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宗

摘要：相对于由技术专家、工程师主导产品研发①的模式，由处于科技创新链源头高地的一流科学家来主导产品研发，对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荣衰，而且也将决定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成败。结合现当代科技创新与新产品研发案例可以看出，科学家投身并主导产品研发的方式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或为产品研发指明战略方向，或提供技术原理和具体的设计方案，或直接参与产品的研制开发。当前，科学家主导产品研发也是中国创新迈向高端的必由之路。要破解重大原创性成果稀少、影响世界产业结构与布局的重大新产品匮乏等发展瓶颈问题，必须下大气力培养造就集科学家、技术专家、企业家于一身的复合型科学家，形成兼容并包的科学文化氛围。

关键词：基础科学;产品研发模式;高端制造业;产学研复合型科学家;原始创新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0）06-0106-09

当前，中国能否在信息技术革命的高级阶段——人工智能革命中脱颖而出，将直接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为此中国必须使产品创新迈向高端。2020年3月23日，科技部正式印发《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方案》指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定位于实现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促进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方案》计划，到2025年布局建设若干国家技术创新中心。[1]这一《方案》的颁布正当其时，适应了中国基础研究成果快速发展并牢牢占据世界第二的科技发展现状，同时也回应了大量基础研究成果亟待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现实需求。可以期待，这一《方案》的实施，将对我国科技创新突破原始创新这一薄弱环节产生重大影响，极大推动我国基础科学成果向技术层面及产业领域的快速转化，大大加速我国形成强大均衡的科学、技术、工程、产品一体化自主创新链的进程，为实现“中国梦”注入更坚实的基础。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瞄准基础研究成果到创新产品这一层次，是科技转化的最高、最难层次，同时也是当前制约我国制造业“由大向强”发展最为薄弱的层次。鉴于我国传统科技布局中基础科学研究与企业产品开发的脱节，科学家的产品开发意识与企业家的基础科学成果应用意识均较为薄弱。本文结合现当代科技创新与新产品研发案例，史论结合地阐明科学家在颠覆性重大产品研发中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就如何推动中国制造迈向高端阐述一管之见，以呼应我国建设最高层次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重大决策。

一、超越经验的理论先导性创新

概而言之，人类的产品开发分为两种途径，一是经验现象启发式路径，二是有科学理论指引的“经验理论”反馈式路径，这两条产品开发路径将永远相辅相承地延续下去。

由工匠和工程师主导的经验现象启发式产品开发，自人类文明滥觞起始，沿袭数千年来长盛不衰。即便是当代，经验性的产品开发仍层出不穷，效果显著。譬如，“1948年，乔治·德梅斯特拉尔在瑞士乡间散步时，看到他裤子上粘了一些带刺的种子，他发现这些刺的弯钩牢牢地抓在织物的纹理上，于是受到启发，发明了尼龙搭扣。”[2]医疗上偶然性经验启发的一个例子是伟哥，“这种药最初是开发用来治疗心脏病的。后来发现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坚决拒绝交还那些尚未服用的药片，即使这些药物对他们的心脏问题没有显著的作用，于是研究人员开始怀疑这种药物可能有积极的副作用。”[2]

由科学家主导的产品开发路径，虽然自人类创立第一个严密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牛顿力学以后才逐渐彰显。但是，近代以来，三次工业革命和关键技术发明，一次比一次更多地依赖于科学理论的指导。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发明高效蒸汽机的瓦特，虽是工匠出身，却得到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朋友布莱克倾力帮助。布莱克发现了蒸汽机的潜热现象，启发瓦特发现了利用蒸汽潜热是提高机器工作效率的关键。在这一热学理论的指引下，瓦特作出了历史性的发明：气缸与冷凝器相分离的新式蒸汽机，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动力基础。[3]124-125第二次电力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发明和产品开发，也是1831年法拉第电磁感应现象发现之后，主要由一些具有电磁理论修养的科学家兼技术专家完成的。对电机发明做出主要贡献的西门子与怀尔德都是当时站在电磁学理论前沿的科学家，他们分别向德国柏林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呈送过电机研究的论文，并在理论的指导下各自发明了电机。[3]126-127发明交流电的特斯拉与最早获得电话发明专利的贝尔也都是电磁理论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及信息技术革命关键硬件和软件的发明家，更是20世纪中叶世界顶尖的科学大师。发明晶体管的巴丁是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因此而荣获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出电子计算机原理的图灵、冯·诺依曼等均是数学奇才;预示信息技术革命未来发展方向、并击败世界围棋冠军的“阿尔法狗”（AlphaGo），其研发者哈萨比斯是团队的灵魂，也是高水平的人工智能科学家。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及当代人工智能新技术与新产品的研发，都雄辩地说明，作为时代标志或发展方向的重大技术发明及产品，有赖于科学家的独特敏感性和理论指导。

由科学家主导的产品开发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荣衰。如原子弹的研制过程，先是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质能方程E=mc2，也即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原理。再是1938年哈恩发现用中子轰击铀核而放出巨大能量的裂变实验，形成原子弹研制的技术原理，德国一直是推动原子能技术产品化的中心国家。然而，在二次世界大战围绕原子弹研制的激烈竞赛中，美国设立曼哈顿工程项目，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制造出原子弹这一创新产品，实现对德国原子弹研制工程的反超，其原因固然有戰争的紧迫需求和美国政府、军方的全力支持，但爱因斯坦、玻尔、费米、奥本海默、费曼、魏格纳等大批顶尖科学家亲自投身产品研发，领衔集体攻关，无疑是实现成功逆转更为关键的因素。再如杂交水稻的创新开发。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水稻研制的中心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而在中国湖南安江农校任教的袁隆平，从20世纪60年代初怀疑水稻无杂交优势的经典理论并提出水稻杂交优势原理，到70年代初就发明杂交水稻栽培技术，仅用了短短10年左右的时间。这是因为袁隆平在形成水稻杂交优势理论后，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消极等待条件成熟后依靠农艺师来开发新产品，而是立即亲自参与杂交水稻培育技术的研发，从而为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上22%的人口创造了条件，也为成功提升世界粮食安全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科学家主导的产品开发路径，也将决定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成败。现代科学技术已发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一体化的庞大体系，科技人才也从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到技师一应俱全。经济、军事、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各种科技人才协同攻关方能成功。解决问题的程序转变为经验与理论的反复循环和反馈，但是科学理论先行的路径，即从科学原理和技术原理到工程设计，再到工艺制造的创新路径，日益成为创新的主旋律。当前，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全球疫情，研制新冠肺炎疫苗成为各国政府殚精竭虑、急欲攻克的难题。而疫苗开发的难点并不在于制备手段、研发资金及设备等方面，而是在于认知新冠病毒和疾病的复杂性、解析人类免疫系统对于新冠病毒的反应方式及其机制等方面。因此可以预见，科学家主导产品开发的方式也将成为研制新冠肺炎疫苗的必由之路，决定了疫苗的研制速度和成功与否。

二、科学家主导产品开发的基本途径

科学家是如何具体参与产品开发的呢？事实上，从科学原理经技术原理到技术设计，再经工程工艺开发到有先导性效能的新产品，是一个极其复杂漫长的研发过程。只有极少数新产品可由科学家个人独立完成。如300多年前牛顿制造出第一架原理非凡而硬件简单的反射望远镜;20世纪下半叶中国著名数学家冯康以一人之力，独创两大领先于世界的软件产品：有限元算法与哈密尔顿辛几何算法。这样的个人产品创新奇迹还会继续，但总体说来，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在产品开发项目中的某个环节中发挥主导作用。

（一）指明战略方向

一部分身处象牙之塔的基础科学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外在世界的热切关注，加上居于科学、技术、工程体系源头的高处，便如王安石登上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有可能预见中下游新的技术原理与技术设计，甚至预测功能更为强大的新产品。与此同时，他们“居高声自远”，有名望的基础科学家提出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建议，容易得到国家或企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并适时转化为研发项目。

二战期间，流亡到美国的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敏感地意识到德国法西斯可能会运用核裂变原理制造原子弹，于是起草了旨在敦促美国总统罗斯福重视和研究的信，由爱因斯坦签名后送到罗斯福手中，指出“在大量的铀中建立起原子核的链式反应会成为可能，由此会产生大量的能量和大量像镭一样的新元素……这种新现象也可用来制造炸弹，并且能够设想（尽管还很不确定）由此可以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来。……鉴于这种情况，您也许会认为，让政府与那批来美国从事链式反应工作的物理学家经常进行接触是可取的”。[4]西拉德等人的信件为推动“曼哈顿工程”上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咨询建议。

中国科学家也多次提出战略性建议，推动政府实施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重大项目。1956年，钱学森、钱伟长等人在制定第一个科学规划时，就向国家提出先研发导弹后研发飞机的战略性建议，为中国集中有限资源发展导弹火箭和卫星研发指明方向。1983年3月，中国著名科学家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鉴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纷纷提出高技术发展计划，敏锐地意识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可能来临，联名上书邓小平，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邓小平高度重视四位科学家的建议，于3月5日作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5]“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表明，曾经参与中国军事高技术研究的优秀科学家的眼光，不仅局限于军事，而且投向了未来影响综合国力的新兴高技术，为中国科技从跟踪走向创新提供了战略性建议。西拉德、爱因斯坦与钱学森、王大珩等科学家的战略咨询建议，虽然不等于高技术新产品的具体研发，却为层出不穷的高技术产品的涌现指明方向，称之为主导高技术产品研发的一个重要环节，应无疑义。

（二）提供技术原理或设计方案

较之战略咨询，科学家在高技术新产品研发的长链中更深入一步的工作，是提供具体的技术原理或设计方案。技术原理和设计方案是高技术新产品研发的理论前提，一般情形下，这样的理论构思不可能由纯粹的技术专家或工程师来完成，而是由相关的科学家或身兼科学家的技术专家提出。回顾20世纪的科技发展史，深刻影响当代社会的核能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原创性新产品，皆由科学家出手提出技术原理及设计方案。

20世纪30年代，核物理的实验研究在欧洲非常活跃，处于发现核裂变现象的前夕，而裂变原理的确立将是后来一切核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费米、约里奥居里夫妇等物理学大师都曾做过用中子轰击铀元素的实验，实验结果纷繁复杂，他们囿于铀核俘获中子而产生超铀元素的猜想，或对铀核分裂现象视而不见，或对铀核分裂持怀疑态度。1938年底，德国实验物理学家哈恩做了同类的实验，也对中子轰击铀核产生的“散片”疑惑不解，并在论文中仍然坚持旧说，认为铀核不是被中子分裂，而是俘获中子成为超铀元素，“我们对‘超铀元素的信念仍保留如前”。[6]P234然而，哈恩的运气是将自己的实验结果如实写信告诉了另一位物理学家梅特纳，梅特纳又让兼通实验与理论的年轻物理学家弗里施看了此信，弗里施联想到玻尔的液滴核模型理论，提出铀核因振动拉长时如被中子击中，很可能分成两半，与此同时，原子核释放出巨大能量。这一猜想使梅特纳深受启发，二人各自计算出释放的能量，都是200MeV，于是合作撰写论文发表于1939年的《自然》杂志。在这篇论文中他们借用生物学中细胞分裂的概念，提出解释核分裂现象的“裂变”理论，[6]P234-236释放原子核能的技术原理由此确立。正是实验物理学家与理论物理学家的密切合作，揭示了大自然的一个重大奥秘，开启了人类利用核能的新时代，核技术的路径一旦确定，核能新产品的开发也就指日可待。

20世纪另一项伟大的高技术新产品——电子计算机，其技术原理与设计方案也要归功于科学家。英国天才数学家图灵是20世纪最优秀的数理逻辑学家之一，并且是能跨越最抽象的数学研究与最实际的应用研究，以及民间与军用不同领域的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提出可计算原理与破译二战时期德军密电码两大成就使图灵名垂青史。图灵1931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受到冯·诺伊曼以抽象的数学方式研究物理学的启发：“他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薛定锷和海森伯的量子论，然后通过很抽象的数学方式，来证明它们是等价的。冯·诺伊曼的工作，是基于理论的逻辑自洽性，而不是实验结果。……这是一个漂亮的例子，表明了纯数学的拓展如何在物理学上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7]才华横溢的年轻数学家图灵，并没有追随数学物理研究的潮流，而是通过对大自然最朴素自然现象的思考与最抽象数理逻辑的结合找到了奇妙的思路。1936年5月28日，年仅24岁的图灵向伦敦数学协会提交了一篇独到的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率先提出了机器计算的可行性原理，也即可计算原理。图灵的论文是人类科技史上具有头等光辉的丰碑，它不仅解决了数理逻辑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赋予“可计算性”这一概念以严密的数学定义，而且证明了制造通用数字计算机的可行性。图灵成为集基础科学家与技术原理設计师于一身的复合型科学大师，是人类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先驱。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存储程序这一重要概念是冯·诺伊曼和“ENIAC”小组最先提出来的。但据冯诺意曼的一位同事富兰克尔后来回忆：“冯·诺伊曼从来没有说过‘存储程序型计算机的概念是他最先提出来的，而且不止一次说过，图灵是现代计算机设计思想的创始人。”[8]今天，人们已公认，对现代计算机原理与设计作出原创性贡献的不是冯诺意曼而是图灵。基于此，人们将图灵设想的计算机器称为“图灵机”，将当代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最高奖命名为“图灵奖”，可谓实至名归。耐人寻味的是，与公认费米为曼哈顿工程第一功臣、于敏为中国氢弹第一功臣一样，数学家图灵享有现代计算机创新第一功臣的荣誉，而不是具体研制计算机的工程技术专家。这又一次揭示当代科学、技术、工程、产品的一体化特征，同时也反映了在获得当代复杂庞大的重大工程研发成果时，人们习惯于将最高的敬意和荣誉给予开创研发之源的科学家。

（三）研发新产品

就类别而言，新产品可以有巨大的跨度，不仅有硬件与软件之分，还有象牙之塔的样品与中试产品、市场化产品之别。与此相应，参与产品研发的科学家们开发出来的新产品也纷繁复杂。

2010年10月5日，全世界把目光投向了因发明神奇新材料石墨烯分享201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盖姆和诺沃肖洛夫。而这次授奖与多年来的诺奖授奖颇为不同：第一，两位获奖者是师生关系，学生诺沃肖洛夫年仅36岁，不仅是近年最年轻的获奖者，而且在整个诺贝尔奖史上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第二，从2004年发明石墨烯到2010年获奖，仅隔6年时间，也为近年诺贝尔授奖所未有;第三，发明的方法犹如“山寨”方法：用通常的透明胶带层层粘揭石墨晶体，使之最终成为二维碳薄膜。这种新材料却有出人意料的性能：有史以来最坚固的材料，是拉伸强度最好的晶体。后来三星公司编制的石墨烯产品开发路线图上，竟列出了对应其50个特殊性能的新产品。[9]关于二维结构的碳材料，没有人从理论上预言其有特殊的性能，甚至也从未有人设想如何制造这种一克材料就可以覆盖几个足球场面积的超薄材料。这样远离现实需求与人类视野的东西不可能由技师、工程师甚至技术专家发明出来，而只能由象牙之塔中有奇思妙想的科学家制造出来。事实上，石墨烯的发明源于盖姆研究石墨电学性质的纯粹科学兴趣。在科学、技术、工程、产品一体化的背景下，科技创新的吊诡之处在于，高精尖的新产品，只能出于兼具理论素养与技术能力的科学家之手，而难以由仅仅掌握技能的技术人才发明出来。盖姆与诺沃肖洛夫虽然只是发明了石墨烯的样品，但这一神奇的材料对未来科技及生产生活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与发明石墨烯这种基础新材料不同，有的新产品研发结果是一套能直接投入应用的设备，如王选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20世纪70年代，当王选接触汉字信息处理研究时，中国的汉字印刷还停留在第一代照相排版的落后阶段，而欧美发达国家的印刷技术已流行第二代光机照排、第三代阴极射线照排，并发展出第四代激光照排技术。王选清楚地意识到中外的巨大差距，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优势：既懂硬件又懂软件，懂数学与英语。他决定越过第二代、第三代印刷技术，直接研发第四代汉字激光照排技术。英文的激光照排技术虽然已在1976年研发成功，但英文字母少，结构简单，而汉字常用字就有五、六千个，印刷用的汉字还分宋体、黑体、仿宋、楷体等十余种，还有十多种大小不同的字号。经过研究，王选得出结论：“研制汉字照排系统，首先要解决汉字信息的存储问题，模拟存储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采用数字存储的技术途径。……汉字字形信息量大的问题成为主要难关。”[10]王选作为数学家拥有的知识背景，对攻克这一难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很快想到了用轮廓加参数的数学方法来压缩汉字信息。1975年9月，王选独创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技术和字形高速还原技术，迈出了研发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关键的一步。随后王选又通过学习研究研发出激光照排控制装置——栅格图像处理器。1981年7月，在来自多个单位的70余名人员的协助下，经过整整6年奋斗，由王选主导研发的“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原理性样机”通过鉴定，成功申请了我国第一个欧洲专利。后来王选又当选为北大方正企业的总裁，成为集科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于一身的杰出人才。

三、時代召唤复合型科学家

在科学史上，科学家参与产品研发的途径和环节呈现出巨大的多样性，有些科学家提供前瞻性的咨询建议，有些科学家参与理论探索或技术设计，仅有极少数具备复合素质的科学家，可以全方位地参与并主导产品研发。其中，科学家的能力素质成为决定其参与方式的关键因素。现代高技术密集的产品开发项目，往往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制造要迈向世界一流，最稀缺的也是集原创性科技成果及其转化于一身，甚至集科学家、技术专家、企业家于一身的复合型科学家。这类高端创新人才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稀缺资源，在人类发展长河中也永远会是稀缺资源。但是，对一个要超越强国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在人才数量和质量上占据优势，否则永远难于摆脱跟踪模仿的格局。鉴于培养和造就复合型科学家已经成为时代的召唤，笔者尝试厘清其应当具备的能力素质和精神品格，从而为高效引进与培养复合型科学家，实行深层次科教改革、人才体制改革和文化环境重塑提供参考依据。

（一）爱国主义的精神动力

1918年，爱因斯坦在出席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的六十岁生日庆祝会上发表演讲，提出科学探索存在“智力上的快感”“纯粹功利的目的”以及追求“宁静和安定”的三种动机。[11]然而，无论是爱因斯坦赞赏或反对的探索动机，无不具有以个人为中心的局限性。究其原因，在“小科学”时代，科学家的职业环境和工作氛围，容易自发形成“献身科学”的气质精神，由此驱动的自由探索，有时可能指向产品研发领域，有时则停留在理论和实验探索层面，因而科学家在产品研发中发挥的作用是不确定和难以预知的。有鉴于此，要引导高水平基础科学家持续地、矢志不渝地投身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产品研发和瓶颈技术攻关，就需要通过教育、实践和环境的综合作用，在精神层面激发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实现“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与“献身科学”的探索精神的有机统一，使科学家具备强烈的国家需求意识和产品应用意识，这是实现复合型科学家大量涌现的理性战略选择，也是推动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二）面向产品的前瞻视野

在科学、技术、工程、产品的漫长流程中，发现或掌握科学原理的科学家，有可能看不清下游产品的潜影，也可能不关心潜在产品的开发。但是人类科技史上，不乏有牛顿、费米、西门子、王淦昌、于敏、袁隆平和王选等科学家，站在科技长河源头高地，在看到下游远方可能的崭新产品雏形后，直接投身于新产品的开发，独立地或在各方力量支持下，成功研发出前所未有的新产品，甚至是颠覆性的新产品，成为身兼科学家、技术专家，乃至身兼工程师与企业家的复合型科学家。上述中外一流科学家之所以能实现向复合型科学家的跃升，一个共性特征就是具有面向产品的前瞻视野：一方面，他们具有令人惊叹的敏锐感和洞察力，能够洞若观火地把握科学进展与产品开发的潜在联系，勾勒出理论成果走向应用推广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的前沿充满着探索性和不可预见性，科学家面向产品的前瞻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构想层面，而是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能够拨开科技成果转化的重重迷雾，洞见产品创新的明晰路径。

（三）顶天立地的创新能力

科学理论体系即便发展得再完善，仍无法就产品创新的实际问题给出具体解答。对居于产品创新链源头的科学家而言，仅仅具备面向产品的敏锐感，尚不足以主导面向整个科技转化链条的产品创新。近年来，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成绩可观，中国科学家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新型中微子振荡模式、干细胞、高温铁基超导等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量子通信研究已领先世界。然而，中国制造的重大原创性成果依然稀少，缺乏占据世界产业链条顶端、具备垄断定价权的产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度抽象的科学理论体系与纷繁复杂的产品研发问题之间并没有简易的逻辑通道。主导产品创新的复合型科学家必须具备“顶天立地”的创新能力，既善于运用抽象程度最高的基础科学理论与方法，又善于研究解决相对具体的工程技术問题，能够在科学发展的理论前沿和项目工程的现实需求之间搭建桥梁，独立提出产品研发的整体技术方案，同时，针对项目运行过程中随时出现的瓶颈问题，能够娴熟地运用科学原理，简单、快速、高效地解决难题。

（四）原创至上的创新品味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100多年的奋斗，已卓有成效，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追赶和超越强者总是愈到后来愈艰难。在跟踪模仿阶段，中国科技进步的加速度可以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如西方的原子弹研发，从发现科学原理（1905年）到提出技术原理（1938年）再到制出原子弹（1945年），花费整整40年，而且有欧美大批顶尖科学家、技术专家合作以及美国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持。中国在人才、经济均不占优势的条件下，跟踪模仿的时间大大缩短。以1950年中国科学家杨承宗带回约里奥建议中国发展核武器讯息算起，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仅隔14年。若从1957年任命李觉担任二机部九局局长算起，则仅用7年时间。而随着中国科技、经济、军事、社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中国产品开发需要独立探索、独立创新的东西愈来愈多，研发的难度愈来愈大。如量子通信、量子计算机、光刻机、高端芯片、第六代战斗机等重要前沿产品的竞争性研发，正在极大地考验中国科学家的原创品味、原创能力与坚韧不拔的意志。要实现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的战略转变，就必须摆脱“追尾巴”“照镜子”的跟踪模仿路径，优先选拔富有原创精神和原创能力的科学家委以重任，防止核心关键技术被战略对手锁定，将产业发展的“命门”掌握在自己手中。

最后，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科技创新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中国高端产品创新的不足，主要表现为高水平复合型科学家的缺乏，其能力素质上的短板固然需要重视，但不可忽视科学文化氛围的作用影响。为使复合型科学家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并使高端新产品研发成为中国创新的主旋律，中国需要形成包容性的科学文化氛围：既要表彰财源滚滚的市场化科技公司，也要表彰并不赚钱的探索型研究团队;既要尊重道技并行的袁隆平式科学家，也要尊重智商超群的图灵式怪才;既要欣赏基础与应用兼通的华罗庚式科学家，也要欣赏象牙之塔的陈景润式科学家;既要提倡任务导向的邓稼先式科学家，也要提倡兴趣至上的杨振宁式科学家;既要支持军民两栖的王淦昌式科学家，也要支持辟地自守的陆家羲式的科学家;既要重视跟踪国际主流的钱学森式科学家，也要重视独辟蹊径的屠呦呦式科学家。总而言之，在法治前提下实现最大限度的文化包容，是中国科学家人才辈出和大量吸引国际杰出人才必备的科学文化品格。新的科学文化形成之时，即是中国高端创新人才和高端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之日，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基石奠定之日。

参考文献：

[1]科技部印发《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的通知[EB/OL].（2020-03-26）[2020-07-15]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26/content_5495685.htm.

[2] [美]西蒙·辛格.大爆炸简史[M].王文浩，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7：342-343.

[3][英]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技术史（第4卷）[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0.

[4][美]沃尔斯·艾萨克森. 爱因斯坦传[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418.

[5]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国科技发展60年[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科学出版社，2009：173.

[6]郭奕玲. 近代物理发展中的著名实验[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7][英]安德鲁·霍奇斯·艾伦. 图灵传[M]. 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2：85.

[8]陈原云，王行刚. 计算机发展简史[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37.

[9]方陵生. 神奇材料石墨烯[J]. 世界科学，2010（11）：11.

[10]从中笑. 王选的世界[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94-95.

[1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许良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100-101.

责任编辑：王赞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