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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鲁迅研究要从新编《鲁迅年谱》开始

2020-12-10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2期
关键词:鲁迅研究年谱鲁迅

葛 涛

(1.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19;2.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 100034)

回顾百年中国鲁迅研究的学术史,可以说中国鲁迅研究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创新性不足。张梦阳在1995年举行的全国鲁迅研究学术研讨会上谈到编辑《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感受时曾经指出:“80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95%是套话、假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5%谈出些真见。”他稍后又再次指出:“后来经再三统计、衡量才发现,我所说的真见之文占5%,并非是少说了,而是扩大了,其实占1%就不错,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见就谢天谢地了。”1995年至今,中国鲁迅研究虽然又取得了一大批的研究成果,但张梦阳研究员在二十多年前发出的上述观点仍然是值得深思的,中国鲁迅研究在整体上依然存在着创新性不足的问题。

笔者认为原因之一是鲁迅史料研究的偏弱,而鲁迅史料研究偏弱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目前还没有一部令人满意的《鲁迅年谱》。因此,推动中国鲁迅研究从高原走向高峰,首先要系统整理鲁迅相关史料并新编《鲁迅年谱》。

梳理现有《鲁迅年谱》类著作的出版史,可以看出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1.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出版的年谱均较为简略,无法较为全面地描述出鲁迅一生的行状和业绩。第一部《鲁迅年谱》是日本学者井上红梅在1933年撰写的,只有3千多字。许寿裳、周作人、许广平在1937年编写的《鲁迅先生年谱》也仅2万7千多字。旅美学者王际真在1939年编写的《鲁迅年谱》,主要参考鲁迅的作品和周作人的《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虽然作为英语世界的第一篇《鲁迅年谱》对于鲁迅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仍然比较简略。旅港学者曹聚仁编写的《鲁迅年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7年出版)仅10多万字。

2.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出版的六种年谱都存在众多的问题。纪思编写的《鲁迅年谱(试编)》(《天津师院学报》1977年发表),王观泉编写的《鲁迅年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合编的《鲁迅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鲍昌、邱文治编写的《鲁迅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1980年出版),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写的《鲁迅年谱》(四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84年出版),蒙树宏编写的《鲁迅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存在众多的问题:(1)前五部年谱都带有明显的时代因素,存在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2)存在较多的史料错误,如关于柔石等左联五烈士牺牲的背景等;(3)因出版年代较早,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考订的鲁迅生平的成果等没有反映到年谱中。

3.21世纪初出版的几种《鲁迅年谱》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写的《鲁迅年谱》(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虽然是新出版的“增订本”,但依然存在众多的问题:(1)因为这次修改是在原纸型上用挖补的形式修改文字,不能改动原来的排版格式,也就是只能在原纸型上简单地修改,无法对原稿进行大规模的修改,所以这个“增订本”在内容上仅比原版本有所改进,仍然无法较为全面客观地记录鲁迅一生的行状与成就;(2)这次新增补的内容由未参加原来《鲁迅年谱》撰写工作的某研究者综合《鲁迅年谱》的多位执笔者所修订的内容进行增补,新修改的文字仅2万余字(部分内容因为不能改动原来的纸型,只能作为年谱附录的内容附在每卷年谱的后面,造成年谱的体例不统一),而且把某位修改者的修订文字全部漏掉,所以仍然存在较多的错误;(3)因是多人执笔撰写,有关史实的叙述不一致,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另外,鲁迅博物馆在2003年启动编写《鲁迅年谱长编》,但是因为一些撰稿人员的患病、调离等因素,只在2012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卷后(笔者参与撰写),就撤项了,后续的几卷也不再编撰了。仅以已经出版的第一卷为例,因为其中一位撰写者大量参考、甚至沿用《鲁迅年谱》(四卷本)中的文字内容,所以仍然存在明显的史料错误。

4.关于鲁迅生平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的年谱,都只能记录鲁迅一生业绩中的某些方面。国内出版过多种鲁迅美术活动年谱。张望编的《鲁迅论美术》一书中附录了《鲁迅美术活动年谱(初稿)》(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出版)仅2万多字,比较简略。王观泉编写的《鲁迅美术系年》(人民美术出版社1977年出版),王心棋编著的《鲁迅美术年谱》(岭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肖振鸣编写的《鲁迅美术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出版),都比较详细地记录了鲁迅在美术领域的活动和贡献。此外,日本学者猪俣庄八在1956年12月撰写的《鲁迅传觉书》(觉书即记事)一书中附录了《鲁迅日本留学时代年谱》(由李芒译成中文),主要记录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行状。

中国批评史比较重视“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而年谱就是对一个作家进行“知人论世”研究的最好的工具。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也指出:“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另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也强调年谱对于现代作家研究的重要价值。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的王瑶就指出:“年谱是一种个人编年体的传记,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基本资料。它可以提供谱主活动的时代背景和谱主思想变化的根据和线索;也可以从籍贯与家庭、行踪与交游等方面理解谱主的业绩和贡献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年谱对于一个作家的研究无疑具有最重要的价值,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鲁迅研究虽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一部较为全面客观地记录鲁迅一生行状和业绩的《鲁迅年谱》,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国鲁迅研究的基石还没有完全奠定。因此,创新鲁迅研究需要从新编《鲁迅年谱》开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系统地搜集、鉴别、整理百年以来国内外所发现的关于鲁迅的相关史料,编定一套客观全面地反映鲁迅一生行状和业绩的《鲁迅年谱》,并在此基础上制作《鲁迅年谱》数据库,这样就可以从整体上对鲁迅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从而为新时代的鲁迅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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