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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被隐喻了的乡村之路
——对话作家尹守国的小说《路过合庄》

2020-12-12尹守国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锦州03朝阳市作家协会辽宁朝阳00

关键词:乡土作家小说

林 喦 尹守国(.渤海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 锦州03;.朝阳市作家协会,辽宁朝阳00)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在几千年来的农业社会里,这种乡土社会的特征变化是缓慢而持续着的。虽然在所谓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交通畅达”的各种“商业利益”冲击下,这种附着“土地”而生的乡民们有了“向外”闯荡的变化,无论乡民冲出乡村走多远,“土地”一直是根植于他们内心和血液里挥之不去的基因之痕。也许这就是我们平常里说的乡愁吧,可以说,乡愁之魂就是土地。

在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视野中,土地也是诸多作家必然选择的创作素材,因为“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生民以及由生民们演绎出来的乡土文化、乡村故事是作家叙事最有挖掘出“人”的意义的不二选择,也是能反映出国民状态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如,有人说,读懂农村,就是读懂中国一样。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讲,关注乡村、田野、农人以及恬淡的自然风光,比如世外桃源、阡陌纵横、牧童短笛等意象无不为很多诗人、作家所向往和青睐。辽宁作家尹守国的长篇小说《路过合庄》便描摹了当下的北方一域的小村庄。

我和作家尹守国先生不甚熟悉,但也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2017年由辽宁省作协和《文学评论》联合在渤海大学举办的一次“乡村叙事与中国故事”的研讨会上,我与尹守国先生相邻而坐,他看上去很朴实。因为他是随主办方来的。在我看来,能随主办方来参会的都是人物。于是在短暂交流中,知道他是有“作品”的作家。2019年的某一天,偶尔一次机缘和另一位作家朋友聊天,聊到了当下辽宁作家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朋友提及了尹守国创作的长篇小说《路过合庄》。随后,便与尹守国先生联系,他邮寄给我一本他的长篇小说《路过合庄》。阅读后,觉得这是一篇不错的小长篇,也是值得推荐读者阅读的小说。

林 喦:尹先生,其实我们之间不甚熟悉,我对您的了解也不多,但我想,我们可以围绕着你的长篇小说《路过合庄》聊聊。我相信,每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应该有一个灵光乍现的开端。同你一样,对乡土世界的呈现是许多作家创作视野的重要构成部分,比如,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创作动因是由于看到了一则关于蒜薹的新闻。你这部小说创作的动因是什么呢?有什么现实的灵感来源?或者说是什么促使你选择了乡土小说的创作,是源于你的真实生活经历还是你的某种想象?也可以聊聊《路过合庄》的创作过程。

尹守国:这部作品在《雨花·中国作家研究》2016年第10 期发表时,是有个题目叫《远望可以当归》的后记,其中我这样写道:从20 多岁离开老家,我一直在外边飘荡着。每年除了春节或家里有重大事情回去外,和家里的联系方式就是打电话了。我每周至少往家打一次电话,基本都是母亲接听。她应该是心疼电话费,每次都抢着向我“汇报”完家里的情况,立即挂断。

2010年春季的某天,在挂断电话前,母亲突然问,你见过高速公路吗?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老家要修高速公路。我问她消息的来源,她说是村里的羊倌在放羊时,看到有人在测量路线。我当时也没往心里去,只是高兴地说,那挺好,等通车后,我们回去就方便了。

这之后每次打电话时,母亲总提到一些与我家不相关的情况——村子里有的人家正在盖厢房或门房;有些人家,本来是旧房子,也在装修;有些人家把树林子里的树都“加密”了;原来一直种苞米的地块,今年大伙都准备种西瓜和香瓜。每次她都问我打算怎么办。我问她,路线确定了吗?她笑着骂我是傻小子,说等定下来就晚了。

当时,我好像还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只是没想出对策。我家的房子比其他人家的更老,墙体还是土坯的,连个钉子都钉不上,想装修都无能为力。我家又没有树林子,虽然有地,但种瓜是需要人手莳弄的,而我又回不去。所以,我只好听之任之,默然视之。

刚开始提到这件事时,母亲的情绪是兴奋的,应该是企盼我也能参与其中,分到一杯羹;到快种地时,她变得十分焦急,竟然在一周内给我打过两次电话;等种完地后,便有些失望,像是吃了多大的亏似的。每次她都以羡慕或感叹的语气,向我通报着村子里的变化和这条路的进度。直到秋天,她才如释重负地告诉我,这条路叫“锦赤线”,地基已经确定,确实从我们村子边上穿过,只是既没影响到这里的房屋,也没占用村里的林地,是从河滩跨过去的。她还有些“幸灾乐祸”地说,看来你是对的,大伙都白忙活了。

等春节我回到老家时,高速公路的土基已经成形。我与母亲坐在炕头上聊天,她跟我讲述的还是与这条路有关的人和事。当时我的小说正写得风生水起,获得了省里的文学奖,成了签约作家。母亲这么做,应该是有意地为我提供些素材吧。母亲虽说只念过两年的书,却是天生的健谈,什么事经过她的嘴说出来,都是有来道去的。

当年5月份,受中国作家协会的委派,我开始定点深入生活。作协的要求是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这个题材就顺其自然地进入我的视野。我只用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故事大纲。之后便开始正式创作。是的,当时确实有种迫不及待的感觉,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个体纷纷地涌现在我的眼前,似乎在争先恐后地向我诉说着他们的酸甜苦辣。前两章完成后,我发现我居然成了放羊的葛连,只有在何时出工、今天去哪儿、何时收工这种事上可以选择,更多的时候,我是随着羊群在运动着。

母亲得知我正在写这个事情,配合得更加积极,也不再心疼电话费了。虽然她提供的素材大多数没用上,或者根本就没有用,但却时时地让我感受到那种氛围。以至于有几次写着写着,我竟然有置身其中的感觉。终于,在这条路通车之时,这篇小说也结稿了。

其实,对于故乡来说,我一直没敢走远。就像小时候与小朋友玩“藏猫猫”游戏,我不过是躲在柴火垛里,透过缝隙,还瞪大着眼睛看着。而这条高速公路,无论是客观上还是心理上都拉近了我与故乡间的距离。但遗憾的是,母亲没有等到这部作品问世便去世了。因此这部作品的发表,对于我来说又多了一重意义。

林 喦:当今文坛上矗立着许多典型的文学坐标,苏童的香椿街、莫言的高密乡、包括辽宁作家白天光的香木镇、刘庆的白瓦镇,等等。“合庄”也应该是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内容。包括那条通往“合庄”的“高速公路”的“路”,都应该是有一种你理解的隐喻在里面吧?

尹守国:你说的这几位作家确实创造了文学作品中的地理名称,并成为经典。而我第一次使用“合庄”这个名字时,我刚刚开始小说创作。那时在写作手法上,还是绝对的写实。也就是说,那些故事就发生在我生活的村子里,而我只是把它们如实地讲叙出来。在初稿阶段,连人名和村名都是真实的。可在投稿之前,我犹豫了,我怕这些作品一旦发表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才想到给人物和村子换个名字。人物的名字当然好替换了,这个村名我确实思考过。我们那个村子,最初是由三大姓氏组成的,而且各自占居着一方地盘,可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比如儿女相互通婚,大人们便成了亲家;比如子女盖了新房子,就出现了新邻居;比如谁家招来了养老女婿,这个村子又多了一户姓氏,——现在村子里已有十几个姓氏。姓氏之间,也没有地界之分了。村子里所有的人,攀上个两代三代的,都是亲戚,姓氏已不再是衡量人与人关系远近的标准。由这么多姓氏合起来的一个村庄,我想我就叫它“合庄”吧。而这个“合”字,从字的“意义”上讲也确实能真实地反映出那个村庄的特性——它是封闭的,它与外界没有太多的联系,除了里边的人努力地往外走,外边的人极少有往里去的;它又是融合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家与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建立在这个“合”字的基础之上。一家一户过日子,没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可在这个村子里,有人闹了矛盾,总有诸多人出来撮合,好像这是他们的责任似的,就算暂时无法解决,裂痕也能慢慢地弥合;在这个村庄中,“情”和“理”是相互交织的,并贯穿于所有的关系之中。“合情合理”是这个村子的人信奉的最高的主义。当然,之所以取“合庄”这个名字,也包涵着我的个人愿望,我虽然离开了那个地方,却时时地观望着,希望他们能同心合力,合合美美!

正是由于“合庄”的封闭性,这里的人们太需要一条通往外界的“路”,而且是“高速”的。这也是我的“愿望”之一,也算是这篇作品的隐喻吧。尽管这条路,他们至今未必走过,也没给他们从物质上带来多少切实的利益,但他们的精神是有变化的,他们可以站在路边遥望远方。至于远方是多远,这并不重要,能看多远或想多远也因人而宜,但至少是比原来看得远,这就够了。“路”即“出路”,找到了出路,即找到了希望。

林 喦: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是合庄修高速公路这一事件。除了这条线索以外,还有其他线索设置,比如人物、情感,等等。

尹守国:刚才我说过,合庄人的最高信仰是“合情合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为了情,可以不讲理,他们也可以为了理而不讲情。在这二者之间,没有主次之分,一切因人而异,因地而异。比如葛连与大头马之间一直被“情”与“理”纠缠着,大头马因为考虑到房屋被拆迁没地方去住而想到葛连,而去主动依附葛连,或许在你们看来,这是不磊落的、不道德的。可是在合庄,在那种情况下,却又是合情合理的,这便是“理”大于“情”的时候;而因为高速公路没通过合庄,这种依附关系不存在时,他们之间的情感却又迅速地增加着,这又是“情”大于“理”的时候。再比如刘铭家与刘伟家的关系也是如此,郝桂花为了利益,骗回承包给刘伟的土地,两家矛盾突出,可在刘天栋去世时,刘伟还是出现了。刘伟并没因为“理”而忘“情”,郝桂花误打了刘伟的儿子,刘伟也没有因为“情”而忘“理”,言称必须讨回公道。再有葛连与葛晓伟的关系,刘铭与曹子海的关系,满贵与满堂的关系,燕子与小蔡的关系等,全部都建立在“情”与“理”这两条线索之上。可以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本身就是一种人情与道理交织的社会,法律与制度这些约束是在此基础上衍生的,“情”与“理”也算是贯穿本部作品的另外两条线索吧。

林 喦:小说中葛连与大头马的形象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我觉得葛连的形象过于简单化,特征也不是很明显,本应该是该小说中重要的主人公形象,但似乎你并没有写出来,是这样吗?同时,你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与刘铭和郝桂花、曹子海和陈桂荣之间的感情一样吗?他们之间的感情与燕子和小蔡这一对年轻人之间的感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之间的情感是你所理解的爱情吗?

尹守国:在本部作品中,葛连是最先出现的人物,但我并没有把他作为主人公去写。这部作品,很难说出谁是主人公。这是一部描写群像的作品,而这些人,他们又是同一类人,他们的文化层次、生活环境、处事方式大致相同,想要真正区分他们并不容易,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个人经历罢了。他们的爱情,当然也是大致相同而稍有差异罢了。与其说葛连与大头马,刘铭与郝桂花,曹子海与陈桂荣,满堂与刘玉兰之间的情感是爱情,莫不如说是一种亲情,是一种因为要过日子、要传宗接代而组合在一起,又历经时间的磨砺而失去“爱情”本身含义后所剩的一部分情感。他们的这种情感,当然与燕子和小蔡的不同了。后者的情感,至少是建立在彼此喜欢的基础上的。这也是这条“高速公路”带给合庄的变化之一。至于我所理解的爱情,当然不是他们的样子,甚至不是燕子和小蔡的样子。这也是我20岁那年之所以选择奋不顾身地逃离那个地方的原因之一吧。

林 喦:在《路过合庄》的书封上有这样一个评价“辽西版·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你在创作时是否有这样的构想呢?你如何看待作家生活经验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

尹守国:路遥老师的《平凡的世界》我是读过的,也是我喜欢的作品之一。可我在创作时,却没敢有如此宏大的构想。《路过合庄》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实话说,在写作之前与写作过程中能否完成我都不敢确定。直到画上最后的那个句号,我才似乎缓过神来——哦,我还可以写长篇了。我热爱文学并从事创作并不晚,大约从读高中时就开始了,可直到2006年,我所有的作品不过是一本一百多页的诗集。写小说,是此后才开始的。我在创作上,并没有什么理论可依托,只是靠自己的感知去写,写自己熟悉的人与事。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作家的生活经验很重要,而善于利用这些经验更为重要。一个写作者,他的出身及成长的环境,甚至包括情感经历,注定他是有个阶层的,站在属于自己的阶层上为自己同阶层的人代言,即是我所谓的“善于利用这些经验”。如果说我在创作上有什么成功的经验,那就是我找对了我所属的阶层,我所写的那些人物与我同类,我们之间是血脉相连的,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小说中,我让他们那样去想,那样去做,而在现实中,在那种状态下,他们也真的会那样去想,那样去做。关于这点,我是多次验证过的。我写的那些人,都是些平凡的人;我写的那个世界,也是个平凡的世界。尽管封面上那句“辽西版·平凡的世界”是出版社的编辑加上去的,但这个没有书名号的“平凡的世界”,显然与路遥老师的作品不同。

林 喦:当前,贺享雍的《乡村志》系列小说、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以及你的《路过合庄》等作品都为日益式微的乡土小说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相信作为作家的你对于现实的理解有独特的视角。你认为文学应该如何反映当下变动不居的乡村现实,向现实发声?

尹守国:林老师,您提到贺享雍我不甚熟悉,但叶炜是我在鲁院学习时的同学,也是我的好友之一。在鲁院时,我们也曾多次就乡土题材创作进行过交流,但创作上,我们走的并不是一条路。叶炜主张“新乡土”写作,他是对农村发展有了预判之后才确定创作方向的,是带有引领性的,是企图引导着目标向他指示的方向前进,他或可称为先知先觉的人;而我是在事物自然发展的过程中,去寻找那些让我满意或不满意的东西并指出来,以达到让后来者学习或警示作用。我们俩就像一个财主的两个保镖,一个走在前边,一个跟在后边,但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那就是看好我们的目标。

另外,林老师,您提到“日益式微的乡土小说”,我并不认同。我觉得并不是乡土小说日益式微,而是乡村在日益式微,至少是后者给前者造成了这种错觉。但无论工业革命如何发展,城市文明如何进步,我相信乡村不会消失,与之相对应的乡村文明不会消失,反映乡村文明的乡土文学不会消失,我愿意做那个守候者。

林 喦:你说得有一定道理,做一个守候者不仅需要一种执念,更需要一种勇气,这方面,向你致敬。那么,你说说乡土小说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何在?

尹守国:这个问题,您问作家似乎不妥吧。这就像问中国足球运动员踢得如何一样,不太好回答。说踢得不错吧,但没拿到奖牌;说踢得不好吧,可是他们已经尽力了。如果一定让我谈的话,我是这么想的,中国最早的文学,大概就是乡土文学,她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占居着重要的地位。既然我确信乡村文明不会消失,也确信乡土题材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会消失,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就算这种意义日益式微,也应该有人去做。恐龙消失六千五百万年了,可研究恐龙的人还在工作。

林 喦:你的这个观点我赞同,就像元杂剧的表演方式消失了,但研究该戏剧的还大有人在。有评论家观察到,当前作家进行乡土小说创作时有一个写作姿态的问题。你认为自己在创作中对乡村是什么样的感情,如何看待作家创作时的乡愁与乡怨两种姿态?

尹守国:上面我提到作家的阶层性,并自认为找到属于自己的地位。对于乡村的情感,我是具有两面性的。我生于斯,长于斯,以后还可能葬于斯,我爱她是无疑问的,是发自于骨子里的;可我的爱中,又包含着隐隐的怨恨和淡淡的失望,要不然也不会毅然离开。离开便有了乡愁,可回归又产生乡怨,可谓是“进亦忧,退亦忧”。但不管是诉说乡愁也好,发泄乡怨也罢,在创作中,我对于故乡是心存敬畏的:我颂扬她们时,情到深处;我怦击她们时,心在流血。

林 喦:我们注意到,小说中有许多对农村生活现象的描写,比如过寿、丧葬、诅咒等地方风俗,又或者是流言的传播过程,等等,许多描写乡土的小说都容易带有批判色彩。你对这些现象的态度是什么?

尹守国:众所周知,小说离不开环境,而环境又决定着人物特点,这便是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我小说中那些地方风俗的描写,便是合庄的标签,也是合庄人的标签。这就像我们小时候伙伴之间相互起绰号一样,淘气的叫“皮蛋”、老实的叫“面瓜”。既然这个绰号被人叫开了,它就存在着合理性,被叫的人想不承认,也无可奈何。当然,等他长大了,不再淘气了,自然也就没人这么叫了。我对这种地方民俗不带有批判色彩,我认为这是乡村文明链条上的一环,也是维持乡村秩序的一种手段。这就像合庄九神庙里的神一样,牌位虽然没有了,但神威还在,它影响着那里人们的精神。

林 喦:看到第三十章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小说似乎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满的结尾,但看完第三十一章又让我感觉到,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结局设计?是刻意为之,还是创作情感水到渠成的自然表达?

尹守国:林老师,你的眼力够“毒”的!这部作品结稿时,确实是三十章,并分为上下两部,每部十五章。第三十一章中的某些内容,是出版社的编辑要求增加的。至于所增加的部分,是画龙点睛还是画蛇添足,至今我还在纠结着。(笑)

林 喦:乡土题材小说,在表达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表现出重女轻男或重男轻女的意识来。我们感觉您的小说在这方面也就是对两性刻画的使力程度却比较平均,是这样吧?

尹守国:我写小说,很少有人为的设计,我是跟着人物走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就我个人的情感来说,我是重女轻男的。我认为,在一个村庄里,女人比男人更为重要。我们那儿有句老话叫“爹矮矮一个,娘矮矮一窝”。我在另一篇访谈中说过,一个村庄如果男人学坏了,那只是地里招了虫子;如果女人学坏了,那是天上下了雹子。前者毁坏的只是个体或部分,后者却是全部。

林 喦:(笑)小说的表达十分具有影视剧的特点,动作与对话描写充满了镜头感。《路过合庄》有电视剧本化倾向,是这样吧?

尹守国:林老师,又让您给看透了,写作过程中,确实有过这方向的考虑。我现在正在从事影视剧的创作,以后或许还以此为主业,也十分渴望能把这部作品搬上屏幕,在此借你这个平台打个广告,有看中这部作品的影视单位,找我联系。毕竟在信息时代,影视的传播要比小说更快捷和广泛,更容易实现作者的创作目的。但广告之后,还要回归正题,我要强调的是我特别喜欢小说中细节描写,甚至是达到迷恋的程度,也喜欢那种逼真的镜头感,这可能是得益于我小学的语文老师的一句话,叫写作必须“言之有物”,离开那种细节性的描写,我有一种无助感。打个比方说,细节就像我小说的一个拐杖,有了它,让人觉得踏实。偶尔在跑的时候,用拐杖显然是不可能的,可是就算是不用,拎在手里,也仍然觉得踏实。

林 喦:现在的长篇小说可以说是越写越长了,你是否有创作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的念头,或者说今后有什么创作目标?

尹守国:我这个人,有野心,但不大;有信心,但不足;有目标,但不远。我更看重的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家里有二尺布,我会用它去做一个短裤;但我家里有一丈布时,我肯定不会用它去做五个短裤。(笑)

林 喦:这个比喻很精辟。今天就聊到这里,祝你今后的创作有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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