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辉

[摘要]由于芥川龙之介眼中的“中国印象”代表着在中日近代关系中处于“敌强我弱”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知状况，所以他的《中国游记》也就成了讨论中日两国近代文化镜像关系时的一个焦点。芥川到底如何看待中国的人？中国的事？中国的现状？以及这一“看待”背后到底有多少是仰视或是鄙视？此间又有多少是误读和误解？包括我们后世的解读中是否也有不足？弥补这一不足对我们反思当下的中日关系又有何借鉴意义？本文以芥川眼中中国妓女形象的流变与质变为线索，重新梳理了芥川与他的中国印象。

[关键词]日本近代文学;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

[作者简介]陈朝辉（1974-），男，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北京100084）。

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的作品，多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如早期小说《仙人》《酒虫》《掉脑袋的故事》等，均翻案自《聊斋志异》。《黄粱梦》取法于唐人小说《枕中记》;《英雄的器具》《尾生的信》《杜子春》《奇遇》等短篇，也多与中国汉代演义小说有关;《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更是从题目便可知，都是以中国为舞台背景来完成的。可见“中国”之于芥川及其文学，有着不可或缺的源生性意义。

或许正因如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已有很多研究芥川与中国关系的论文。其中，芥川当时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人的议题，一直以来备受关注。这也不难理解，毕竟芥川生前对积贫积弱的中国发表过很多批评性甚至是嘲讽性的文章。这对很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会牵扯到民族感情的问题。只是纵观至今为止的先行研究，我们会发现，虽然大家对芥川眼中的“中国印象”颇为关注，但对其虚实及前后期的微妙差异，似乎讨论的还不够细致。以芥川笔下中国妓女的形象为例，我们的解读显然还不够立体。对芥川本人情绪的真伪，分辨得也还不够准确。所以本文以此为线索，对芥川的中国认知做一重新梳理，希望能够借此打开解读晚年芥川文学世界的一扇新门。

一、芥川龙之介的女性观及其特点

既然是重新梳理，我想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先从早期芥川谈及中国，尤其是中国妓女形象的材料人手，做一标注，以便后续的对比讨论。

先来读1918年11月20日芥川写给中学同学西村贞吉的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知道在上海生活一个月需要多少钱。如果可以，我也很想去那里生活一个月看看。不仅金瓶梅，每每读到如痴婆子传、红杏传、牡丹奇缘、灯芯奇僧传、欢喜奇观等淫秽之书，我都会被中国人那种开化了的野蛮性所吸引。听说在上海的书店有很多这样的书。你若在书店看到我上面所列之外的淫秽书籍，一定要替我买下来。然后邮寄给我。只要不是太贵，放心我一定会把购书费用邮寄给你。

不仅这一封信，有关中国“淫秽之书”，芥川在很多材料中均有提及。如在另一篇题为《古董羹（删减版）》一文中，他也说过：

姑且不谈金瓶梅、肉蒲团这两部作品，若要我再列举，仅就我所知道的中国小说中，大谈淫秽话题的还有杏花天、芯奇僧传、痴婆子传、牡丹奇缘、如意君传、桃花庵、品花宝鉴、意外缘、杀子报、花影奇情传、醒世第一奇书、欢喜奇观、春风得意奇缘、鸳鸯梦、野叟曝言、淌牌黑幕等。听说这些书，很多已经被船搬运到日本了。而且多已被翻案成日文。只是这些翻案的文学作品很多已经被有关部门给秘密扣押了。所以如果你想阅读这类日译版艳情小说，我建议你去拜访一下那些被称为当下照妖镜的检阅官员们吧。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借一下那些被查禁的书就好。（第6卷，第218—219页）

从这两份材料，我们不难看出芥川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淫秽之书”情有独钟，且兴致颇高，居然能一口气罗列出二十余本，可见其平日里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倾向。当然，他不是只读此类世俗下流的书籍。在《我的爱读之书及其印象》中，芥川也曾讲过：“儿时，在我最爱读的书目中，《西游记》要排在第一位。直到今天依然是我的最爱。倘若允许我做个夸大的说法，我觉得像西游记这样的杰作，西洋文学作品中，是一个都找不到的。哪怕是大名鼎鼎的约翰·班扬的《The Pil-grims Progress》，也与西游记无法媲美。此外，《水浒传》也是我的爱读书之一。且时至今日，依然爱不释手。有段时间，我对作品中出现的一百零八位豪杰的名字，都能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当时觉得，比起押川春浪的冒险小说，《水浒传》或者《西游记》不知要有趣多少倍。”（第6卷，第299页）事实上，正如日本学者关口安义所指出：“与《西游记》及《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际遇，可以说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芥川文学。”且从芥川评价“许浑的《丁卯集》之所以被后人称道，是因为它是一部格调非常高的怀古诗集。还拿它与李义山（李商隐）和温飞卿（温庭筠）的诗歌去做对比，得出自李白和杜甫之后天下就没有能与其并肩的诗歌”，我们确实能够得出“对中国这一对象，他（即芥川——笔者按）很长时间都是抱着向往之心的”结论，因为如果芥川“没有坚实的汉诗功底是写不出这样的评语”的。

遗憾的是，有关芥川的这一“向往”所暗含的讯息，关口并没有去做进一步解读。但我们从上面这两份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到，芥川对中国古典文学中那些被社会压抑甚至是被玩弄的底层女性人物，抱有一股特殊的热情。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芥川对虚构的女性人物形象，有特别的好感，而对现实中的女性反而没什么兴致。如在一篇题为《我所喜欢的浪漫的女性》中，他也曾明确表示：“一，无论善恶，浪漫故事中的女性我都喜欢;二，因为那样的女性在现实的生活中是没有的。”（第6卷，第54页）在另一篇题为《我喜欢的女性》中，他又说：“我不太喜欢太过实际的女人。比起这样的女人，我更喜欢对不太实际的东西感兴趣的女人。可惜不太实际的女人是极少的。至少大多数女人都是比较现实的。”（第7卷，第28页）于是他对“那些穿着泳衣走进镰仓海滩的女人，也毫无感觉”（第3卷，第248页），尤其“讨厌那些傻瓜女人。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很聪明的傻瓜女人，实在是不敢接近。”（第3卷，第280页）可见芥川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几无兴趣，极为冷淡。笔者认为，清楚地把握芥川的这一性格和心理，颇为重要。因为不了解这一心理，就很难理解他何以会对《金瓶梅》等“淫书”抱有那么大的熱情，而这一心理倾向无疑又与他后来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中国妓女形象，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下面我们就以芥川笔下的妓女形象为线索，来重新梳理一下芥川的中国认知特质，尤其对这一认知的变化过程，予以最大的关注。

二、《南京的基督》与妓女宋金花

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带有虚构色彩的“妓女”形象情有独钟的芥川，终于在1920年7月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南京的基督》中，自己也塑造了一位妓女性质的人物，名日“宋金花”。虽然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也可用的名字，但若放置在特殊的语境中去想象，不可否认，还是有几分传统文学作品中出入风月场所的女子特质和风格的。可见芥川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后才拿来用的，并非随意之举。当然，在这篇小说的末尾，芥川还特别标注说：“本文借鉴谷崎之处颇多。”可见这部小说的很多资料，也确有来自同辈文学者提供的讯息。遗憾的是，从谷崎那里具体借鉴了什么、参考了什么、援引了什么，芥川并没有具体讲。笔者推想，对于还没有实地来过中国的芥川来说，主要参考的还是有关南京市街的风景描写部分和当地妓女们生活场景的构建部分。而对妓女宋金花形象的具体描述，无疑是来自芥川本人的想象。

少女名叫宋金花。为了救助贫寒的家境，只有十五岁的她，每天夜里都会在这间屋子里接待客人。而且，她只是作为一个私窝子而已。在众多秦淮河岸上的私窝子当中，有金花这般容貌的人无疑很多。只是像金花这般性情温柔的，在这一带，能否找到第二个，绝对是一个疑问。她与同样以卖笑为生的姐妹们不同，她既不吹嘘说谎，也不任性虚荣。在这间阴暗忧郁的房间里，每晚她都面带着令人愉快的微笑，为前来寻欢作乐的形形色色的客人们，提供慰藉。倘若遇到有嫖客丢下比说好的价位更多的钱，她就会非常开心地让孤单的老父亲，多喝上一杯他爱喝的酒。（第6卷，第237页）

倘若没有前文的铺叙，只看这“性情温柔”“既不吹嘘说谎，也不任性虚荣”，身处卑微的生存环境依然不失“令人愉快的微笑”等描绘文字，想必很多人会在无意间产生误会，以为这是在描写一位“良家妇女”，而非沦落花柳街巷的卖身女子。何况作者又附加了说明，重点澄清宋金花之所以成了花柳街巷的娼妇，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金钱欲望，而是为了救助无法维持生计的父亲。从这些人物描写的文字和背景设定中，我们不难看出芥川对“妓女”这一社会身份是充满善意和同情的。在精神层面上，他还把宋金花设定为有基督教信仰的人，让读者在隐隐约约中感受到宋金花的背后似乎有神的呵护。这使得宋金花比一般的良家女都富有了高洁的感觉，如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宋金花的道白。

天堂里的主啊！我是为了赡养父亲才做了这一下贱生意的。而我做这个生意，除了玷污了我自己之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所以我想，我即便是就这样死了，也一定会能上得了天堂的。只是眼下的我，如果不把这个病转移给客人，我就不能继续靠这个工作来养家糊口了。但无论如何，就算是要饿死——听说只要这么一做，我的病就能治好——我也要警惕绝不与客人睡一张床。因为那样就等于为了我自己的幸福而去伤害了与自己毫无仇恨的人。只是话又说回来，说到底我也是个女人啊，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对任何诱惑都无动于衷的吧。所以天堂里的主啊！请您保佑我吧。我是除了您之外，再没有一个可依靠的女人了。（第6卷，第240页）

这是宋金花听了同是做娼妇的朋友陈山茶的劝说：“既然你的病是被客人感染的，那就尽快的把它再感染给别人吧。那样过不了两三天，你的病就能好”之后，向神做祈祷时默念的一段道白。通常来说，不仅妓女这一行业，凡是处在社会底层、受着社会的不公和周围人歧视的人，最容易对别人和社会产生报复和怨恨心理。然而芥川笔下的妓女宋金花的道德观念及宁死也不愿意将伤害转嫁给他人的仁爱之心，反而远在世俗庸众之上。尤其与谷崎润一郎在《秦淮之夜》中描写的极力拉客、讨价还价的妓女们相比，实在是相去甚远。所以笔者认为，虽然芥川在文末注明“这篇小说得益于谷崎之处颇多”，但从人物塑造的定位来看，芥川眼中的妓女形象无疑更接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那些艺伎。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妓女，一般不是只出卖肉体的娼妓，而是一些能歌善舞甚至擅长诗书的才学之女，是很多社交场上的重要存在。也正因为如此，常有妓女与文人落人情网，酿成或喜剧或悲剧。从后来芥川游览杭州时专程去参观钱塘名妓苏小小的墓这一行动来看，芥川眼中的妓女形象，很可能与我们平常想象的大不相同，远非近代主要以出賣肉体来换取钱财的娼妇所能比。事实上，后来芥川来到中国，实地到秦淮河岸的风月场所走了一圈之后，就不无失望地说：“今日秦淮，俗不可耐。仅一条花柳街巷而已。”“虽家家都装了电灯，亮光闪闪，映照出了人力车上的妓女身姿，像是河岸在水中前行一般，却找不到一位殊丽之人。甚至让我怀疑，《秦淮画舫录》中的美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一顾的存在。遑论《桃花扇传奇》里的香君了。或许不仅在秦淮河岸的妓院中，就是遍访了周围四百余州的风月场，恐怕也难找到一人吧。”（第8卷，第293—294页）从这两段话，我们也可反向证得，《南京的基督》中出场的宋金花，完全是还未曾来过中国的芥川根据自己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阅读经验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与现实无关。其实不仅芥川一人，日本近代文学大家中，如“鸥外、漱石等的文化教养根基也都是汉文学。但他们凭借这些汉文化教养形成的中国印象与现实的中国几无关系，是完全日本化了的文化。”所以芥川写出宋金花这样脱离现实的妓女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后来他来中国并实地看了中国妓女们的生活之后极度失望，写下了那部让很多中国人读来颇不愉快的《中国游记》的原因。

三、《中国游记》中的上海妓女群像

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芥川早在1918年11月就曾在与西村贞吉的通信中提到过自己有去中国的意愿，并做了一个合理的猜测。推想他之所以会产生访华的意愿，是因为他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并对其构筑的中国社会百态抱有浓厚的兴致。当然，除却这一内在原因，当时中日两国间人员往来的外在环境的变化也不容忽视。从1875年2月至1898年1月，中日两国间先后开通了上海一横滨、天津一长崎的客运船，这极大地加强了中日两国人员往来的频率。如将途经和顺访以及随军记者等身份的人都合计进来，那仅就这一期间到访过中国的日本作家和文化名人就有森鸥外、夏目漱石、二叶亭四迷、正岗子规、田山花袋、永井荷风、与谢野铁干、正宗白鸟、志贺直哉、谷崎润一郎、菊池宽、久米正雄、横光利一等数十人，几乎囊括了大半个日本的近代文坛大家。当时的大阪每日新闻社来找芥川，想让他以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中国时，他欣然应承下来，并于1921年3月28日开启了他长达近4个月的中国之旅。此间，他到访过上海、杭州、苏州、镇江、扬州、南京、芜湖、九江、庐山、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天津、沈阳等地，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些文化名城他基本都到访过。而且查阅此间的相关资料，我们还可知对中国“淫书”独有情钟的芥川到了中国（第一站是上海）之后，最先到访的就是“花柳街巷”。

不知道是不是这第一印象彻底崩溃所致，总之，亲眼目睹了现状之后的芥川，对中国此前抱有的憧憬和向往之心，似乎已消失殆尽。于是后来即便是见到了不是“野鸡”的正牌歌妓时，其印象或成见也难以改变。如在《中国游记·南国美人》中对梅逢春、爱春、时鸿、洛娥、天竺、秦楼、萍乡、花宝宝等才色兼备的歌妓，他的评价也已非常苛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芥川对这些中国娼妓的观察，似乎没有深入挖掘的兴趣了，描写也大多止于外在的容貌或服饰，少有对内心世界的探究。这与宋金花的描写方式和观察视角，已然大有不同。如描述被当地人称为林黛玉的梅逢春时，他只是觉得：“她的体型要比我想象的更像娼妓，是一个胖得圆圆的女人。脸长得也不是很好看，且浓妆艳抹着，唯有一双细长的丹凤眼还略留有些美人的影子，折射出一股诱人的目光。”（第8卷，第48页）如果说年近五十的梅逢春确实已经太老，那对看上去像日本女学生的爱春，他的热情也不是很高。“她上身穿一件带有白色织纹的淡紫色衣服，下身是一条青磁色的裤子，上面也织着什么花纹。头发则如日本人的辫子似的，用根青色的带子将发根扎紧，长长地拖在背后。面额上披着刘海儿。这些地方也与日本的少女无有差别。除此之外，胸口上别着翡翠做的蝴蝶，耳朵上挂着金子和珍珠的耳环，手腕上则带着金表，全部在闪闪发光。”还有对美人时鸿，也是止于服饰和装扮等外在的观察，“她嘴上涂的口红和脸上施的脂粉，比起以不施粉而自夸的爱春来，却要浓妆艳抹得多。我瞧着她的手表以及左胸上别着的镶有钻石的蝴蝶，瞧着她大粒珍珠串成的项链以及右手上佩戴的两只宝石戒指，不禁暗自佩服。即便是在新桥的艺伎当中，恐怕也找不出一个打扮如此光彩夺目的。”这些穿着富丽的妓女们，一看就过着奢华的生活，这与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世界中获得的印象相去甚远，与他访华之前描写的宋金花，更是迥然有别，两相对比之下，自然就有了“堕落”与“罪恶”之感。且这一情绪在不知不觉中似乎泛滥了，使得他对整个中国的印象也随之下滑。加上日常生活中中国人确有不良卫生习惯，于是他笔下的中国，就多是在厨房排水道小便的厨师，或是在街头乞食的没落者，再或者就是卖花的老大娘等，总之令人不愉快的角色占据了大多数。而这些描写和讽刺手法，遭到了像巴金等中国作家们的反感和批评，这也是颇令人遗憾的事。一个对中国原本抱有极大向往和渴望的日本作家，最后险些成了中国读者所厌恶的人。

四、从失望到理解——《湖南的扇》及其出场的妓女形象

然而，有心的读者如能全面去阅读芥川文学作品，就会发现，随着对中国的了解的不断深入，其实芥川的中国印象也在发生变化。至少“通过此次中国之旅，芥川能够直面现实中的中国场景”，如在后期的小说《母亲》中，他“对作为背景舞台的上海的旅馆和芜湖的槐柳等景致的描写，就明显有了此次中国之行的痕迹”。其观察视角和落笔的着眼点，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变。摘译一段如下：

那女子站在圆形风景的正中间，侧着身子。像是在听什么人说话。偶尔还会流露出几分微笑。腮颊略显方形，细看，除了一双大眼睛之外，好像也谈不上有多漂亮。但额前的那几缕刘海和淡黄色轻薄的夏衣被水面上拂来的清风吹动的样子，即便就是从远处望，也能断定是一位美女。（第13卷，第142页）

这是芥川回国后，在其晚年创作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湖南的扇》中描写的一位妓女玉兰的形象。这一印象无疑与《中国游记》中的梅逢春、爱春、时鸿等有很大区别，而芥川的视角、姿态、情绪等，都已发生很大变化。其实不仅玉兰这个人物，对另一位妓女含芳的描写，也多有善意。

她在水色的夏衣的胸前佩戴了几个像是徽章一样的东西，看上去总是有几分孩子气。我的视线，好像哪怕仅仅就是这几样东西吧，就被她所吸引住了。加上此时，她正好抬头望向了更高的甲板方向，化了艳妆的红唇中透着微笑，且像是在向某人发着暗示似的将扇子打开了一半遮在额头前。

这是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即芥川，在长沙的码头等待朋友来接自己时看到的伫立在水岸柳树下含芳的身影。这段清新的描述笔触，似乎又有了些《南京的基督》中宋金花的印象，甚至有些细节描写抱着很高的善意，并不亚于对宋金花的雕刻。且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湖南的扇》，芥川对中国妓女的描写，整体而言有不满足于外在而要走进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强烈意识。换句话说，游历完中国回国之后，芥川再拿笔创作中国题材的小说作品时，他对中国人和中国事的把握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自然也更具现实感。如在《湖南的扇》中，当含芳从玉兰口中听到自己爱人被斩首的话时，芥川就描写过她的两次不寒而栗，这一细节的植入，无疑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有极大的烘托作用。

听了这些说明，我开始并未觉察到这会对还没有到场的玉兰，以及对她的同伴含芳带来怎样的刺激或是伤害。但看到含芳的表情时，我才觉察到她的内心的所有波澜。因为她的耳环在微微颤抖，这可能是为了抑制自己的情绪。她还把手巾放在了桌子下面的膝盖上，反复的叠了又疊、结了又结。（第13卷，第150页）

这种深入人物内心的描写，在《中国游记》中几乎看不到，而到了后期却常常出现。如在描写玉兰被逼吃人血点心时的场景，也有此特征。

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颤抖。原来是含芳按着我膝盖的手在颤。（第13卷，第153页）

通过这几幕的细致描写，即在谈及生死问题和有关杀人和流血话题时含芳等人做出的反应，芥川是想从侧面展示出这些在风月场谋生的女子们朴素而温情的一面，是为了在她们的特殊身份之上添加几分人情味。而这人情味，如上文所指出的，在芥川写《中国游记》时是不曾有过的。也就是说，芥川笔下的中国印象，其实是一个流变的存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未曾到访过中国之前，主要依凭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建构的中国印象;（2）初到中国，因卫生习惯等不同而大为失望，并由此产生了厌恶中国的情绪;（3）游历完中国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理解和体会，又重新对中国抱有了基于同情和理解的认知。而这一认知，通过前面的几处引文，我们可知在《湖南的扇》中是得到了具体体现的。比如同是描写妓女生活场景，《湖南的扇》的描写显然更为真切和立体，也更富有深刻性。相比于此前过于传奇化、主观化、失真化了的宋金花印象，已是天壤之别。如在《湖南的扇》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

就在此时，突然林大娇拿起卷烟指着含芳，像是在嘲讽她一样说了一大堆的话。含芳好像吓了一跳的样子，下意识地扶住了我的膝盖。过了一会儿之后才又露出笑容，还怼回去了几句。我从这一场景——或说从这一幕的表演中，意外的发现了潜藏在她们之间的敌对关系。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第13卷，第148-149页）

当然，在《南京的基督》中也有描写妓女之间人际关系的场景，如宋金花与陈山茶间的互动。但那些场景的描写实在太过简单，几乎对故事情节没有任何影响，甚至可忽略不计。但上面的这一段引文就大有不同，它与林大娇和含芳等人的人物性格塑造息息相关，不可或缺。因为林大娇的行为举止是出于故意，是为了让含芳落人被动甚至是痛苦境地而故意为之，所以这一设定是芥川想走进这些妓女内心世界和精神痛苦中去的一次努力。细读这些场景的描写，我们还会发现，在《上海游记》中经常看到的芥川对当地妓女们抱持的那份厌恶与轻蔑感，到了后期作品就几乎看不到了。相反，从他描写谭永年逼迫妓女们吃沾有人血的点心的情景，反而表露出他对谭的卑鄙做法的厌恶和对妓女们的深切同情，这显然是芥川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更深的了解和真切的体会的表现。至少在《湖南的扇》中，他对当时中国社会中真实存在的妓女群体有了切实的理解，不再像早期那样抱着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人物的塑造与勾画自然也变得愈加饱满和真实，也更具吸引力。如在《湖南的扇》中有这样几段描述，颇值得留意。

在这间屋子的棚顶上，靠近玻璃窗的一侧，挂着一个用金色铁丝编成的鸟笼子。里面养着两只松鼠。松鼠在笼子里扒着一根木杆，毫无声息的上下窜来窜去。它和窗口及门框上红色的纱布帘，形成了一色，构成了一个非常少见的图景。只是这景致至少在我眼里，它给了我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第13卷，第145-146页）

就在此时，迈着阔步走进来的是一位带着金边眼镜，气色很好的圆脸艺伎。穿一身白色的夏衣，还佩戴了嵌着几个钻石的项链，看上去闪闪发光。不仅如此，她的身材还像一个网球运动员。我如此描绘她的身姿既没有想评价她长得好或是不好的意思，也没有表达我喜欢或是不喜欢的想法。只是觉得她这一身妆扮有一种莫名的矛盾感。事实上她与这个房间的氛围，——尤其是与鸟笼里松鼠极不搭配。（第13卷，第146页）

至少从外表上看，她是属于那种好看的女人。尤其是微笑的时候露出来的那几颗搪瓷的牙齿，非常精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她的那几颗牙，总是会联想到松鼠的身上去。此时，那两只松鼠正在那笼子里，依旧靠近红色纱布玻璃窗帘的一侧，上下不停的窜来窜去着。（第13卷，第151-152页）

很显然，这里的鸟笼子是妓院的暗喻，鸟笼子里的松鼠是那些在妓院里求生存的妓女们。换句话说，这些妓女们就像那两只松鼠一样被拘束在鸟笼子里，只能在笼子允许的范围内上下跳窜。感悟到这一点之后，作品中的“我”便有了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这表明芥川在晚年终于走出了基于古典文学作品建构的、充满浪漫主义想象的中国妓女印象，对真实的中国妓女们的生存环境之恶劣、卑微与无奈有了切身的理解。作为爱读《金瓶梅》的作家，或许此时他才明白兰陵笑笑生为何在《金瓶梅》序言中讲，“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的真正用意。前文中我们已经介绍过，芥川当年说过“不仅金瓶梅，每每读到如痴婆子传、红杏传、牡丹奇缘、灯芯奇僧传、欢喜奇观等淫秽之书，我都会被中国人那种开化了的野蛮性所吸引”的话，然而走出文学虚构的世界，真正见到妓女们在底层挣扎的生活现实之后，他就再也无法站在“好玩儿”或是“有趣”的立场上去把玩这些妓女形象了。换句话说，如果早期芥川欣赏中国古典“淫书”时的心情近似“小人”的视角，那么游历完中国之后，即便是达不到“菩萨”心肠，至少他能站在“君子”角度来审视中国妓女们的生活了。于是在《湖南的扇》中，他对玉兰向谭永年所表现出的反抗意识，以及她与土匪黄六一是情人关系的设定，其实都有些革命人的色彩了。如玉兰被谭永年逼迫吃带有黄六一血的点心时，虽然痛苦但她也不无坚忍地说：“我很高兴能吃到自己喜欢的人的……老黃的血。”（第13卷，第153页）这一场景的描写，颇有革命者慷慨赴死的悲壮与豪气。至此，芥川早期对妓女抱有的红颜薄命、柔弱哀怜的印象，已经消失殆尽。《湖南的扇》发表之后，初期还曾被读者批评“太过艺术化”，“对中国的政治缺乏基本的了解”等，而近年的研究者中，接纳这种解读的人似乎越来越少。因为事实上芥川在访华期间就与章太炎、郑孝胥、李人杰等人接触，就中日关系等问题有过很深入的探讨，可见他对中国的政治并不是一无所知或毫不关心。当然，芥川是接触了这些革命人之后才去关心中国政治的，还是原本就关心中国政治才去接触这些革命人的问题，还需进一步讨论。但就本文所梳理下来的这条妓女印象的流变过程而言，我们至少可以说，芥川的中国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非常大的流变性。且纵观其他日本近代文学者的行迹，我们还会发现，这一流变性不仅存在于芥川一个人身上，在很多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文化人身上都有这一特质。只是这一流变的方向因人而异，有的因理解而走向了同情，有的却因理解而走向了更加反华的道路。个中缘由，是我们今后要继续做细致梳理和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