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文, 夏 杰

(安徽财经大学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应该看到,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扩大投资与出口驱动来实现的,以依靠劳动力、土地、环境的低成本和吸引外国低端制造业为前提条件的。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了投入和产出效率低下、低端产能过剩、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加剧、消费升级受阻等诸多问题。为应对劳动力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中低端制造业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承载力下降的严峻形势,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1]。目前,我国各地区都在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原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推进“三大变革”,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由于各区域发展基础、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等存在差异,导致“三大变革”的实施水平及影响效应也不均衡。本文将对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质量变革水平及效应进行分析,揭示其空间变化特征,以期为各地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关于质量变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国内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刘世锦[2]认为,质量变革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应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推动企业和产品的优胜劣汰,并把绿色发展作为提高质量的重要内容。陈川[3]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讨了质量变革的途径,并从深化政府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企业家精神和优化劳动力素质等方面进行分析说明。张鹏[4]认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必须通过优化经济调控手段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通过重视人力资本和工匠精神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任保平等[5]分析了质量变革的3个维度:在宏观维度上,应通过发展理念、发展目标与发展路径三大变革来促进宏观质量变革;在中观维度上,主要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来实现质量变革;在微观维度上,主要通过高质量的企业发展、高质量的产品与高质量的服务来实现质量变革。史丹等[6]从全面提升企业、产业和宏观经济等多层面、各领域的质量素质探讨了推动质量变革的途径。郭春丽等[7]认为,推动质量变革必须要求投入和产出同步,应该着力培育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和人文含量。

经梳理发现,现有研究文献主要运用定性分析法从理论上说明质量变革的基本内涵、实现路径,以及质量变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很少有研究成果从定量角度测度质量变革的区域实现水平、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影响程度。本文采用现代综合评价方法和计量经济模型对后者进行探讨,以期为各地区政府部门制定或调整相关政策,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质量变革水平测度

1. 测评指标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标准在于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具体表现为:保持适度经济增长水平、实现充分劳动就业、促进社会进步、保护生态环境和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本文选取地区GDP增长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登记失业率、养老保险参保率、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每万人拥有博物馆数、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数、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数、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森林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指标反映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质量变革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可以分微观的企业层面和宏观层面进行实施。从企业层面看,质量变革就是要依靠技术创新手段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本文选用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支出、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R&D项目数、新产品开发项目数、新产品销售收入等指标予以反映;从宏观层面看,质量变革就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四新”产业发展,本文选用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旅游业收入、技术市场成交额、社会零售业总额等指标予以反映。

2. 测评方法

上述单项指标只是从不同侧面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或质量变革状况,要从整体上衡量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或质量变革水平,必须采用一定方法将其进行综合并合理设置权重,本文选用熵值法进行综合。熵值法是根据各单项指标提供信息量的大小来确定其权重的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基本步骤为:

(2) 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ej:

(3) 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j:

式中,dj=1-ej。

(4) 计算第i个样本的综合得分si:

sj值越大,说明第i个样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或质量变革水平越高。

3. 测评结果

考虑到指标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作为评价对象,样本期为2008—2018年,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等,经过作者手工计算整理而得。在评价之前需对测评指标体系中的有关逆项指标数据作正向化处理。利用熵值法得到的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质量变革水平综合得分分别如表1、表2所示。

表1显示,在时间维度上,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各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譬如,北京、辽宁、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分别由2008年的0.311、 0.176、0.143上升到2018年的0.758、0.293、0.186。在空间维度上,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比较显著,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等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靠前,而云南、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得分排名靠后;从区域看,东部沿海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

表1 2008—2018年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表2 2008—2018年30省企业、宏观质量变革得分均值、最小值、最大值情况

考虑到篇幅的限制,表2仅列出了2008—2018年30个省中企业、宏观两个层面质量变革得分的均值及最大、最小值的省份。计算结果表明:无论是企业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各省质量变革水平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地区间质量变革水平的非均衡性也比较显著。在企业层面上,质量变革得分按高低排序,前两名是广东和江苏,后两名是海南和青海;在宏观层面上,质量变革得分前两名是北京和上海,后3名是海南、贵州和新疆。

二、 实证分析

1. 空间自相关分析

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是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前提。空间自相关性通常采用Moran’sI加以判别。全局自相关Moran’sI为

局部自相关Moran’sI为

全局自相关Moran’sI主要用于判别截面个体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Moran’sI取值一般介于-1～1之间,大于0表示存在空间正自相关,小于0表示存在空间负自相关,等于0表明无空间自相关性。局部自相关Moran’sI主要用于截面个体的空间集聚特征,通常将其分为高-高(H-H)、低-高(L-H)、低-低(L-L)、高-低(H-L)4种聚集模式。

前述分析表明,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现根据各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采用全局自相关与局部自相关分析进一步揭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根据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本步骤,利用Stata软件计算得到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Moran’sI,发现各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Moran’sI维持在0.086～0.400之间。这表明各省之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空间正相关性及集聚分布特征,即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得分高的省与其相邻的省综合得分也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低的省与其相邻的省综合得分也低。同时,样本省在研究期内的Moran’sI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表明地区间的经济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不稳定的状态。

表3列示了2008年和2018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集聚模式的变化。从中可以发现,上海、浙江、江苏、山东一直处于H-H象限;安徽省从低-高象限转化为高-高象限,这与安徽省8市自2016年被纳入长三角地区有关,强化了与浙江、上海、江苏3个经济发达省份的联系,整个长三角地区呈现出鲜明的集聚模式;北京和广东一直处于高-低象限,说明2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临近省区相比处于领先地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周边欠发达地区应积极从这两个地区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等中西部内陆地区一直处于低-低象限,说明经济质量发展水平不高,与周边省的经济联系没有很好地提升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海南、江西2省一直处于低-高象限。综合而言,高-高与低-低类型的省居多,高经济质量发展水平的省多被高经济质量水平的省包围,与低经济质量发展水平的省相邻的省也多处于低发展水平,处于H-H象限的省有所增加,处于H-L、L-H象限的省有所减少。这种分布特征进一步证明了前文分析的东部沿海省的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经济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结论。

表3 2008年和2018年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集聚模式

2. 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空间计量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式中,W代表空间权重矩阵,ρ、λ表示空间回归系数,β为对应的待估参数,WXδ为空间权重矩阵中相邻自变量对y的作用。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有空间自回归模型(ρ≠0,λ=0,δ=0时,SAR)、空间误差模型(λ≠0,ρ=0,δ=0时,SEM)和空间杜宾模型(ρ≠0,δ≠0,λ=0时,SDM)3种具体形式。对于特定样本,可利用LM检验法计算的不同统计量,选用适当的具体空间计量模型的形式。

现以2008—2018年30个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y)、企业质量变革得分(x1)和宏观质量得分(x2)作为解释变量,选取各省出口额(x3)、固定资本投资额(x4)作为控制变量,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以测度分析质量变革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效应。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采取双对数模型,利用Stata软件计算,并比较不同的拉格朗日因子检验统计量,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建立空间误差模型最为适当。进一步进行Hausman检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宜选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表4给出了时间固定、个体固定、时间个体双固定下的空间误差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表4 空间误差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由表4可知,空间误差模型的个体固定模型参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拟合效果最好。因此,最终选用空间误差模型的个体固定模型分析质量变革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效应。模型估计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质量变革影响效应拟合结果

表5显示,从区域企业层面质量变革看,在10%显著性水平下,企业层面质量变革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且回归系数值偏小,企业层面质量变革水平的1%,仅使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0.014 5%。这主要是由于整体上企业层面质量变革水平还比较低,并且还存在较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加大企业层面质量变革力度,将是今后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表5还可以看出,区域宏观层面的质量变革,回归系数可以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意味着宏观层面质量变革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宏观层面质量变革水平变动1%可以促使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0.195 4%,在4个解释变量中,其影响程度最大,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于控制变量而言:出口贸易总额指标系数为正且影响显著,意味着出口贸易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不是很高,弹性仅为0.077 0%,各地区应积极拓宽外部市场,通过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固定资产投资额系数为正,并且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影响弹性在4个影响因素中位居第二,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适度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为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支撑,但要注意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三、 结论与建议

1. 基本结论

本文建立了测评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变革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

(1) 从纵向看,无论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还是企业层面、宏观层面的质量变革,我国各区域均呈现不断提高的良性变动趋势。

(2) 从横向看,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企业层面和宏观层面的质量变革均表现为显著的非均衡性,江苏、广东、浙江、北京等东部沿海省表现较优,云南、宁夏、青海等西部省份排名靠后。

(3) 从空间相关性分析来看,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较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且主要表现为高-高、低-低空间集聚特征。同时,随着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入贯彻,处于高-高象限的省不断增加。

(4) 从质量变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影响效应看,企业层面质量变革影响不显著,意味企业层面质量变革将是今后推进全面质量变革的重点领域;宏观层面质量变革影响较显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 相关建议

(1) 努力缩小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实现中西部省跨越式发展。甘肃、贵州、广西、云南、宁夏、青海等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自身的优势资源没有完全发挥,应加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实现绿色创新驱动、耗能低的发展模式,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对于北京、浙江、江苏等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应与周围欠发达地区建立合作机制,强化本区域优势资源的扩散效应,形成地区之间产业转型升级的良性互动,提升周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2) 强化企业质量变革。坚持企业的科技创新和质量提升的主体地位,加大企业科技创新力度,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以高品质获取高效益;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的企业质量管理方法,提升企业全方位质量控制水平;弘扬工匠精神,提高企业全员质量意识和质量素养,加强品牌建设,推动企业提高市场核心竞争力;树立质量标杆,加大对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在融资、税收、项目投资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强化企业进行质量变革的内在动力。

(3) 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各区域应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依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着力实施“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加快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改造,使之向集群集聚和中高端水平方向发展。同时,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和服务氛围,大力培育和努力壮大“四新经济”规模,促进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以产业结构优化实现宏观经济质量效益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