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氚

(中共中央党校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北京 100091)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越来越多的传统社会行动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在前互联网时代，经济交易行为、社会交往、组织活动、群体聚集等等行动发生在真实的社会地理空间之中。而在互联网领域兴起之后，这些同样的社会行动可以发生在电子交易平台、社交网络等网络空间之中，常常被人们称为线上行动。社会行动的发生情境，从传统物理地理空间向线上网络空间的转变，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变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直观地感受到网络社会行动(线上行动)带来的便利和效率性，却较少从基础的社会行动理论层面去理解这一效率性是如何产生的。本文试图从社会行动的情境搭建的角度，将社会情境的搭建本身视为一个需要考察的过程，以社会情境的搭建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源问题，来解释网络社会相比传统社会，在社会行动层面最显著的优势。

一、关于互联网的交易成本理论及其解释限度

在现有的关于网络社会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将传统社会行动定义为在场行动，也就是身体在场的行动，将网络社会行动理解为缺场行动，也就是身体不在场的行动(1)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这一理论是对网络社会行动的表现形式的一种描述，并未能揭示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网络社会行动在越来越多的场景下，可以迅速取代传统社会行动？网络社会行动与传统社会行动相比，具有巨大优势的根源在哪里？

相比之下，经济学对于网络经济行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网络经济交易行为会取代传统经济交易行为。作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成本揭示了交易双方为了完成交易所付出的代价。科斯最早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指出交易成本是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及利用价格机制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成本。威廉姆森则从资产专用性、信息搜集费用、道德风险等多个方面阐释了交易成本的表现(2)[美]奥利弗·威廉姆森：《企业的性质》，姚海鑫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在互联网经济中，在由线下交易向线上交易转变的过程中，线上交易与线下交易相比，节省了交易双方的成本。例如，在传统的实体市场中，价格信息的收集需要时间成本，到达交易现场需要花费时间和交通成本，在交易环节的中间步骤还会出现很多其他的成本。而在网络经济交易行为中，信息搜寻的速度极大提升，降低了信息搜寻的成本。而在达成交易时，交易双方通过网络平台展开，不需要到达物理市场的交通和时间成本，同时简化了交易的环节和步骤，降低了其他中间环节的成本。于是，无论如何详细划分交易成本，其最终效果是网络交易的应用降低了总体交易费用。正是因为交易成本的极大降低，才促进了网络交易的全球发展，无论是全球金融交易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网络购物，都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

交易成本的理论可以成功地解释经济行为的互联网化趋势，如果这一解释逻辑移植到其他社会领域，也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例如，在解释社会交往行动时，传统的社会交往行动以面对面的社会互动形式为主。而网络社会交往行为，则以互联网社交平台为中介，展开一种非面对面的交往活动，比如通过即时通讯类软件(IM)，或者Facebook类的社交平台进行文字、图像、语音、视频的传递，来实现社会交往的目的。如果套用交易成本的解释逻辑，将交往各方也视为交易的主体的话，最终实现交往(交易)的过程中，互联网通信技术也节省了交往(交易)的交通费用、时间费用，简化了交往的一些环节等等，降低了交往的中间成本。同样，对于其他社会领域，例如物理空间的社会聚集和网络空间的社会聚集活动，在网络空间中的社会聚集活动的实现，所花费的中间成本也大大降低。此外，还有在社会组织领域，传统地理物理空间中的社会组织的实现，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和场地成本，而互联网空间中的网络社会组织，节省了时间成本和场地成本。所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从交易成本理论引申出来的交易环节的成本逻辑，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网络行动具有的相对传统行动的成本优势，从而，网络社会行动正在逐渐取代部分现实社会行动。

但是，在网络社会中，将交易成本理论的解释推广到所有社会领域时，也会遭遇到一些解释的限度。首先，在社会的诸多领域中，社会行动并不能简化为行动各方的市场交易行为。尽管，在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中，社会交换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给出了类似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3)参见[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将社会生活中的诸多行为视为种种交易行为。但是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我们有理由认为，更多地社会行为不能被还原为交易行为，人们各类行动的动机也并非都是为了实现某种交易。因此，用交易成本的概念来替代人们在特定社会情境中，达成某种行为的所耗费的资源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够全面的。

其次，如果我们遵循经济社会学的传统，去分析交易行为的实质。这些交易行为不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独特行为，其实质恰恰是社会行为的一种。经济社会学的基本视角认为，经济行为在其最本质的根源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如果从社会行为或者行动的微观视角，重新分析交易行为的结构，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细化交易成本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把交易行为这一社会行动进行分解，划分为社会目的(动机)、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社会行动的情境三个部分。

从最初的交易成本的定义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交易成本的产生，主要是围绕着达成交易这一特定的社会行动目的。在达成交易的行动过程中产生一系列费用，包括信息搜寻的费用、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费用。从社会行动的情境来看，还隐含着搭建交易情境的费用。这三个部分是交易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我们在分析网络社会时，之所以感受到交易成本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效力，其根源在于几乎所有的网络社会行动，相比现实社会行动，其社会行动情境的搭建费用有着显著的降低。我们使用交易成本降低的理论，来分析网络交易行为相比传统交易行为交易费用减少的部分时，其实主要涉及的是搭建交易情境的费用，也包括部分信息搜寻的费用。例如，我们选择在网络购物平台上购物替代实体购物，买方节省的成本主要是行动主体到达卖场的各种成本，而卖方所节省的成本，主要是减少了实体店开支和中间分销商环节，其实质包括在各个地理空间搭建实体卖场，并且雇佣相应人员的成本。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在物理空间中，买卖双方为了达成交易，必须构建出来特定的交易场景，在这一交易场景搭建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源。

与之类似，我们在分析网络社会中其他各种社会行动的便利时，所感受的费用较低，其主要来源部分不是降低交易风险和不确定性，也不是简单地降低社会行动的信息成本(这一方面因素是存在的)，最主要的仍然是搭建社会行动情境的费用大大降低。

二、社会行动的情境和被忽视的情境成本

在传统的社会理论发展脉络中，学者对待社会行动的情境的态度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将社会行动的情境/环境视为一种客观的稳定存在，或者将其视为一种心理、意识的主观建构。几乎所有的社会行动理论都认定社会行动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在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中，社会行动的基本结构应当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个当事人，即行动者”，第二部分是行动必须有一个目的，即该行动过程所指向的未来事态，第三部分是该行动必须在一种“处境”内开始(4)[美]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对于大多数结构主义者或者制度主义学者而言，社会行动的情境被视为一种背景性或者结构性的要素。在社会理论中，社会行动的自主性和社会结构的制约性构成了各种理论争论中的核心矛盾。在强调结构和制度的学者看来，社会行动尽管是发生在一定的现实场景下，但是这些场景是作为行动的结构/制度背景而存在。在解释社会现象时，这一学术阵营往往将行动的情境视为给定的不变的制度变量。例如，迪尔凯姆将制度定义为外在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外在性的强制性的集体表象(5)[法]爱弥儿·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7-19页。。从这一思路出发，社会行动的情境自然是一种先在的客观条件，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微观分解。对社会现象的解释，甚至不需要还原到社会行动的层面，而是用一种社会事实(变量)去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变量)。也正因为此，社会行动的情境往往被转化成结构因素或者背景因素，是一种给定的，相对稳定的，在时间逻辑上具有先在性的客观结构。这种客观结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一定的制约性。从而，这一阵营的学者将行动情境视为外在的、稳定的结构性条件，就会忽视行动的社会情境是如何被动态地，一点一滴地建构而成，更遑论在这情境建构的过程中，所耗费的各种资源问题。

与制度主义者不同，社会理论中的现象学社会学流派，较早提及到社会行动的情境建构问题。在加芬克尔和舒茨等学者看来，社会行动发生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人们如何对社会行动的场景进行主观层面上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社会行动意义的认定。这些社会行动情境的认定，依赖于人们的共同知识，依赖于人们对行动情境的共同理解(6)[奥]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44-272页。。托马斯更是提出了“情境定义”的概念，指出人们对社会情境如何进行定义，很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心理认定。社会行动的情境之所以具有意义，正是因为人们在主观上建构起对行动情境的认知。在这一类理论阵营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行动发生的具体情境，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主观认同密切相关。人们对行动的主观理解和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出社会行动的情境。这种建构是一种心理和意义层面上的建构，涉及到行动的情境建构的资源，也是一种文化、知识和心理层面上的资源，并没有涉及到行动情境的物理时空场景搭建和所耗费的物质资源研究。

在以上两种涉及社会行动的情境的理论脉络中，无论是将行动情境视为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外在的制约性结构，还是将行动情境视为行动者在生活中的主体性或者“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建构，都没有充分地考虑社会行动的场景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很多社会行动的情境或者场景，尤其是物理意义上的场景，并不是一种先天给定的，作为外在条件而存在的限定性背景，而是可能被行动者在实践中刻意地去搭建出来。这种物理意义或者时空意义上的后天建构，在单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难以显现出来。恰恰在由前网络时代到网络时代的转变过程中，当网络信息技术可以重新建构出以往社会经验中并未存在的新社会行动情境时，在同一类型的社会行动背后，新旧社会场景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前网络社会的社会行动场景搭建，和网络社会的社会行动场景搭建，在耗费的资源上具有显著的不同。

将社会行动的情境视为一种物理或者空间意义上的建构，其理论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开创的行动者网络(ANT)理论。在ANT理论流派中，社会结构被视为一种后天的建构。在行动主体进行行动之前，并不存在着先在的结构，结构是一种行动的产物(7)刘文旋：《从知识的建构到事实的建构——对布鲁诺·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种考察》，《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如果我们把某一种社会行动完成所必须具有的社会场景，视为行动者各方努力行动的产物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场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一个逐渐完善的生成的过程。正如戈夫曼在论述社会交往行动时，将行动者进行交往行动的社会场景比喻成舞台的前台(8)[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冯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要想完成舞台的表演，不能仅仅从在舞台的演出开始，也不是从幕后的准备开始，而是要从精心搭建和营造舞台开始。

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时空条件中，行动的社会场景是相对稳定的，是符合人们的日常预期和共有知识的，往往可以被重复利用，不会被行动者所意识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往往忽略社会行动的情境是一个需要搭建而非直接使用的过程。搭建一个社会行动的场景，主要包括对物理空间的利用，对身体到场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在建构出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用以容纳即将发生的社会互动。例如，在传统的恋爱约会行动中，约会的双方需要约定一个约会的场地，或者是公园，或者是咖啡馆之类的场所。为了实现约会，约会双方需要达到约定的场地。当约会双方到达约会的场地时，为了约会准备好情境时，即将开始的约会行动才具有开展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约会情境搭建的准备过程中，物理的场所空间往往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可以重复的利用。但是行动双方如果也需要支付一定的场地费用，例如公园门票，或者咖啡馆的消费(9)也可以利用天然的场所，这时候物理场景几乎是免费的。。这种费用实际上是包含了第三方搭建公园、咖啡馆、商场、电影院等场景的费用，可以视为对场景的一次租用。仅有场地，没有行动者同样不能构成即将进行的社会行动的情境，行动者达到特定的场景中，也需要耗费一定的资源。在传统的约会场景中，约会双方需要到达特定的物理场景，消耗身体到场的资源，包括交通工具费用和时间费用等等。

在这样的实践场景下，我们推断出在传统的社会行动情境搭建中，完整的情境搭建耗费的资源Q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给定物理场景的搭建费用W，第二部是行动主体到达物理场景的费用D。在单一一次的社会行动中，如果物理场景的搭建是反复利用的，W可能是相对稳定的物理场景搭建总费用的单次使用费用；如果物理场景的搭建是一次性的，W则是物理场景搭建的总费用；如果物理场景的是天然存在的，则W等于0。D的大小取决于行动各方达到社会行动的物理场景的时空距离，如果距离越远，则耗费的资源越多，D的取值越大。根据吉登斯的描述，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包含着一种时空扩展的过程，将原有的发生在本地化的时空场景，逐渐拓展到身体之外的远方(1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8页。。因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没有互联网新场景的情况下，人类到达社会场景的成本随着活动范围增大，是不断增大的，D越来越大。而在农业社会或者其他前现代社会的类型中，由于身体本地化的行动比例很大，D是非常小的。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以后，由于行动的场景被重新建构和定义，行动主体到达场景的成本D又一次发生变化。

除了给定物理场景搭建耗费的资源和行动主体到达场景的耗费的资源外，还有其他一些其他资源耗费的情况，并不能被简单地量化计算，但是同样对社会行动的情境搭建产生重要的作用。例如，人们对新的社会行动场景并不能马上接受，接受一种全新的行动场景可能会需要认知成本和学习成本等。在新的社会行动场景中，可能还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资源耗费，诸如进行网络远程备课的过程可能会更加复杂和耗费精力。对于这些环节，我们从资源消耗的角度，把他们统一界定为其他资源耗费E。

社会情境的搭建成本=给定物理场景的搭建成本+行动主体到达场景的成本+其他资源耗费

Q=W+D+E

这一公式表明了在理想状态下，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情境的搭建成本，更多地是从效率机制的层面考虑这一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社会行动的情境搭建成本，都是可以精确计算的。这一公式的最大意义，在于提供给我们比较传统社会行动和互联网社会行动的分析框架。

三、互联网是如何节省情境搭建成本的

在社会互动的微观层面上，我们对互动社会情境搭建所耗费的资源常常会选择性地忽视，其根本原因在于Q具有一种相对稳定性。换言之，在互联网社会情境出现之前，人们尚未意识到一些社会互动可以发生在截然不同的所谓“虚拟”社会情境之中。正是互联网所带来的新的社会情境的出现，使得Q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才使得对社会互动情境搭建所需要的资源进行考虑具有意义。

1.W成本的变化

在前互联网社会中，给定物理场景的搭建成本W，体现了人类千百年来对自然空间资源的利用和改造。如上文所述，W在一些情况下，取值为零，这时行动各方仅仅是在利用天然的空间资源，例如偶遇在某些自然空间中，进行简单的互动。而在更多的有目的或者刻意而为的社会互动中，行动者需要对自然空间进行改造。例如某一会议的召开前，行动者会选择对会场进行布置，从对会场的租赁到会议设备的准备工作，都是为了完成最后在会议上发生的社会互动。这时W的取值不为零，它表明了行动者对自然空间的改造，对社会互动所需要的基本场景的物理搭建。而在一些市场交易场景中，传统的实体商业活动中W的取值极高，它包含了一个实体的商业交易场所的搭建过程中耗费的全部资源，比如商场的建造，柜台的搭建等等。在非互联网的情境下，搭建社会互动的具体场景，在大部分情况下需要消耗真实的空间和实体的物质资源。

而互联网社会中的情境搭建，是在网络空间中展开的。网络空间虽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空间，但是在物理性质却是一个显示在显示屏(显示中介)中的模拟空间。早期人们用“虚拟”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互联网空间，就是强调其在本体论意义上与真实物理空间的差异性。网络空间的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代码在显示系统中的视觉呈现。显示系统将代码——数字信号呈现出特定的形象，这种形象往往是对现实空间的拟物化再现，使得人们可以在显示系统前感受到这样一种模拟的空间。在显示系统呈现出的空间中，社会互动情境的搭建是通过编写代码来完成。这样一种情境搭建过程同样是一种人为的过程，W同样不为零，需要耗费的资源主要是代码的创造，代码的传递和代码的解码。例如，一个网络购物平台的搭建，同样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例如租用服务器，购买设备，雇佣人力，消耗脑力劳动等等来搭建出模拟真实商城功能的网络空间。

与非互联网空间中的成本W相比，互联网空间中给定物理情境W’的节省的地方在于至少三个方面。首先，W’减少了对自然物理空间的占用和消耗。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自然空间正在经历着被资本商品化的过程，成为一种具有商业价值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地球上的有效自然空间并不是无限供给的，而是一种具有稀缺性的资源。前互联网社会的场景搭建，往往需要占用或者消耗自然物理空间，而互联网的社会场景搭建对自然物理空间的消耗较少，可以通过代码模拟出无限宽广的自然物理空间。因此，与自然物理空间中的情境搭建过程相比，互联网的情境搭建节省了空间的耗费。

第二，在传统的互动场景搭建中，除了那些对自然空间的直接利用之外，所需要耗费物质性的搭建资源，例如建设一座商业购物中心，除了人工成本以外，需要耗费真实的物质资源，包括水、各种建筑材料和能源，而搭建网络空间中的互动场景，需要耗费的物质资源较少，主要是计算机等设施所需要的电能，还有编译程序所耗费的智力劳动，节省了很多实体物理材料的使用。

第三，传统的互动场景搭建，往往是针对特定的实践互动展开，如果需要重复使用，场景却固定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上，难以移动和复制。不同的区域，需要不断地进行场景的重复搭建，耗费的时间也相对较长。而网络空间中的互动场景，主要是由代码所构成，可以大规模的进行复制和传播。网络空间的场景一旦建立，就可以不受自然物理空间限制地大量复制，后期的修改和演进也可以通过代码的更迭来完成，这就大大节省了情境搭建的成本。

从W到W’的变化，实质上就是从自然到人工模拟的变化。如果说现代性的第一次扩展过程中，人类逐渐掌握了生产人造之物，是对自然之物的第一次模仿的化，那么在互联网空间中，这种模仿演化到了极致，产生了不依赖物理材料堆砌的物体，正在逐渐替代原本的真实之物，成为鲍德里亚预言中的拟像世界。但是，从W到W’的变化，还不足以体现情境搭建的所耗费的全部资源变化。行动主体或者是身体到达情境的所耗费的资源D，同样产生了颠覆性的变革。

2.D成本的变化

在前互联网时代，当社会互动的场景尚未在网络空间中搭建完成时，人们的社会互动情境发生在真实的地理空间中。如果在指定的社会地理区域内完成一次社会互动，人们需要将身体移动到特定的地理区域，即实现一种身体的在场。在这个过程中，互动的地理空间是相对稳定的、不变的，移动的是社会成员的身体。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往往局限熟悉的村落、集市、农田等场景之中，这个时候，身体移动的范围有着天然的限度，到达日常互动地理位置的资源耗费也相对有限。随着现代化工业社会的来临，交通运输工具的迅速发展，人们社会互动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更多的远距离社会行动场景出现了，为了进入这些社会互动的情境之中，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身体需要进入到这些地理空间之中。这是一种围绕着特定地理位置的身体移动。

在身体围绕社会场景移动的模式中，人类互动范围在空间上的延伸和扩展，使得身体移动的耗费的资源逐渐增大。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尤其是在移动速度上的进步，身体移动的所需的时间逐渐减少，但是相应的是获得这些身体移动速度的所需支付的市场价格仍然是相对高昂的。

互联网中的场景搭建，实际上开创了一种新的身体和社会互动场景之间的关系——以身体为中心的场景搭建。由于人工搭建的拟真场景可以呈现在显示界面上，而显示界面最终是围绕着行动者的身体展开的。在互联网的信息互动中，身体成为新的中心，场景成为围绕者身体搭建而成的产物。在非互联网的物理空间中，社会成员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不可能出现一种围绕某个人搭建的地理场景，同时又围绕着另一个人。但是在互联网空间中，公共的社会互动场景可以同时以每一个行动者为中心。在这样一种社会互动场景的搭建过程中，身体是不需要移动的，可以处在相对稳定的中心位置。只需要围绕身体搭建出社会互动的场景即可，而且在每一个参与社会互动的成员来看，这种场景都是围绕着自己的身体来展开。在这样的互联网场景中，身体到达社会互动场景的耗费的资源D被极大的减少。在时间上，身体进入社会互动场景的时间简化为打开并登陆某种程序的时间。

在全球的金融产品交易市场、互联网购物市场、全球社交平台、远程视频会议、远程医疗诊断和医疗手术等应用中，这种新的场景的搭建都是围绕着参与互动的各方展开，并不需要行动者在身体上进入到同一个地理空间。随着身体和社会互动场景关系的变化，D成本也逐渐从交通成本转变为身体接入到特定网络情境的成本。最理想的情况下，当社会成员始终24小时在线，可以随时无缝切换互联网上的应用场景时，这时候接入互动场景的成本趋近于零。而D成本相对较高时，意味着社会成员在接入到应用场景的过程中存在着其他的中间环节和障碍。例如打开手机/电脑，进入到某种应用场景需要耗费大量的操作步骤，或者需要其他的搜寻成本或者资金投入等等。在这一意义上，未来互联网的可穿戴技术、全息投影技术和增强现实(AR)技术，实际上都试图将互联网场景与现实物理地理场景进行无缝隙的联结，围绕着行动者的身体本身搭建随时可以进入的社会互动场景，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身体进入互联网社会互动场景的成本。

互联网社会行动，相比于传统社会行动在社会情境搭建资源耗费上的优势，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社会行动情境搭建的效率机制。这一效率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互联网空间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商业化和资本化的历史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空间如同城市空间一样，被纳入到资本化和商业化的空间再生产过程之中。而新的社会行动情境在效率上带来的巨大优势，也是人们选择互联网社会行动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正如同组织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学派，提出用合法性机制来补充组织中的效率机制一样，诸如合法性机制，抑或其他的更加复杂的机制，同样可以解释社会行动的情境变迁问题。

在网络社会行动对传统社会行动替代的过程中，并不能简单地认为一切网络社会行动，相比于传统社会行动都具有效率上的优势。在大多数社会行动场景中，我们可以直观地体验到网络社会行动在时间耗费和身体投入上与传统社会行动的差异。但是，从社会行动的效果来看，很多领域中网络社会行动的达成的效果却未必与传统社会行动一致。也就是说，尽管在社会行动场景搭建的资源层面，网络社会行动可以节省资源，但是出于更加复杂的社会因素，网络社会行动未必能够一定时期内替代传统社会行动。社会情境搭建的资源耗费问题和效率机制，并不能解释所有网络社会行动和传统社会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社会行动成本的节省甚至本身就带来了社会行动效果上的差别。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制度经济学的成本考量，从更一般的社会学角度去思考网络社会行动情境搭建过程的社会意义。

四、新社会情境的演进与社会认可

从互联网兴起之前的社会情境，到网络社会中逐渐出现的新社会情境，二者在现阶段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但是，应当看到，很多传统的社会互动情境正在逐渐被网络社会情境所取代。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因素就在于，新的社会互动情境所耗费的资源——社会情境的搭建成本Q在逐渐减少，这是一种极大的效率提升。互联网的商业应用和技术发展是推动这一历史趋势的背后力量。随着互联网不断地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更多围绕行动者的网络社会情境将被搭建起来，供行动者所利用。

互联网社会互动情境的增多，也伴随着另一种现象，可以通过信息在互联网中传递来完成的社会行动种类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将行动重新编码和还原为信息的还原主义。信息化程度的程度越高，网络社会情境所占的比例自然也会不断上升。但是，各种新的社会情境的出现，同样需要获得社会各方行动者的共同认可，即获得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合法性地位。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情境成本，社会习俗、民众的习惯和心理认同等社会因素共同塑造了新的社会场景应用的进程。

在新的社会情境之外，长久以来形成的非互联网社会情境仍然会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成为社会习惯和制度中的固有的一部分，长期的存在下去。更不用说，在很多时候，传统的社会情境具有一种仪式上的作用。社会实体场景中的建筑、饰物、符号，以及其本身的无效率性都成为种种具有文化意义的历史积淀物，并不会在互联网时代简单地消失。因此，尽管新兴的互联网场景在不断地模仿并且搭建出类真实的互动情境，但是这些新的社会场景的更迭或者演进过程，不仅仅受到社会场景搭建的成本影响，也同样嵌入在历史、制度和文化之中，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变迁现象。