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视角下的服务业结构优化

2020-12-14陈洁周觅

湖湘论坛 2020年6期

陈洁周觅

摘要：服务业劳动力成本是服务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可以通过成本推动、收入—消费拉动、人力资本、效率工资等机制优化服务业结构。但在现实中，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存在一定的困境，包括服务业创新能力不足、服务业供给结构性失衡、人力资本水平与服务业需求不匹配、高劳动力成本与低生产率矛盾突出。为了突破这些现实困境，需要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调整服务业供给结构、加快服务业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现代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服务业结构;理论机制;现实困境;完善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0）06-0115-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服务业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1978年至201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905.1亿元上升到469574.6亿元，服务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现代服务业规模比重偏低。[1]随着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进入上升期，低成本的传统服务业竞争优势必然会受到削弱，依靠廉价劳动力实现服务业发展的路径已难以为继。在劳动力成本压力的倒逼下，加速转型升级是服务业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尤其是以优化要素市场为重点的转型升级将成为破解劳动力成本难题的关键。

关于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的探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中指出，不同产业的工资差异会引起劳动力从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的转移，从而改变产业结构。紧接着，学术界从劳动生产率、劳动供给、消费需求、要素禀赋结构变迁等视角阐述了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结构的具体途径。[2][3][4][5]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传统产业的弊端愈加明显，探寻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路径刻不容缓。整体来看，学者们关于中国劳动力成本與产业结构的研究颇多，[6][7][8]但针对中国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与服务业内部结构的研究较少。随着中国服务业发展进入全面跃升关键期，新形势下服务业结构亟需优化。如何推动我国服务业结构转型升级以突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瓶颈，已成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积极探讨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服务业结构优化的理论机制，分析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视角下服务业结构优化的现实情况，提出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这不仅能拓展服务经济领域的研究领域，也可以深化要素供给的研究内容，以期推动中国服务业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迈向高质量发展。

二、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服务业结构优化的机制

（一）成本推动机制

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增加服务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压缩服务业企业的利润，驱使服务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具体来说，成本机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内部企业优胜劣汰。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会给服务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带来极大冲击，成本负担使得低效企业举步维艰。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生产要素会更加集中在具备更高生产能力的服务业企业，服务业市场环境得以优化。二是倒逼效应。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服务业企业用工成本增加，企业不得不加大创新以提升竞争力，这种“倒逼机制”有利于服务业企业向高新化推进、产品向高附加值延伸，促进服务业内部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三是要素替代。利用资本和技术来替代劳动力进行生产，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会使得资本和技术的相对价格下降，促使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传统服务业企业转而投身现代服务业，通过投入资本和发展技术来替代价格不断上升的劳动力，使得服务业产出中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下降而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进而实现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四是区域间服务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加快一些服务业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重新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将生产重心转移至服务业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就业和经济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有助于服务业区域间结构的调整。

（二）收入—消费拉动机制

根据经济学原理，服务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意味着服务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服务业劳动者来说，收入的增加可以满足更广和更高层次的需求，消费结构必然会发生变化，并带动服务业内部结构甚至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因为服务业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增加该部门居民的收入尤其是可支配收入，引起服务业消费结构升级，而这种升级需要服务业和关联产业的供给结构与之相匹配，引导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从而带动服务业结构和整体产业结构的加速优化。

由此可知，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进服务业劳动者消费领域的扩宽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服务业结构的升级，形成“收入—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路径。具体来说，当服务业劳动力成本较低时，服务业市场消费层次偏低、服务产品种类有限、服务产品附加值不足，服务业结构升级严重受限。随着服务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者的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拓展，教育医疗、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等成为消费升级的焦点。服务产品层级的提升不仅能满足居民对优质产品的需求，还能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

（三）人力资本机制

我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对低层次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很强，但无法改善劳动力的素质结构，从而制约了服务业结构调整。近年来，随着服务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速，服务业企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服务业劳动者已经意识到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服务业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有助于服务业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一方面，更高的收入使得劳动者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劳动者通过增加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专业技能，利用高技能素质来匹配服务业发展，避免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服务业企业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企业通过培养一批高技能人才，用劳动力质量替代劳动力数量，从根本上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冲击。当服务业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通过替代效应可以改变服务业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运用人力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增的优势，以生产效率高的人力资本替代生产效率低的生产要素，引导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同时，发挥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利用技术创新、技术传播和技术应用促进服务业技术进步，以技术进步促进服务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服务业结构的高效化和高度化。

（四）效率工资机制

效率工资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是指企业支付给劳动者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工资。服务业企业可以通过改变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收益，提高员工对本企业忠诚度的同时，更好地推进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具体来说：第一，服务业效率工资能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服务业企业利用更高的劳动力报酬吸引更多具备良好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的劳动者，这为本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经营绩效的改善以及整个服务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人才智力支持。第二，服务业效率工资能为劳动者的收入提供保障，有利于激发劳动者利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研发产品，增强团队创新氛围，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毫无疑问，效率工资能推动服务业企业提升科技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竞争优势，进而有助于服务业结构升级。第三，服务业效率工资可以增强劳动者对企业的归属感，这将大大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完善企业内部的工作流程。企业利用激励和约束双重作用努力营造一个科学高效的环境，这不仅能支持企业更好地发展，还能促进服务业市场的健康运行。

三、劳动力成本上升视角下服务业结构优化的现实

（一）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

当前，我国服务业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与经济增长、劳动力供需、政府介入等因素有关。从经济增长来看，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破10000美元。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属于正常现象。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劳动生产率越高意味着劳动者创造价值越多，而劳动者创造价值越多，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就越丰厚。因此，现阶段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即将成为过去。就服务业而言，其发展实力日益增强，目前已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2018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52.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9.7%，因此我国服务业正进入一个劳动力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如图2所示）。在此背景下，服务业企业应转变观念，突破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

除此之外，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引发服务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奇迹离不开人口红利，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我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当前我国已进入由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9]人口生育率下降、劳动力人口减少、老龄化形势严峻。根据《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可知，2018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仅为10.94%，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同年，劳动力人口为99357万人，比2017年减少了472万人。此外，2018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7%人口老龄化“红线”。一旦我国失去人口红利进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必然攀升，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势必会受到重大影响。2004年以来，我国“民工荒”从东南沿海辐射至全国，农民工供不应求，农民工工资水平逐步提高，各大行业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金三林和朱贤强测算指出，相比农业和制造业，服务业平均工资定基指数与农民工工资定基指数的相关性更高，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农民工工资上涨会导致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10]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的行政强制力量也会影响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例如，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出台推动了服务业劳动力成本的提高。1993年，我国颁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确定了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用方法。经过多年的讨论和完善，2004年我国开始施行《最低工资规定》，以进一步保障职工的劳动权益和合法利益。随后，各地区依据本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根据我国人社部2020年发布的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可知，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江苏、浙江6省（市）第一档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均超过了2000元，其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达到了2480元。从政策效果来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但是，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必然会增加企业劳动力成本，这对现代服务业企业和传统服务业企业都会造成冲击。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视角下服务业结构优化的困境

1.服务业创新能力不足。作为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我国服务业规模日益壮大，但服务业创新能力不足。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这有助于推动服务业企业研发新产品、采用新技术、增加利润。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技术创新浪潮，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很多服务业企业造成了传统比较优势削弱而新的比较优势难以形成的窘境，导致整个服务业尚未形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服务业创新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需要指出的是，服务业中小企业是服务业中最活跃的成分，所以提高其创新能力对服务业结构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服务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直接推升了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运营压力，导致中小企业创新效果不突出、创新升级困难大。因为对于大多数服务业中小企业而言，创新研发具有资金投入大、持续时间长、失败风险高等特点，是一项长期的发展性活动，而非短期的生存性活动。因此，劳动力成本攀升会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造成中小企业放弃创新研发的概率较高，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

2.服务业供给结构性失衡。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带动服务业市场进入消费新时代，但服务业原有的供给体系并未适应市场的需求变化，从而出现了供给结构性失衡。突出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当前，我国服务业呈现出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并存的局面，低端化、同质化服务产品供给过剩，高品质、特色化服务产品供给相对短缺。在不同类型的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生活性服务业供给短缺、公共服务业发展相对迟延，整个服务业还未进入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柔性化生产阶段，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二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的约束，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各类生产要素难以及时地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转变，高端供给潜力无法得到释放，从而阻碍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三是服務供给缺乏国际竞争力。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明显，尤其是一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严重依赖进口，国内服务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高。[11]这不但无法达到消费升级的要求，而且影响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跃进。

3.人力资本水平与服务业需求不匹配。服务业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迫使服务业企业对人才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服务经济理论强调，劳动者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质量会对服务业结构优化产生重要影响，换而言之，服务业结构优化离不开高端人才的支撑。然而，从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来看，人才储备难以满足服务业结构优化的需要，人才制约矛盾突出。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导致高层次专业人才缺口较大，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严重，这极大影响了服务业结构优化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另外，长期以来我国对服务业人才培养的重视度不够，对高端专业人才培养的力度欠缺，未形成高素质的现代服务业人才队伍。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服务业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迅速扩大，我国逐渐加大了对服务业国际人才的引进力度。但是，由于一些引进单位存在管理理念落后、引才模式僵化、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高层次人才引进效果不佳。

4.高劳动力成本与低生产率矛盾突出。当前，我国正在步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受限于服务产品的特殊性，我国服务业生产率并未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相应提高，这既会引发“鲍莫尔成本病”，也会抑制经济发展。服务产品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无形性或不可感知性，这一特性决定了只有消费者购买产品后，才能判断服务产品的好坏。二是生产和消费存在同步性，在服务过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必须直接发生联系，因此外部经济的变动极易影响服务业的发展。三是传统服务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对高技术和高知识涉及有限，难以和制造业一样利用新技术来提高生产率，因此传统服务业的生产率低于制造业的生产率。随着服务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优势逐步减弱。但从我国服务业的实际情况来看，传统服务业不但吸纳就业能力依然较强，而且产出规模所占比重较大，这极易造成整体经济发展中出现“低产出、高成本”的矛盾。[12]因为理论研究表明，低效传统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比的持续扩大会导致服务业劳动力成本增速大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从而出现服务业的“成本病”。

四、劳动力成本上升视角下服务业结构优化的路径

（一）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

为应对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对服务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冲击，应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13]加快服务业转型的速度和质量，发挥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业结构深度调整的倒逼效应。

1.发展智能化现代服务业。智能化现代服务业是一种创新型服务业态，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向客户提供网络化、个性化、绿色化服务。这种新模式体现了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其内容既包括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也包括由信息技术发展催生新兴服务业，这不但能培育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且能为服务业转型升级提供新路径。为此，在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需加快推动物联网、通讯网络、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应用于服务业，利用信息技术对服务业内部结构进行调整，为服务业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

2.促进服务业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首先，加大对服务业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财政支持。优化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结构、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模式，通过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破解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小企业创新资金的制约。其次，鼓励金融资本市场向服务业中小企业倾斜。积极建立多层次的市场体系、适当降低中小企业发行上市门槛、开展贷款风险补偿试点，努力拓宽服务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减缓服务业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冲击。最后，引导服务业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劳动力成本上升虽然给服务业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带来了困境，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因此，相关部门应积极引导中小企业降本增效、创新生产经营模式、激发创新创业活力，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支持服务业转型升级。

3.深入实施服务业创新战略。结合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攀升的背景和服务业运行的实际情况，促进服务业从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在服务业资源配置方面，要牢牢把握科技创新是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合理配置科技资源，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努力推动服务业创新突破。在服务业内部组织体系方面，厘清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功能定位，明确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创新动力，解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和生活性服务业层次不高的困境。在服务业区域布局方面，打造区域创新高地，集聚一批功能完善的科技服务业区域，围绕服务业的创新需求，发挥科技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服务业创新战略方面，积极推动服务理念、技术、业态、模式的创新，开展体验营销、定制营销，增强产业链与创新链的互动发展，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提升服务业整体效益和综合竞争力。

（二）调整服务业供给结构

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既是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也是应对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关键所在。为此，我国应加快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大，提高服务业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不断提升服务业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服务业供需匹配度。

1.扩大社会服务有效供给，提升居民服务质量。当前服务业劳动力成本的日益上涨使得服务业消费结构逐渐向高端化发展，绿色服务、智能服务、休闲服务成为用户消费的热点。消费结构决定供给结构，供给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是消费，所以我国应全方位优化服务业有效供给。根据当前服务业领域尤其是医疗、教育、家政服务业等现代服务部门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拓展服务业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此外，积极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构建“互联网+”服务新模式，加快现代服务业与互联网的交叉融合，打造多层次智慧服务体系，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最后，发挥经营主体多样化优势，改善市场主体活力，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开发新产品，繁荣服务产品市场，满足居民对服务产品的需求。

2.着力推进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我国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与其体制机制不健全密切相关，因此，要提升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就必须改革与突破服务业既有的体制机制，构建更为健康规范的制度环境。具体来说，优化服务业市场监管体系，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最大限度激发服务业市场活力，为形成有效供给体系创造更优的生态环境;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打通要素流动和资源再配置的通道，压制低效供给、创造高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实现服务业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促进政府各部门实行分类指导，结合服务业不同行业的特征以及各类企业的实际情况，实现各行业和企业协调发展，形成结构合理、竞争有序的服务业市场格局。

（三）加快服务业人力资本积累

高素质劳动力是服务业结构优化的核心要素，我国拥有良好的人口基础，但服务业高层次人才依旧相对匮乏。已有研究表明，中高等教育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影响效应明显。[14]因此，在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且不可逆转的情况下，我国需要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建设一批适合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人才队伍。

1.加快培育适合服务业发展的各类人才。一是要夯实高等教育，以提高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为核心，创新人才培养方式，重点培养高层次人才。二是发展职业教育，推动相关部门与职校搭建对接平台，深化产教融合，加快培养服务业领域实用性、技能型人才。三是加强继续教育培训，及时对劳动者进行知识更新、补充和拓展，改进劳动者的技能，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实现劳动者就业与知识技能结构的动态匹配。

2.大力引进服务业高端人才。一是探索灵活多样的引才方式，制定服务业发展人才需求规划，打造多层次的引才工程，从增量上扩大服务业高端人才规模。二是完善引才政策，围绕我国服务业结构调整的实际情况，打破制度障碍，完善职称评定、薪酬制度、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体系，促进服务业各领域尤其是新兴服务行业的人才自由流动，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三是搭建服务业高素质人才创新发展平台，改善人才发展环境，激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建立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的人才交流通道，增强高端人才集聚度和配套供给服务能力，构筑我国服务业结构优化的人才高地。

（四）提高现代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当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快，无法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抵消时，就会出现“鲍莫尔成本病”。因此，关键在于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1967年“鲍莫尔成本病”被提出时，其假设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但服务业发展至今，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已不再是劳动生产率偏低的产业。从理论上来说，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部门，则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并不会导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研究表明，现代服务业依靠高智力、高技术、低消耗等优势，其劳动生产率总体上高于制造业。为此，应努力提高现代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这既能破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难题，又能增强服务业的竞争优势。

具体来说，首先，细化各部门的分工合作。顺应社会分工细化的趋势，促进现代服务部门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提升现代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推动现代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也促进服务业功能升级和结构升级。其次，加大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先进的技术，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层次和质量[15]。特别是，我国要推进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丰富开放内涵，扩大金融保险、教育医疗、研发咨询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度，逐步提高现代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最后，降低现代服务业制度性交易壁垒。服务业发展面临较多制度壁垒，对于现代服务业企业而言，制度约束是难以主动化解的。因此，为激发企业的生产动力、提升存量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我国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简政、减税、减费，更加注重市场化，营造服务业公平规范的发展环境。

结语

近年来，我国正大力推进服务业结构调整，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努力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但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这必然会对服务业转型升级产生影响。从理论机制上来看，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可以通过成本推动、收入—消费拉动、人力资本、效率工资等途径优化服务业结构。但是，从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存在一些困境。当前，服务业创新能力不足、服务业供给结构性失衡、人力资本水平与服务业需求不匹配、高劳动力成本与低生产率矛盾突出仍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服务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制约因素。要解决服务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需不断培育服务业结构优化的新动力，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要破解服务业供给结构性失衡的难题，应进一步调整服务业供给结构，提升服务业供给能级和水平，努力满足消费者需求。面對资本水平与服务业需求不匹配的现状，服务业要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对服务业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填补服务业人才缺口。对于高劳动力成本与低生产率的矛盾，解决的关键在于提高现代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并带动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张建华，程文.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社会科学，2019（3）：39-61+205.

[2]冯永琦，张蓦严.中国劳动力成本问题研究综述[J].人口学刊，2018（4）：103-112.

[3]蒋同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应对举措[J].宏观经济研究，2019（12）：148-159.

[4]刘东皇，王志华，葛莹玉.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升级[J].当代经济管理，2017（2）：1-5.

[5]原小能，唐成伟.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133-143.

[6]席建成，孙早.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推动了产业升级——基于中国工业断点回归设计的经验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5）：39-53.

[7]李伟，贺灿飞.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J].地理科学，2017（9）：1289-1299.

[8]肖尧，杨校美.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结构调整的统计检验[J].统计研究，2016（11）：49-55.

[9]蔡昉.中国奇迹探源——兼论中国智慧的逻辑[N].经济日报，2019-01-15（05）.

[10]金三林，朱贤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成因及趋势[J].经济纵横，2013（2）：37-42.

[11]彭说龙，许少卓.中国服务业出口贸易结构与趋势解析——基于全球价值链和世界投入产出表的考察[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9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