚姻：钱玄同与浙江会稽（今绍兴）徐氏订婚。而这个徐氏（徐婠贞），正是出自创办绍兴古越藏书楼的徐氏家族的大家闺秀。订婚之前，钱玄同与徐婠贞未曾谋面。

1905年11月，钱玄同跟随兄嫂东渡日本赴早稻田大学习师范，始与流亡日本的章太炎、刘诗培、秋瑾等人交往。次年钱玄同加入同盟会。1905年12月回到东京之后，钱玄同便写信联络张界定、钱稻孙等“湖州公社”留日成员，在东京继续编辑和出版《湖州白话报》。钱玄同多次参与《湖州白话报》的抄稿、写稿、寄稿等活动，直至1906年3月23日。3月18日至23日，他都在为《湖州白话报》操劳。3月23日，《湖州白话报》第16期出版。第17期也已编好。据《钱玄同日记》载，是年4月13日，他还为《湖州白话报》抄“增刊专件一篇”，并为“纪事”栏目修改稿件。1906年5月，19岁的钱玄同奉兄长之命返国，与时在上海念中学的徐婠贞在沪成婚。钱玄同对此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一开始非常抵触，他在1906年5月述其新婚之夜的日记里，记载“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及此，他并未去过绍兴丈人家。婚后，他即返回日本。自1908年始，他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因而与鲁迅结下同窗之谊。

1910年，钱玄同自日本回国，曾短期任浙江海宁中学教员、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1913年到北京。先后担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并兼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后任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1917年，他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很快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将之一，他成了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提倡民主和科学的“真的猛士”。

钱徐姻缘 与绍兴古越藏书楼

众所周知，钱玄同的婚姻是由其兄长钱恂包办的。

钱徐两家联姻，有一种说法是，徐元钊曾是钱玄同之父钱振常当年在绍兴龙门书院当山长时的门生，钱徐两家堪称世谊。然而竟有人凭此杜撰：“钱家遭遇变故之后，徐婠贞的父亲徐元昭（连徐元钊的名字都错了，且他是徐婠贞的大伯——笔者注）就把钱玄同带到家里抚养，让钱玄同在他家的藏书楼中读书，还免费提供膳食。后来钱玄同长大成人，因为他和徐婠贞年纪相仿，他的父亲和徐元昭就作主，给钱玄同和徐婠贞定下了婚姻（事实是，钱玄同父亲在他年仅11岁就已去世了——笔者注）。徐婠贞是旧式女子，钱玄同本来不同意这门包办婚姻，可是无奈于徐父对他的恩情，只能答应了。”真是罔顾事实，信口胡说。

还有些写钱玄同的文章凭想当然地认为绍兴古越藏书楼是钱玄同少时苦读古籍之处。比如有人写钱玄同“少年时常在此博览群书，与康（有为）章（太炎）同脉，以为古书多古人伪作，因此别号‘疑古玄同’，这可能在藏书楼沉湎于书堆中有关”。还有人甚至这样写：“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的钱玄同先生，也曾在古越藏书楼闭户读书达数年之久，并由此奠定了学业基础。”甚至，就在今年4月，竟然还有人撰文：“钱玄同……对一位叫做徐元昭的人十分的感激，正是由于徐元昭，自己才有了求学的机会，原来，早先年间钱家发生变故，钱玄同的哥哥将他拜托给了好友徐元昭，徐元昭对钱玄同很是看好，不仅免费供他吃喝，还供他上学。钱玄同学业有成，婚姻大事也被提上日程，徐元昭从小就十分喜欢钱玄同，因而他向钱玄同的哥哥提议，希望能将自己的女儿徐婠贞嫁给他为妻，钱玄同知道此事，十分的痛苦，他本身是一个抵制包办婚姻的人，而他多年的受教也无法拒绝徐元昭的请求，最终，他答应了下来。”如此等等，简直荒谬至极，说是信口雌黄一点也不为过。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首先，钱玄同娶徐婠贞，明明是兄长做主包办的姻缘，何来是徐家的长辈看中这位好学青年而把女儿许配与他之说？其次，徐元钊和徐尔谷二人与徐婠贞的辈份也是错的。《钱玄同日记》曾清楚地写过其岳父，日记中有多处或称“丈”，或“显丈”，或其名字，如1906年日记末页，记5月奉兄长之命，在上海与徐婠贞完婚：“伯岳徐元钊，吉荪；岳尔谷，显民；叔岳嗣龙，宜臣；叔岳维烈，武承”。由此可证：徐婠贞是徐尔谷的女儿，钱玄同是其女婿，而非祖辈，应是毋庸置疑的。笔者以为，写钱玄同勤奋好学，但要实事求是，不能想当然，更不能胡编乱造，这是做学问的起码的诚实态度。

关于绍兴古越藏书楼的创办，不能不提到徐婠贞的祖父徐树兰。他是光绪二年的举人，曾任兵部郎中、知府等官职。越山秀水，人杰地灵。徐树兰年轻时与其弟徐友兰深受典籍书香的濡染和熏陶，家有十四经藏书楼，昆仲经常流连其间。据《绍兴方志》记载，徐树兰与其次子徐尔谷“皆喜购旧书，书贾多集其门”，家有“熔经铸史斋”，藏书宏富。1900年，这位赋闲在家的会稽乡绅，在西方文化的启迪和维新改良主义的影响下，于家乡越郡古贡院购1.6亩地，耗32960余两银，着手兴建古越藏书楼。徐树兰于1902年4月拟定了《古越藏书楼章程》《古越藏书楼书目》和《给府县关于捐建古越藏书楼的呈稿》，并亲自主持编制《古越藏书楼书目》，分为经、史、子、集、时务5部，编为35卷6册。他在《序言》中写道：“人才之兴，必由学问；学问之益，端赖读书。……探知五大洲万国盛衰强弱之由，罔不视文教之兴废以为准。……树兰自维绵薄，平日购藏书籍虽仅七万余卷，窃愿公诸同好，于郡城西偏，购地建楼，为藏书观书之所，并酌拟章程。岁需经费，亦由自捐。请诸疆吏，上闻于朝，以垂永久。明知蹄涔之水，不足慰望洋之叹；区区此志，获望后之君子匡其不逮。或由此扩充，则为山九仞，亦一篑之基也。”

绍兴古越藏书楼书目

钱玄同手迹

绍兴古越藏书楼原貌

徐树兰为古越藏书楼殚精竭虑，因心力交瘁而于藏书楼即将完工时一病不起。光绪廿八年五月初十（1902年6月15日），徐树兰病危。弥留之际，他邀集乡绅马传煦等前来，郑重出示《古越藏书楼章程》及呈文手稿，嘱咐长子徐元钊及次子徐尔谷等必须继承父业，按《古越藏书楼章程》办好书楼，并要求儿辈承诺：每年须捐款1000银圆充作藏书楼日常经费。嘱托完毕，与世长辞。不久，古越藏书楼于1903年建成，并参照东西方各国图书馆章程，以存古和开新为宗旨，捐献私人藏书7万余卷。1904年藏书楼正式向社会各阶层人士开放，据说绍兴城为之轰动，读书人奔走相告。蔡元培书写的一副楹联：“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悬挂于诵芬堂正厅两侧。是年夏，张謇撰写《古越藏书楼记》，文中赞扬“仲凡（徐树兰字——笔者注）先生举累世之藏书，楼以庋之，公于一郡，凡其书一若郡人之书。”此后古越藏书楼主要由次子徐尔谷，即徐婠贞的父亲主持具体馆务。在管理方法上除继承类似天一阁等私家藏书楼的传统外，又吸取国外的图书管理先进经验。古越藏书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私人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的过渡，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其中的藏书虽仅供阅览而不出借，但环境清幽，起坐舒适，是读书的好地方，当地的读书人受惠颇多。据说，蔡元培曾在古越藏书楼阅书经年。而隔河相望的未来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其故居与古越藏书楼仅隔一座小桥，在其1909年负笈上海浦东中学堂之前，也曾是出入藏书楼的常客。虽然钱玄同少年时期并未在绍兴古越藏书楼“博览群书”，但他的三子钱秉穹（后改名钱三强，著名核物理学家——笔者注），却是在母亲腹中闻着古越藏书楼的书香出生的。

“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

钱玄同一生都将“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他娶徐婠贞，虽然是封建包办婚姻，且他心里并不满意这门亲事，但好友黎锦熙称其为“纲常名教中的完人”，说“他的太太于民十三就大病，经过几次危险，直至现在尚未复元。钱先生尽力医药，‘大世兄’亲自服侍，十年如一日”。甚至当后来有人以他妻子徐婠贞身体羸弱为由劝他纳妾，遭到钱玄同严辞拒绝，他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显示了钱玄同对于婚姻、对于家庭、对于妻子的忠贞不二和责任担当。他还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这段话充分彰显了《钱氏家训》中“言行当无愧于圣贤”“持躬不可不谨严”的严以律己、躬身自省的做人准则。

钱玄同全家福（右起：钱三强、钱玄同、长媳徐幽湘、徐婠贞、钱秉雄、钱德充）

钱玄同和徐婠贞婚后育有六个子女，其中三个早夭。成活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钱秉雄，北京市著名中学语文教师。1945年临危受命，任北京孔德学校校务主任。北京孔德学校1917年由蔡元培先生和北大教授李石曾等创办，是一所从初小到高中十年一贯制新型学校，1924年起增设大学预科两年，学制一共12年。这一年还成立了幼稚园。学生从小学五年级起就学法文，毕业后可以赴法国深造。李大钊先生的儿女李葆华、李星华等都在该校上过学。1919年8月，钱秉雄由北京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转到孔德学校念五年级，1925年中学毕业，他是孔德学校第二届毕业生。1927年他从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预科毕业，1933年回到母校执掌教鞭。1937年，钱玄同亲自为自由恋爱的长子钱秉雄与徐幽湘举行订婚仪式，并即兴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自由恋爱是进步的，他大声呼吁：“反对包办式的婚姻！”这呼声应该是发自其内心的深切体验。1952年9月，北京孔德学校中学部改为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钱秉雄被任命为校长。

三子名为钱秉穹，即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功臣之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钱玄同的三子钱秉穹，出生于浙江绍兴古越藏书楼后进的徐家宅邸。他真是闻着古越藏书楼的幽幽书香降临人世的。翌年8月，徐婠贞怀抱不满十个月的秉穹北上，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任国文教员的钱玄同团圆。1926年，13岁的秉穹在北京孔德学校念书时，与同学李志中及周作人之子周丰一交好。他体魄强健，而志中体格瘦弱。周丰一便给他俩分别起了“三强”和“大弱”的外号。有一次志中给秉穹写信，抬头便称其“三强”，而落款为“大弱”。这封孩子们之间互称绰号的调皮信，恰巧被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钱玄同看见。他认真地说：“我看这个名字起得好，但不能光是身体强壮，‘三强’还可以解释为立志争取德、智、体都进步。”在父亲钱玄同的肯定下，从此以后，“钱秉穹”就正式改名为“钱三强”。

五子钱德充知之者不多。在《钱玄同日记》中，有记载1935年9月3日为侄儿钱稻孙之女钱澄与刘节新婚所设家宴中，有其三个儿子出席相陪：“晚宴刘氏新夫妇于家，叫淮阳春三菜。九人：刘子植（即刘节，1901—1977，温州人，历史学家，曾任燕京大学教授——笔者注）、钱清之（亚澄字，钱澄原名亚澄——笔者注）、钱瑞信、钱亚满（钱瑞信是钱澄之五弟，钱亚满为其五妹——笔者注）、钱玄同、徐婠贞、钱秉雄、钱三强、钱德充”。再就是钱玄同一家六口（含其长媳徐幽湘）的“全家福”照片中，站在大哥钱秉雄身边的英姿勃发、眉目清秀的五弟钱德充。之后，钱德充甚少被提及，下落不详。

关于钱玄同之死。他是在北平沦陷后于1939年初在北平医院内去世的。很多人都为他感到惋惜，疑惑他为什么没有像很多学者、文人那样逃离沦陷区？事实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有不少不愿做亡国奴的学者、文人选择南下，但此时钱玄同病得很重，他的身体已不允许他长途跋涉，这在他的日记里交代得很清楚。钱玄同的日记，基本上完整地记录了他的个人病史：从早年留学日本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1930年代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都一一记录在册。前面提到他1937年9月强支病体写给周作人考证钱氏家世的信，那时他已重病缠身。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没闲在家养病，更没有像周作人那样苟且偷生当汉奸，他在写给远在西北的好友黎锦熙的信中表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为了解决《新青年》同仁、已牺牲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子女生活困窘和筹措他们赴延安的路费，他拖着病躯，四处联系买家变卖李大钊的藏书，以解其子女的燃眉之急。1939年1月17日傍晚，钱玄同从外面奔波刚进家门，即感身体疲惫和头痛欲裂，家人立刻将其送往医院，确诊为突发右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不幸病逝，享年仅52岁。就在这一年，正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的钱三强，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1946年，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闻着古越藏书楼的幽幽书香出生的他，在核物理的科学世界里，赢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1949年2月，其母亲徐婠贞在刚和平解放后的古都北平去世。距钱玄同逝世已十年。

1961年9月，毛泽东主席写了《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诗中赞美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的人格和诗品。其中的一首这样写道：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笔者以为，“鉴湖越台名士乡”，自然也包括绍兴的女婿钱玄同先生在内。他是真正的“越台名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