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海波

[摘  要]青年恩格斯在不来梅、柏林和曼彻斯特的生活和学习经历使他得出私有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结论。恩格斯进而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通篇详尽阐释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并在该文中运用生产力尺度批判国民经济学，从而创造性地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三方面理论资源联系起来，并对它们进行批判性加工与整合，为唯物史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也是他和马克思合作建构唯物史观的准备性著述。

[关键词]恩格斯;唯物史观;《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私有制;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B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8-4479（2020）06-0005-07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合作之前撰写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公开发表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恩格斯独立研究所达到的水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称之为德国人所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1]（p220）}，他还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称赞其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2]（p33）。除此之外，同时代的卢格、黑贝尔、瓦尔德克等人也给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以极高的赞誉¹。当代著名马克思学专家卡弗认为，《大纲》“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冲击”^[3]（p36），“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文章所做的摘要以若干压缩的短语预示了他终生工作的方向”^[3]（p39）。可见，《大纲》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人们多谈及：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学转向”是受到恩格斯的“指引”和“启示”，可以说，在经济学研究路径及其引申的哲学问题域中，马克思并未影响恩格斯，恩格斯却先影响到马克思，这种影响已经被普遍认可。然而，恩格斯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契机是什么？恩格斯是如何走出这“另一条道路”的？恩格斯的亲身经历对于其思想的形成有何作用？恩格斯阅读以往文献的范围和深度对其思想的形成有何影响？恩格斯表述了哪些有创见的思想？这些思想如何在德国理论界兴起波澜？恩格斯达到了何种理论高度？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只有将恩格斯的著作当做恩格斯的著作来阅读，才能厘清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形成的独特理论贡献。

一

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中刊载了恩格斯1833年12月至1842年10月的著作，主要是恩格斯在不来梅学习经商期间和在柏林服兵役期间的著作。由于《集权和自由》《柏林杂记》等五篇文章目前尚不能确定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故此新版并未收录。在目前所掌握的文献中，除了中学时期的几篇文学习作以外，恩格斯在不来梅时期的著述明确表明他信奉作为文学政治运动的“青年德意志”，这一运动的特点是反对文学界拘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并主张文学必须联系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问题。恩格斯在不来梅的业余时间都用来阅读文艺作品和政治著作，他一方面学习“青年德意志”的历史研究方法，并据此研究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思想;另一方面，恩格斯也和“青年德意志”一道同历史学派论战。恩格斯以文学形式来发表他对当时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如游记、小品、随笔和诗歌等。另外，恩格斯出道以来的所有文章都受到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并具有民主主义的特点，即站在人民、穷人、被压迫者、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徒工立场上。在《伍珀河谷来信》中，恩格斯敏锐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巴门的社会关系，他在这篇轰动巴门和爱北斐特的文章中写道，“下层等级，特别是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究其原因，是工厂主“把工厂搞得这样乌七八糟”^[4]（p44）。

1839年4月，恩格斯了解了施特劳斯宗教批判的观点，因而从宗教的疑惑中醒觉，此后，他就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虔诚主义的评价和批判上，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恩格斯发表在《知识界晨报》上的一些文章中。1839年10月，恩格斯在给格雷培的信中说，“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5]（p224）}，于是他逐渐接近了青年黑格尔派，他转而信奉无神论而且基本赞同他们的哲学和政治观点。《现代文学生活》这组文章能够证明，恩格斯在1840年春意识到“青年德意志”的局限性，并反思了自己与“青年德意志”的思想关系，同年底，恩格斯已经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看待德国的前途和命运。

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旁听了柏林大学哲学课，尤其是谢林、马尔海内克、维尔德等人的课程，还在宗教史教授贝纳里的课堂上参与讨论。不久，恩格斯就加入了反对谢林的行列，撰写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教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等作品。其中，《谢林和启示》在卢格主持出版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刊物《德国年鉴》上获得好评，卢格甚至误以为恩格斯是“博士”。藉此，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建立了密切联系，经常参加“自由人”小组的活动。从1842年春天起，恩格斯积极参与反对德国制度的政治斗争，他同“青年德意志”彻底决裂，脱离了“自由人”组织，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并通过一些报刊和著作密切注视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1842年10月，恩格斯在科隆拜访了赫斯，给赫斯留下了“勤奋的共产主义者”^[6]（p30）的印象。

从不来梅到柏林，从文学到哲学再到现实政治，恩格斯始终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关怀。1842年11月以后的两年里，恩格斯居住在英国，这段时间对于恩格斯后来社会、政治和哲学观点的形成，特别是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意义重大。实际上，恩格斯在迁居英国的曼彻斯特以前就开始从事研究工作，即熟悉英国状况，这一点在恩格斯给卢格的信中以及恩格斯自己的文章中都看得出来^{[1]（pp301-302）}，恩格斯在《〈刑法报〉的停刊》一文中首次分析英国的情况。但是，恩格斯“对英国的情况潜心研究一段时间”依据的是哪些资料目前还不能精确的确定。《伦敦来信》证明，恩格斯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拥护实现这种利益的政治活动。恩格斯反复思考的是：“在英国发生革命是可能的？或者说，简直很有可能？这是一个决定英国未来命运的问题”^{[1]（p407）}。由于恩格斯处于“反谷物法”运动的中心，他很快就会发现并理解，现实社会中阶级冲突的基础不是思辨的精神原则，而是物质的和经济的根源。于是，恩格斯在1842年12月为《莱茵报》写的文章就已经开始阐述英国社会各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物质冲突。这已经同他从前所持的见解大不相同了。恩格斯也不像《伍珀河谷来信》中那样，把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看成是资本家管理工厂的“不合理方式”造成的，而是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性。恩格斯指出，“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1]（p412）}。

另外，恩格斯在1843年初与宪章派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取得了私人联系，恩格斯与“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等也有许多亲密接触，恩格斯回忆说，“1843年我在伦敦认识了他们三人，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男子汉在我自己还刚刚想要成为一个男子汉的时候所留给我的令人敬佩的印象”^{[7]（p192）}。恩格斯认为，号称“第一个德国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的魏特林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基督教学说是不科学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

在英国的生活和思考，恩格斯逐渐将研究的焦点放在私有制问题上，写作《伦敦来信》时，私有制并未成为恩格斯独立研究的课题，1843年秋，恩格斯开始正面遭遇私有制，他了解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主张，即私有制是社会灾难的主要原因。恩格斯在深入工人生活期间发现，曼彻斯特的许多工人在私有制问题上会同意社会主义者的看法。可见，此时的恩格斯必然要试图从理论上清理私有制，而对私有制的研究必须通过英国的国民经济学来把握，这个研究过程就是恩格斯独立逼近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过程。

二

恩格斯阅读文献的范围和深度也是把握与评价其思想的重要方面和环节。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青年恩格斯经济学研究的读书笔记是《阿·艾利生〈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一书的摘录》，德文原文刊行在MEGA2第Ⅳ部门第2卷中。但是，这个摘录的现存部分并不完整，恩格斯本人也没有标明摘录的时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首次提到艾利生的这部著作，他称艾利生是“最有才智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还转述了艾利生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因此1843年底恩格斯就已经读过艾利生的书，可能同时写了摘要。引起恩格斯兴趣的应该是艾利生这部著作中有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实际材料，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赤贫的原因及其解决措施。恩格斯在摘录中写道：“第二章论述大城市的穷人，这一章非常重要，在利用时应尽可能再一次参照它”^[8]（p9）。虽然恩格斯到英国以后才开始积极地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成就，但这门学科对恩格斯来说并不陌生。在柏林时，恩格斯通过冯·亨宁了解到亚当·斯密及其继承者的理论成果，还了解了哈斯基森于1824年至1827年担任英国政府大臣期间将斯密的原理作为改革实践的基础，这个情况保留在恩格斯的《一个旁听生的日记》中^{[4]（pp427-428）}。通过《伦敦来信》，我们知道恩格斯在1843年5月考察了“教授和实践政治家是怎么对待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同时了解了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荒谬结论”。恩格斯在《大纲》中直接利用到的著作范围就很广泛，比如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汤普森的《真正的地租理论，驳李嘉图先生等》、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等等。实际上，自从恩格斯踏上不列颠国土之后，他在之前写作的一些论文中直接或间接提出的、而又未能及时弄清楚的许多问题都需要从国民经济学中找寻答案，因此，这对于恩格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早在不来梅时期，恩格斯就通过白尔尼了解到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在离开柏林之前，恩格斯研读了赫斯发表在《莱茵报》上的一篇充满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即《共产主义原则的政体》。1843年，恩格斯阅读《法郎吉》《伦敦法郎吉》和《独立评论》等傅立叶派和圣西门派的刊物，熟习了傅立叶关于生产者协作的思想。他在曼彻斯特第一次同欧文派社会主义者接触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很熟悉他们的思想了。通过恩格斯的《伦敦来信》，我们知道他阅读了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开始细致思考社会问题，并将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方面。《伦敦来信》反映了恩格斯批判地吸收和创造性地把握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恩格斯不仅研究法国的社会主义，还钻研了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魏特林创办的杂志《年轻一代》“虽然只是写给工人看的，文章也是由工人写的，但从一开始就胜过法国社会主义者办的大部分刊物，甚至胜过卡贝老爹办的《人民报》”^{[1]（p487）}，在《大纲》中，恩格斯直接利用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如，布雷的《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汤普森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瓦茨的《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卡莱尔的《宪章运动》、威德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尤尔的《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他还指出要“部分地参看傅立叶的著作”^{[1]（p462）}，即《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与《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但是，传统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缺点是对历史、国民经济学和实践的无知，而国民经济学又把私有制看作是天然合理的、无需反思的前提，它無法回答和澄清私有制的起源问题。在当时，能够有机联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国民经济学这两大领域的理论成果并提供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就是德国的哲学。

通过人的理论、人的观念、自我意识等理解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是青年黑格尔派共有的特征，恩格斯也曾一度受其影响，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证明。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把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称作“逻辑结构”，抽象概念严格说来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可以说，《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文从理论上鼓舞了恩格斯，恩格斯在《大纲》以及以后的著作中还让人们去参考它。恩格斯吸取了费尔巴哈的观点，即哲学的开端必然是有限、特定和现实的东西。

恩格斯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是国民经济学，它突破了青年黑格尔派在理论上的主导方向，走进了当时德国研究十分薄弱的全新研究领域。而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和一些共产主义者对这个领域要么是一片混乱，要么对此一无所知。

三

恩格斯在《大纲》中通篇详尽阐释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反之，国民经济学却是无反思地以私有制为前提，正如恩格斯所说，“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1]（p446）}。不容否认的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与重商主义相比，无疑是必要的进步，它突破了财富就是金银的狭隘视野，确立了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但是，“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1]（p443）}。在恩格斯看来，新的国民经济学不能正确评判重商主义，它也同样是伪善的和不道德的，而且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国民经济学仅仅是“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因此，恩格斯把焦点放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揭露以自由贸易体系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中的固有矛盾，并从矛盾的两方面作出结论。

恩格斯在《大纲》中着力批判的经济学范畴包括：商业、价值、地租、资本和劳动、竞争、垄断，并据此揭露出私有制造成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般对立。商业是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商业活动是经商者收入的直接源泉，每个人要尽量设法贱买贵卖，因此，买卖双方总是以绝对对立的利益相对抗。商业所产生的后果：一方面是互不信任，另一方面是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恩格斯指出，“商业形成的第一个范畴是价值”，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1]（p451）}。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交换。如果生产费用相等，效用就是价值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物品的效用由谁来决定呢？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交换双方而只以物品固有的效用为依据的规定呢？物品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规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规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是私有制条件下的对立。同理，如果废除私有制，地租也就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为地租而与土地分离的土地价值，就回到土地本身。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的，资本可以被看作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资料，于是，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短暂分开。国民经济学家坚持这两者的分裂，只在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这个理解中承认两者的统一。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劳动本身的分裂。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动，但却在国民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如果撇开私有制，那么所有这些反常的分裂就不会存在。竞争和垄断是对立面，竞争的矛盾与私有制本身所蕴含的矛盾如出一辙，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任何垄断都无法排除竞争，如小生产和大生产之间，各个商品生产者之间，各买主之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立，等等。另外，恩格斯也简短地提到机器、分工、工厂制度等。

贯穿于国民经济学各个范畴的核心观点是“消灭私有制”，这也是《大纲》的精华所在。恩格斯第一次论证了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必然结果。我发现，恩格斯在《大纲》中运用的正是“生产力尺度”，从而十分逼近唯物史观的核心，即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

具体而言，这一尺度的运用明显体现在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上。英国被马尔萨斯宣布为人口过剩，但根据艾利生在其《人口原理及其与人类幸福的关系》一书中所作的计算，只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就能够在十年之内使自己的粮食产量达到足以供养六倍于现有人口的水平。在恩格斯看来，“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1]（p463）}。他一方面充分肯定艾利生因诉诸土地的生产力而动摇了马尔萨斯的理论;恩格斯另一方面还强调，艾利生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因而他未能驳倒马尔萨斯据以得出他的原理的事实。那么什么是艾利生未能驳倒的马尔萨斯“据以得出他的原理的事实”呢？恩格斯指出，“竞争关系的真谛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1]（p462）}。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还包括傅立叶派）主张，应从全社会角度考虑，现有的生产资料能够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要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确定，但是，为了正确地判断这种关系，就要判断从合理的社会状态下能期待的生产力提高的程度。恩格斯对科学充满信心，因为仅仅一门化学，仅仅汉弗莱·戴维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两人，就使十九世纪的农业获得长足进步，可见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与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因此，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在恩格斯看来，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强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英国这样人口过剩的国家的情况，极其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推动我们不断前进的、绝对必要的中转站。我们由于他的理论，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学，才注意到土地和人類的生产力，而且我们在战胜了这种经济学上的绝望以后，就保证永远不惧怕人口过剩”^{[1]（p468）}。

这一尺度集中表现了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超越。在国民经济学领域，马尔萨斯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看成是不变的、永恒的社会发展规律，从而掩盖了私有制这一真正的原因。在生产力尺度下，恩格斯指出，“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那么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危机的倾向了”^{[1]（p461）}。这样就突破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的狭隘视域，就像康德在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一样，恩格斯第一次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从而突破了对私有制的形而上学理解。

生产力的发展是源于人的和属人的，是随着人类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普遍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1]（p449）}。

这是一个生产的规律，国民经济学家用供求理论来证明“生产永远不会过多”，而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回答，恩格斯把这种危机比喻为彗星定期再现，在当时的英国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最终，生产力的发展“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而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1]（p461）}。

四

恩格斯的《大纲》达到什么水平呢？对唯物史观的形成有哪些独特贡献呢？

一方面，恩格斯在《大纲》中的思想证明，他已经开始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三方面理论资源联系起来，并对它们进行批判性加工与整合。恩格斯在黑格尔的神秘表述中发现了合理内核，即黑格尔关于劳动的历史决定作用的思想，而国民经济学只是把劳动看作是财富的源泉，对私有制无能为力，以傅立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指出私有制的弊端并提出了自由劳动理论，却又回避了经济学，甚至否定国民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意义。对三者的有机整合是创造性的，是建立在应用新的辩证法的基础上的，即劳动引发的经济事实对于解释和说明历史具有优先性，由此，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英国期间合乎逻辑地转向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如恩格斯本人回忆的那样，“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1]（p196）}。

另一方面，恩格斯《大纲》中的思想证明，他已经开始创造性地变革以往的重要概念和范畴。比如，恩格斯在《大纲》中共8次使用了生产力概念（Produktionskraft），先于马克思。这个术语是斯密和李嘉图在国民经济学领域的常用术语，生产力（productive  power）是表征生产数量的概念。在《大纲》中，恩格斯已经从主体的角度来理解和使用这个术语。并将未来社会发展的基础定位在生产力上。再比如，恩格斯所使用的竞争概念中也具有深邃的内涵，具体说来，由于私有制处于支配地位，所以整个社会关系变得畸形了，不仅工人之间没有合作的关系，而且大小私有者之间也是彼此对立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用国民经济学的术语表达就是“竞争”，他与“生产关系”仅有一步之遥。这样，关于唯物史观中最为基础性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哲学原理，已经在《大纲》中初具雏形。在我看来，《大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这篇文献的价值绝不仅限于经济学，它对于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建构还具有特殊的意义。

恩格斯的《大纲》亦非无懈可击。1871年，李卜克内西提议重印《大纲》时，恩格斯却认为它已经过时，而且是用黑格尔的风格写的，“仅仅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9]（p209）}，不宜重新刊印。1884年，帕普利茨又提议将其译为俄文，恩格斯也没有同意，他说，“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会比带来的好处多”^{[10]（p172）}。

青年恩格斯多次引证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但是没有区分二者的观点。恩格斯用费尔巴哈的论证来反驳谢林哲学的非理性思辨和宗教神秘主义的特征，却对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唯物主义前提保持沉默，恩格斯并未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甚至不理解这种唯物主义对历史观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恩格斯当时也没能看出费尔巴哈与黑格尔之间的原则区别，甚至认为费尔巴哈是黑格尔的“继承人”，“因此，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是对黑格尔创立的关于宗教的思辨学说的必要补充”^{[4]（p391）}。这样，恩格斯就不可避免地保存着费尔巴哈抽象人道主义的影响。另外，限于所掌握的资料，此时的恩格斯未能充分领会劳动價值论的实质，他当时的认识水平不足以洞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规定的矛盾。恩格斯对价值所下的定义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1]（p451）}，某种程度上，恩格斯还没有完全摆脱萨伊和麦克库洛赫庸俗经济学的影响。恩格斯的地租定义也是如此。

《大纲》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1843年底或1844年初，作为《德法年鉴》编辑的马克思就阅读了恩格斯的《大纲》，1844年初，两人就《大纲》的刊出问题开始通信。1844年，在巴黎期间，在写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笔记本Ⅰ”以后，马克思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摘录了恩格斯的《大纲》。当马克思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家时，他仍然十分看重恩格斯的《大纲》，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四次引用恩格斯的论述来证明自己经济理论最重要的某些方面的结论。如果不精心研究恩格斯的《大纲》就不可能完全理解恩格斯对唯物史观所作出的贡献。1844年8月底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巴黎会面以后就开始了长达40年的合作。然而，两位伟人思想碰撞的过程和结果如何呢？这就引申出另外一个难解的学术课题，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尤其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分担问题。而这个问题，本文已经无力论及了。

[注释]

1  卢格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认为，恩格斯的文章“对封建的德国来说是滔天洪水”;黑贝尔称赞这篇文章“揭露世界上各种交易的基础即令人难以置信的不道德”;瓦尔德克认为，“同去年的恩格斯相对照，他完成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7页。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二版） ： 第3卷[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二卷[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5.

[3] 特雷尔·卡弗. 马克思与恩格斯 ： 学术思想关系[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二版） ： 第2卷[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二版） ： 第47卷[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4.

[6] 转引自列·伊利切夫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84.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四卷[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Z]. 1984，（1） ： 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33卷[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3.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36卷[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4.

责任编辑：钱亚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