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里旧闻”是孙犁的一组回忆性散文。这组散文是孙犁童年生活的真实记录，是对亲朋故旧的深切怀念，也是对社会动荡中人格人性的揭示和剖析，对于了解孙犁早期的生活环境，研究孙犁的创作源泉，探寻孙犁的散文艺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深入挖掘和赏鉴。

[关键词]孙犁;散文;“乡里旧闻”

[作者简介]刘运峰（1963-），男，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300071）。

“乡里旧闻”是孙犁的一组回忆性散文。

1977年，64岁的孙犁在历经了“十年废于疾病”“十年毁于遭逢”之后，开始了新的写作历程。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寄希望于孙犁的，是继续写《荷花淀》那种风格的小说。但是，孙犁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发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他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正如他在《戏的梦》一文中所说：

自从我写过几篇关于白洋淀的文章，各地读者都以为我是白洋淀人，其实不是，我的家离这里还很远。

另外，很多读者，都希望我再写一些那样的小说。读者同志们，我向你们抱歉，我实在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了。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出。我只能说句良心话，我没有了当年写作那些小说时的感情，我不愿意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那样，我就对不起坐在对面的曹真同志（按：曹真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妇救会员，丈夫被敌人砍去头颅）。她和她的爱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流过真正的血和泪的。

这些年来，我见到和听到的，亲身体验到的，甚至刻骨镂心的，是另一种现实，另一种生活。它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现实生活，大不一样，甚至相反。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神圣的战争。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的思想、行动升到无比崇高的境界。生活中极其细微的部分，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高尚情操。

这些年来，林彪等人，这些政治骗子，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践踏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反映到我的脑子里，是虚伪和罪恶。这种东西太多了，它们排挤、压抑，直至销毁我头脑中固有的，真善美的思想和感情。这就像风沙摧毁了花树，粪便污染了河流，鹰枭吞噬了飞鸟。善良的人们，不要再责怪花儿不开、鸟儿不叫吧！它受的伤太重了，它要休养生息，它要重新思考，它要观察气候，它要审视周围。

我重游白洋淀，当然想到了抗日战争。但是这一战争，在我心里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它好像是在前一生经历的，也好像是在昨夜梦中经历的。许多兄弟，在战争中死去了，他们或者要渐渐被人遗忘。另有一部分兄弟，是在前几年含恨死去的，他们临死之前，一定也想到过抗日战争。

世事的变化，常常是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血和泪。

坐在我面前的女战士，她的鬓发已经白了，她的脸上，有很深的皱纹，她的心灵之上，有很重的创伤。

假如我把这些感受写成小说，那将是另一种面貌，另一种风格。我不愿意改变我原来的风格，因此，我暂时决定不写小说。

《荷花淀》风格的小说虽然没有继续写下去，但是，孙犁却开始了散文的写作（顺便带一句，孙犁晚年写过一组“芸斋小说”，虽冠于“小说”之名，主要是为了避免引起当事人的对号入座，其性质实为散文）。其中有一组散文总题为“乡里旧闻”，共23篇。

这些“乡里旧闻”的最初几篇，发表于1980年第1期《散文》，即《度春荒》《村长》《凤池叔》和《干巴》，文前孙犁还引了写在《书衣文录》上的诗：“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后来，孙犁将《村长》之外的三篇文字收录于“耕堂劫后十种”的第二个集子《秀露集》。此后，“乡里旧闻”便成了“保留节目”，《澹定集》中收录了《木匠的女儿》《老刁》《菜虎》《光棍》，《尺泽集》中收录了《外祖母家》《瞎周》《楞起叔》《根雨叔》，《远道集》中收录了《吊挂》《锣鼓》《小戏》《大戏》，《老荒集》中收录了《玉华婶》《疤增叔》《秋喜叔》，《无为集》中收录了《大根》《刁叔》《老焕叔》，《陋巷集》中收录了《大嘴哥》。

这些文字，最初写于1979年12月，最后写于1987年，虽然数量不多，篇幅不长，却是孙犁晚年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孙犁怀旧文字中的精华。

“乡里旧闻”是孙犁童年生活的真实记录。

孙犁生于冀中平原的滹沱河畔。据《（河北月刊>整理滹沱河纪实》记载：“该河带泥挟沙，水性湍悍，易淤善溃，迁徙靡定……南抵衡水，北至安平，均为其冲激震荡之区域;谚云：南不过衡，北不过平，此之谓也！即安平一县境内，所冲新旧沟槽，无虑数十，土人称为串沟者，既系滹沱之水道。”孙犁的老家虽地势平坦，但由于河水泛滥，经常旱涝不收，青黄不接。给幼年孙犁留下深刻记忆的是，每到春季，普通人家都要靠吃野菜和树叶。孙犁也曾经和小伙伴们一起，带着一把小刀，提着小篮，到野外去挖一种名叫老鸹锦的野菜。在孙犁的记忆里，苣苣菜、黄须菜、扫帚苗甚至麦苗，都是可以吃的。而榆叶和榆钱、柳芽都是很好的菜。在大荒之年，孙犁还吃过杨花。“这种东西，我不得已而吃之，并且很费事，要用水浸好几遍，再上锅蒸，味道是很难闻的。”（《度春荒》）

在“乡里旧闻”中，孙犁写了自己七岁那年七月滹沱河的决口，造成颗粒无收，到了秋天，人们不得不吃村边树上的残叶、树皮、撈泥高粱穗充饥，孩子们还到撤过水的地方去挖地梨，甚至挖一种名叫“胶泥沉儿”的泥块充当食物。“人们很快就干黄干瘦了，年老有病的不断死亡，也买不到棺木，都用席子裹起来，找干地方暂时埋葬。”（《度春荒》）

由于水灾，学校被迫放假，刚上小学的孙犁“也整天和孩子们到野地里去捞小鱼小虾，捕捉蚂蚱、蝉和它的原虫，寻找野菜，寻找所有绿色的、可以吃的东西。”（《菜虎》）

在这组散文中，孙犁还回忆了外祖父母的家境、母亲的身世、两位舅舅的命运等。孙犁的母亲姐妹四人，还有两个弟弟，母亲排行老大，外祖父母只种着三亩当来的地，不能糊口，一家八口全依靠织卖土布生活，一年到头不停地劳作，但仍是受穷。孙犁的大舅闯关东混了二十多年，快五十岁才回到老家，买地、娶妻、生子、打猎，人很本分，日子也还过得去，后来却得了抽风病，有一次病发倒在路边，被人偷走了赖以生存的猎枪，又急又气，竟一病不起，抑郁而终。二舅原来在孙犁家与孙犁的叔父赶车拉脚，后因产生隔阂回到自己家里。原来和他相好的妇女看到他没有了可供使用的零用钱，就又和别的男人相好，二舅想不开，竟上吊自尽。

“乡里旧闻”揭示和剖析了社会动荡中的人格人性。

“乡里旧闻”中出现的人物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他们身上既有真善美的一面，也有假恶丑的一面，他们的人生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有山重水复，有峰回路转。或由于积习难改，或由于时代变迁，他们的人性也就随之而展现出来。晚年的孙犁，以冷峻的笔调、白描的笔法，对这些小人物身上所表现的人性进行了多方面的揭示和剖析。

凤池性情孤傲，自尊自强，但身上也同样沾染了不良的习气，冬春两闲，“他好参与赌博，交结妇女”。而且，将一位有夫之妇藏在家中，以致对方找上门来，凤池竟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显示了其身上的流氓气、地痞气。

木匠的女儿小杏天生丽质却生不逢时，经不住物质、权势的诱惑而不断堕落，年纪轻轻便得肺病死去。正如孙犁所说：“她是这个小小村庄的一代风流人物。在烽烟炮火的激荡中，她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觉醒，她的花容月貌，就悄然消失，不会有人再想到她。”（《木匠的女儿》）

不仅如此，迷恋小杏的教育局长，仗势欺人的小杏的弟弟、大伯，也都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这也反映出在社会动荡、风云变幻的年代，人性的丑恶和沦丧。

大嘴哥是孙犁老姑（孙犁父亲的姑姑）的孙子，和孙犁年龄相仿，因发育不良，只能干一些零碎农活。孙犁家成为富农之后，大嘴哥便来帮忙。他为人老实厚道，干活尽心尽力，平时少言寡语，给年轻时的孙犁留下了一个窝囊的印象。但是，這样一个有些窝囊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却丝毫没有含糊和畏惧。在《大嘴哥》一文中，孙犁引述了大女儿孙小平的一段描述，在抗日时期，日伪军到孙犁家查问孙犁的情况，大嘴哥一口咬定不知道，敌人把他吊到房梁上毒打，昏死过去后又用水泼醒，大嘴哥却始终不说出孙犁的下落。他是孙犁一家的救命恩人，但从不邀功，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孙犁进城后，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也从来没有登门向孙犁求助过什么。可以说，冀中农民的善良、本分、坚强、自尊，在大嘴哥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美好的人性永远值得讴歌。

老焕叔是孙犁笔下的另一种典型人物。他幼年随父去山西学做小买卖，后来在太原当了几年巡警和衙役，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回到村里之后，因习气养成，不愿从事生产劳动，遂与浪荡子弟喝酒赌博，并与人姘居。但由于他长得高大魁梧、仪表堂堂，又能说会道、见多识广，善于应对，因此乡下还离不开这种人。有时村干部不便出面的时候，老焕叔就派上了用场。可以说，老焕叔是一个集流氓气、江湖气、市井气于一身的人。他一生虽有些不务正业，却也不危害乡里，因此还是能够得到人们的尊重，算是村里的一个头面人物。老焕叔似的人物，在冀中一带的农村，几乎每个村庄都会找出一两个，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种人物，也可以说是在兵荒马乱时期维护乡村稳定的一种力量。

总之，孙犁的这一组“乡里旧闻”同他晚年所写的回忆性散文（包括“芸斋小说”）一样，具有一种深沉之美、隽永之美、质朴之美、自然之美，对于了解孙犁早期的生活环境，对于研究孙犁的创作源泉，对于探寻孙犁的散文艺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深入挖掘和赏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