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云，范译文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革命与现实的需要，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模表彰运动，它涉及了当时边区政府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和不同人群，自上而下、规模空前、时间跨度大、影响范围广。这其中，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模表彰大会的召开，尤其具有坐标意义和开端作用，作为顶层政治动员模式和表彰仪式的探索与设计，它创设的基本内核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和资源借鉴，尤其在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层面，其历史意义重大。目前，有关此次劳模表彰大会，学界基本没有专题研究。现有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集中于延安劳模表彰运动宏观或微观考察，这些成果中对劳模表彰大会有所涉及者，也仅是约略简述，未能深入探究。(1)例如，陈舜卿：《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刘艳萍，杨延虎：《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及其启示》，《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王明生，董颖鑫：《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政治分析》，《学海》，2010年第5期；孙云：《延安时期劳模表彰运动的实际功效——以吴满有形象的建构及影响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2期。故此，专门考察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模表彰大会的召开及其历史意义，成为必要。

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模表彰大会的筹备及召开

长征之后落脚陕北的中共中央，面临的是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且人口相对较少的西北荒凉之地，不啻于此，与国民党之间的争斗离合也从未间断过，处于夹缝中求生存，生存和革命的双重压力一直紧箍其首。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结和继承原有的革命动员经验并不断创新动员方式方法，日益显得紧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革命竞赛和正反两种典型的宣传与动员机制，苏联劳模表彰运动的兴起和大规模开展，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旌表制度及其文化的深入人心，这些都成为党在延安面临空前压力，探索动员新路径，以期解决现实难题，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开展大规模表彰的重要资源和思想储备。

1943年2月9日，边区政府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调查历年来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英雄予以奖励的命令》，要求各地区专员、各县市长调查历年来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英雄，并予以奖励。命令要求“给奖时应召集附近之居民开群众大会举行，并将受奖者的姓名、略历及受奖诸条件，在全县利用各种会议上或民众组织中作宣传，以扩大其影响。”[1]4月3日，边区政府再次发布奖励劳动英雄的命令，下达至各地区和县市。[2]7月18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会第十一次、政府委员会第五次联席会议做出决定，计划于当年12月1日召开劳动英雄、模范生产者大会及生产展览大会。会议结合过去召开劳动英雄大会与生产展览会的经验，以及全边区一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巨大进步，议定召开全区全面性的一次大会。会议同时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大会的讨论事项、召集办法、生产展览会的内容、展览办法以及两个大会的会期与注意事项等。此次会议在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的召集办法中，明确规定了参会人数的名额为450人以及其具体分配比例。此外，还详细地规定了机关人员和群众在分配名额中所占的比例以及选举办法等。[3]10月7日，边区政府再次公布了参加全区第一次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工作者大会代表的选举办法。共有14项内容，现摘要说明：办法规定，在召开大会之前，各分区以自己为单位，首先举行分区大会，会期定为3至5天；劳动英雄从农村、工厂、合作社、部队、机关和学校内直接从事农业、工业、妇纺、运输、打盐、合作等生产事业的生产者中选出；模范生产工作者从工厂、合作社、部队、机关和学校内直接管理生产的干部中选出；出席全边区大会的代表，由分区大会选出，代表名额为150名至200名；劳动英雄应具备的条件有三：“甲、从事农业、工业、运输、打盐及纺织等生产之一而积极生产，成绩特出；乙、推动他人生产，并获有成绩；丙、恪守法令政策，拥护政府和军队，热爱边区。”模范生产工作者则必须是直接领导或管理生产事业的干部，要求具备的条件为：“甲、对领导管理生产负责，又有办法，因而获有优良成绩；乙、积极参加生产、学习，并有创造；丙、恪守法令政策，并能反对违法舞弊行为。”“凡移难民多的区域，应注意选举移难民中之劳动英雄。转变最好的二流子，亦得被选为劳动英雄。”[4]10月14日，该办法正式被《解放日报》登载。[5]紧接着，边区建设厅再次发出详细指示，要求劳动英雄的人数应占总额半数以上。[6]

为响应和遵循边区政府上述一系列法令，各地纷纷召开奖励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工作者大会，同时召开生产展览会。根据《解放日报》11月9日的报道，陇东举行了三大盛会，即生产展览会、劳动英雄会与骡马大会，奖励劳动英雄，展示生产成绩，促进物资流通。而生产展览会办得很成功，参观者人流如潮，展出品种类繁多。如农展室的陈列品有“二丈高的麻，七尺高的糜子，廿六斤重的南瓜，五斤重的葡萄，三斤重的洋芋”等等；工展室的展品有“毛呢子布，大花毡毯”等；“到底是劳动英雄美得很”的标语冲击着参观者的视角，参观者的赞叹之语也将这种心理流露得淋漓尽致。譬如，“张耀辉氏写到：‘我看了展览品和生产的标语，真是感动了我，从此以后，我定向生产方面努力，也争取当个劳动英雄，因为这是无上光荣的。’”[7]11月21日的新闻称，绥德分区的生产展览会闭幕，劳动英雄向毛泽东致电以示敬意。电文中写道：“亲爱的毛主席，你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你是咱们劳动人民的救星，你使咱们这些过去被人看不起的下苦人，现在翻了身，成为光荣的劳动英雄，咱们实在高兴。咱们心向着你，响应你的一切号召。”[8]

1943年11月26日，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与此同时又召开了历时三个月的边区生产展览会。这次大会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是“中国劳动人民空前荣典”的大会，规模宏大，热闹非凡。参加开幕大会的就有三万多人，来自不同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和乡村。中午12时半，全体参会人员，身着崭新冬装，精神饱满，步伐整齐地步入会场。会场由当时民国的国旗及红、蓝、白三色旗环绕装扮。主席台前排列着吴满有、申长林、黄立德、李位、冯云鹏、张振财、刘玉厚、赵占魁、郭凤英、张芝兰、贺保元等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工作者的肖像。下午1时，即将被表彰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首先在边区政府办公厅广场上，欢愉地看完延安大学宣传队演出的“向劳动英雄看齐”“赶骡马大会”“兄妹开荒”等秧歌后，在毛泽东、朱德等人巨幅画像的引导下，并在乐队的伴送下，向会场进发。沿途锣鼓喧天、掌声雷动，一个个戴着大红花的表彰对象被迎接进入会场。大会由曹立如宣布开始，最先通过了名誉主席团和主席团名单，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首先发言，他说：像这样盛大的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和生产展览会，在全边区全中国都是空前的。边区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在党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下获得的。紧接着发言的还有朱德、邓小平、贺龙、续范亭等，整个讲话一直延至晚上，在通过了其他评判组织名单后，大会在雄壮的口号声中结束。[9]

出席此次大会的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共有185人，是全边区500多位英雄模范们的代表。在12月16日的闭幕会上，由建设厅高自立副厅长宣布获奖名单。荣获最高奖——特等奖励的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有25位，其中就有吴满有、申长林、赵占魁等，其次为甲等奖励，最后为乙等奖励，各有若干名。名单宣布以后，开始颁奖，在乐队吹奏下，被表彰的英雄模范们一一前往主席台领奖，林伯渠、李鼎铭与获奖者亲切握手。吴满有作为代表致答词，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随后在全场热烈的口号声中散会。值得说明的是，在延安当时的生态环境里，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除了革命精神的鼓舞外，物质的刺激也很重要。因此，对于这些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们给予了很高的奖励。荣获模范村的，如白塬村、郝家桥村、吴家枣园等各奖耕牛一头；获得特等奖励的每人奖金为3万元；甲等的每人为2万元；乙等的每人为1万元。其他出席代表大会的英雄模范们，均由大会分赠边区工厂所制的毛巾、丝手巾、袜子、肥皂、火柴、籽种等，同时，还颁给他们由毛泽东、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亲笔题写的奖状。所有分区、模范县、机关模范单位、生产模范部队获得团体奖者，均奖给奖旗一面，其余则按等级领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同时还通过了《劳动英雄公约》，具体内容为：“发展自己经济，帮助别人生产；领导变工札工，创立模范乡村；争取耕二余一，自己首先完成；拥护咱们军队，搞好自卫民兵；肃清汉奸特务。遵守政府法令；切忌虚伪夸张，永当劳动英雄。”[10]

二、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模表彰大会的核心任务

在这次表彰大会上，边区政府完成了两大任务：其一，总结一年来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并为下一年生产制订计划，教育和引导英雄模范们回去以后，对相关政策做好上传下达，进一步号召和组织民众积极开展生产竞赛，促进生产上的大发展；其二，通过英雄模范们的真情流露，表达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感恩，以及对边区政府工作的积极支持。12月1日，在大会召开期间，《解放日报》便以《毛主席号召把全部劳动力组织起来》为题，报道了英雄模范们对毛泽东的追慕与感恩。“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这是当时参会劳动英雄“长久渴念的愿望”。“啥会儿见毛主席？见了毛主席，咱们才能安心讨论呀！”劳动英雄刘老太婆说：“见一次毛主席，才不算枉活一辈子。”11月29日下午，当毛泽东等人与会时，现场的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与其他群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该讲话后收入《毛泽东选集》，名为《组织起来》)，号召民众组织起来，发展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经济。而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了劳动英雄们的“心里话”。一位劳动英雄说：“他讲的话咱们全解下(按：解下，陕北方言，明白的之意)，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事情嘛！”劳动英雄刘玉厚说：“毛主席就是咱们老百姓中间出来的！”吴满有代表劳动英雄致辞说：“听了毛主席的话，大家都痛快，毛主席的号召哪一样不好呢？札变工队，丰衣足食，讲的真详细，实在好，实在对，因此咱们也就一条一条的统统相信！回去以后，一定把变工队札工队组织好，今年咱们增加了十六万石细粮，明年要增加三十二万石细粮！我们不但要积极生产，而且要把自卫军训练好，学会打手榴弹安地雷，男女老幼一条心，保卫我们的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全边区。”劳动英雄田二鸿说：“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咱明年一定把劳动互助搞得更好”，模范生产工作者申长林则说：“回去一定要好好组织，不然真对不起毛主席这番心意，你看毛主席对待咱们，比父亲对待儿子还好。”另一模范生产工作者，柳林区区长尹登高讲得更为质朴：“(毛主席)讲的满是实际问题，变工队合作社那一条都没空话，从前那些什么‘球’官儿，连变工队解也解不下呢！”[11]

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国共产党，是受表彰者表达自己感情最直接、最质朴的一种方式。这些代表了边区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优秀者，几乎将所有的赞誉之词都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献给了毛主席，而这也是整风运动向下层社会深入的重要表征，更是民众意愿的真实体现。

通过劳模表彰大会，除了要达到奖励他们的目的以外，更重要的是发挥他们模范带头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政治方面，就是要求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从而在民间和基层广泛地宣传和实践这一理念。劳动英雄孙万福就是这样的模范代表人物之一。他曾拥抱着毛泽东说：“大翻身啦！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爬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12]不仅如此，他还做了大量的“诗”讴歌革命领袖。最著名的就是那首根据陕北民歌传统曲调，填词做成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歌中唱道：“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五谷万物生，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断了穷根翻了身。”[13]这种诗人式的劳动英雄影响有多大呢？当时正处在转型中知识分子之一的周扬，记述了他抓住难得机会向孙万福虚心请教的过程。周扬对孙万福说：“你的讲话有好些句简直就像诗一样，你一定会做诗，你现在就做几首诗给我们听听好吗？”孙于是非常高兴，“一口气就做了几首诗”，对于这些诗，周称赞它们是“真正老百姓的诗”！说“这里面有对于人民领袖的歌颂，和对于人民压迫者的咒骂，有劳动的赞扬，战斗的号召。”[14]这如同莫艾说的：历史上只有庄稼汉和做工的人欢迎“进学”或中举的“文化人”，却从来没有文化人“来欢迎工人和农人”的，但现在“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15]

第一届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工作者表彰大会共进行了20天(11月26日至12月16日)，与此同步开展的则是第三届生产展览会，该会主要目的是展示边区一年来生产建设方面的成就，借以鼓舞人心，提振士气。展览会从总展室到分展室，共6595件展品、1987张表现生产过程的照片与图表。这样的展览，效果较为明显，单就人数而言，在短短的20天里，参观的人数超过了5万人，这在边区来说，还是头一次。正如《解放日报》报道的那样：“两大盛会充分证明了我们有办法有力量，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两大盛会教育了我们的干部和广大人民，使我们有百倍的勇气和无限的信心，为彻底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16]

第一届劳动英雄暨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成功召开并取得了巨大实效后，边区政府决定延续这种模式。1944年7月16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会第十一次及政府委员会第五次联席会议，做出《关于今冬召开劳动英雄、模范生产者大会及生产展览大会的决定》，相应也对参加大会的名额做了详细的分配。[17]该决定于7月18日正式在《解放日报》公布。[18]12月22日，第二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边区政府参议会大礼堂隆重揭幕。[19]1945年1月14日，大会宣告落幕，其表彰模式与运行机制，与第一届大会相较，几无二致。[20]1946年以后，随着陕甘宁边区受到战争的威胁，这样的代表大会无法开展下去，但其他解放区的表彰则方兴未艾。

三、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模表彰大会的示范效应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模表彰大会，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为发展生产和开展“整风运动”进行的一次探索性的、革命化的制度建设和经验总结。在其取得实效后，毛泽东与党中央决定将此“样板”模式推广到其他革命根据地。

早在1940年3月，在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毛泽东就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21]1942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研究院院长的李维汉，即将调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府研究室主任，临行前毛泽东找他谈话叮嘱道：“罗迈，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李维汉后来回忆：“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的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则是一样的。毛泽东是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22]而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秘书长的任弼时，则显然没有毛泽东讲的那样高远辽阔、意味深长，他说的很明白：“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说来，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即根据地的领袖地位。这个区域里的一切重要设施，对于其他根据地有一种先导的模范的作用，要为其他根据地所效法”。[23]

自1942年4月13日，《解放日报》在头版以“特讯”和三个“连讯”的方式，第一次大规模宣传报道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开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劳模表彰运动。并且，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职业根据实际情况，也逐步召开各型各类表彰大会，对不断涌现出的劳模给予表彰。很快，延安这种劳模表彰模式作为成功经验也开始推广到其他根据地。以晋西北为例，1942年12月，晋西北召开劳动英雄大会，王思良因为“辛勤耕耘产量超过旁人，鼓励群众提高生产热忱”的模范事迹，荣获劳动英雄特等奖。[24]1943年1月，晋西北劳动英雄检阅大会召开，《解放日报》以《劳动英雄检阅大会——晋西北生产建设的一个缩影》为题，专门报道了此次大会。[25]2月12日，该报隆重推出劳武结合先进模范张初元，说“张初元是敌后吴满有运动的模范”，晋西北此后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张初元运动”。[26]与延安的表彰方式相同，表彰劳动英雄的同时，召开了晋西北第二次生产品展览会，展示生产成绩，激励民众积极生产。[27]“赵占魁运动”兴起以后，在它的影响和推动下，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学习该模式的系列运动，晋西北开展了“张秋凤运动”。此外，太行区公营工厂开展了“甄荣典运动”，晋东南开展了“张绍常运动”等。[28]而晋西北作为模范旗帜人物的张秋凤，写信给赵占魁，“详述半年生产奋斗目标，希望彼此交换经验相互督促”。[29]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嗣后，1944年1月7日至15日，晋绥边区召开了该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同年11月21日至12月7日，太行区召开了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12月7日，晋察冀边区召开了边区公营工厂第一届劳动英雄、劳动模范大会；1945年1月和3月，太岳区和冀鲁豫区，分别召开了各自地区的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由于这些会议大都是和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许多与会代表，既是生产劳动的模范人物，又是英勇杀敌的战斗英雄。会议既推动生产运动，也推动群众性的杀敌运动，因而通常被称为“群英会”。[30]这种综合性大会，事实上也是“整风运动”的进一步延伸，正如邓小平于1944年12月6日，在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和劳动英雄大会上讲的那般，“假如我们从英雄们的事业中体会到毛主席的指示，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得到很大的进步，我们就会更好地去领导群众，使对敌斗争做得更好，新民主主义的事业建设得更好。”[31]

四、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模表彰大会的历史意义

首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模表彰大会的成功召开，真正实践、创新和诠释着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它充分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做法。劳模们既来自于普通群众之中，又不同于一般群众，由于他们的模范事迹和具体经验，他们成为普通群众的表率和学习榜样。从这个角度而言，劳模表彰大会的召开，实际上是党顺应时代潮流，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发明和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激励方式。从各行各业选拔和表彰不同类型的先进者和优秀分子，就是在每个行业树标杆、立标准，把远大革命理想与实际工作紧密相结合，并通过榜样使之具象化、清晰化、现实化。表彰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典型的个案或集体，使之在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形成为关键的一个钮点，并由这个点逐步扩散，建构起一个具有共同价值理念、共同奋斗目标引领的网状型社会关系网络。党的文件就说得很明确：“不把表扬奖励看作是组织群众生产的一个方法，脱离群众而孤立地看劳动英雄都是不对的，因为仅仅是表扬一个人或奖励一个人，这是没有意义的，无论奖励劳动英雄或模范工作者，目的在使他们(劳模)能在群众中间起作用，能组织起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并且在生产建设工作中起一定程度的提高作用”。[32]

其次，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模表彰大会的召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运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众所周知，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广大民众普遍存在着“劳动下贱”和“穷是命里注定”的不正确思想和宿命观念。结合“整风运动”的开展，通过剧场式的表彰仪式和表演，就是要确立新的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进而从根本上达到“思想上的革命”，即纠正过去“劳动下贱”的观念为“劳动光荣”，纠正“穷是命里注定”的落后观念为“劳动致富”新思想。表扬和奖励劳动英雄，不仅是组织动员民众的一种方式选择，更是一场实质性的思想革命，即消除和纠正旧社会里存在的一切错误劳动观念，从根本上建立符合新社会的新劳动观念。

最后，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模表彰大会的召开，事实上成为党和国家劳模表彰的最初模式和制度雏形。它对后来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党建设，都贡献巨大。其一，建国后建立起来的劳模表彰制度，完全继承了延安劳模表彰模式的基本内核。[33]通过典型示范、推动群众，突破一点，影响全局，把一般号召与具体领导相结合、把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和动员方法，成为新中国劳模表彰制度的基本运行机制。这种以劳模为基点，从而带动广大群众的以点带面网状式的激励措施和奖励制度，事实上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在总结延安劳模表彰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革命性地建构和创设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新劳模价值观，并以此为蓝本，实现了建国后国家意志的确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全体民众政治社会化的普及教育和整合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对传统劳动观念和英雄范畴进行彻底改造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劳模价值观。建国后，正是在此观念的指导下，新中国在各行各业表彰和塑造了大量的新劳模群体。因此，从政治根本属性上来讲，这些劳模们都是新劳模价值观的承载者、体现者、实践者和传承者，同时也是全社会新道德观和新价值观的标杆之一。其三，如同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模表彰大会的实际功效一样，建国后的劳模们也逐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权威，他们有时甚至要比各级干部和行政机构发挥的作用还要大，成为党和国家日常治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乡村，他们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士绅权威阶层，成为与党的乡村干部并列，或者同时兼有这两重身份的权威人物，他们是新中国构建乡村社会新秩序的基石。在城市，各行各业的普通模范，是他们生产单位或行业领域的权威代表，他们的工作标准和行为规范，就是其他人学习和参考的标准和规范。在军队，获得各种不同荣誉称号的劳模，就是一面旗帜，他们是部队基层建设和管理所要倚重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