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文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戏剧理论家布罗凯特(Oscar G.Brockett)认为，西方现代戏剧的诞生与社会学的创立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写道：“在(戏剧的)所有这些改变观念的影响中重要的是孔德……他认为社会学是科学的最高形式，所有知识最终都应该被用于促进社会进步。”(1)Oscar G. Brockett, The Theatre: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4,p.332.19世纪中后期，“大众”(mass)作为新出现的研究客体，一方面成为社会学所关注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西方现代戏剧的描绘对象。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最早表现出对“大众”的质疑。在这个戏的结尾，小镇居民通过不记名投票，(除一个醉汉外)一致认定揭发浴场污染真相的斯多克芒医生为“人民公敌”。易卜生借男主角的口写道：“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2)易卜生：《人民公敌》，《易卜生文集》，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00页。在西方现代戏剧中，易卜生这种对“大众”的批评并不是偶然的，在他之后，众多剧作家表达了与此类似的主题。而易卜生所处的时代同时正是“群众心理学”创立的时代。“群众心理学”把“大众”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大众”的特性，质疑“大众”的正当性。由于“大众”概念与民主观念紧密相连，涉及西方现代文明的根基，因此，从戏剧学视域进入，考察西方现代剧作家如何呈现“大众”，如何判定“大众”的价值，能够为我们更深地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构成提供一个切入口。

一、作为“乌合之众”的大众

从文化史看，在19世纪前，戏剧作为众多艺术门类中的一种，并不是以表现“大众”为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