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凯

[内容提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乡村社会建设，并取得一定成效：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开展乡村教育，农民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得到解放；移风易俗，开创了医疗卫生事业。通过乡村社会建设，提高了民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对巩固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中共开展乡村建设积累了经验。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是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湖北召开八七会议，制定了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在中共的领导下，鄂豫皖三省先后发起多次武装暴动，逐步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乡村社会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已是一片残破，如何巩固和发展乡村革命根据地，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成为中共面临的首要问题。为此，中共在建立根据地的同时也在采取举措改造乡村社会，通过建设乡村社会来动员民众支持革命。关于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学术界已经有了丰富的成果①，其中部分涉及到了根据地的乡村社会建设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乡村社会建设做一探讨，以期丰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研究。

一、政权建设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18，政权的创建是中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乡村建设的保障，同时也是中共进行乡村建设的目的所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地主、豪绅把持着乡村政权。“鄂豫边八县的政府—县衙门，一向为地主豪绅指使之下”[2]6，霍邱县的“政权是整个绅士把持了，至于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则操纵了霍邱的县政府。”[3]183黄梅、广济等县的政权也都掌握在地主和豪绅手中，地主、豪绅与当地政府相勾结，可以随意对他人进行逮捕或者抄家，甚至可以枪毙他人。[4]139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三省农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发动多次暴动，逐渐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在群众暴动以前，为暴动指导机关，在暴动胜利后，为政权机关。”[5]25黄安农民政府是鄂豫皖边区的第一个县级政权。1927年11月，黄麻暴动胜利后，黄麻特委于15日组成了黄安县农民政府筹备处，18日正式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黄安县农民政府成为鄂豫皖边区政权建设的先声。1929年5月，商南暴动胜利后，商城县于12月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929年冬，六霍暴动爆发后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随着黄麻暴动、商南暴动和六霍暴动的成功，中共相继在乡村建立苏维埃政权。1930年6月，成立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1931年2月，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1932年2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改选为鄂豫皖省委苏维埃政府。至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了省、区、县、乡、村六级苏维埃政权。

通过组织法案，明确苏维埃政府部门职责。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通过了乡苏维埃组织法，规定“执行委员会五人至七人(尽可能的做到有士兵、工人当选)，候补执行委员会三人，共同组织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互推常务委员三人(内主席一入)组织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并须推举财务委员一人(必须由常务委员兼)、文化委员一人(暂理教育宣传等)、裁判(裁判民众纠纷)兼肃反(肃反反动派)委员一人、粮食委员一人、经济委员一人(办理农田、水利、深林、畜牧等)、赤卫委员一人(管理赤卫队)。执行委员互推三人，组织土地委员会，管理分配土地事宜。乡苏维埃委员每三天开会一次，执行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5]271931年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大会进一步说明了乡、村苏维埃政权的组织架构和职责。在乡苏维埃政府中，全乡政权机关是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出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由执委会选举产生，由常委会推选一人担任主席。下设：内务委员、文化教育委员、土地委员、粮食委员、劳工委员，执行各该上级委员会的决议，参加当地情形进行各该委员所担负的工作。在村苏维埃政府中，全村政权机关是村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村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出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由执委会选举产生，由常委会推选一人担任主席。[6]12村苏维埃政府的主要职责主要有：(一)支援红军，拥护红军。(二)扩大红军。(三)没收地主、土豪劣绅及反革命分子的财产，作为苏维埃政府经费。(四)肃反。(五)维持社会秩序。(六)领导土地改革。(七)开办小学和贫民学校。(八)领导群众运动。(九)领导生产。[7]284-285

“苏维埃是直接民众的政权”[2]12，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了乡村的主人。各级苏维埃政府中，贫雇农占绝大多数，也有一定数量的中农。[8]223鄂豫皖边区规定在各级苏维埃政权中，“农民占五分之三至五分之四，工人占五分之一至五分之二。”[9]16中共通过领导农民起义，相继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明确各级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和职责，特别是与乡村民众联系最为紧密的乡、村苏维埃政权，这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乡村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教育建设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该地区交通闭塞，土地贫瘠，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较为落后，教育也同样落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是专门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培养的是“压迫革命运动的人才”[6]20。国民政府所办的学校收费高，普通民众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在这样的教育形势下，不利于中共宣传动员民众参加革命以及根据地建设。因此，加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建设，成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

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为了培养真正的革命人才，苏维埃政府提出，要“为工农子弟创建免费的学校，为苏维埃建设服务，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10]15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以广大工农群众为基础，通过教育来培养有创造能力和新思想的革命干部，更好地“完成革命任务”[6]124，这就明确提出教育是为革命服务的目的。为了能使根据地广大贫苦工农都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苏维埃政府规定，对工人和农民实行免费教育，不收学费，对于剥削分子，像地主和商人则收取一定的学费。这充分体现了根据地教育是为广大工农服务的性质。为了保证根据地的教育能顺利开展，避免因办学经费不足而无法进行，苏维埃政府结合根据地财政收入状况，做出教育预算，为文化教育划出一定的经费。同时，还要求“各群众团体亦划分相当经费，创办文化教育事业”[6]20。根据地缺乏教师，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民众认识一两百字就可以从事教育工作，为了解决缺少教师的问题，根据地广泛吸收非苏维埃区域的革命群众和知识分子到根据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并给教师优惠待遇，保障教师生活。同时苏维埃政府严格审查学校教育中所使用的教材，严禁教材中出现反三民主义，具有传教性质和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内容。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据”[6]21来编订教材，供学校使用。

为了保证教育顺利实施，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特区、县、区府、乡各级政府下设文化教育委员会，办理文化教育事宜。”[6]12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置有学校教育科、社会文化科和国家出版科三个科室，各个科室各有分工：学校教育科主要负责学校教育工作，例如开办列宁小学，农业学校以及财经学校等，还有负有审查学校教师的职责；社会文化科主要负责社会文化教育，例如办读书、识字学习班、组建音乐队和俱乐部新剧团等；国家出版科主要负责出版相关事宜，凡私人要出版的作品，需要经过国家出版科审查后，才能复印出版。[6]162-163根据地还建立了教育巡视制度，巡视内容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经费三个方面。

在各级党政部门的共同努力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办模范小学数十所，平民小学数百所，平民夜校数百所。”[5]65霍山县办起了100所初级小学、20多所完全小学和一所初级中学，还有“民众学校”[11]314。苏维埃政府不仅重视学校教育，还非常注重社会教育和干部教育，通过开办干部培训班，政治教育班来提升干部水平，通过识字班、读报班来进行社会教育。苏维埃政府进行的教育建设，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中共开展革命宣传、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打下了基础，为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三、妇女解放

妇女问题是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社会问题，中共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妇女解放工作。中共六大文件中指出，“农民妇女乃斗争着的农民中最勇敢的一部分。……党的最大任务是认定农村妇女乃最积极的革命参加者，而尽量的吸收到一切农民组织中来。”[12]265鄂豫皖根据地的乡村妇女受传统封建思想束缚，社会地位低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被剥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后，解放乡村妇女，成为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提高妇女政治地位，是妇女解放工作的内容之一，也是动员广大妇女参加革命的前提条件。1929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规定，“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与男子一律平等。”[7]292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凡是年龄满十六岁的男女，剥削阶级除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5]26这就在立法上确认了妇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充分发挥妇女的革命积极性，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特区、县、区、乡、村各级妇女委员会。规定在村一级苏维埃委员会执委会中，“须有妇女、青农各一人”[13]142。中共注重对妇女干部的培训。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培养妇运干部，建立妇女支部，注意妇女教育，要培养妇女参加政权的能力。通过开展妇女干部培训班，提高妇女干部素养，很多妇女走上了领导岗位，1931年，光山县文殊、陈棚区的苏维埃政权领导班子全由妇女组成。同年，秦汉清(女)任新集市政府妇女主席。1932年，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汪友清(女)任省委常委，闵丹桂、朱淑芬任省委委员。[14]13

妇女作为从事乡村生产的重要力量，在根据地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也是苏维埃政府促进妇女解放的举措之一。1929年颁布的《土地政纲实施细则》中规定，“分配土地男女有同样权利”[2]48。1931年，鄂豫皖军委政治部在宣传材料中同样指出，男女在分配土地上应该是一样的。[2]517这就从土地分配方面对乡村妇女经济权力给予确认。因战争需要，广大青年男性奔赴战场作战，妇女则成了乡村社会中生产的主力。他们积极投入生产，帮助红军家庭从事农耕，在支援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鄂豫边特委报告中所提到的那样，“赤区妇女斗争情绪最为高涨，特别是拥护红军的工作，她们认为是她们的中心工作，如组织洗衣服、做鞋、慰问等小队，经常帮助红军、医院伤兵，她们时常集钱送去，伤兵被褥大部分是她们负责，鞋子也大部是她们负责，并经常慰问红军家属，组织代耕班，替农民种田等。青年妇女参加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的很多。”[5]178-179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父母包办婚姻、一夫多妻、童养媳、买卖婚姻以及强迫妇女守寡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封建姻俗成为束缚妇女解放的枷锁。破除传统观念，实现妇女婚姻自由，同样是鄂豫皖根据地各级政府解放妇女的重要工作。德峰在鄂东工作的报告中提到，“在鄂东妇女的封建思想完全打破了，……现在婚姻问题，极其自由，离婚结婚，只要到苏维埃注册，苏维埃给个证书即行成立。”[15]242舒传贤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凡未结婚的婚姻一律作废，听凭男女自由，并在三八大会上通过男女离婚、结婚绝对自由的原则。”，“严厉禁止买卖妇女和虐待童养媳等。”[8]228苏维埃婚姻问题决议案规定，要“废除一切强迫婚姻、父母代订婚姻、一夫多妻、童养媳、蓄婢、强迫守寡、虐待私生子等。男子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女子年龄在十七岁以上，享有离婚、结婚之完全自由权。”[2]436取消父母代订婚姻的合法性，“父母所代订之婚，在法律上一概无效。无论男女，对其父母所代订之婚约，随时得提出废除之。”

综上所述，鄂豫皖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通过提高乡村妇女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地位，以及破除旧的婚姻观念来促进妇女解放。获得解放的乡村妇女积极参加根据地的斗争，“一般妇女群众，不仅与男子一样英勇地参加了各种斗争，实行管理自己的政权，并且积极地拥护自己的阶级队伍，鼓起了不少红色战士英勇的作战勇气。”[16]521

四、移风易俗

移风易俗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鄂豫皖根据地处于大别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封建迷信色彩浓厚，每逢天灾、战乱，当地民众加入枪会等宗教色彩组织的不在少数。该地医疗卫生落后，民众有病无处可医，每每战乱，疫情频发。为此，苏维埃政府实施破除迷信、社会救济、创建医疗卫生事业等举措来建设乡村社会。

在破除迷信方面，根据地政府采用多种方式宣传、教育民众。在文化教育方面，通过文化教育机关向广大群众进行反迷信宣传。在学校教学中，使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写的教材。学校教师将日常生活中关于反宗教迷信工作的经验、成绩，发表在报纸上，在扩大文化工作的同时宣传反宗教迷信。在干部任用上，“以劳动忠实、有革命性而不带流氓习气者为对象”[2]66。在宣传教育中，揭露宗教迷信的危害，“使广大群众自动地起来反对这种宗教迷信”[16]525。

在社会救济方面，成立互济会、粮食委员会开展救济工作。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提出，“各地党部必须保证有最忠实吃苦的党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专门领导互济会的工作，最好吸引饿民中之积极分子，来自己参加这些工作，他们要求的迫切，必能更实际地积极地进行互济会的募捐工作。”[2]254根据地部分互助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黄安的群众对于互济和平粜的工作非常热烈，自动捐钱、捐粮菜救济没办法的红军家属和孤老残废的，自动把钱备平粜局的，都非常踊跃。”[2]454在进行救济工作的同时，还注意将灾害与政治宣传联系起来。“利用灾害提高群众的反帝斗争情绪，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发动群众分配豪绅地主财产的斗争，将粮田分配给受灾的士兵家属，加紧士兵运动，实行工农兵大联合。”[16]365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了解决粮食缺乏问题，根据地组织粮食委员会，通过开展粮食运动周，号召苏维埃工作人员、群众种瓜藤。此外，还设立粥厂来救济工人、农民和红军家属，确保红军家属每天有饭吃。

在医疗卫生方面，通过充实医疗队伍，加强宣传来改善根据地的医疗卫生状况。1931年2月，中共鄂豫皖特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根据地“医生技术很差，药不能来，……中央也望多派医生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5]229同时，根据地苏维埃政府通过采取举办训练班和边干边学来培养选拔医务人员，动员根据地内外的民间从医人员，教育争取和大胆使用起义、被俘医务人员以及实行优待医生的政策[2]491，来解决缺少医疗卫生人才问题。通过采购和内外贸易，在战争中缴获等手段来解决药品、器械缺乏问题。此外，还开展卫生防疫宣传工作来提高民众卫生意识。1930年10月，鄂豫皖红军后方总医院编印了《卫生读本》，号召大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17]487-4881931年2月，根据地发生疫情，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扩大，“开始厉行卫生运动”[5]234。1931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要“提倡卫生运动”[6]20-21。通过医疗卫生建设，鄂豫皖根据地提高了乡村医疗水平，改变了以往无处就医，不讲卫生，疫情频发的状况。

五、结语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如梁漱溟所说：“中国近百年史即一部乡村破坏史”[18]151，不同政治力量都给予乡村社会很大的关注。自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将目光从城市转移到乡村，通过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教育建设、解放妇女及移风易俗等，来动员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毋庸讳言，通过建设，乡村社会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农民分得了土地，工人改善了生活，妇女得到了解放，取消了债务，废除了苛捐杂税，土豪杀尽，政权到手，行路也得安心，呼吸感觉到自由，比较革命以前的生活，已经是两个世界”[6]5，起到了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革命的目的，广大民众“都自愿的来帮助红军与政权。”[5]204-205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在革命根据地的乡村社会建设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些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偏差。例如，在乡村社会中，苏维埃政权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部分学校因战争破坏而停止办学等等，有些举措还是只是停留在政策层面。总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乡村社会建设是中共自成立以来独自领导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为以后的乡村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注 释：

①研究成果主要有：李良明：《中国共产党在鄂皖苏地区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苏区研究》，2018年第6期；王明前：《“去地方化”：鄂皖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5期；黄文治：《“娜拉走后看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阶级革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高中华：《试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求济工作-以1931年水灾为中心的考察》，《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叶宗宝：《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卫生防疫活动述论》，《兰台世界》2011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