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arajevo

以字母S开头的城市不仅众多，且分布极广，我游历过的就遍及六个洲。其中一个原因是“圣”（Saint）这个尊号，它以某种方式与上帝、奥秘、精神力量等既神圣又实在的事物或人相联系，常被用来冠于人名继而地名之前。在世界史上，最早被称为“圣人”的应是周公或孔子，但中国人却一直没有用人名命名城市的习惯。

2002年，我在萨格勒布坐上一辆国际列车，前往硝烟未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这个欧洲新国家的面积虽然只有浙江或江苏的一半（人口更不足十分之一），但从北端驶入，穿过塞尔维亚人的控制区，摇摇晃晃地走了七八个小时以后，依然没有到达中部的首都萨拉热窝。

两侧尽是低矮的山谷和溪流，间或可见清真寺的尖塔露出村头，黄色的砖墙被绿色的庄稼和杂乱的树木环绕着。车上旅客稀少，仅有的几位也因为语言问题无法交流。黄昏时分，火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一个严峻的考验随即降临，那会儿我出门旅行是不通过网络或电话预订旅店的，即便去一个从未抵达且没有熟人的国度。

很快，乘客们便没了踪影，车站广场上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他们都是来拉旅客投宿的，犹如中国南方某些城市的火车站或旅游风景区。当我发现车站上的游客问讯处已经关门以后（有的话恐怕也不讲英文），只好把目光转向他们俩。那男士落落大方，气质上佳，且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一开始我就被他吸引。而那女士只会说点德语，其外貌酷似前网球明星格拉芙，只是脸上皱纹要多许多，且说话行事全然没有一点风度。

可是，正当我准备跟那位男士去他的旅店时，“格拉芙”突然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封皮的笔记本。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打开那个笔记本，里面歪歪斜斜地写满了各种语言的文字。原来，这是一本旅客登记簿，我翻到最新的一页，居然有头一天登记的一位日本游客。我旋即转身看着那位男士，他耸了耸肩，眨了眨眼睛，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显然，他身上没有那种本子。

在那一瞬间，我做出了选择，决定跟着“格拉芙”走了。出门在外，我首先考虑的第一要素自然是安全了。我跟着“格拉芙”搭乘沿着河岸行驶的唯一的有轨电车，去城西她的家。当我听到车头铃铛的声音，两旁的路灯亮了，感觉世界突然温暖了许多。可不，虽然萨拉热窝海拔有点高，毕竟春天已经到了尽头。

饱受战火洗礼

萨拉热窝位于狭窄的特雷贝维奇山谷，中间有一条叫米利亚茨的河流穿过。附近留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世纪时，哥特人和斯拉夫人先后来此定居，随着15世纪后期土耳其人的侵入，萨拉热窝发展成为贸易商人和穆斯林文化的堡垒。不过，来自亚得里亚海对岸的商人们也在此建立了拉丁区。因此，至今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仍只有一半，不过由于穆斯林文化的鲜明性，他们的建筑、装饰特别引人注目。

19世纪中叶，萨拉热窝曾是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中心。这一地位在奥匈帝国占领期仍保持不变，因此也成为波斯尼亚人抵抗运动最为活跃的地方。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普林西普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及其皇妃，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是发生在米利亚茨河上的拉丁桥附近的事（此桥也因而被命名为普林西普桥）。战争结束后，波斯尼亚议会宣布加入南斯拉夫联盟，直到1992年，才再次独立出来。

没想到的是，独立不久便爆发了内战。我抵达时，南斯拉夫内战刚结束才两年多，其中最早最久的是克罗地亚战争，最晚最短的是科索沃战争，而最残酷的是波黑战争。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400多万人口中，穆斯林占44%，塞尔维亚族占31%，克罗地亚族占17%。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要求举行独立的全民公决，塞尔维亚族坚决反对，后来因为塞族青年的婚礼有人被枪杀而引发内战。结果有约28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沦为难民。

尽管如此，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一部少年时代反复观看的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部影片讲的是“二战”即将结束时，德国驻巴尔干半岛部队准备撤退，被游击队拦截的故事。当时贝尔格莱德已被苏联红军攻克，从希腊北部城市萨洛尼卡撤退的德军绕经马其顿和波斯尼亚返回德国，途中必须要得到萨拉热窝油库的供给，瓦尔特领导的游击队没让这个计谋得逞。遗憾的是，这部电影里的镜头并没有对准市容，主演瓦尔特的演员也已经于2016年去世。

影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一群准备投奔解放区的游击队员被德军拦截，一名游击队员情绪激动地对德军说：“我是党卫军少尉，你们犯了严重的错误！”这名游击队员告诉德军，他混在真正的游击队中，准备把这些人诱骗至德军所在地。德军军官表示：“你把我们的人员名单列出来，我把游击队员全部逮捕。”当“游击队员”把党卫军名单交给德军时，他这样说道：“拿吧，除了这五个人之外，全是游击队员，你可以枪毙他们！”

“少尉先生，我要做的，恰恰相反！”原来，所谓的“德军”是游击队员假扮的，游击队知道内部出了叛徒，故意将计就计，泄露假情报给敌人，而敌人果然中计！当假扮德军的游击队员说出那句“少尉先生，我要做的，恰恰相反！”时，中国观众心里真是太舒坦了！临了，他还说道：“你们到解放区去吧，你们可以唱着歌走，德国人已经下了命令，任何人也不敢阻拦你们的！”

遗憾的是，由于正处在战后，百废待兴，且战争的内因并未消除，故而仍留有联合国维和部队。大街上几乎见不到一个外国游客，自然也难以找到那部我少年时喜欢看的老电影的纪念物。新落成的假日酒店周围保安林立，这座建筑正对着那座现成的“战争纪念碑”，市区的一座高楼千疮百孔，可口可乐不失时机地在旁边竖起一座红色的巨型广告牌。

宗教与种族

说到波黑战争，开始阶段一方是穆斯林和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另一方是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前者要求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后者则反对独立。因此，才爆发了一场为时近四年的流血冲突。后来穆克双方闹翻，他们之间也打了起来，这场内战被史学家们认定为“二战”结束以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我到达萨拉热窝时，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人物、前总统卡拉季奇已隐姓埋名。有人说他改头换面行医为生了，原本他就读于萨拉热窝医学院精神病专业。让我意外的是，他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出版过不少诗集和小说。2008年，卡拉季奇在贝尔格莱德被捕，移交海牙军事法庭后，年逾七旬的他于2016年被判处四十年监禁。有意思的是，在长达13年的逃亡生涯中，他一共出版了五部诗集和一部剧本，成就了个人传奇。

与我逗留过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谷中的是非之地——麦德林相比，萨拉热窝要小得多。事实上，麦德林的人口相当于整个波黑共和国的总和。可是，却由于地处欧洲，更由于历史原因，萨拉热窝知名度极高，一点也不逊色于前南首都贝尔格莱德。以至于1984年，萨拉热窝还成功地举办了第14届冬奥会，那是经济欠发达国家举办的第一次冬奥会。直到三十年以后，俄罗斯的索契才得以举办2014年冬奥会。

“格拉芙”住在一套二居室里，家里只有她和母亲两人，客厅里的两张沙发就成为她的出租床。由于语言不通，我无法知道她的职业。我到达那天，那位日本青年还在，可是由于他不讲英语，我们也无法交流，他属于成千上万孤独的日本旅行者之一。第二天一早，这位日本青年已背起行囊出发了，目的地我已经无法记起，不是波德戈里察（如今的黑山共和国首都），就是普里什蒂纳（不久前宣布独立的科索沃共和国的首府）。

日本青年走后，我也没再睡着，而是起身在窗台上观察附近的民居。由于宗教和种族之间的冲突，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克族人分居在两侧山坡上。“格拉芙”家附近则没有那么明确，她本人是无神论者，而她的母亲是穆斯林。她家附近既有清真寺，也能听到晨祷的声音。据说在萨拉热窝，汽车站也分成两个，以免引发冲突。

我没有在夜晚外出，而是在白天参观了那座著名的石桥——普林西普桥，并去了老城区巴什察尔希亚，那里有一个鸽子广场，广场上有一座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木质喷泉。我还走进了附近一座建于16世纪的大清真寺，发现地上跪拜着无数穿着讲究的男男女女。他们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这个异乡人，用目光把我驱赶到大厅之外。

萨拉热窝之旅不仅让我重温了少年时代的一个旧梦，也了解了欧洲的另一面。在堪称欧洲文明发祥地的巴尔干半岛，如今不仅经济落后，而且动荡、内乱不止，分裂出越来越多的小国家。在土耳其语里，“巴尔干”的本义是“山脉”，同时它又三面环海，一面靠着两条大河——多瑙河和萨瓦河。可以说，这是一片被蓝色包围的黄土地，等待着再次崛起的时机到来。

时光流逝，2014年岁末，在我初次访问十二年之后，萨拉热窝的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波黑语版诗集《回想之翼》，由定居在莫斯科、数度到访中国的克罗地亚作家扎寇从英文转译，封面上印着黑白的西湖船照。在此以前，一部分诗作连同两篇随笔已经刊发在当地的一家文学杂志上，之后我又应邀参加了2017年萨拉热窝诗歌节，那无疑又大大加深了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至此，我与萨拉热窝终于有了某种亲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轻易消失。

（摘自《26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