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新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建福州，350108）

近四百年来，福州印学与文人印的主流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福州远离文化中心的地理位置，给福州印人带来的影响至少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本土文化的传统得以沿袭；二是与中原、江南文化互动缺乏有时效的交流。当福州印人对赵孟頫、吾丘衍、文彭、何震尚处于想象，还停滞于对《三十五印举》具体篆刻技巧的揣摩以及对秦篆汉文的摹仿之时，福州有幸迎来周亮工、许容这样具有远见卓识与具体印风的优秀传承人，这些篆刻大家的专业素养、视野、文化包容力为福州印人开拓了由识篆、善篆进而深入到笔意的表现和以刀代笔、刀笔浑融的高妙之境。

1840年鸦片战争后，作为第一批开埠通商口岸的福州，城市近现代化的进程随西方工业文明的传入日益加速，城市文化也随之活跃。同治年间，福州印人受到赵之谦、魏稼孙等人引入浙、皖形式语言系统的影响，加之赵之谦“印外求印”“守拙胜巧”的理论也因针砭时弊而日趋流行，福州成为接纳浙皖风流遗韵之地。但福州光洁流畅的工艺大众审美也让篆刻家及受众选择相应的师法，以陈子奋为例，他生活于吴昌硕领军的时代，雄浑沉厚也自然成为陈子奋的艺术潜质，只不过他还是参入邓石如、吴让之的妩媚，让作品进入雅俗中庸之道。20世纪80年代初，艺术家个体意识增强，个人创造力成为篆刻创作摆脱简单模仿的内在源头。以石开为例，其夸张变形的入古出新方式不仅为篆刻图式拓宽了视域，也成为福州印人在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下自由创作的典范，这正吻合福州自开埠通商以来所形成的兼收、包容的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