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艳艳, 陈万会, 刘 宾

(聊城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语言互通是基础。目前,国内关于“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现状的梳理,以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统计为主。历年的科研基金项目往往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一学科或领域的研究状况。以“一带一路”语言研究为主题的立项始于2015年,基于2015—2019年科研项目,对“一带一路”语言研究进行定量分析,从宏观上了解5年来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研究的整体状况,把握热点领域和前沿趋势,可为今后的研究选题提供参考。

一、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搜集面向“一带一路”语言科研立项课题78项,课题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的2015—2019年立项资助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数据(包括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二是教育部发布的2015—2019年立项资助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数据(包括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三是2015—2019年国家语委科研项目立项数据(包括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委托项目和“一带一路”语言文字研究专项)。这三项资助在语言学界都是高级别的研究支持基金,从基金资助的视角关注“一带一路”语言研究,可以从宏观层面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方法为定量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运用Excel对收集的78个项目数据进行汇总和统计分析,利用词频分析工具Bibexcel对资助项目的题目进行词频分析,提取高频关键词,进行关键词分析。结合对立项项目名称的人工梳理,聚类分析项目的研究主题。通过这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揭示2015—2019年“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的状况。

二、 结果分析

1. 立项课题的整体现状

立项课题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某一领域的发展状况。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作为我国社会科学最高级别的资助项目,具有前瞻性和权威性,代表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2015—2019年,共有29项“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相关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如表1。其中,重大项目3个,重点项目2个,一般项目19个,青年项目2个,西部项目3个。

表1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一带一路”语言研究年度立项情况

总体来看,国家社科课题“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立项数量成曲折上升态势。2014年并无相关课题,自2015年开始有所发展,2017年立项数量出现回落,随后又呈平稳增长态势。然而,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一带一路”相关研究课题总体数量相比,“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立项数量并不多,如图1,5年来占比分别为7.7%、7.0%、3.0%、6.0%和7.1%。

2015—2019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立项的“一带一路”沿线语言研究相关课题较少,5年来仅立项8项。

2015—2016年并无相关

课题立项,2017年规划项目3个, 2018年青年项目3个,2019年青年项目2个。这个数量远低于国家社科基金相关课题立项数量。与之相比,5年来国家语委科研课题立项中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研究项目比较多,共41项,如表2。国家语委科研课题专项基金支持我国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从2015年开始,国家语委立足现实,从战略高度规划“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服务工作,专门设立“一带一路”语言文字专项课题研究,这是其立项数量多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年度趋势相似,2017年国家语委科研课题数量同样降幅较大。

表2 国家语委科研课题“一带一路”语言研究年度立项总数及占比

综合三大基金的年度立项总数,可以看到总体仍呈曲折上升态势,如图2。与“一带一路”相关研究立项总数相比,占比并不高,这一点在“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的相关期刊论文数量上也有所体现。刘旭对2014—2018年中国知网收录的“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进行统计,语言相关研究仅占5.5%[1]。可见,语言研究在“一带一路”建设研究的关注度仍需提升。

图2 三大基金“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立项趋势

2. 资助项目的地域和机构分布情况

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研究立项分布在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如表3。27所大学获得立项资助,其中,获得2项以上资助项目的高校共2所,分别是东南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

表3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带一路”语言研究地域分布

综合三项科研基金研究课题,78项“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立项课题的研究机构所属地区分布于全国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如图3。北京的研究课题最多,共11项。其后,依次为上海7项、新疆7项、广东6项、江苏5项。涉及64个项目依托单位62所高校、1个政府部门(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1家公司(中译语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获得3项立项,8所高校获得2项立项,51所高校获1个立项。这说明与其他很多领域的研究一样,“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的主体是高校的教学和研究人员,其他组织和人员极少参与。

图3 科研基金资助课题“一带一路”语言研究地区分布

综合统计数据,可以看到获得“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立项课题的机构空间分布范围较广,并且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的开展和该地区的教育科研水平相关,如北京和上海是公认的有实力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较多的地区,两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北京26所高校入选北京市“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项目[2]。上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发挥“桥头堡”作用,该市立项数量较多的华东师范大学在智库建设、科研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都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二是各省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和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立项课题的数量。如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所在的高等学校机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立项数量排名第2。根据《“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8)》[3],广东省连续三年蝉联“一带一路”参与度指数榜首,其“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立项也较多,排名第4。此外,结合立项内容分析,各科研机构开展的研究能充分发挥地域特点和学校优势。如内蒙古师范大学充分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黑龙江大学发挥黑龙江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优势,积极研究蒙俄的语言政策、语言翻译等问题。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大学积极打造面向中亚的教育核心区,探索在中亚地区的汉语传播现状,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等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外语类高校特别侧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人才培养、沿线语言资源建设等课题研究。

3. 立项涉及的研究区域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范围很广,以空间视角统计分析这些课题涉及的研究区域,78项立项中43项涉及区域研究,从空间尺度上可分为国内7项和国外36项。立项涉及的国内区域主要分布在新疆、云南、西藏、福建四地,主要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区域内语言规划问题;立项涉及国外区域的空间尺度较多,其中,“沿线(国家)”一词成为立项热点词,相关课题11项,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60余个,空间尺度过大。对其余25项课题涉及的国外区域进行统计分析,如表4。东南亚的语言问题最受学者关注,其次为中亚地区。区域研究表明课题在涉及的国家上也多有侧重,如西亚地区主要研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语言政策; 中东欧地区主要针对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国家进行研究。 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研究课题在区域研究方面具有不平衡性。 突出表现在对东南亚、中亚地区和国家的语言问题关注多, 对东亚、南亚、南欧、中东欧等地区和国家的语言问题关注少。 迄今,还有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问题未有立项,如北非等地区。 太平洋岛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南线的延伸, 对该区域的语言研究也未关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语言情况复杂, 有针对性地做好区域和国家的语言调查和语言政策研究, 突出重点, 才能更好地制定服务“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

表4 “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立项课题涉及的国际区域统计

4. “一带一路”语言研究课题热点与评价

通过对78项立项课题的题目进行词频分析,剔除连词、方位词、介词等,统计出词频>3的34个高频关键词,如图4。借助微词云生成词云图,如图5,可以更加直观地呈现立项课题的研究情况。

图4 “一带一路”语言研究课题高频关键词统计及排序

图5 “一带一路”语言研究课题关键词词云图

这些高频词可以分为三类:①反映课题研究的主题内容,如“语言政策”“规划”“战略” “翻译”“汉语传播”“资源”“语言生态”“数据库”等,显示了立项课题的研究热点;②提示课题研究的背景或地域,如“一带一路”“国家”“背景”“沿线”“中国”“面向”“中亚”“新疆”“东南亚”等;③主要揭示了课题的研究性质或方法,如“建设”“建构”“调查”“路径”“对比”等。

结合高频关键词,对立项课题题目进行人工判读,梳理出每项课题的研究主题并进行整合,见表5。这些研究主题并不完全独立,许多主题间互有联系,有的课题会同时涉及两个研究主题。综观三大基金项目的研究主题,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无疑是第一热点,共有23个课题获得资

表5 基金项目研究主题立项数量统计

助,其中3项课题探讨我国“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语言战略规划问题,其他课题多探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问题。

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和工具。文明冲突通常由文化误读导致,而文化误读通常由语言隔阂引起。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如何更好地运用语言这把“钥匙”打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人们的心灵,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不可逾越的问题。这就需要科研机构做好语言状况调查,充分了解国内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生态和语言政策,提供研究数据,为国家相关部门进行语言政策的顶层设计提供依据。第二大热点是语言文化传播,共有15个相关课题获得资助。其中4项课题是某一地区或国家的汉语传播情况的个案研究,2项课题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孔子学院的发展问题,2项课题涉及新形势下具体的汉语教学模式和传播方式方法的创新,3项课题研究语言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传播问题,1项课题研究方言(闽南方言)的海外传播。汉语国际传播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体现[4],“一带一路”建设为汉语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推动汉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实现语言互联互通,提升汉语的地位和影响力无疑是值得关注的课题。当然,“‘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文化传播绝非单向度地传播,而是双向地合作与交流。因此,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与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对接、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等是应该予以重点考虑的问题。”[5]当前,国际中文教育仍任重道远,我们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汉语言文化传播情况进行充分调研,建设好汉语传播动态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做好汉语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积极探索新时代汉语言文化传播新路径。构建从宏观到微观的汉语国际传播新格局,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汉语国际教育,也是面向“一带一路”语言规划中语言声誉规划的重要内容[6]。第三大热点是语言产业与语言服务。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一带一路”建设规划的实施,语言产业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成为亟待思考的课题。当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迅速加快,而企业“走出去”离不开语言服务,语言服务在中国企业和文化“走出去”进程中所起到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作用愈发凸显。语言服务能力提升成为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举措[7]。11项相关立项课题中,3项是对我国语言服务现状的调查研究,5项涉及语言翻译,2项是从接受者的角度关注语言消费和语言需求。根据张威的研究,在加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背景下,以翻译为核心的语言服务业蓬勃发展,翻译已经成为面向“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服务的最重要内容之一[8]。面向“一带一路”的翻译研究,不仅需要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翻译实践成果的应用。当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小语种人才短缺,语言与专业结合不足,整体上市场化程度较低已成为语言服务的突出问题。此外,语言服务涉及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与信息科学、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等领域关系密切。新时代语言翻译服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会涉及跨语言大数据、多语言技术、多语网站本地化、国际商务语言服务、涉外法律语言服务、国际传播语言服务、国际组织语言服务、跨语言咨询服务、国际文化贸易、语言标准国际化、多国语言培训、多语言项目管理等各方面内容[9]。语言产业和服务研究的实践性议题非常丰富,放宽视野,加强语言产业和语言服务其他领域的研究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第四大热点是对外话语研究,共8项课题获得立项资助。2016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强总体谋划和统筹协调,坚持陆海统筹、内外统筹、政企统筹,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推进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舆论支持、文化条件。”[10]提升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国际的话语能力,已经成为我国语言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仅是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新闻与传播学的热门话题。“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话语战略规划的目标之一就是提升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国际的话语能力”[11]42,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国际话语权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的时期(以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为例,西方媒体炮制出“中国阴谋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负责论”等诸多不实言论),我们亟需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提升自身话题设置能力,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除上述研究热点外,立项也涉及语言生活、语言资源、外语教育、具体语言描写调查、语言安全等诸多问题,不过立项数量相对较少。总体看来,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研究主题还有非常大的拓展空间。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建设推向前台,在今年两会上,已有代表呼吁将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建设纳入国家应急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12]。“一带一路”建设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加强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应急体系与能力建设应该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新课题。除上述热点主题外,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资源保护和开发、语言生活、语言认同、语言安全、外语人才培养等都是需要进一步持续关注的问题。事实上,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服务“一带一路”的语言研究各个主题间相互联系,如“一带一路”沿线语言政策的制定离不开对语言资源、语言生活的调查;国际话语权的提升离不开国家高层次人才的对外话语能力建设;语言教育服务与语言文化传播关系密切,等等。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服务离不开语言专业人才,需要做好语言资源的配置,语言服务和语言人才培养也需要长期的战略规划。此外,立项课题反映出的热点和期刊论文选题的热点具有一定差异性。何明霞,吴长青对期刊论文统计后发现,语言人才培养、外语能力是“一带一路”语言文化研究的热点[13]。这些问题在立项课题中很少涉及,原因可能是获得立项的课题数量少,且更注重从宏观视角关注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研究,而“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的主体——高校教师和研究者——往往更容易从教学实际出发,关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研究等更为具体的问题。

三、 结 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推进,语言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11]435年来,服务“一带一路”的语言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远不能满足需要。“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众多,语言文化差异很大,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研究涉及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人口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公共政策等诸多领域,未来仍需要众多研究者打破学科壁垒,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加强区域和国别研究,均衡研究主题。此外,很多研究主题,如语言服务也需要高校与企业通力合作,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研究成果落到实处。正如董晓波指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语言规划应该涉及不同的主体层次[6]。只有国家、社会、学术机构、研究者多主体联动,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深化每一领域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才能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