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对外宣传部门非常重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取得初步成效，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道路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不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诸如“流于形式，难以融入国际社会”[1]“投入（建设）和产出（效果）不成正比”[2]“针对性、差异性还不强”“工作粗放、精准度差”“靶向施策还不够，技巧性、艺术性还不高”[3]等等问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一文中强调，“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中国的故事，讲好中国人民的故事，促进中外理解和友谊。”[4]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工作指明了方向。客观分析我国开展的一系列对外传播活动必须承认，面对巨大的语言、文化鸿沟,将完全产自于中国文化土壤、具有鲜明中国烙印的价值观有效地传播出去并产生较好的效果，其本身是难度巨大的。而这几年来伴随经济崛起而日益增强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已越来越引起西方国家的“疑虑”甚至“敌视”，更使得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外部生态环境日益复杂严峻。雪上加霜的是，2019年底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犹如一只“黑天鹅”从天而降，短时间内激化了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美互相“驱逐”记者事件、越来越激烈的中美舆论战等加速了双方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分离”与“脱钩”，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国际环境，使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有必要不断探索复杂国际局势下对外传播的策略与路径，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创新思路，落实总书记对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要求，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效果。

一、尊重“他文化”受众的主体地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活动应以化解分歧、增进理解、推动参与等尊重双方利益的“共赢”目标为根本出发点。这就要求我们在传播过程中要以海外受众为中心，尊重“他文化”受众在传播中的主体地位。

多年来，我国开展的各类对外传播活动存在一定的“独白”现象，其主要特征就是在交流行动中，站在“自我中心主义”立场上，延续国内宣传活动的策略，不考虑“他文化”受众的感受及其接受效果。这些都给一些西方政客留下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是“大外宣”的口实。

在国内的传播活动中，传受关系中的传者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反，在面向国际的交流和传播中，则是“他文化”受众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传播者“有求于受众而不是相反”，他们之所以选择某些人群作为其交流活动的受众，是因为这些受众的态度、行为与自己所追求的利益密切相关，为了这些利益的实现，就必须通过交流活动使这部分受众接受说服，从而做出某一决定、采取某项行动。“政治修辞跟其他种类的修辞一样，对象或受众总是修辞者对之有所求的那些人”，因此处于中心地位的“只能是受众成员而绝不是修辞者。”[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的关键受众绝不是西方社会那些为了生存而终日劳碌、对各类政治主张漠不关心、资源匮乏的普通老百姓，也不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而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人群，即所谓“政治阶级”（the political class）。“政治阶级”包括出于各种动机而对政治发展十分关心的那些利益集团及其成员，包括“舆论制造者”（opinion makers），如整个新闻界、各种智库、学术界，还有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如宗教团体、种族团体、工会、雇主协会、行业工会、游说机构、非政府组织的成员等等。无疑，上述典型受众“一向是拥有判断或决策权、坚持从自己的立场和感情出发、确定所涉修辞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的明白人，并非修辞者略施小计就可以任意摆布的弱者。”[6]

受众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将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和交流过程的始终。面对占据“主导地位”的受众，跨文化传播者必须要在如何接近受众、如何吸引受众注意力、如何打动受众等方面付出艰辛的努力。这是一个需要几代人共同奋斗的长期的累积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二、“倾听”：寻找冲突背后的深层共识

对跨文化传播者而言，在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前，首先要对受众的需求、信仰、价值观好恶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解他们对将要涉及的主题持什么态度和观点，有什么困惑和疑问，等等，这就需要传播者的“倾听”。

“倾听”首先展示出愿意与对方沟通、虚心接受对方意见的一种意愿，体现了文化的“谦卑而开放的姿态”[7]。任何文化不能对自己的独特性“沾沾自喜”、“自我膨胀”[8]，应该不断从与别的文化交流中获得自我成长。文化领域“没有内域”，只有与其他文化交接的“边界”，边界“纵横交错”可以培育“充实的生命”。与“他文化”缺乏交流的自我封闭的文化会“丧失生产的土壤”，逐步“空洞”、“退化乃至死亡”[9]。

其次，“倾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受众的需求。需求是传播的根基，是受众兴趣的中心，只有瞄准受众需求才能极大提高传播的效率。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背景相近，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些国家在追求本民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目标时，必然关心中国现代化之路能否为自身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因此从宏观上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巨大的国际需求。不过，每个国家的发展程度、面临的困难、存在的问题都不完全一样，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阶段和需求侧重点也不同。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倾听”，深入研究对象国的核心需求，从而提升对外传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第三，“倾听”是为了“知己知彼”以便规划好更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和思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中，我们要认真“倾听”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困惑、疑虑、排斥乃至于对抗的心理，有针对性地开展传播工作。比如针对“制度输出论”“新殖民主义论”等等质疑，应实事求是去解释，对“批评”应持包容态度，不宜针锋相对的“怒怼”甚至反唇相讥，应依据反馈及时调整交流方式和话语策略，以便对方能更好地理解或接受。

第四，“倾听”也是为了在观念冲突背后找到深层次的共识从而与对方形成心理“共振”。“倾听的核心就是要关注受众的态度、观点、信仰等内容，从中找到与自己的契合点。”[10]在“包容他者对中国价值观的批评与质疑”[11]的同时，从这些批评和质疑的背后寻求双方共同认可的理念，有针对性地开展交流工作，建立有效的“思想共同体”，解除受众的心理抗拒。比如，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阶段针对外国对中国的批评和质疑中，我们要找到双方共同认可的理念——国际社会相互扶持，尽快取得全球范围内的抗疫成功，而这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积极倡导的。

三、“适应”：使传播内容与话语方式与受众相适配

所谓“适应”就是依据受众的不同、形势的不同而调整自己的修辞内容和话语策略。传播者的基本任务是使自己所传播的内容与受众的兴趣和愿望相适配。不管具体受众有哪些基本特征，“使言说和受众相适配”是交流和传播的不变规则[12]。我国对外传播的基本目标在于消除文化差异造成的沟通隔阂与传播障碍，只有通过“适应”，解决“他文化”受众在深层心理上的戒备、抵制和排斥，传者才能接近受众、沟通，最终实现积极传播，

首先是内容“适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当前在开展对外传播活动中，要重点选择“他文化”受众在价值观上能基本接受的那些“共容信息”进行传播。“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曾经指出，“两个试图交流的个人必须积累有相当的共同经验。即在信源和目的地之间，只有在其共同的经验范围之内才真正有所谓的交流，因为只有这个范围内的信号才能为信源和目的地所共享。”[13]事实上，信息沟通和影响力的发生是建立在传授双方“共同经验”适度重合基础之上的[14]，而且传播者和受众的“共同经验范围”越大，交流会越畅通，信息传播的效率越高。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东西方文化都能完全接受的“共容信息”，属于各国人民的“共同经验范围”，应成为现阶段重点对外传播的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自由”“民主”等观念一样，是国际社会内在的共同追求。尽管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着个性化的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形成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价值观，但共同的“集体记忆”也孕育了一些内涵相近的思想观念。西方有“地球村”，非洲有“乌班图”，伊斯兰则有“乌玛”[15]，这些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一致的内涵就是人类的利益紧紧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互惠互利、合作共赢才是长久相处之道。

其次是话语“适应”。中国文化传统向来注重传播者话语本身的“一致性”，即在表达同一件事情时，传播者不因为受众不同而随意改变自己曾经表达过的措辞和口径。这种“一致性”表现在对外交流活动中，就是用同一套语言与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国际受众打交道，甚至使用对国内受众传播的那一套话语和策略与西方受众交流。而与之相反，西方社会从来都将“言辞以受众为转移”当作沟通的一条基本原则，认为传播者根据不同的修辞对象和修辞需要而讲不同的话，是理所当然的事。事实上，西方政治领袖几乎毫无例外地对不同的利益团体选择讲不同的话，灵活的改变自己的口径[16]，用不同的语言修辞来表达同一个意思。

受众具有共性和个性的双重特性。共性指的是受众具有人类所共有的如认知能力、创造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等的一些基本素质；个性指的是每一个受众都有其独特的特质。受众之间最明显区别在于他们各自的个人经验和生活历史以及这些差别对认知的影响。即便身处同样文化环境、教育背景相似的人，由于生活经历和职业生涯不同，也会养成不同的癖性，倾向于针对同一件事做出不同的情感反应[17]。面对国外受众的特殊性，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要打破中国文化的话语“一致性”传统，时刻关注不同情境中不同群体的不同特征，对沟通内容、表达风格和说服手段进行相应的调整，特别是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要充分开拓以适应这些受众接受信息的需求，从而达到最佳的话语效果。

四、“同一”：在积极认同受众的基础上影响受众

开展对外传播活动首先应主动向“他文化”受众靠拢，与受众“同一”。“只有当我们能够讲另外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声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同于这个人的言谈方式时，我们才能说服他。”[18]传播者想在“某一方面改变受众的意见，这只有在他和受众的其他意见保持一致时才能办得到。”[19]一方面，传播者通过对受众言辞、形象、观点等表示认同的策略，向受众“给予”了自己的尊重，使后者对其有所“亏欠”，最后将通过在某些问题上态度上有所改变甚至遵从传播者的意见而予以“回报”。另一方面，传播者对受众的“同一”向受众发出与受众站在同一个立场的“信号”，逐步将自己与受众的关系从“我-你”关系转化成“我们”关系。一旦受众心理上认定与传播者的关系是“我们”关系，其理性就会部分让位于情感，传播者的说服的工作将变得更加容易，交流的效率将越加提高。

在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过程中，我们应不断从西方修辞学中吸取营养，学会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沟通方式与他们交流，实现“修辞同一”；我们要从中国与传播对象国人民的历史交往、文化融合中寻找双方感情联系的素材，来说明我们自古是朋友的“情感同一”；从对象国古今中外哲人的著作和口耳相传的谚语中挖掘类似的思想资源，用“对方的道理”来阐释我方的立场，来表明双方的“理念同一”；提出我国与对象国面临诸如贫困、不公平、战争、疫情等的共同挑战，来表明我们站在“同一”战线上，面对同样的“敌人”；最后还要在各类文稿尤其是讲话稿中通过“我们”这一代词的大量使用，将受众在潜意识层面中与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实现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所提倡的“无意识同一”[20]，等等。

“同一”策略要求，对外传播要选择对西方受众来说更具“信任感”的传播载体进行交流。“一个成功的话语主体既善于用自己的麦克风说话，又善于用别人的麦克风说话”[21]，“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西方受众对政府创办的媒体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会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22]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交流传播要选择境外主流媒体作为重要阵地。利用西方主流媒体为自己说话，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传统。国家最高领导人通过接受西方主流媒体采访，坦诚直面一些“刁钻”的问题，无疑将增加西方受众的好感度，赢得人们的尊敬，极大地提升了当代中国价值观的传播效果。

总之，借助“倾听”“适应”“同一”等具有典型西方修辞学特征的策略开展对外传播工作，能逐步消除海外受众的心理抗拒、发展共同立场、扩大共识。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克服后疫情时代对外交流与传播所面临的困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际社会将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和穿透性，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受众将会逐步对中国文化、道路、制度形成更深入、全面的理解，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会越来越宽松，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