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

摘要：乡村旅游扶贫兼具物质与精神扶贫双重特质，同时还具有环境友好、就业面宽、帮扶对象融入门槛较低、产业辐射面广、经济带动能力强等诸多潜在优势。在后脱贫时代，乡村旅游扶贫能为帮扶对象创造出一些适应性的工作岗位，并能为其带来较为稳定的收益。同时，乡村旅游扶贫在长效巩固脱贫成果以及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综合发展，甚至是在扩大内需方面有着非常巨大的发展潜力和作用。当然，要使乡村旅游扶贫在遏制返贫、巩固脱贫成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还需要政府加强对广大农村贫困地区的“软基建”投入，即做好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等方面的基本保障，解决帮扶对象的后顾之忧，让乡村旅游扶贫不仅在我国发挥出更大的脱贫致富效应，而且在有效遏制返贫方面也能发挥出积极作用。

关键词：后脱贫时代;乡村旅游扶贫;返贫;软基建;可行性能力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0）06-125-09

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使命和梦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工作成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的重点工作，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工作。2013年，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精准扶贫”，为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脱贫的理念和方法。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脱贫工作成效显著。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1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十八大以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超过9000万人。截至2019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551万人，累计减少9348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0.6%，累计下降9.6个百分点。”[1]

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农村地区一直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如何有效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好“三农”问题关系到我国扶贫攻坚的成败。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乡村脱贫致富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在促进乡村摆脱贫困的发展过程中，产业扶贫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旅游扶贫在产业扶贫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国家旅游局发布的《中国旅游发展报告（2016）》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通过乡村旅游带动1000万贫困人口脱贫。2019年在杭州举办的“世界旅游联盟·湘湖对话”会议指出：“乡村旅游已成为我国农民就业增收、农村经济发展、贫困人口脱贫的中坚力量。”国家乡村旅游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设在全国25个省（区、市）的101个扶贫监测点（建档立卡贫困村）通过乡村旅游脱贫人数为4796万人，占脱贫人数的30.4%，通过乡村旅游，使得监测点贫困人口人均增收1123元。”这些目标设定和数据表明，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扶贫，能够提高帮扶对象的经济收入，推动乡村反贫困的持续发展，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我国最早提出旅游扶贫的是贵州旅游局。1991年贵州旅游局在全国旅游局长会议汇报时提出贵州旅游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旅游扶贫。随后旅游扶贫逐渐得到其他省份的关注，经过几年的实践发展，贵州的经验开始在广东、云南、湖南、四川等地推广，旅游扶贫逐渐成为国家议题。随后乡村旅游扶贫在我国大面积铺开，一些国家级重要项目落地开花，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之后，乡村旅游扶贫上升到国家扶贫战略，在我国得到大力推广。乡村旅游扶贫成功的典型案例也非常多，如湖北的恩施、湖南的湘西、云南的西双版纳，等等。乡村旅游扶贫在我国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发展，却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绩，这些成绩足以表明我国乡村旅游扶贫在脱贫致富、遏制返贫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发展优势。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盲目跟风，没有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导致乡村旅游项目开发差强人意。这些问题也不可忽视。

一、乡村旅游扶贫的渊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旅游业是一个新兴产业，近代旅游业最早可能始于英国的托马斯·库克，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组团旅游的人，并早在1841年于英国创办旅游社，经营旅游业，被人尊称为现代旅游业之父。库克开启的旅游业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产业。20世纪60年代大众旅游开始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旅游也随之发展成为一种新兴产业，并演变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旅游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推崇。当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开发本国的旅游资源，发展自己的旅游产业。在一些国家，旅游业逐渐成为其国家经济的重要来源，甚至是支柱产业。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业的另一个功能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旅游扶贫。将旅游与扶贫结合起来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旅游这种方式来反贫困、消除贫困或帮扶贫困。旅游扶贫的议题迅速得到国际组织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关注，成为世界减贫研究的重要议题。目前，世界上有两种公认的旅游扶贫理念，一个是1993年，由英国国际发展局提出的“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旅游”（Pro-poor Tourism），简称PPT。这一概念主要重视发展旅游对贫困人口的受益问题，通过发展旅游来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另一个是2002年世界旅游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联合提出的“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 for Eliminating Poverty），简称ST-EP，这一理念主要重视旅游扶贫发展的可持续性。从实践来看，旅游扶贫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扶贫方式。通过发展旅游来摆脱贫困，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比较好的反贫困发展战略。

我国旅游业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后劲足，规模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业在我国兴起，并迅速发展，为我国的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虽然我国旅游业发展日趋成熟，但是旅游扶贫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我国最早关注旅游扶贫的是政府层面。贵州旅游局在1991年最早提出旅游扶贫概念，并经过几年的实践发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认可。1995年，旅游扶贫被国家旅游局正式写入《中国旅游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1996年，旅游扶贫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1999年，在旅游扶貧逐渐铺开后，国家旅游局召开座谈会研讨旅游扶贫方面的工作，并积极推动我国一些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2000年，我国相继成立了5个国家级旅游扶贫试验区。随后，乡村旅游扶贫作为帮助贫困对象摆脱贫困、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推手在我国逐渐铺开。2013年，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后，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将乡村旅游扶贫列为新时期扶贫开发的十项重点工作之一，并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扶持约8000个贫困村开发乡村旅游。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并指出要从智力和财力两方面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并鼓励旅游专业毕业生、专业志愿者、艺术和科技工作者驻村帮扶，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在2015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中，对乡村旅游扶贫有更详细的规定，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乡村旅游扶贫，要“对建档立卡贫困村实施整村扶持”，并明确设定发展目标，“到2020年，全国每年通过乡村旅游带动2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扶持6000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开展乡村旅游，实现每个重点村乡村旅游年经营收入达到100万元。”2016年，乡村旅游扶贫作为扶贫手段被正式纳入国家规划，国务院在《“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专门列出旅游扶贫，并给出具体规划，要求做到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积极发展特色文化旅游，等等。随后，旅游扶贫成为我国政府层面主导推行的反贫困重要手段。近几年，旅游扶贫在我国飞速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规模，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极大地拉动了我国的内需，也带动了我国其它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旅游扶贫也为贫困地区帮扶对象的脱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巩固和遏制返贫方面的潜藏价值也开始显现。

二、我国乡村旅游扶贫在后脱贫时代的发展优势

旅游扶贫之所以能引起关注，并能成为国际上广泛推广的反贫困手段，其关键在于旅游扶贫有着诸多潜在的发展优势。对于我国而言，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在于发展乡村旅游扶贫能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不牺牲贫困地区的环境。同时，乡村旅游扶贫还能带来广泛的就业机会，对于帮扶对象而言，融入的门槛相对较低。不仅如此，乡村旅游扶贫还具有非常强大的产业关联度，它的发展几乎需要所有产业的支持，因此，一定程度上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推动贫困地区总体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乡村旅游扶贫在促进信息、文化交流方面也有积极作用，如在推动城乡交流甚至是国际交流方面也有着其他产业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乡村旅游扶贫兼具物质和精神双扶贫特点。旅游扶贫的这些优势非常符合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同时，我国已发展成为旅游大国，在旅游开发、管理、服务等方面也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积累，这为我国推广乡村旅游扶贫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因此，在我国进入后脱贫时代以后，乡村旅游扶贫在巩固我国脱贫成果方面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能发挥积极的长效作用。

（一）乡村旅游扶贫的职业包容性大

乡村旅游产业作为新型产业，不仅在经济方面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而且旅游产业本身有着诸多的特点和优势。由于旅游产业具有经济效益、环境友好等特点，称之为“朝阳产业”“无烟产业”。我国广大农村贫困地区，经济落后，交通相对闭塞，对工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而自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保护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已经成为指导新时代发展的重要理念。无论是党中央还是民众，都绝不允许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的老路。因此，发展旅游扶贫这一策略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响应。从就业帮扶来看，乡村旅游扶贫有着强大的职业包容性和吸纳力。其包容性在于旅游产业能提供非常广泛的就业岗位，乡村旅游产业的运转需要众多不同层次的人员参与。乡村旅游产业既需要“社会精英”的资金和智力投资，更需要广大普罗大众的参与和贡献，景区、酒店、餐饮、商业等各行各业需要服务人员。所以，乡村旅游扶贫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它有着非常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这些就业岗位，对于帮扶对象而言，融入的门槛相对比较低。乡村旅游扶贫在基础服务方面能为本地创造出可观的就业岗位，这就可以为那些无法外出务工的人员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机会，而这些基本服务需求能为无一技之长的贫困农民，甚至能为帮扶对象中的老弱病残提供宝贵的就业机会。因此，乡村旅游扶贫开发地区的政府部门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制定相关比例，鼓励、支持开发企业吸纳帮扶对象融入旅游扶贫项目中，以实现国家对开发旅游扶贫的真正目的。

（二）乡村旅游扶贫的产业關联度大

乡村旅游扶贫除了具有强大的就业包容性外，还具有产业关联度大、环境污染小等优势。这些优势使得旅游扶贫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乡村旅游扶贫不仅是一个有着较大包容性的产业，而且还是有着超强整合力的综合性产业。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3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上演讲时就指出“旅游扶贫绝不仅仅是服务业，在新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它己经覆盖一二产业，本身就是综合性产业。”乡村旅游产业的超强整合力在于旅游产业的关联度非常大。发展旅游不仅带来了食、住、行、游、娱、购等诸多方面消费的增量，而这些需求也需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支持，这就需要包括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诸多产业的深度融合。所以，旅游产业并非仅仅是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问题，而是能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高效整合起来的新型产业。同时，其超强的整合力和产业关联度还能将高科技、文化创意、地产、商业等有机整合进来。乡村旅游扶贫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产业，是一个具有强大想象力、创造力和创新力的无限发展空间，关键是地方政府要抓住机遇，因地制宜、扎实落实、精准帮扶，这样才能达到理想的扶贫效果。

（三）乡村旅游扶贫的经济带动能力强

近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升温，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导致全球经济发展剧烈收缩，给我国的外贸出口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扩大内需或许成为后疫情时代的重要议题。扩大内需的核心内容是投资和消费，以拉动经济向前发展。

我国乡村旅游扶贫项目的开发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相比纯粹的基建项目投入来看，乡村旅游项目的投入在带动经济潜在能力的发展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在促进帮扶对象脱贫致富方面也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投资开发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可以成为当前加速拉动内需方面的新引擎。当前，旅游业已成为我国全民消费性产业，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非常巨大，发展前景也非常广阔。同时，“旅游消费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是一种综合性的终端消费，涉及面宽、辐射面广”[2]，这种终端消费能直接或间接带动诸多领域如农业、运输业、餐饮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创收。因此，从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层面来看，旅游扶贫项目中的投资会带来其他产业关联性创收成倍增长。可以说，旅游业具备“一业兴、百业旺”的强大经济带动能力，能为整个贫困地区的脱贫发挥积极的作用。

虽然旅游产业对贫困地区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旅游经济的过度发展也会引发“旅游经济依赖”现象，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3]，需要我们在旅游扶贫工作中制定正确的发展政策和管理措施。

三、发挥乡村旅游巩固脱贫成果潜在优势需要政府“软基建”的支撑

为帮扶对象增加收入，提升经济能力，是脱贫工作的重要内容。然而，仅仅解决帮扶对象的就业以及提升帮扶对象的经济收入还不足以完全阻断贫困。贫困的发生原因复杂、多变，有外在因素，也有内在原因。如新冠肺炎的全球爆发以及2020年多省份爆发的洪水灾害对我国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奔小康带来不小的挑战。脱贫艰难，返贫容易，即使帮扶对象在旅游扶贫中能获取一些收益，但由于帮扶对象底子相对薄弱，难抗风险。对于帮扶对象而言，教育、医疗和住房是他们生活中支出最大且最难承担的部分，也是影响帮扶对象摆脱贫困的拦路虎，是影响帮扶对象发展的“新三座大山”。发展乡村旅游扶贫，政府除了通过鼓励帮扶对象加入到旅游扶贫中并从中获益外，政府层面还应该从他们再次返贫的可能性上多做文章。要使旅游扶贫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政府根据旅游扶贫项目构建配套的阻止返贫机制体系，修炼内功，加强乡村旅游扶贫地区的“软基建”建设，解决脱贫对象的后顾之忧，才能深入、有效地巩固脱贫成果。所谓软基建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包括乡村旅游扶贫地区在内的广大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基本住房安全等保障，真正深入、高效地落实“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巩固脱贫成果，尽可能地让帮扶对象真正脱贫，使其无后顾之忧。配合这些长效机制的建立，旅游扶贫不仅能在后脱贫时代发挥更大的脱贫致富作用，而且能有效巩固我国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

（一）加强教育投入，提升旅游扶贫地区帮扶对象的“可行性能力”

贫困不仅仅是帮扶对象经济收入不足的问题，同时也会导致人的最基本发展机会和选择的否定，如帮扶对象很难有健康、尊严而体面生活的自由选择空间。这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认为的贫困导致人的“可行性能力”被剥夺。阿玛蒂亚·森将人的“可行性能力”①作为评判人是否贫困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4]在阿玛蒂亚·森看来，人有没有更多的自由选择能力，这是作为区别贫困的重要依据。帮扶对象“可行性能力”的缺乏存在诸多影响因素，其中，缺乏教育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教育和知识的缺乏是导致贫困发生的原因，同时也会剥夺贫困人群深度融入社会获取利益的能力。对于旅游项目开发而言，缺乏教育和相关技能是帮扶对象难以融入旅游扶贫项目的重要障碍，即使政府层面采取干预手段为其提供就业岗位，帮扶对象自身缺乏技能也难以从项目中获取占主导性的收益。

因此，要让帮扶对象能更深入地参与到旅游扶贫当中去，获得更多收益，并能为旅游扶贫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加强帮扶对象的相关技能培训是非常必要的。这就需要政府乃至国家层面进行干预，出台专门的相关帮扶支持政策。政府可以通过设立相关政策，从扶贫资金中划拨部分专款设立“技能帮扶基金”，实行专款专用，推行先培训后上岗，专门用于对建档立卡的帮扶对象提供比较系统的、具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和学习教育。国家或地方政府甚至还可以鼓励和引导地方旅游企业与有旅游管理、职业培训等相关专业的高校对帮扶对象定期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培训，做到精准定位培训帮扶对象，增强帮扶对象的工作技能和能力，促进帮扶对象精准定位上岗，促进当地旅游扶贫工作的发展，提升旅游扶贫的效益。

政府不仅要关注帮扶对象的继续教育与培训，以提升其工作技能，而且还要关注其子女教育的发展问题，以减少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由于大部分帮扶对象生活在农村地区，教育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而贫困又可能会严重阻断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可能性。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扶智”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5]为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党中央非常重视帮扶对象子女的教育与发展问题。当前，我国出台了扶贫教育专项政策——“贫困地区国家专项计划”，鼓励一些一本院校（主要以一本院校为主）录取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生源，实行定向招生，引导和鼓励学生毕业后回到贫困地区就业创业和服务。在此基础上，建议国家在后脱贫时代对已建档立卡的帮扶对象子女推行“九年义务教育+七年免费高等级教育（高中至大学）”模式，实施定向扶贫教育专项政策，对帮扶对象子女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推行定向免费教育计划。国家可以将定向培养扩展到与有旅游管理、职业培训以及旅游专业等相关专业的高校，建立乡村旅游扶贫专业，制定定向免费高等教育培养计划（甚至可以扩展到研究生层次），帮助帮扶对象的子女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旅游扶贫或是回乡参加扶贫建设方面的工作，既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帮扶对象子女的人生，增强下一代的“可行性”能力，也能为当地旅游扶贫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促进旅游扶贫项目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以达到斩断穷根、遏制贫困代际传递的目的，从而有效巩固扶贫成果。

（二）加强医疗体系建设，阻止旅游扶贫地区帮扶对象“因病返贫”现象发生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我国因病致穷的户数占到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四成以上，并且不存在系统性的区域差异。这个数据表明，因病致穷是我国贫困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保障帮扶对象的医疗条件和医疗费用是后脱贫时代要着重关注的问题。对于帮扶对象而言，生活上的贫困比较容易导致营养不良，长此以往，身体容易患病，而一旦生病，又会导致帮扶对象健康状况恶化和生活质量下降，微薄的收入和较高的医疗费用支出之间的失衡非常容易导致贫困再次发生，使其陷入“因穷致病，因病致窮”的恶性循环。在我国推行医改之前，民间曾流传“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等说法。2003年，我国开始推行“新农合”试点，2010年“新农合”基本实现了全国覆盖，并出台了专门对帮扶对象的医疗扶贫相关政策。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医疗精准扶贫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体系，即政府主导，引导多方参与，建立并依赖村级层面的扶贫队伍，精准识别因病致贫人口，充分利用保险在医疗扶贫中的保障机制，合理使用扶贫资金，高效完成医疗扶贫工作。”[6]92-148目前，党中央针对因病致穷、因病返穷情况，出台了很多具体的帮扶政策，加大了我国农村地区医疗的硬件和软件的投入，以缓解帮扶对象的医疗困难。国家甚至还专门设有大病救助基金、临时救助基金以及慈善捐款等诸多专项经费及帮扶医疗途径，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帮扶对象的就医和费用问题。随着“新农合”政策的实施，“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种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病致贫人群的困境，但效果并不明显。”[6]92-148这项制度实践至今，“仍存在农民受益水平低、实际保障基准有限、实际享受的优质医疗资源少以及农民受惠水平不均等关键问题。”[7]86-92同时，还存在“报销缺口”“用药及服务限制”以及大病①医治困难等问题。因此，对于不少患有慢性病的帮扶对象而言，其医药费的支出依然是一个比较重的负担，甚至是“灾难性的医疗负担”，既使脱贫，依然存在较高的返贫风险。

在后脱贫时代，建议国家试点推行“新农合+商业医疗险”模式，制定相关政策，政府牵头搭建平台，让保险公司融入旅游扶贫项目。政府可以为帮扶对象购买商业险来弥补“新农合”不足，对报销后剩余部分的医疗费用再进行补充报销，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帮扶对象的医疗费用支出，或许能为医疗扶贫提供一个更好的路径。对于有旅游扶贫开发的地区而言，在帮扶对象的医疗上可以尝试“新农合+有医疗平台的商业医疗险”模式。当前，一些商业保险公司上线自己的医疗APP（有专业医生）进行线上问诊和处方发药，保险公司根据所保对象购买的医疗保险费用会有一定比例配套的挂号及药物基金，可以在APP上使用，并为所保对象建立病情档案。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可以为帮扶对象随时随地在线问诊开药，有效地缓解帮扶对象的医疗支出问题以及减少医院的就医压力。关于帮扶对象购买商业医疗险的资金来源可以多方面筹措。一方面政府可以将专门用于直接支付的医疗救助金用于购买保险，如有不足，政府还可以出台专门的政策从旅游扶贫项目收益中每年固定提取小部分（如从景点门票收益或旅游扶贫项目总收益中提取部分）专门用于为帮扶对象购买医疗保险;另一方面，在各个消费点设置公益赞助，在游客消费支出时，APP设置提醒，咨询消费者是否愿意为当地帮扶对象提供医疗公益支持（金额不限或设置比较小的额度范围），游客赞助的所有公益费用都将直接用来为帮扶对象购买医疗保险，以弥补新农合报销后的资金缺口，深入保障帮扶对象的基本医疗问题。

（三）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帮扶对象“住房安全”

住房问题是解决帮扶对象吃、穿、住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住房安全保障是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中的重要工作。由于帮扶对象主要居住在我国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大部分帮扶对象的住房普遍存在建造质量差、年久失修等问题。自2008年党中央在贵州开始实施危房改造，到2020年，我国危房改造政策已推行12年。在此过程中，“中央支持的地区范围逐步扩大、补助标准逐步提高。”[8]在帮扶对象的住房改造实践经验中探索并逐渐形成一套较完整的政策体系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我国已为数千万户建档立卡等重点对象完成了危房改造，数千万的贫困农民住上了安全房。我国河北、云南等多省市已提前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危房改造任务，实现帮扶对象危房改造清零。可以说，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住房改造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成效显著，坚定、有力地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让贫困人口不住危房”重要指示精神。

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中央的要求和老百姓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一些问题亟待解决。”[8]如省级政府投入不足、一些地方盲目追求速度与规模而没有重视质量与群众需求，等等。进入后脱贫时代，贫困对象的危房改造应在已有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加强工作力度，将此民生政策进一步落实。旅游扶贫开发地区，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按照统一规划和一户一策相结合的思路，进一步完善改造方法，因地施策，让房子可以既融入旅游功能，也有宜居功能，确保后脱贫时代的危房改造工作更细致、更精准、更优化。在模式上，可以推行危房改造为主，集中修建、廉租和供养等模式为辅。根据具体情况，提供多模式、多方法，以确保帮扶对象能住上安全、安心房屋，真正落实党中央“住人不危房，危房不住人”的基本要求。有旅游扶贫开发项目的地方，地方政府可以将危房改造和旅游开发规划实行统一部署、统一规划和因户施策相结合，加大政府投入，既要让房子“穿衣戴帽”，也要解决房子厕所、厨房、保暖、通风、抗震等实用问题，让房子变得更舒适、更宜居、更美观。

总之，乡村旅游扶贫作为我国新兴的脱贫致富手段，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在脱贫致富和巩固扶贫成果方面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当下，国际经济整体受疫情影响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我国更应该关注内需，夯实我们的内功，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市場主体等基本原则，合理科学地开发旅游项目，推进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向更高质量发展，把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做细、做好，不仅让帮扶对象有效脱贫致富，而且能有效巩固脱贫成果。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随着旅游扶贫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模式的不断创新，我国一定能坚定不移地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扶贫的乡村振兴之路。

参考文献：

[1]张翼.201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109万人[N].光明日报，2020-01-24（03）.

[2]陈敏.发展旅游产业，加速扩大内需[N].重庆日报，2013-04-26（22）.

[3]杨懿，等.旅游经济依赖背景下区域经济脆弱性评价研究——以张家界、阿坝州、丽江市为例[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9（5）：128-135.

[4][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人民网.习近平扶贫新论断：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和精准扶贫[DB/OL].（2016-01-03）[2020-08-02]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103/c1001-28006150.html.

[6]杨波，陈伟，等.医疗精准扶贫：政府主导下的“126”模式[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92-148.

[7]唐超，罗凯.新农合的运行困境及优化路径——来自湖南省D县的证据[J].新疆农垦经济，2020（5）：86-92.

[8]赵晖.完成“十三五”农村危改任务，重点做好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保障[N].中国建设报，2016-05-10（01）.

责任编辑：詹花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