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

[摘要]回眸新时期文学发展，在作家、创作和发表（出版）之外，不应忘记“海外窗口”在推动中国大陆新时期文学的对外传播等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香港的特殊地缘和机缘所带来的对内地文化的反哺作用亦应得到重视。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窗口，起到了双向的作用：一方面，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学创作的面貌，另外一方面，中国作家从中汲取各种信息和新的思潮，活跃了创作和思想，开启了新的创作历程。而《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正是新时期文学最早打开的几扇“海外窗口”之一，本文通过对该书的分析、解读，来论证香港作为新时期文学窗口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香港;潘耀明

[作者简介]周立民（1973），男，文学博士，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上海200031），辽宁省作家协会特聘签约作家（沈阳110041）。

有学者曾这样评价潘耀明的早期著作《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在中国三岸是他第一个评介了中国当代36位著名作家，为中外文学交流架设了一座宏伟的文化桥，因而好评如潮。”近四十年过去，如今回眸新时期文學发展时，在作家、创作和发表（出版）之外，我们似乎不应忘记“海外窗口”在推动中国大陆新时期文学的对外传播，促动思想活跃，导人新的思想元素等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而《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正是新时期文学最早打开的几扇“海外窗口”之一。

一

谈到《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如果仅仅孤立地看它对作家做了怎样的描述和评价，我认为很难看出它在新时期文学复苏的全景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其诞生的特殊地缘和特殊机缘中进行考察，才能彰显它的独特意义。

这个特殊的地缘，是香港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特殊机缘，是基于这样一个历史时刻：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促使新时期思想解放，重新打开国门，对外交流得以加强，中国的文学在复苏期逐渐重返世界，世界也开始以极大的兴趣关注中国，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正好在这样的地点和时机中应运而生。

在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描述中，香港的特殊地缘所带来的对内地文化的反哺作用被大大地忽略了。1949年后，因政治关系，中国文学呈现出几地分裂的状况：中国大陆的本土文学，海峡对岸的台湾文学，港澳为主的多元形态的桥梁文学，东南亚、欧美等地海外文学创作等……各区域文学形态不一，同存一个时空中，相互却未必有充分的交流。很长一段时间，大陆本土文学和台湾文学处于对峙状态，与海外的很多国家处于文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而唯有与港澳处在有限的开放和一直未中断的交流中。众所周知，大陆在1949年后施行的是一元化的文化政策，那么作为它的“海外窗口”的港澳地区，此时显得尤其重要。它不仅仅是输出，而且在一元化的封闭空间之外，打开了一扇十分重要的窗口，让外面新鲜空气得以进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元化统制下单一的文学格局，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些特殊存在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众所周知，在写作该书的1960年代，周作人基本丧失在大陆发表作品的权利，他的译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机构“收购”，是否出版，并不确定，即使出版，亦不能署本名。周作人的著作，在当时，仅有回忆鲁迅等少数可以印行，且要署名“周遐寿”。大多数报刊都不会主动向他约稿，在这样的处境中，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等于终止。然而，周作人笔耕不辍，且有四五十万字篇幅的《知堂回想录》完成，不能不说这是海外报刊和出版机构之功。周作人曾在日记中记下写作此书的缘起：“拟写《药堂谈往》寄与聚仁，应《新晚报》之招，粗有纲目，拟写至五四为止。”到1962年11月30日，写《后记》，该书写作告竣，周作人也思谋将之改名为《知堂回想录》。1964年八九月间，《知堂回想录》曾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一小部分，后中止。1970年5月，全书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很显然，没有曹聚仁促动，《新晚报》邀约和海外出版，很可能就不存在《知堂回想录》。周作人在该书后记中说：“我要在这里首先谢谢曹聚仁先生，因为如没有他的帮忙，这部书是不会得出板的，也可以说是从头就不会得写的。”从内容上看，这些陈年往事，并不为“新社会”的报刊所欢迎，也只有在香港这样的地方，文化多元并存，作者身份不一，才是它生长的最好土壤。不仅是周作人，很多老文化人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从今天看来，香港为维护文化生态的多样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哪怕在最为特殊的年代里，大陆作家丧失自由，普遍不能写作，香港仍以特殊的方式来传播他们的作品。其实，早在这之前，翻印大陆作家的作品已经很普遍。香港的南国出版社几乎翻印了巴金1949年以前的全部小说和散文，令巴金本人深深感动的是，在“文革”期间，南国出版社居然翻印了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巴金在《随想录》中曾写道：

去年七月我收到一封日本读者的信，开头就是这样的话：“一九七六年我转托日本的朋友书店而买到香港南国出版社一九七。年所刊出的《巴金文集》，我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今年四月才看完了这全书，共十四册。”（原文）一九七。年正是当时在上海管文教的“长官”徐某某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时候，也是我在干校劳动给揪出去到处批斗的时候，香港还有人重印我的文集，这难道不是读者们在向“长官意志”挑战吗？

香港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窗口，把大陆文学摆渡出去，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窗口也是一个出口，容纳了一元化的大陆文学所不能容纳和生长的异质性因素。这样的功能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依旧存在。比如巴金《随想录》最初就是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内地的读者只能等待某些报刊转载部分篇章和结集出书才能看到。从目前的资料看，选择在香港首发，巴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至少，他感觉到在香港发表文章，比在内地更利于畅所欲言、更利于“讲真话”。他的老朋友、《文艺报》主编孔罗荪曾跟他约过稿，他却婉拒，并明确地指出内地和香港两地报纸的氛围不同，对此，他显然有自己清醒的选择：“吴泰昌来向我组稿，我答应考虑，但目前实在写不出什么，也无时间写。我看文艺界情况复杂，问题很多，阵线也不分明，在《文艺报》发表文章，不能像写《随想录》那样随说一通，大陆上的读者对‘随说久已不习惯了。为《文艺报》写文章，总得慎重些，我试试看，若写不成，就算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杨绛的《干校六记》的发表和出版。1980年，这本记述钱锺书夫妇及一代知识分子在干校中种种经历和见闻的作品写完后，据杨绛后来说：“这部《六记》当时在大陆不好出，就托三联的范用帮助将稿寄香港，范用看了喜爱得不肯寄出，他自己又不敢用。后来香港《广角镜》的李国强给他来电报说，‘你再不寄，我就专程飞到北京来取稿。范用只好寄出稿子，李国强亲自下印厂，一星期内就出版了。”《干校六记》由此在香港《广角镜》杂志1981年4月号刊登，胡乔木看到香港的杂志，才最终改变这部作品在内地出版的尴尬：

若不是胡乔木同志开绿灯，不会出版的。他不知怎么看到了，就叫邓绍基传话给文学研究所许觉民，说这本书大陆上也该出。同时，在领导人宴请赵元任的会上，又对赴宴的锺书如此说，并说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虽然如此，书出版后，只在柜台底下卖。丁玲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

看来，《干校六记》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同時出版，这背后大有文章。由此，我们也不难体会两地思想意识的差别，以及香港对内地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的促动作用。

以上的例子都可以说明，香港以特殊的文化形态和地域优势大大地发挥了大陆文学“海外窗口”的特殊作用。在《当代中国作家风貌》中的诸文章写作和陆续发表的那段时间内，大陆的文学界呈现出劫后重生的繁荣景象，引起海外特别的关注，大陆作家开始走出去，直接交流，又为这样的热潮推波助澜。作家的作品和选集，在海外不断出版，尤其是资深作家的旧作，无形之中，在海内外刮起一股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旋风。像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翻译、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三卷的出版，都为这种火热的景象又添一把柴禾。很多老作家的情况，尤为海外读者关心，《当代中国作家风貌》由此应运而生。它诞生在香港，又起到了别处起不到的作用，会为台湾、东南亚地区，乃至欧美的文学界广泛关注，发挥它的特殊作用。

二

《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是一部得风气之先的书，在它写作的那几年，到1980年代初期，有的人甚至认为现代文学研究已成为“显学”。在《当代中国作家风貌》中，有相当篇幅是谈老作家的，这是因为当时，老作家恢复创作自由，得到整个文学界的瞩目，学者樊骏就曾谈到当年的研究侧重点：“这几年做得最多的，是给许多曾经被粗暴地否定了的或者贬低了的作家，作出新的评价。其中包括情况复杂或者前后变化很大，一再受到斥责的作家，如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等;在历次运动中受到过批判的革命作家，如瞿秋白、田汉、冯雪峰、丁玲、夏衍、胡风、阳翰笙、萧军、艾青、路翎、陈白尘等;在文学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却历来评价不够或者也受到过责难的作家，如巴金、老舍、曹禺、郁达夫等;还有在文学发展中有一定代表性、起过一定作用，却一直为人们冷落的作家，如李金发、戴望舒、张恨水、钱锺书等。”长期交流阻隔、信息不畅，甚至传言不断，使得海外人士更为迫切关注大陆作家的真实情况，巴金说：“最近收到来信很多，有些人以为我早已不在人世，也有多年不知下落的老朋友突然出现。”这种关切无形中促成《当代中国作家风貌》这样的著作出现，对于回应人们的关注和澄清一些问题，它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1979年，以刊登老作家回忆文章和新文学相关史料为主的《新文学史料》创刊，1978年徐州师院曾邀集七十多位健在的作家撰写自传，并搜集已故作家的自传，以《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两册印行。同一年，北京语言学院编写《中国文学家辞典》，共四分册，收录2000多名作家的信息。这些都客观反映了社会和研究界的需要。而《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的写法，也正如作家的小型自传或评传，特别是，很多作家当时并没有系统的回忆文章和自传问世，潘耀明的写作及时地满足人们的需要，真正得风气之先。

潘耀明没有固守在三十年代老作家这一隅，到《当代中国作家风貌》续编的时候，他已经延伸到当时风头正健的中青年作家，他们是白桦、王蒙、李准、张洁、张抗抗、戴厚英等人，他在1982年8月所写的后记中特别交待：“本书与《正编》不同之处，是给一部分中、青年的新进作家留下不少篇幅，并且对这一批作家花了较大气力去经营，因为我觉得这些作家恰恰是中国文坛未来的支柱。”这体现了潘耀明敏锐的眼光和迅捷的反应。他既得风气之先，又不固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

在写法上，《当代中国作家风貌》也有自己的特点：它是各种文体风格的融汇。有新闻采访，也有学术回顾，是写作者的评论，也有采访者的自述，它们交汇在一起，使文章中既有时人关注的信息，又有学术研究的史料，还有具体问题的澄清和探讨。从大处看，它不但叙写了采访对象的近况，而且还对他们整体的创作和人生的重要经历做了回顾和评述，像小型的评传，这种写法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正是因为这样的写法，四十年过去了，已经成为文学史料的《当代中国作家风貌》还葆有当代文学史中很多鲜活的信息。比如，1981年4月7日对曹禺的采访，曹禺在最后透露出晚年的困惑：

现在简直是愈老了，问题愈多。老了，死了，死之后才清静。现在青年人可以全心全意写东西，因为他们还不大为人所知道。我们呢？经常的社会活动，都压在你头上，一些外国朋友来呢，总是要找这几个老头谈天，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你不能不去见。除非我根本离开北京，我不在此，或找个地方耽下来，这样一来就没有办法找到你，你管不到我。人家晓得你在北京，你故意不见人家不成。而且碰见很多朋友，过去在外地他那么热烈地招待你，欢迎你，你根本不应该不见他。这样的事情，要去掉就好一些，我说将来也许能够在比较安静的环境，才写写东西。我觉得时间不见用，套一句中国的老话，就是“时不我与”。七十岁的人不算老，七十一岁也不算老，我还是有这一点安慰，所以你刚才对我的建议，我觉得应该好好的提上去，自己确实也有这要求。我的好朋友巴老每次见我面，老是那几句话，你要写东西，不写点东西不成，应酬文章少写，不要写，什么表态啦，应酬啦，那么多时间浪费掉。我应该搞自己的本行，我的事情，忙于一些极不上账的事情，报账，你可以写上嘛，我现在干的什么，都报不了账。

直到终老，曹禺都没有摆脱他谈到的这一困惑，是外界造成，还是自身原因？他的这段感慨读来仍令人唏嘘，这也是研究这一杰出作家晚年心态的重要一环。

与钱锺书交谈中，潘耀明赞扬钱锺书的文章，文采飞扬，话刚说一半，钱接上话说：“有一位叫莱翁·法格（Leon Fargue）的法国作家，他曾讲过一句话，写文章好比追女孩子。他说，假如你追一个女孩子，究竟喜欢容易上手的，还是难上手的？这是一个诙谐的比喻。（笑）”“他说，就算你只能追到容易上手的女孩子，还是瞧不起她的。这是常人的心理，也是写作人的心理，他们一般不满足于容易上手的东西，而是喜欢从难处着手。”这不啻于现场表演文采飞扬、妙语连珠;同时让我们领会了钱锺书的“追求”。

对于晚年沈从文生活环境和细节的描写，也是我们了解老作家晚年工作状态和生活状况弥足珍贵的史料：

“文革”中一段时间，沈先生在历史博物馆被打成“反动权威”，要他打扫地方和洗厕所;他家里的三间房子，被别人占用了两间，只剩下一间约十二平方米的小房子。从干校回来他一个人住，只有一张床，床上堆满书，晚上把书往里边推一推就睡下。房间四壁，除了天花板太高用不着，到处贴满了一个个纸袋，每个口袋里放着各种专题的资料、文字和图片。要东西用时，向口袋里一掏就有，一目了然。房间实在太小了，如果有朋友去找他，东挪西挪，才腾出个空位给人家坐。他的房子连厨房也让别人占用了，回来后只得在房子的窗前小小空位处搭一个临时炉灶，结果，仅有的一扇窗也被挡住了大半，白天也得开灯照明。夏天非常热，因此就在门口处做饭，条件很艰苦。

沈夫人回来后，因为房子不够住，只得分住两处。沈夫人住在《人民文学》给的房子，就在小羊宜宾胡同，而沈先生则仍住在东堂胡同那里，中间相隔三里路左右。每天早晨，沈先生自己做早饭，中午则回沈夫人处吃，沈夫人做好饭等他，不管多忙，甚至刮风下雨，提着个小篮子和书包，他一定回去吃饭。这样一来，也有个好处，让沈先生跑跑路，舒展筋络。……沈从文的“临时活动办公桌”也出现在潘耀明的文章中：

小羊宜宾胡同这边的房子，屋小且西向，夏天很翳热。沈先生便端一张凳子、一块面板（擀面团用的木板）和一个木箱到屋外，把面板架在木箱上，坐在凳子上继续搞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他的临时书桌，跟着太阳照射的角度而移动，他幽默地管这叫活动办公室，说活动的空间是最大、最有弹性的。下雨天他仍坚持在走廊里工作。

读了这样的文字，我们才会明白，巴金为什么会在《随想录》里那样激愤地呼喊：“但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掩住伤痕不讲，伤痕便可不医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疮，却怪别人乱说乱讲。在他们对着一部作品准备拉弦发箭的时候，忽然把文学的作用提得很高。然而一位写了二十多年小说、接着又编写《中国服装史》二十年的老作家到今天还是老两口共用一张小书桌，连一间工作室也没有，在这里文学的作用又大大地降低了。”

潘耀明说：“本书所收的文章，大部分都经过作家的亲自过目、勘正。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巴金先生，他在百忙中为我补上《巴金创作年月表》遗漏部分;萧乾先生在七九年十二月从美国爱荷华返国经港时，为我和梅子兄提供了不少有关他创作活动的详细资料，使我们得以编成《萧乾年表简编》;著名诗人艾青及其夫人高瑛女士，一开始便给予深切的关注。此外，著名作家叶圣陶、俞平伯、端木蕻良、卞之琳和黄秋耘等，都在繁忙中亲自为拙作勘正。”这一批文章，在资料搜集和整理的基础上，潘耀明都当面采访作者或与作者书信沟通，得到作者的确认或修正，从史料价值而言，他拿到了可信度较高且更有研究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中涉及的问题十分丰富，可贵的是潘耀明能够抓住作家的人生关节点和创作中的核心问题，要言不烦，在有限的篇幅中一一破解。如作家在创作中受到的影响，是研究作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而，没有实证资料，只是凭推断，难免有望风捕影之嫌。《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中有不少作家直接谈到自己受到的影响，作家的自述对于研究者而言恰似一场求之不得的及时雨。比如叶圣陶回答潘耀明的提问时说：“……翻译之作看得不少，林译与周氏兄弟所译皆所喜，傅雷所译巴尔扎克之作几乎全看，好之尤深。”王辛笛谈他受到艾略特的影响：“我受艾略特影响最大，在大学期间我已读过他的《荒原》，后来我在爱丁堡听他的课。还有奥登（w.H.Auden）——他曾到过中国，此外，我也喜欢史本德（Stephen Spender），刘易士（C.DayLewis）。”无独有偶，杜运燮也谈到奥登的影响：“五四以后的作家的作品几乎都读过。最喜欢的是鲁迅、高尔基。诗歌方面，三十年代成名的老一辈诗人如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冯至、卞之琳、艾青、臧克家、田间等的作品，我都注意读。但并不专学什么人，也想兼收并蓄，并借鉴外国优秀诗歌，自辟道路。在联大时，开始自觉借鉴外国诗歌，读的主要是奥登（w.H.Auden）等一批英国青年诗人的所谓‘粉红色的三十年代的作品，觉得这些诗人反对法西斯，同情中国抗战，倾向进步，表现手法新颖，明快有力，语言清新活泼，紧紧结合现实，能表现现代人的感情。同时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也结合得上。”他们的这些自述，道出了接受影响的心态、时机，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外来影响提供了切实的实据。

潘耀明很注重从“史”的线索研究作家的创作历程，《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中很多文章都是以“文学史”的框架观照作家创作，分析他们创作中的方方面面。他采访臧克家和王辛笛，诗人分析自己创作转变的几个阶段，也是我们研究文学史应当关注的重要课题。臧克家把自己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933-1936年为第一时期，以农村题材为主，形式比较严谨、精炼。1937-1949年为第二期，其中抗战期间，活泼奔放，充滿乐观精神;抗战末期及其以后四年，则是揭露、控诉的讽刺诗。1949年以后为第三时期，歌颂新社会和社会建设，“因为年迈，未能深入生活，诗创作上，受到很大的限制”。王辛笛也很认真地谈到他的诗歌创作三个时期和每个时期中的不同阶段。他特别谈道：“我创作《手掌集》，诗的风格有所改变，如《布谷》这首诗就十分明显了，而《手掌》则标志着我思想的改变，前者从早期抒个人之情开始转向社会，后者是对当时社会的讽刺，将自己的思想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他还谈道：“闻一多的死对我影响很大……”这些都是后人研究辛笛诗歌的重要线索和依据。在访谈中，作家还向潘耀明叙述了影响人生和创作的重要事件，这些个人经历，也都是打开作家创作的钥匙，比如张洁，谈到父亲很早就离开她们母女，她的童年是在母亲的艰辛劳动和护持中度过的。当时，张洁的创作正在引起人们的瞩目，但是她的这些经历未必为人了解。“我们生活很困难，为了养我，母亲给人当保姆，因为她没有什么文化。……母亲当保姆的时候，管洗衣服、擦地板，主人的男孩要打我，就得让他打，这是他的娱乐。我母亲不让打，别的保姆还说，让小少爷打吧，陪他玩玩。虽然这样，还经常把我的饭碗抢下来，不给饭吃。后来我母亲带我到香港找父亲，父亲对我们已经很坏，经常打我，用脚踢我。”

潘耀明还利用采访的机会，求证很多历史细节。关于钱锺书，“有人说他当时数学考试零分，笔者八一年十月在北京曾询问钱锺书先生，他说数学不是零分，而是不及格。”在写端木蕻良的文章中，后面有两则书信访问，潘耀明谈到端木与萧红的家庭生活，直言外间“似乎颇有微言”，端木的回答恐怕是研究者最想得知的答案：“关于有人肆意歪曲事，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正比例，或者说，夫妇不和决不是创作的动力。排比一下我们的创作产量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敏锐的潘耀明自然不肯放过这样的宝贵线索，他去认真做了排比，得出的结论是：“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间，萧红的创作力比任何时期都要旺盛，创作量比任何时期都要多！”同样的问题，潘耀明也提供了另外一位相关的人：骆宾基，关于与萧红的交往，关于萧红版权之争等问题。潘耀明说：“骆先生除介绍了他的近况和创作生活，还缕述了他与萧红女士的交往和关系，是十分珍贵的文学史料。关于后者，从来都是最受争议和最敏感的问题，笔者只是抱着有闻照录的原则，除却将答问中所涉及的具体人事略作删节外，基本不作更改，至于是非曲直，也不遽下结论，留待读者仲裁。”虽未下结论，两相对比，言语之中，他还是有所论断的。

潘耀明曾白谦，说他写的是“作家印象记”“作家散记”或“访问记”，或许从表达形式上看，这么说也没有错，然而，他显然增厚了“作家印象记”的分量，这部分分量是学术的含量。从采访问题的设计，问题所涵盖的多个方面，能够看出作者为此下了相当的工夫。它们并非泛泛而谈的作家印象记，而是每篇都触及相当关键的问题，不仅如此，潘耀明事业较为宽广，考虑十分周全，尽量囊括一个作家创作成就和人生经历的各个方面。如写卞之琳这篇文章，分这样一些部分：与徐志摩夫妇的关系、编选《徐志摩诗选》、与沈从文的关系、与闻一多的关系、是新月派还是现代派、对于新诗发展的见解、卞之琳诗风格的特色、诗风的转变、卞之琳的诗集、卞之琳也写小说、翻译卓然成家……特别是对于卞之琳小说和翻译的关注，独具只眼。当内地的读者几乎忘了有位诗人叫孙毓棠和他写过的长篇叙事诗时，潘耀明竟然隆重写出《孙毓棠谈（宝马>的创作》，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学养和眼光。对于“失踪”多年的诗人，他详细写到孙毓棠的“过去和近况”，为我们留下一份难得的文学史料。

关于蔡其矫，潘耀明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速写抒情诗人蔡其矫》，一篇《蔡其矫诗歌的特色》，都是深入分析蔡氏诗作的专论，我惊叹的是作者能够敏锐地抓住蔡氏的诗歌特点，这个特点与蔡氏的人相互融汇，让潘耀明做了精彩的概括。他说：“蔡其矫是一片云，投映在一碧清潭里。”“他有云的优雅，也有云的风度。”这样的批评，不似当今流行的学院批评那般呆头呆脑，而是充满灵性和穿透力。在谈到秦牧的创作时，他注意秦牧本人的提醒，秦牧说写《艺海拾贝》这样的作品时，“注意通俗和风趣”，潘耀明认为这也是秦牧散文的风格：“秦牧的散文，从不板面孔，也不显颜色，而是如同老朋友在林中安步当车，在荧荧的灯下吃茶谈心，使人油然产生了亲切感;在艺术的表现技巧上，文章的结构上，秦牧无疑是很考究的，但在遣词用句上，他是尽量通俗化的，回避估屈聱牙的词句，以浅显的文字，生动的比喻，将文章的意旨在不知不觉中传播给读者。”这是识者之论。

由此而言，《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成为一个夺目的窗口，又不仅仅是地缘和时机的偶然或偏得，更来自于它自身的内涵和特质，它让人们看到了更多的风景，它自身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三

潘耀明说：“当时发表这些文章，意在将中国作家的一些新动态，及时向海外关心的读者作一报道，并不预备结集出版的。”或许，他是无心插柳，然而，新时期文学和思想解放的大潮汹涌澎湃，中国大陆开放的脚步在不断地加快，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窗口，起到了双向的作用。一方面，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学创作的面貌，另外一方面，中国作家从中汲取各种信息和新的思潮，活跃了创作和思想，开启了新的创作历程。在最初阶段，特别是老作家，纷纷在香港出书、发表文章，或者他们认为不宜在内地发表的文章先在香港发表，这也是他们晚年发表和出版作品的重要渠道。

古剑在《笺注——二十作家书简》《聚散》等书中，保留了很多大陆作家与海外交流的史料和信息，可以看出大陆和海外双方迫切需要相互了解和交流的心理。他曾写道：“八十年代初，我在复刊的老牌《良友》杂志任执行主编。那时中国刚刚开放，大家都急切想了解内地的事情，许多老作家成了‘出土文物;为了让这些作家重返读者之间，我开了介绍内地、台湾老作家的栏目。”后来，在台湾那一边，痖弦主编《联合报》副刊在“解严”前后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大陆作家约稿。香港的“窗口”作用再一次显现：

那时海峡两岸书信、稿件来往还不能明目张胆，处于暗度陈仓阶段。适逢其时，我成了痖弦和两岸一些人的“交通站”，信函、稿件、剪报自然转过不少，一些完全陌生的两岸人，不知从何人处得悉地址也找上门来，要我转信给大陆的亲人。

冰心、施蛰存、柯灵、萧乾…诸名家都寄了稿。专辑名“隔海拜年”。这别开生面的专辑，开两岸副刊之先河引起很大回响。两岸一些昔日的老朋友、学生也因此恢复了通信，此专辑起了沟通两岸之功。柯灵这位老编辑，来信对此举大加赞誉。可惜一时未找到柯老的信，来证实此言不虚。

贾植芳先生1988年12月14日给古剑的信上说：“先生为大陆与港台文化交流牵线搭桥，不辞辛苦，其功绩不仅为两岸文化界同仁所称道与感激，也將作为文苑美谈，受到文学史家的注目，传为千秋佳话也。”由此可见，老作家当时对于与海外尤其是港台报刊写稿的重视。这些从施蛰存和柯灵的通信中，也能够看到。施蛰存收藏碑拓三十余年，晚年完成一本《唐碑百选》，“我所选的，有大半都是从来没有印过的，这一百种碑，可以代表唐人各体书法全貌”。这是他晚年寄予心血和情趣所在的一部书，然而，他首先想到的是在海外谋求出版：“我希望此稿能印行，但国内目前恐无条件，亦无机会，因此顺便向你们谈谈，不知你们有兴趣承接印行否？如有可能，我无条件奉赠版权。”他和其他作家一样，在晚年都曾为海外报刊写了不少稿子。书信中曾有这样的记录：“马国权处我寄去四五篇文稿，分别投《大公报》及《书谱》……”“湖南彭燕郊代《大公报》马文通约我投稿，我不知他编的那一版是什么面目，你认识此人否？如方便，请通知他寄几份样子来，或者你寄二三天报纸给我看看。”他的年谱中也有记载：诗作《金石百咏》在香港《大公报·艺林》连载，至1979年11月21日全部刊完，凡二十期。他也谈到潘耀明来谈书稿的事情：“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潘耀明来过，我已答应把回忆编起来让他们出，但目下还无暇动手编，另有一本选集，他们已付排，今年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