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老

上海人陈凤娥花了近八年时间，见证了一个女人从衰老走向死亡的全过程。这个女人，就是她的母亲。

母亲77岁时，在家住的弄堂口等小女儿回家，一辆车从后面撞倒了她。车祸致使老人脑部弥漫性出血，医生切掉了她四分之一的大脑，跟着这部分脑组织一起消失的，是语言功能、情感控制力和几乎所有的生活能力。

“我妈这一辈子很不容易，所以我情愿自己什么都牺牲掉，就陪她八年。”家里六个孩子，陈凤娥是老大，北漂三十多年从事的也是医学相关工作，一直未婚的她不用兼顾家庭，退休后归沪担下了照顾母亲的重任。

一开始，陈凤娥目标明确：“第一要做好女儿;第二要做好护工;第三做个好护士;第四做个好医生。”但生活的重担远比她想象得要沉重，母亲像一朵极速枯萎的衰败花朵，在医院就瘦去了二十几斤，初时回家还能走路，很快就瘫痪在轮椅上;那张在外人眼中，带上墨镜“就像个外国老太太”的漂亮脸庞，也只剩下了微弱知觉，只在极少时刻透出些看似微笑的表情。

当时，年迈的父亲已经严重脑梗卧床一年多，陈凤娥不得不一人照应两头，而这种疾病和生命加速流逝代表的衰老感，像一种会导致机体腐坏的病毒，逆向感染了她。向来不服老的陈凤娥承认，在照顾父母的几年里，自己头一次感到老了：“体力跟不上，2010年我得了子宫内膜癌，就是太累了

对和陈凤娥同岁的尤梅芳而言，疾病和衰老也是她最恐惧的敌人。今年70岁的尤梅芳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新记下了三个数字：83.66、81.27、86.14。这是她从一份报纸上摘抄的“至2019年年底上海人整体平均寿命”，以及“上海男性、女性的平均寿命”。数字86.14下标着一道红色波浪线，旁边画的括号里写着“我没有信心”。在尤梅芳眼中，疾病和衰老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无可避免，她没信心活到女性的平均寿命。

向来不服老的陈凤娥承认，在照顾父母的几年里，自己头一次感到老了：“体力跟不上，2010年我得了子宫内膜癌，就是太累了。”

尤梅芳并非从来这样沮丧。60岁时，从小学教师岗位上退下来的她没觉得自己老，反倒浑身是力气，泡图书馆、一个人看电影、在家里开辅导班……2010年上海开世博会，她参观了十二次，把所有场馆走了个遍。年近七十，尤梅芳的眼睛开始老花、记忆力飞速下降，看书超过一小时就要打瞌睡，高血糖、高血脂、关节炎全都黏着她。

“现在我什么都不行了。”尤梅芳摇摇头，向来洪亮的声音骤然低沉下去。机体的加速衰败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她住在老公房的四楼，没有电梯，每次上下楼梯都要紧紧抓住扶手，生怕自己有个闪失。

老友们的健康狀况也总能挑动尤梅芳敏感的情绪。两个多月前，工作时的好友中风偏瘫，她去医院探望，免不得一阵伤心，随即联想到自己，“她还有爱人照料，如果我倒下怎么办？”自丈夫过世后至今独居的尤梅芳不敢多想，只得安慰自己“船到桥头自然直”。

哪怕自己和老伴身体都还算康健，安徽籍上海人郭建民也觉得，近年来，岁月流逝的痕迹加倍镌刻在了自己身上。

六十出头时，郭建民和老伴一年至少要去三个国家旅游。外孙刚满三岁，就被两个老人带着环游了十几个国家，从西班牙一路走到新马泰。

“（外孙）三岁半的时候，我们到美国去，带个推车、两个大箱子，再带个小赤佬。”老伴徐阿姨回忆，小外孙五岁后，出国旅游不再用推车，累了多靠郭建民照料，“他原来有点力气，抱得动、背得动”，但现在，“就不行了。”

前些年郭建民得了糖尿病，胃口变差，人也瘦得厉害。“人一瘦皮肤就松了。”抬起胳膊，散落着些老人斑的小臂皮肤耷拉下来，郭建民抿嘴打量着，白色的眉头皱了起来，“不行了，松了。”

这两年，郭建民的头发也和眉毛一样，几乎全褪成了白色，“染了后很快就长出来点白的，很难看。”对外形颇为讲究的他，最后放弃了染发的老习惯，“长期染发对皮肤对人都不好，保命重要！”

年至古稀的陈凤娥、尤梅芳和郭建民生活的上海，是中国最早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也是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上海市统计局2020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市户籍60岁以上人口达518.12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5.2%。这意味着，每三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

尤梅芳出生在杨浦区的一个工人家庭，做了一辈子语文老师，到了老年，读书看报依旧是她最重要的消遣。

支点

幸运的是，对五百余万正在或已经退出城市主流舞台的老年人来说，在上海这样的一线都市，老去，并不意味着你余下的生命，只能像结满旧青苔的石块沉入水底那样悄无声息——建设完全的老年大学体系，至少给老人们带去了一个重新跃出水面的支点。

截至2018年，上海已建成市级老年大学4所，及其下系统分校43所，区级老年大学22所，街镇老年学校221所，居村委办学点5503个，有超80万人次的老年人在这些教育机构学习。

郭建民在五年前对电脑只会开关机，最多打开搜索页面看看股票涨跌，他曾让女儿教自己使用电脑的其他功能，“她就噼里啪啦一顿敲，‘你看，好了。”孩子不耐烦，郭建民也觉得没趣，思来想去，自己报名了老年大学电脑班。

这几年，智能手机在中老年群体中也开始普及，为了学会用微信，郭建民还上了两个学期的智能手机操作课，现在的他会用美颜相机自拍、发朋友圈，在APP下单买菜，出门用手机叫车。

“知识面开阔了，生活中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郭建民很满意自己取得的进步，他也明白衰老的脚步不可逆转，自己学的新知识迟早如浮萍般被时间吹走，不留痕迹，但“至少我会过”。

同为静安区老年大学的学员，陈凤娥觉得像郭建民这样的同学不在少数，“你不懂电脑，问子女，子女嫌麻烦不肯教……我当过其他班班长，（学生）都这么反映，子女觉得将来你又忘了、又搞不清楚了，他们没有那么多耐心，也没那么多时间陪你，只有老年大学，老年大学的老师真挺耐心。”

至今单身独居的陈凤娥没有郭建民式的困扰，不过老年大学对她来说，也算意义重大。从2006年到2013年，照顾老人的八年彻底消耗了陈凤娥，日夜相对的母亲口不能言，她初回上海也没什么朋友。缺乏与人的正常沟通，陈凤娥擔心自己“最后话都不会说”，只能每天看电视新闻时，跟着主持人一句一句说台词，“练口型，要不然嘴都不张开。”

母亲去世后，陈凤娥才算真正走出家门。她第一站去到上海图书馆，却发现书籍检索已经全部变成电脑操作。不会电脑的她只得退回到社区，经过半年摸索寻找，踏进了老年大学的门。

今天的陈凤娥给自己配上了年轻人惯用的智能手机，还能娴熟地操作电脑“抢课”——在老年化进程加快的上海，老年大学受欢迎的程度毋庸置疑。静安区老年大学目前开设了国学、语言、音乐、书画、摄影、保健和家政等相关课程，参与者众多，热门课程是“一座难求”。

静安区老年大学里还流传着一位“疯狂”学员的抢课故事：新学期报名前一天，一位女同学得了急性胃炎，呕吐折腾一夜，第二天早晨高烧不退，却硬是装出痊愈的样子，瞒着家人，赶早去学校报名选课。

考虑到高龄老人排队抢课的安全隐患等因素，2016年静安区老年大学招生改为网络预约、线下付费。报名开始前一天，陈凤娥会在纸上抄下课程编号。上午9点系统正式开放，8点她就坐在电脑前“热身准备”，先将网页上的条文和程序弄明白，保证时间一到，自己能秒入最中意的课程。她清楚知道抢课失败的后果——与一门心仪学科失之交臂一年甚至两年，自己浪费不起这个时间。

不过，哪怕经常感到自己的手速快到极限，陈凤娥进入系统后还是会发现，有十几名同学早已抢到课。如果手慢被挤出来，她会迅速转向“备胎”课程。

“不上课是不行的。”陈凤娥向我强调，每个学期，她总要尽量报满老年大学科目数上限的五门课程。

学烹饪，尤梅芳有着自己的小心思：“一定要学，女儿女婿要回来吃饭的，菜烧得好了总能吸引他们，他们就愿意来。”

家住杨浦区的尤梅芳，也选择在离家20公里外的静安老年大学就读，为此，她每次出门上课要乘966路公交车，坐26站，到达静安区老年大学万航校区，一次来回要花去四个小时。

这所尤梅芳、陈凤娥、郭建民三人就读的老年大学，坐落在上海市中心黄金地段的一条弄堂里，其成立于2012年，从一开始仅有四百多人次学员的雏形，发展至一学期八大课系、127个课程、三千多人次的规模，只用了八年时间。“（静安老年大学）那里的人都是精英。你得承认人分层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上海人尤梅芳对交际圈子有着自己的坚持，五年静安老年大学的教育经历，也让她多了些优越感，“老年大学去玩过了，（杨浦）这里的人我都不太愿意跟他们啰嗦，见识少，又婆婆妈妈。”

抵抗孤独

2015年，尤梅芳走进静安老年大学，首个报名的课程就是中式烹饪，她一口气连上了三个学期。

其实在59岁以前，作为小学高级教师的尤梅芳很少进厨房，她是家中挣钱的“主力”，烧饭杂务均由“烟酒不沾、家务全包”的下岗丈夫一手操办。学烹饪，尤梅芳有着自己的小心思：“一定要学，女儿女婿要回来吃饭的，菜烧得好了总能吸引他们，他们就愿意来。”女儿小欣住在离尤梅芳30分钟车程的地方，每周六夫妇俩回到母亲家吃午饭，尤梅芳总要从周五开始提前准备一桌好菜，就连女儿宠物狗吃的肉也会单独弄好。

丈夫张文华癌症去世后，尤梅芳独自在70平方米的家中生活了十一年，她依恋女儿，却也没想过搬去和女儿女婿同住。“怎么会和孩子一起住？”尤梅芳给我科普，十个上海老人中有九个不会和子女同住，“大家都要分开来，各有各的自由。哪怕同一栋楼，也要上下楼，不过条件这么巧的也很少。”

女儿小欣是一家大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工作繁忙，虽然孝顺，日常能保证的也就是周末来家里吃顿饭。2013年尤梅芳正式退休后，家里除了老闺蜜偶尔上门喝个下午茶，并不会有什么新鲜客人，她更多时候是一个人呆着，但也不觉得失落，“我朋友多，聚会多，旅游多。”

尤梅芳床头的日历上记录了她每天的日程：去医院配药、用美篇（一款可为图文配上音乐的手机软件）创作文章、打扫卫生、看望老师同学……其中一大半的行程，都和老年大学相关。

我和尤梅芳见面前一天，因台风“黑格比”过境，上海骤降暴雨，她依旧穿越二十几公里，赶到老年大学回忆录写作班的授课老师郦帼瑛家中，参加家宴。

“退休以后，我随心所欲。”忙碌了大半生，尤梅芳满足于回归家庭，享受生活的现状，她觉得自己不像那些男同志，“他们的世界在社会上，现在回到家里来，是真的失落的。”

对曾经的生产建设兵团干部许常胜来说，老年大学也是他消解孤独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许常胜的名字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初年跟随军队挺进新疆，从此扎根在当地。他生在新疆，在北疆的一处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生活了五十多年。

2015年，和许多兵团的退休职工一样，作为一个新上海人家庭的附庸，许常胜携老伴追随儿子到沪上生活。在外环的商品房小区住了四年，孙子要升小学，一家人又搬到了内环学区里的“老破小”。

儿子一家住前楼，许常胜夫妻在后头另租了套48平方米的一居室。居住水平急剧下降，搬家后又没了朋友，许常胜在小出租屋里憋得无聊。他有个老战友也来过上海，两口子没待多久又回了新疆，“不是因为没钱缺吃缺穿，是没有交流。他们除了给小孩做饭伺候一下，没地方去，很孤独。”

许常胜想要打碎这种孤独感，爱四处溜达的他很快发现：离家不远的梅园公园里，有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南腔北调——这里聚集着一批和许常胜一样的老年“沪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家中孙辈在附近的“牛校”福山外国语小学就读。

搬来的头个夏天，许常胜趿拉着拖鞋在梅园公园里来回绕，他观察到公园里总有合唱的中老年团体。唱歌必定需要伴奏，拉过四年二胡的许常胜看到了加入新社交圈的机会。

“不能一上来就突兀地插进去，人家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拉。”作为外来者，许常胜有些小心翼翼，反复考量后，他决定先报名街道老年大学的二胡班。

順时针方向：只要时间允许，许常胜就会背着二胡到公园为合唱队伴奏。去年的乐器博览会上，他还花费5500元购置了一把新琴。

家中无事时，郭建民喜欢坐在餐厅角落的沙发上翻看字帖。

尤梅芳打量过身边的亲朋好友，发现十个老年人里顶多有两个上老年大学，其余大多是在跳广场舞、打麻将、带孩子做家务。

二胡班报名后要靠演奏乐曲分班级，《在水一方》看慢弓功法，《赛马》考较快弓，两首曲子许常胜都能流畅演奏，他被分在了表演班。同学疑惑，老许为什么还要学习？只有他自己知道，“人要合群”，后半生跟着儿子一起漂已是必然，想要在上海真正生存下来，“老年大学是（新社交的）敲门砖。”

加入老年大学对许常胜来说，效果显著。他熟悉了环境、提升了技术，再去公园拉琴有了底气。合唱队的乐手很快留意到这个独自练琴的老人，邀请他来试试伴奏。几番谦让后，许常胜成了固定的伴奏成员。

辗转于几个合唱队当伴奏的几年里，这个原先身材笔挺的兵团干部愣是拉弯了腰，但有了“新圈子”的许常胜自得其乐：“那些师团的厅局级干部又能怎么样呢？退休到了上海，还不是一样邋里邋遢带小孩。”

身份

郭建民夫妇原本和女儿一家三口，共同居住在162平方米的市中心大三居里。两年前，郭建民欢天喜地把女婿轰走，亲手毁掉了这种美满的生活。“当年回上海前，我老丈人就说，他的房子郭建民不能住。老一辈的话的确有道理，老丈人不能和女婿一起住。”郭建民用老丈人徐子鹤——中国当代著名国画艺术家的话，为自己的行为添加底气。

女婿在家的各种表现，都让郭建民不满：在家四目相对时，女婿总把头扭到一边;有女性客人到访，女婿还穿着裤头在家里乱晃;两间卧室门对门，女婿每次关门声都震天响，像是在表达不满;自己出门练歌，中午12点回家，女儿女婿却还没起床;有糖尿病的自己吃不了重口味，女婿偏在厨房弄辛辣油腻的饭菜……

“看到你就像没看到一样啊！”郭建民模仿着女婿冷漠扭头的动作，激动得脸红。妻子徐阿姨端着保温杯坐到旁边，斜着眼插话打断他：“人老了会变的，他（郭建民）心眼很小。”

郭建民的书房紧邻厨房。关于家务事，他和妻子分工明确：妻子烧饭，自己刷碗。

徐阿姨讲述的故事完全是另一个版本。门大概是风带上的，“有孩子的人怎么会睡到12点？说得太夸张了，他就是看女婿一百个不顺眼。”徐阿姨认定女儿一家搬走是因为郭建民唱歌、吹笛的噪音大，影响了外孙的学习。她还翻出之前郭建民在中午练习长笛，被楼下邻居投诉至物业公司的黑历史，末了还补上一句评价：“啾啾啾啾，吹得难听死了。”

家中没了女婿，和妻子的分歧也浮上水面。对快50岁才从安徽转调上海、长期待业的郭建民来说，家里一直是妻子绝对的主场。

妻子的画桌是画家父亲留下的遗产，一张两米长的红木桌，而郭建民惯用的画桌是家里替换下来的饭桌。郭建民在淘宝上花二十多元买了件白色中式短袖，想用来自拍“拗造型”，却招来徐阿姨一通教训，“我给他买衣服都是从国外买的，一件七八百块钱，他买的这能穿吗！”

今年69岁的徐阿姨是典型的上海高知女性，日常生活讲究，妆台上整齐码放着娇兰、雅诗兰黛这样的大牌保养品;见客时，眼角还描着精致的眼线。除此之外，她还是上世纪90年代就跳入股海的老炒家，理财上也是一把好手。

和郭建民不同，退休后的徐阿姨把炒股当上班，一周五天，白天最好的两个时段，她都在电脑前看大盘，为此还退掉了老年大学的钢琴课。许多时刻，郭建民都是一个人，清晨去公园散步，和雕塑自拍，跨着小包乘公交到老年大学上课，参加两个社区的合唱队排练……就像他微信昵称的后半句：“独来独往”。

只有在老年大学里，郭建民才能用另一种他认同的身份活跃着。每次出门上课，个子挺拔、五官端正的郭建民都打扮得很精神，冬天要带上一顶鸭舌帽，夏天手里得攥把折扇，扇面是自己画的，一面是马，一面是诗。

在学校里，大家都习惯叫郭建民“天马”，他偏爱马，最喜欢临摹徐悲鸿的马，就连微信名也叫“天马行空”。郭建民能写擅画的技能，也在这里得到了广泛承认，同时，他还是诗歌班同学公认的美男子。“有明星相的‘上海老克勒”是尤梅芳这样的女同学对郭建民的共识。

在静安区老年大学读了七八年，郭建民依旧保持着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去上课的习惯，妻子徐阿姨念叨他，是“安家在老年大学了”。

在静安老年大学的这几年，陈凤娥的文章常登上校刊《金色池塘》，回忆录写作班交期末作业，她写下了自己母亲的故事，文章在区里办的征文活动中获得“优胜奖”……这些文章和荣誉证书，陈凤娥都会单发一份给病毒所人事处的老处长，“让他知道我的进步和能力。”

疫情爆发的这几个月，老年大学不能如期开学，陈凤娥就在家研究摄影哲学。摄影是她这一年学习的重点技能，还穿着十年前的旧蓝色针织短袖的她，为学摄影准备了十万元的预算，光购置相机、镜头，就已经花去了七万多。

学习摄影和回忆录写作，也是陈凤娥重回病毒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病毒所的几位院士曾被新华社专门报道过，而她想要为那些已经八十多岁，却默默无闻的研究员们著书立传，“他们也是贡献过的，我要为这些人写！”

竹笛、茶壶、笔墨纸砚……郭建民把自己爱好的各种事物都堆积在画桌上。

“不要忘记我们”

外孙十岁生日这天，女儿一家三口回来和郭建民夫妻一起庆祝。吃的饭菜、笑着的女儿、可爱的外孙、下午一家人看的电影，郭建民全拍下来晒在朋友圈，里面唯独没有女婿的影子。

已经在外面租房住了两年的外孙，向郭建民表达了想要搬回来的想法：“您不能和我爸爸关系搞好点吗？”外孙甚至提议，如果外公和父亲的关系无法缓和，建议外公去住钦州路上的小房子，让他们一家回来团聚。

徐阿姨心疼女儿一家每月8800塊钱的租金，反复在郭建民耳边唠叨，他却依旧不为所动。偌大的房子里只住了两个人，郭建民也不觉得空旷寂寞，他每周中要赶去老年大学打卡上课，还得抽空参加老师同学们组织的诗会、茶会，去艺术馆看画展;周末拉上妻子和同学去KTV练习唱歌。

郭建民把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他在为接下来的80岁做准备。80岁是老年大学报名的年龄上限，郭建民准备一直学到那时候，“要为老得连老年大学都不能上的时候做准备，人总要融入社会嘛。”

“老了何妨/经历就是财富/年轮就是荣光/皱纹是最美的花/银发是最美的奖……”创作这首《老了何妨》的短诗，尤梅芳只用了一小时，她做梦也没想到，居然被诗歌班老师推荐登上了校刊，尤梅芳觉得“滑稽得很”。“滑稽”是尤梅芳的口头禅，在更多时候可以理解成：“哎呀，这怎么好意思？”

“因为我理解她们的孤独，但我不孤独。”尤梅芳向我展示她的微信笔记，里面存着她创作的诗集和文章：“有些话没法和孩子们讲，我就经常写些小文章。有写给九泉下公公婆婆的信、写给九泉下丈夫的信……”

每天上午9点，戴月所在的舞蹈队准时在梅园公园的凉亭前开练，水兵舞、探戈等轮换练习两小时，不同舞种还要匹配不同风格的服装。

加入舞蹈队后，戴月觉得自己跟对了队伍，就像“找到蜜蜂就找到了花朵”。

尤梅芳的网名叫“芳芳”，她用来给诗作署名时，要再加上“银发”二字，“不要让人误会，以为我是个18岁的芳芳呢。”

老年大学是尤梅芳享受自由、释放自己的地方，她在班级里也遇到过几个老年丧偶的同学，并很快成了她们的倾诉对象。

“因为我理解她们的孤独，但我不孤独。”尤梅芳向我展示她的微信笔记，里面存着她创作的诗集和文章：“有些话没法和孩子们讲，我就经常写些小文章。有写给九泉下公公婆婆的信、写给九泉下丈夫的信……”停顿半刻，她歪了歪头，浑浊的眼里淌出些许微光，试探问道：“我可以发给你看看，你能写点小小的看法吗？一句两句都可以。给我一点快乐，可以吗？”

今年4月，尤梅芳在微信朋友圈新开了“悠悠日记”栏目，还配了一本A5大小的“快乐集”，上面摘抄着朋友们阅读“悠悠日记”后的评价：“你写的每句话都说到了我心里，努力活着与生命斗争”“悠悠日记是我们的精神食粮”“独居老人面临的问题太多，但你做得很好，值得我们学习”……每一句评论，都是尤梅芳的快乐来源。

“这么大年纪，还读什么老年大学？”头几年总有这样的问题砸向陈凤娥，但现在却几乎听不到了。陈凤娥还记得自己2014年初到静安老年大学，景况远没有今天火爆，学校老师还动员她带家人一起报名。短短六年，今非昔比。

人生不是到60岁以后，自动降级为“easy”模式，退休更不是努力生活的终点，关于生存命题的抉择和挣扎了无尽头。对活在上海这座超级城市的小部分老年人来说，老年大学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树洞，消解着他们无处安放的焦虑与无措。

这一两个月，陈凤娥跳跃的情绪被奇妙地安抚了下来。“你看有6个点赞！”她打开自己和老处长的微信聊天记录，手机在我眼前飞速晃过。她将自己在老年大学和社区获奖的照片发给了老处长，对方回复了6个翘大拇指的emoji表情。陈凤娥兴奋得要命，在她看来，处长的态度较以前发生很大变化，这串表情符号就是一种明确的认可。

因为想提升的东西太多，身边有朋友劝陈凤娥转去师资力量更强的市级老年大学，但她舍不得走。在她心里，生活是从进入静安老年大学开始有了起色，就像是一个溺水者突然抓住了浮板。现在，她站了起来，甚至头可以昂得更高。

陈凤娥只为余生准备了一次主动离别。“我摄影玩了一个学期，完了要再转到声乐。因为明年建党一百周年，病毒所肯定会有大活动。”她素来严肃的表情变得更认真，带着京腔的普通话也郑重起来：“有大活动我要回去，我要上台，因为以前我演唱过，有机会我要重新上台！”

静安区的弄堂小屋，是父母留给弟弟的家，陈凤娥坚持自己只是暂住，不邀请别人去那间房子做客，也提醒爱书如命的自己，别买太多书堆在那里。她仅有的一套房产在北京朝阳区，回到上海十四年，她没打算卖掉这套房子，也没有出租。

尽管希望渺茫，陈凤娥仍然期待着某天能获得病毒所的重用，重新北上，“不要瞧不起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