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种社交场所纷纷关闭，阻塞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几乎所有的信息交流由线下转为线上，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潜能被进一步激发出来，传播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局面对传统传媒业也造成了新的巨大压力。在疫情期间，UGC模式迅猛发展，人人都是传播者，但是这样缺少把关人的传播环境很容易导致网络谣言的泛滥，破坏正常舆论生态，浪费社会资源。在“后疫情”时代，虽线下有所解禁，但是对正处于信任重建期的传统传媒业来说，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数字化革命带来的新挑战，积极融入新的传播方式变革，成为更为紧迫的课题。

一、新冠肺炎疫情时代的信息传播新特点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线下传播转变为线上传播成为了一种新趋势，民众对媒体平台的依赖性也相应增长，社交媒体加短视频平台成为信息传播的主阵地，同时主流媒体不断增加舆论引导力度，力图重构媒介信息环境。

（一）民众线上参与意愿增强，云参与模式备受推崇

在疫情期间，线下新闻信息获取渠道受阻，民众处于普遍的焦虑感中，获取新闻信息的愿望进一步强化，而此时媒体的新闻报道对民众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其传播优势进一步凸显出来。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 我们社会的皮肤》中提出，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制约和影响舆论。诺依曼认为，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环境认知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三个，第一，多数传媒的报道内容具有高度的类似性(产生“共鸣效果”)；第二，同类信息的传达活动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重复性(产生“累积效果”)；第三，媒介信息的抵达范围具有空前的广泛性(产生“遍在效果”)。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信息发布与民众的需求不谋而合，民众出于自身信息需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发表、快捷和高度互动性特点，主动参与到信息生产和传播之中，他们不但自己接收，也会对相关信息保持高度敏感，进行大量转发，同时引导身边人也参与到信息的传播之中，实现重大新闻信息共享。

这种参与感不仅体现在对文字信息的获取上，也有对视频实时信息的关注，央视频采用5G+4K技术，云直播了“雷神山、火神山”的修建过程，产生了数以亿计的观看量，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显示了民众的线上参与热情。网民自设情境，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将自己比喻成“云监工”，同时给现场的施工设备备注为各种诙谐的昵称，让严肃沉默的施工现场直播变得生动起来，网友创造性的“解码”和“二次生产”赋予了慢直播在特殊时期独特的传播价值。

在后疫情时代，这种线上的参与感依旧未曾减弱，民众对于线上参与已经有了惯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 5G新媒体平台联合中国电信推出“珠峰十二时辰” 系列慢直播，借助“5G+4K+VR”详细展示珠穆朗玛峰24小时的实时变化，不到十天时间，就获得了超 过1300万网友观看和互动。疫情迫使无数大众逐渐适应了线上传播，这种媒体使用惯性在一起之后又形成了强大的惯性力。经过疫情的洗礼,教育培训市场出现了线上和线下“天渊之别”，线下机构销量跌到冰点，而在线教育行业迎来了高光时刻，网络课程焕发了新的生机，力压线下授课，凸显出信息传播和使用方式的新变化。基于对数字化媒体的高度认同感，在一些重大新闻信息传播事件中，人们强烈参与，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构造一种“现场临在感”，大众新闻主体性被大大激发出来，以上都体现出疫情时代基于数字化技术而出现的传播方式新变化。

后疫情时代“云参与”模式也备受推崇，“云参与”是指人们借助互联网计算方式，在网络上共享信息与资源，并且参与各种线上活动的信息传播形式。在高度数字化的媒介时代，“云”技术在网络服务中已经随处可见，使用者只需输入简单指令便可获得大量信息，“云”已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商业模式，同时也成为备受推崇的媒介参与形式。在后疫情时代，媒体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信息推送，更多的线上功能被发掘出来，“云直播”“云招聘”“云服务”“云课堂”“云会议”等功能迅速进入大众视野，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

（二）对媒体平台的依赖性增强，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共筑信息传播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较2020年3月增长3625万，即时通信用户较2020年3月增长3466万，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较2020年3月增长3777万。

就当下而言，占据社会信息传播流量最大份额的是两大类传播平台：一类是以社交链条为依托的社交传播如微信、微博，这是基于人际传播模式而建立的社交网络。这种线上人际传播模式在疫情期间的使用尤为突出，出于疫情管控需要，线下社交平台被完全关闭，人们只能通过社交媒体与朋友联络，穿梭于社交媒体之中寻找熟悉的面孔，互相分享疫情的信息，老友间的相互问候也再次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二类是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算法型内容推送平台如抖音、快手，这类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平台根据个人喜好进行分发式地推送，这种投其所好的信息投递方式满足了人们的个性化需求，使无数网民沉浸其中。在疫情期间大众对这类短视频媒体平台接触时间显著提高，也间接促使传统媒体借助短视频平台与新媒体的融合，加速了传统媒体的转型升级。以抖音账号《央视新闻》为例，在疫情期间多次获得百万以上的点赞，在后疫情时代也延续了超高点击量，9月8日的“致敬共和国最亮的星”获得高达1239万的点赞量，评论数也达45.5万。

大众对社交媒体与短视频等网络平台的依赖极大拓展了媒体运作空间，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等网络平台几乎垄断了全部消息渠道。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等网络平台具有极高的粉丝粘性，更快的传播速度、更高的曝光率成为了商家投放广告的首选，这也是数字化媒介吸纳大众注意力资源的必然结果。

（三）舆论引导力度加大，正能量视频成为主流阵地

舆论引导是指政府和媒体通过对有关信息的组织、选择、解释、加工和制作来影响公众舆论的社会控制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促使舆论朝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变化。在 “后疫情”时代，正常状态下的社会共识受到剧烈冲击，一般大众内心极度焦虑脆弱，容易被外部信息所左右，舆论引导成为化解大众焦虑疑虑的重要举措之一。

在后疫情时代，各级政府强化了政务短视频功能，通过技术升级，引进人才，提升政府各机构的短视频内容生产能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无论是对“抗疫英雄”“最美护士”的网络评选，还是对“见义勇为”“无偿捐赠”等事迹的广泛传播，政务作品往往以喜闻乐见和新颖别致的方式，配以时下流行的音乐，赢得无数网民与粉丝的点赞，这些创新性的舆论引导方式极大凝聚了民心，增加了大众的社会共识。

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活动营造的信息环境，并不是对客观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也称为“拟态环境”。疫情期间各大媒体利用这种拟态环境规律，大量制作正能量视频，以感人的画面戳中大众的泪点，形成了一种人为的舆论环境，越来越多的正能量事件被发掘出来，使得人们相信这种舆论环境是客观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从效果上看，它强化了疫情过后的社会共识。

但是，过度的正能量宣传报道也会引起受众的反感。疫情期间，老人捐款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杭州市69岁管道疏通工人戚宝兴捐出10万元存款，卡里仅剩13.78元”，这样的新闻发出后立即引发了负面舆论效应，舆论普遍认为这笔钱不能要。这个案例提示人们，决不能滥用所谓的正能量宣传报道，正能量报道必须综合考虑宣传价值、新闻价值和人道意义等重要因素。

二、“后疫情”时代信息传播新挑战

在后疫情时代，线下传播并未全面开放，线上传播成为既成事实，而且愈演愈烈，对线上传播的过度依赖也催生出种种问题，造成后疫情时代信息传播的新挑战。

（一）线下传播仍然受阻，线上传播不尽完美

在“后疫情”时代，人们不得不接受将常态化的防疫，日常工作和生活受到极大干扰和影响，基于这一趋势，线上生活，尤其是线上信息传播和共享几乎成为2020年最大的流动性趋势。疫情以来，大部分大型行业峰会、发布会、技术研讨会被无限期延迟、取消或转线上直播，各大媒体策划的大型线下活动也纷纷延期，线上直播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反衬出的是线下活动的冷冷清清，线下和线上失去了往日的默契配合、相得益彰，由此造成一些新问题。

第一，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网络尚不发达，无法保证传播效果。2020年2月12日，河南省洛宁县初中女生郭翠珠寒夜在村委会蹭网学习的图片刷爆网络。年仅14岁，就读初中的郭翠珠学习非常刻苦用功，由于家里网络条件不好，她不得不到离家大约 一二百米的村委会去蹭网，这显示偏远地区的“数字鸿沟”效应依旧存在。由于线下传播受阻，信息的接收与传播受到明显影响，尤其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网络条件不能满足线上信息传播的需要，难以形成流畅的传播空间。

第二，线上直播对软硬件有较高的技术要求，除一些大型企业和媒体有资本能够运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外，大部分的小型会议、活动都面临卡顿、断线等问题。在如今5G+4K的技术时代，直播效果受到技术条件的严重制约，低端设备难以跟上高端技术的步伐，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设备的更新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小型企业与单位难以承担，在互动直播的背景下，音画不同步、卡顿、掉线等严重影响活动效果，阻碍信息传播。

第三，相较于线下活动，线上活动用户参与度降低，用户与用户之间，用户与活动主办方之间的交流不够直接充分，虚拟交流无法完全替代人际交流和人际传播，难以满足观众的现场感，线上互动的真实感和体验感始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成为“后疫情”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创新的瓶颈问题。

（二）信息传播环境污染严重，虚拟网络与现实社会冲突加剧

后疫情时代各种虚假信息甚嚣尘上，同时严重污染着信息环境，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网络媒体利用民众的恐慌或同情心理，传播大量虚假信息。在利益的驱动下，甚至出现了自媒体虚假信息产业链，这些自媒体从炮制内容到获取流量，再到赚取利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操作流程，最终把虚假信息包装成为新闻产品输出到各种客户终端。

“真相还在穿鞋时，谣言已跑遍了全球”，疫情期间，借助于互联网数字媒体，虚假信息大量产生，迅速传播，对信息生态造成了破坏性的污染。“冠状病毒气溶胶传播”“口罩里垫一张纸就能反复使用”“钟南山：素食主义者不会传染新冠病毒”等等虚假信息制造了社会恐慌气氛，虽很快被揭露，但仍被大量转发传播。

另外一方面，突如其来的疫情极度压缩了大众的现实生活空间，大众被迫转向网络这一虚拟空间，虚拟空间成为人们日常交往和信息交流的主渠道，尤其是大众对社交媒体依赖性空间增强。社交媒体为大众提供了平等交流的机会，网络虚拟空间的开放性、共享性、参与性和平等性使得人们有机会放下了现实中的社会身份，以虚拟身份进入到虚拟空间中畅所欲言。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由于在现实中人们受到疫情限制和影响，倍感焦虑，身处煎熬的大众更加渴望自由，在虚拟网络空间“匿名化”的助推下，大众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纷纷发泄在网络上，在群体感染的作用下，个人意见很容易酝酿转化为网络群体意见和网络群体冲突，人们在虚拟空间中彼此谩骂，对网络空间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对信息的正向传播造成污染。

在“后疫情”常态化阶段，一些自媒体使用“带节奏”“标题党”等方式诱导网民互相攻击以赚取流量，自媒体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和手段对信息传播环境造成极大污染，急剧拉低了大众的文化道德品味，尤其是对年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少年网民造成不利影响。

（三）疫情提升大众媒介素养，官方传统信息处理模式亟待更新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在面对不同媒体的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以及创造和生产能力。媒介素养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即能力模式，侧重对于信息的认知过程；知识模式，侧重于信息如何传播以及和理解模式，侧重对于信息的判断和理解能力。

在后疫情时代，面对疫情造成的即刻威胁，社会对全面、准确和透明信息的需求愈加迫切，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保护，大众对相关信息传播的质量要求标准也迅速提升，反过来又逼迫大众自觉提升自我媒介素养。一部分冷静思考者，他们对信息有着敏感的嗅觉，对信息进行一定的挑选，并形成了较高的信息选择标准。大众媒介素养的提升意味着对媒体的信息传播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现实中各级政府的信息反应能力则稍逊一筹，对包括疫情在内的突发社会性事件往往反应过慢，处理上手段老旧，往往采用封锁消息——压制舆论——等待遗忘之类的“降温灭火”的方式，这种老套的信息处理方式无法满足民众对信息传播质量的需求，反而会引发更大的负面舆论，从而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信息公开、信息透明是后疫情时代大众对信息传播的迫切要求，在数字化时代，信息公布不及时、不透明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广泛质疑，并引发负面舆论。“信息疫情”（infodemic）是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提出的一个新名词，认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有两个战场：现实医学抗疫战场与网络舆论战场。由于疫情管控，互联网在舆论发酵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媒体与民众的声音汇聚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力量。“红十字会事件”是民众对信息公开、透明这一要求的最大体现，红十字会本是国家公益组织的“权威代表”，却在这次疫情期间因信息公开问题接连遭受质疑，使它的公众信任资本极度下降，失去公众的支持，处于一个尴尬的局面，而这正是由于红十字会内部管理混乱，无法及时满足大众对信息的需求。

三、“后疫情”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创新

“后疫情”时代的信息传播在面临挑战的同时也存在着机遇，智能传播环境下，舆论监测的便捷与传播技术的进步为媒体提供了新的传播思路，如何抓住机遇创新信息传播方式成为我们所要探讨的课题。

（一）加强舆情监测，缓解焦虑情绪

社会焦虑情绪作为一种情绪型舆论，是社会环境变动与公众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社会焦虑情绪积累到一定限度时，会加剧社会紧张感，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在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阶段，媒体报道对疫情的不当渲染无疑会加剧社会焦虑情绪，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应加强舆情监测机制，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舆论实时监测，对高频率词汇进行语义分析，及时预警，掌握先机。

社会舆情监测包括监测、预警、应对三个环节，当监测到大众对某一事件反响强烈，社会焦虑情绪开始蔓延时，媒体应主动出击，及时提供准确信息，消解大众疑虑。6月16日，北京新增31例本地确诊病例，一时间舆论哗然，社会气氛迅速紧张，谣言不绝于耳，主流媒体迅速多方求证辟谣，及时缓解了社会焦虑情绪。同时媒体也可启动“议程设置”功能，对信息次序进行调整，避免即时信息对大众造成“回音室”效应；在焦虑强度处于峰值阶段，主流媒体可以通过媒介议程设置，引导大众注意力方向，消弭焦虑情绪。

（二）发挥主流传统媒体优势，加快媒体转型，打造多矩阵信息传播

在“后疫情”时代，随着民众线上参与程度的不断提升，传统媒体的转型势在必行，抓住机遇，在强化主流传统媒体领导地位同时，强化媒体融合是“后疫情”时代信息传播创新的重要方向。

首先，必须发挥传统媒体优势，强化主流媒体信息传播的领导地位。传统媒体应积极参与合作，实现内容的多样化。在数字化时代，受众分流成为既成事实，大众不再满足于坚守某一信息平台，而是在众多平台之间流转，传统媒体应积极参与到各媒体平台的合作之中，吸引更多用户的关注。例如4月1日，人民日报新媒体与bilibili漫画联合出品的漫画视频《白衣执甲——致敬奋战在肺炎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于bilibili平台上线，获得极大反响，观看量54.8万，1.4万条弹幕参与讨论，由此可见，借力优质网络传播平台，优质内容更加容易获得最佳传播效果。

其次，随着媒体融合实践探索迈向深入，智能技术成为新旧媒体融合转型的关键因素，智能技术作为新型的生产力，不仅可以实现内容生产的智能闭环，还可以推动视听的全面化，为用户营造全景沉浸式体验。2020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AI报道技术全面升级，推出全新5G+AI模式，记者在会场可以使用5G+AR采访眼镜实时了解人物信息资料，还可以穿戴采访眼镜，以第一视角进行现场直播，只需手势或语音控制即可完成视频录制、拍照、直播等工作，同时视频的处理分发更为便捷，可以实现对新闻采编发全流程的智能化管理。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的“5G全息异地同屏访谈”也格外引人注目，该机构采用全息虚拟投影新技术，实现了异地同屏采访。智媒化发展已然成为趋势，传统媒体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构建智能便捷的融媒生态，打造多矩阵信息传播。

（三）打造疫情信息公开平台，建构良好政府形象

在“后疫情”时代，政府疫情决策与民众日常生活和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对政府的舆论态度，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能否抓住机遇，树立良好形象至关重要，为此必须充分利用新旧媒体平台，及时披露疫情信息。

首先，民众疫情信息的获取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获取，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并及时准确向民众公开发布信息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疫情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基于网络数字化媒体的快速发展，政府应拓宽信息公开渠道，完善政府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等媒介平台，高效率发布和传播各种疫情信息，一方面推动信息公开实践，另一方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参与感，提高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其次，加强官民互动，建立双向沟通机制，通过正向与逆向的信息交流传播，缓解社会矛盾。在“后疫情”时期，线下官方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受到了一定影响，大众频频在网上发声，引发舆论，这就要求政府积极回应，秉持开放理性的态度与民众进行沟通，促使问题及时解决。“人民网投诉平台”“12315消费者维权小程序”“12345市长热线”等互动渠道的开通无疑使这种沟通更加便利，但是回馈机制建设同样重要，要避免“官话”“套话”等敷衍式回答，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时，政府需要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沟通交流过程中的阻力；要着力构建政府、媒体、公众多向沟通的常态化机制，通过持续有效的对话增进互信与共识，重新建构后疫情时代良性信息传播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